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社会保险法》进行现场解读并回答网民提问。胡晓义表示，《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原则包括“不能重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这样一种覆辙”，这句话立即引起网民争议。
　　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也许确实存在“福利过度”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时常捉襟见肘，并让极少数人躺在社会福利上睡大觉而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社会福利需求具有某种“刚性”，增加容易削减难。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经济萎靡不振，财政收入减少，政府意欲削减社会福利，却遭到了民众强烈反对，大规模罢工此起彼伏。
　　但这显然只是“别人的风景”，反观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福利过度”，而是公民福利水平低下、福利欠账太多、福利保障四处漏风导致民众福利贫弱，在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查统计数据可作佐证。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政策，而我们呢？很多人“生不起”、“死不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要防止“福利过度”，这无异于苦口婆心地劝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注意节食、防止“三高”，也无异于义正词严地警告一个四处流浪的乞丐不要贪污腐败、横行霸道，让人产生强烈的错位感。这个“福利过度论”对于中国实在太超前，对于中国民众实在太奢侈。
　　基于国情现状，时下的问题不是公民福利支出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而是财政收入连年“飘红”，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公民福利支出方面还显得过于小气。政府财政收入如何分配使用是一个宏大命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应当“用之于民”，而不能“用之于官”，不能用之于“三公消费”、“形象工程”以及拆了建、建了拆，更不能被揣进部门和个人腰包。中国民众的税费痛苦指数在世界上排名很靠前，但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与付出严重不相称，“国富民穷”的趋势还很明显，这样下去，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潜滋暗长。正因如此，中央提出由追求“国强”向追求“民富”转变。追求“民富”，一方面要改革初次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让民众自己更有钱；另一方面则要改革二次收入分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公民福利即将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所谓“福利过度论”恐怕有些不合时宜。
　　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和角色定位显而易见，既是公共福利政策的建言者，也是公民福利的代言者，更是公共福利政策的执行者和监管者，应该对公民福利贫弱现状有着更多、更深刻的体认，理应更多地为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鼓与呼，甚至不惜站在本部门主管工作的立场去争政策、争资金、争权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担心公民享受的福利政策太多、太优厚。如果社会保障部门都不为民众争取福利撑腰，我们还能指望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