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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思平出生在公元893年，这一年，南诏已经如一轮苍茫的夕阳，在历史的原野上，带着血色，带着苍凉，即将缓缓落下。
段思平是不幸的，一个乱世，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鲜血淋漓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场腥风血雨，也即将在他的面前慢慢铺展开，展示给他看。这些，都展示得如此毫无保留，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地残酷。
这种残酷、血腥，最主要的制造者，是南诏国君。长时间的战争，无限度地戈矛飞舞，无节制地马蹄奔腾，固然让唐朝走向夕阳芳草的尽头，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同样的，这样的战争，也让南诏国陷入绝境，陷入一片荒凉破败中，从而出现诗人笔下“村村小屋鸡狗少，处处青山豺虎多”的惨状，以至于后来，出现“民饥，食乌昧；不给，取草根木叶食之”的状况。这种状况，总是铁马秋风、烽烟连天之后的必然一幕。后来，戴复古写金人践踏南宋的情状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情形，在当日的南诏，也一定是存在着的。
这样的王朝若不覆灭，百姓如何存活？
这样的王朝如不消失，惨状将会无限制地重复上演。
于是，郑买嗣嘴角噙着一抹笑，走上历史的舞台，刀光闪闪，血色飞扬，南诏王朝，最终在一声声惨叫中倒下，化为历史深处的风景。一个新的王朝大长和国，在南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是年，为公元902年，即中原后唐的天復二年。
是年，段思平九岁。
这个九岁的孩子，和这些事情无关，但是，他又注定将接受这一系列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恶果。因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员，和其他南诏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1
郑买嗣这个人，是当年协助南诏中兴之主异牟寻回归唐朝的清平官郑回的后代。
对于他能得到南诏国君重用，《清康熙蒙化府志》里记载道：“幸臣郑买嗣，郑回之后也。得龙珠于浪穹之河头，于南诏，诏大悦，以为清平官，谓之健士。”这说的是一个神话，说郑买嗣小时，家里很穷，这个穷小子做了篾匠，一日去村边玩耍，村边有一个龙潭，里面有一条龙，盘曲游戏，伸出脑袋，吐着一颗龙珠玩耍，摇头摆尾，忘乎所以。郑买嗣见了，突然想到一个传说，如果谁能得到龙珠，就可以成仙，自己为什么不把这颗龙珠弄到手，献给南诏王？于是，他回到家，用竹篾编了一个龙头，用纸张糊着，如真龙的龙头一样。第二天，他再次来到龙潭，拿着假龙头玩着。那条龙出来了，玩着珍珠，看见另一条龙，以为有了玩伴，很高兴，就将龙珠吐出来，吐给假龙玩。这样，郑买嗣就得到了龙珠，拿着就呼呼地跑了，去了宫廷，献给南诏王隆舜。隆舜见了龙珠，高兴得嘎嘎的，就让郑买嗣做为清平官，执掌起朝政。
这当然是传说，当不得真。
史书记载，“郑买嗣者，郑回之后，世为清平官，及买嗣执政”，郑家在郑回那一代起，就已经是南诏的清平官，从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的，世袭制，根本没有做过穷家小子，也没做过篾匠。
郑买嗣推翻南诏政权，说实话，对南诏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否则，南诏对中原的进攻，大概还会断断续续地出现，还会不时地发生。那样的话，南诏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了。再说了，南诏的国君，到了后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差，有的国君喋血好战，仿佛不发动战争，就难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似的，以至于南诏男儿，战死沙场，南诏女人，劳作田野，白天捕鱼，或者耕地，晚上纺线舂米，以至于诗人多少年后仍感叹道：“辛苦夷人妇，鱼篮各在腰。纺丝还夜夜，舂米亦朝朝。”也有的国君，“多嬖幸，淹留鄯阐，纵杀戮，失下人心”。此时，郑买嗣利用手里的权力，将这样王朝推翻，显然是一种进步，是为南诏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嗜血的一面。
如果说，杀死南诏国君，是为了夺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杀蒙氏宗族八百六十二口于五华楼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甚至小孩也不放过，更是有违人性。据说，事后，他也感到很是不安，夜夜做噩梦，因此“自思罪孽深重，遂铸佛万尊，以赎前愆”，铸佛赎罪。
他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安慰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其他臣民看的，表示自己的反省。
在此基础上，他长袍大袖，玉带围腰，登基建国，国号大长和，“追尊郑回为高祖”。此时距离郑回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已经经过了六代，郑买嗣仍将自己的祖先搬出来，说明郑回当日不但阁罗凤“甚爱重之，更名‘蛮利’”，在南诏百姓间也有着崇高的威望，赢得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爱戴。否则，郑买嗣不会这样做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郑回力促南诏归附大唐，赢得和平和安宁的功劳，仍深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这，更可以看出，南诏百姓是渴望安宁，渴望和平，渴望一种“络臂银丝钏，缠头白帨巾。纷纷趁街子，卖酒坐藤轮”的和谐生活的。南诏将赶集称为“街子”，大家到了赶集日子，或臂上套着银镯，或头上缠着白巾，有的卖着木耳、波罗蜜瓜，还有的卖酒，叫嚷之声，充满喜气。
这也可以看出，南诏当日的好战，是和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郑买嗣之所以能成功，是顺应民心的。
还有一事，也能凸显出南诏后期失尽民心。郑买嗣在弑杀南诏国君的时候，朝廷大臣都瞪着眼睛，咬着手指，没有发出一声反对声，也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其南诏重臣名帅又丧亡殆尽，以故莫有言其非者”。也就是说，那些与郑买嗣可以抗衡的名将，或者重臣，几乎都在疆场上战死，化为了一抔黄土，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了。譬如在蒙世隆攻打交趾时，部下名将被大唐连连斩杀，高骈带着大军，旗帜招展，“斩酋迁、脆些、诺眉，上首三万级，安南平”。到了隆舜的时候，唐朝在高骈建议下，一次性斩杀南诏名臣赵隆眉、杨奇鲲等人。这些都是南诏的柱石大臣，二十年间，一一丧生。
这，毫无疑问，是和南诏君主的好战有着直接关系的。
这，也从另一方面可见，是南诏国君，将他们的国家毁灭的，也将其基业摧毁了的。 另外，从大臣们面对南诏国君被杀，以及整个南诏国君家族被杀，都默无一言可见，当时的南诏国君，因为好战，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失尽人心。如果当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拦挡一下，郑买嗣也可能不会如此喋血的，可能会停下手中的刀的。就拿蒙隆舜来说吧，他是被郑买嗣指使宦官杨登给杀死的。事情过后，杨登安然无事，继续逍遥着。这时，反而是滇东三十七部看不过去了，提出抗议，如果再任弑君之贼逍遥法外，我们就勤王了。郑买嗣无法，这才杀掉杨登的，“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问罪，买嗣懼，诛杨登以塞众口”。
郑买嗣能够成功，还因为他有一个有力的盟友，这人就是高赞。
《滇史》记载，“买嗣篡夺，高氏实赞成之”，这个高氏，就是高赞。后来在乱世里走出来，力挺段思平起兵的高方，就是他的后人。高氏为西洱河蛮大姓之一，是九隆族后裔，其势力是相当大的。高赞给予郑买嗣支持，让郑买嗣的腰杆顿时硬了起来，胆子更大了。后来，段思平起兵，因为得到高方的支持，也顿时底气十足。
高家在南诏，以及后来历朝，都成为了政治上的不倒翁，也与其势力有关。
云南一角每一个王朝建立，都绕不过高家。
也因为这样，大长和国建立后，郑买嗣对高赞很是感激，“欲崇报其功，乃以蒙诏抚运大碑改刻高公辅政之碑”，这样的做法，不只是褒扬，其间也透出一份巴结和讨好，郑买嗣竟然将高赞的功劳，镌刻在石碑上，竖在宫门外边。到了后来，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高方心存故国，也就是大长和，受到杨干贞的极度猜疑。杨干贞大杀群臣，可是，对于和自己有着深层隔阂的高方，仍听之任之，不敢下手，甚至还让其掌管善居一带的军政大权，也是由于高氏的势力，让他有所顾忌。
高家相比于段家，权势基础更牢固与雄厚。
赢得高氏支持，事情的成功系数大增。
郑买嗣离不开高家，杨干贞不敢得罪高家，段思平后来也离不开高家。
2
郑买嗣这个人，除了手段毒辣之外，其他方面看来还是很不错的，甚至很突出的。
有史家说，他继续保持着南诏的制度，以史书的话说，“一依蒙诏之旧”，一切都沿袭南诏旧的做法，没有更新，毫无改变。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客观性，带着一定的偏见的。郑买嗣在位八年，八年的时间里，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友好和平的关系，未放一矢一镞。
就在郑买嗣夺位的公元902年，中原乱局，犹如鼎沸，无有一刻平息。是年，朱温和李茂贞大战，关中一带，成为战场，京畿左近，烽烟迭起，朱温一战，杀李茂贞部下万人，“擒其将校数百人”；再战“杀戮蹂践，不知其数”。
蜀地，王建和凤翔军也展开大战，号角声响彻西南。
公元903年，朱温“与王师范战于临朐”，王师范大败，被杀死万余人。
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为绝后路，一把火将长安城化为灰烬。昭宗迁都洛阳，是年八月，“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河东晋王李克用听了，打着为唐帝复仇的旗号，向朱温发起进攻。从此，两国千里厮杀，日日无停，战死者动辄以万计。
公元907年，朱温废黜唐哀帝，建国称帝，是为梁国。朱温为梁太祖。
战争，仍在继续，鼙鼓之声，无日不响。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保持对朱温的敌对态度，公元908年，在潞州一战中，大败梁军。梁军“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洎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朱温一路败逃一路长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为了避免士兵逃走，朱温命令在士兵脸上刻字，以作标记。
公元910年，也就是郑买嗣离世的那一年，李存勖和朱温在柏乡一战，其惨烈程度，简直如诗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所说。是战，李存勖亲统晋军，披甲冲锋，梁军更是精锐尽出，“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两军战至上午，梁军支持不住，开始败退，“弃铠投仗之声，震动天地，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杀戮殆尽。自阵至柏乡数十里，僵尸枕籍，败旗折戟，所在蔽地”。战斗结束，晋军打扫战场，登记战功，“是役也，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辎车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
中原，由于分裂引发的战争，已经耗尽民力、财力、军力。
蜀地，蜀王王建，也在和邻近藩镇李茂贞无日不战，无日不处于厮杀中。
如果郑买嗣如蒙世隆一样，那么，此时正是他趁隙进军中原的好时候。可是，他一直对自己的力量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南诏亡国做为自己的鉴戒，八年中，从未出兵入蜀，或者从邕州出击，进攻岭南。
这八年，中原正处于“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的杀伐中，铁血遍野，哀号入云。在南诏，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篡位，使得百姓处于一片宁静中，一片平和中。这，是南诏国君的不幸，是南诏百姓的幸运。
有史家說，这段时间，郑买嗣对中原朝廷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
此时的固守，是极为明智之举。这种明智，打个比喻，就如一个人遭受毒蛇啮臂，中了剧毒。惊慌无策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毒气蔓延攻心，最后死去。聪明的人会马上找一根绳子，将中毒的地方紧紧勒住，避免毒气蔓延。郑买嗣就属于后者，他筑关固守，设卡派兵，从而避免烽烟弥漫，扩散到大长和国，从而保住了一隅平静，使得这儿没有遭受战争的侵害，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至于无军事行动，更为明智。当时的蜀地国君是王建，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善于将将，善于将兵，更善于治国。史家赞美王建，“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
此时，郑买嗣去进攻，显然是向刀刃上撞，只会如南诏君主那般，撞得头破血流。
其实，郑买嗣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想到去进攻蜀地，进军中原。
史家过去最重视君臣之分的，但是，对于王建撇开中原正统王朝，建立蜀国，很豁达地道，“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至于原因，是因为他保境安民，在位期间，“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他不出兵中原，不为国君之位，如朱温、李克用那样“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死战。因此，他是属于大仁大义的。 这点，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的话，放在郑买嗣身上，也是很恰当的。
到今天，有些人依然沿用古代人的观点去看待郑买嗣，觉得他做为一个臣子，杀掉南诏国君，夺取南诏君位，就有乱臣贼子的嫌疑，就应当受到批评。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如果，时光能够穿越的话，将蒙世隆放在郑买嗣所在的时间段里，想想，南诏还会是一片和平，一片安宁吗？这儿的百姓，还是“卉裳缠胫窄，藤笠葢头圆。日日清江浴，生儿不记年”那样清闲，那样安宁吗？还是“文锦腰间带，黄金顶上丝。浣纱如越女，解水似吴儿”那样随意，那样舒适吗？我想一定不会的，一定又是整队出发，走向沙场，从而和中原此时一样混乱吧。
至于史书说他“纵杀戮，失人心，三世而亡”，是指他在弑杀南诏国君后，又杀死南诏皇族八百多人，这点，确实很嗜血，很疯狂，和朱温大杀唐室大臣和皇族能够相提并论的。除此之外，他并未对大臣动手，并未对政敌动手。
这点，和中原帝王相比，他还是有所收敛的。
对中原采取和平的态度，是郑买嗣开创的，不是后来的段思平。这点，历史应该记住。
3
郑买嗣死了，他死时是公元910年，死在一片平和之中。说到这儿，我要特别强调一句，郑买嗣的死，史书很少记载到具体哪一年，只记载了他儿子郑仁旻登基的时间，是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于是，很多书籍就想当然地认为郑买嗣死于开平三年，即公元909年。作者大概想，他儿子登基在公元910年嘛，他当然死在公元909年了。后来大理很多国君的死亡年限，也都是按此法推算的。这显然不合乎生活逻辑：难道说，这儿的每个国君死，都恰好在腊月三十晚上寅时吗？否则，为什么不会是郑买嗣在公元910年死，郑仁旻也在公元910年登基的呢？这种可能性比腊月三十晚上十二点整死的可能性，不知要大多少倍。
公元910年，段思平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人了。他应当感激郑买嗣，如果不是郑买嗣保持着八年的和平时间，他已经和南诏当年的男儿一样，披上盔甲，拿着武器上了战场。南诏后期，由于战士大量死亡，因此，征兵年限已经下滑到了十五岁。段思平人很机灵、稳重，身体也很棒，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在战场上可能已经摸爬滚打两年了。
古诗说，“将军百战死”，沙场，是士兵喋血的地方，是壮士生死交关的地方。战场上，刀枪是不长眼的，当时，段思平如果真的走上战场，谁能保证这位大理开国之君会囫囵着回来，毫发无损。那样一来，后来的历史该怎么书写，真的属于未知之数了。
他和弟弟段思良此时虽然贫穷，但是生活得无忧无虑，在青青的草地上放着牛，唱着山歌，那样的日子，估计还是很惬意很爽快的。
郑买嗣死后，儿子郑仁旻登基，这年，他二十二岁。
四年中，郑仁旻一直遵守着郑买嗣的制度，坐在帝位上，安心治国。闲暇的时候，观看着歌舞，听着音乐，做着一个守成之君应该做的事，也尽着一个守成之君应尽的义务。
公元914年，他决定有所行动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凸显一下个人身手，也彰显一下大理的武功。他的出兵，有个人好大喜功的原因，也有其他大臣怂恿的结果，“郑昱因中原多故，谋臣献计，遂谓川蜀可图”，于是，他派出大军，开始进攻蜀地。他认为，就他目前的兵力，对付王建的蜀国，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大长和国的军队盔甲如雪，戈矛闪亮，过了大渡河，开始进攻黎州。这个地方，也是过去南诏进攻大唐的必经之地。当年的蒙世隆，兵指成都的时候，在这儿曾经和唐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反复较量过。现在，郑仁旻的大军又来了，长刀出鞘，准备一试锋芒。
他不知前蜀兵锋如何，因此，这次出征吃了大亏。
前蜀的兵锋十分锐利，几乎如新磨之剑。
王建初起的時候，麾下只有一千人马，称为“一都”。后来，他随着唐僖宗逃亡四川，“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王建仗着八千人，一路攻城夺地，慢慢壮大起来，最后竟然盔甲连绵，和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开始对阵。陈敬瑄也没把王建放在眼中，令箭一扔，“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让陈敬瑄目瞪口呆。朝廷知道后，也目瞪口呆，可已经无法对付这支队伍了，于是，划出一块地方，包括蜀地的邛、蜀、黎、雅四郡，为永平军，赐封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王建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做大，最终占有两川，随后又攻下夔、施、忠、万四州，“又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
孔明曾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得到这儿，可以与天下抗衡。刘备也就是得到这片土地，才建国称帝，窥伺中原的。
王建现在占有了此地，他勤于治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慎，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因此，国势很强。
王建起兵时是骑将出身，擅长马战，更知道战马在沙场上的作用。因此，占领两川后，他大量购入马匹。吐蕃战马，劲健无匹，奔驰如风。当年，吐蕃正是仗着骑兵快捷，无可阻挡，曾大败唐军，攻入长安，让唐朝皇帝流浪凤翔的。王建在文州、黎州、雅州、茂州开设马市，和吐蕃人进行马匹交易，从而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在战场上如旋风一般，来去横扫，少有对手。
从881年，王建任“忠武军卒，稍迁队将”后，到前蜀建国，前后二十多年里，他的军队从南方，一直打到西南蜀地，在战场上来去如飞，如从未生锈的战刀，光亮耀眼，熠熠生辉。而他麾下的将军，也都是从生死场中打拼过来的，一个个称得上百战名将。
这些，都是不可小觑的，因此，连当时中原皇帝朱温，都称其为兄。
对于当日南诏的国君，王建就没太重视，因此，当唐昭宗准备下诏，和南诏进行谈判的时候，王建就非常英武地拦阻道：“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告诉皇帝，南诏王朝，有我王建在这儿守着，你不用担心。
几十年后，面对着大长和国的进攻，王建显然更是成竹在胸了。 而且，此时的大长和国，和前蜀相比较，有很多短板，是不适宜于进行战争的，更何况是侵略战争。
首先，它的内部力量不统一。
郑买嗣在位八年，加上郑仁旻的四年，大长和国建立时间不到十二年。十二年时间，它的内部力量还没有完全整合好，矛盾还没有充分消化，尤其是南诏遗留势力还存在着，对大长和的力量有所抵消。郑仁旻得时时提防着其卷土重来，将自己推下帝座。
其次，军队缺乏名将统帅。南诏的时候，“重臣名帅又丧亡殆尽”。大长和时期，又一直处于和平时期，人们耕作之余，享受着一种“竹壶倾白酒，草阁坐青山”的悠闲生活。这样固然是一种幸运，但也有缺憾，就是难以锻打出名将，难以锻打出精兵。因此，后来大长和出军，还未作战，主将就臭招连连，不待行家细审，即是外行一看地图，都知道带兵将军缺乏军事知识，也就造成时下一句流行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另外，道义上也处于下风。
这次出兵，毫无疑问，是大长和在进攻前蜀，是属于侵略行为。士兵们嘴里不说，内心一定不满，自己在家里好好過着日子，念着佛经，敲着木鱼，干嘛要去进攻别的地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而做为前蜀的士兵，则是出于保家卫国，自然会同仇敌忾，奋勇向前的。
总之，大长和还没有出兵，已经呈现着劣势。待到战鼓敲响，自然是损兵折将，纷纷败逃。前蜀军队，一路攻城夺地，锋芒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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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和这次出兵，也不是全部处于劣势，没有丝毫的优势。大长和国的优势，是有间谍帮助。间谍运用得当，在一场战争中，常常会扭转战局，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因此，早在竹简时代，孙子兵法就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大长和国准备依靠间谍，一战取得成功，从而震撼中原，取得胜利。
郑仁旻依靠的间谍，不是一个，竟然是三个。这三个大间谍，不是郑仁旻在位的时候安插的，是当年南诏特意安插在唐朝内部的。三个间谍，分别是“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竟然是部落首领。这三人表面上投靠唐朝，受封赏为王，“号金堡三王”，可是，暗地里却是南诏间谍，平时给南诏王送信、带路，什么都干。这三位估计忘记了，间谍工作，最紧要的是保密性。可是，他们竟然大摇大摆地当间谍，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去领取南诏的赏金，一点儿也不知隐瞒。因此，唐朝当时在蜀地的节度使，都非常清楚，可是，“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这些节度使知道三人是间谍，不敢过问，怕他们反水，对自己挥动刀枪。这些节度使，也真够文弱的，真够书呆子了。
这三个间谍呢，就这样继续逍遥着，过着泄露机密领取赏金的生活。
到了大长和国建立，大长和国接受了南诏的老班底，三个间谍当然也顺带着被继承下来。在郑买嗣当政的时候，没有战争，没有烽烟，三人感到很寂寞，很乏味。现在好了，郑仁旻执政，准备发动对前蜀的战争，三位间谍又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十分高兴，开始积极侦查情况，递送情报，忙得不亦乐乎。
过去的大唐官员不敢管他们，现在的王建也仿佛不知道这事。
王建是什么人？能不知道这事吗？
几十年的金戈铁马，这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在刀头舔血的生活中，竟然深通兵法，深知反间的妙处，“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故意装出不知道着三人的情况，如当年赤壁之战中周瑜利用曹操的间谍蔡和一样，也借用这三个间谍，将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报告给大长和国。然后，自己积极行动，做好准备，等待着大长和兵打过大渡河，一决高低。
大渡河是天堑，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渡过的，江面上只有一桥可过。
大长和军发起偷袭，大军十分顺利地过了桥，开始进攻黎州，并向前顺利延伸。如果是内行指挥，进攻黎州的时候，得分出三支军队：一支攻打城池，做为主力；一支修筑壁垒，阻击前蜀的援军；另一支驻扎在大渡河桥头，时时防备着。尤其大渡河桥头，为全军命脉所系，不可轻视。
可是，从后面的失败来看，大长和的统帅，显然没有这样做，一门心思攻城夺地，摆的是一字长蛇。
王建听到前方报告，开始整军派将，“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王宗范是王建的儿子，善战，勇敢，骁勇无匹。王宗播是王建的义子。唐末藩镇喜欢收一些能征善战之士做自己干儿子，以便于为自己效命疆场，争夺天下。王宗播“忠勇廉厚，有良将才”，很得王建重视。王宗寿和王建是同乡同姓，自小穷困潦倒，跟着王建奔驰在马背硝烟里，战功卓著，王建很喜爱，也顺势收其为义子。
三位将军接受任务，马上号角一声，盔甲铿锵，带兵出发了。
三人没有分开，否则力量分散，不宜败敌。他们带着军队，如一把百炼刀，一路抢关夺隘，厮杀向前，首先“败之于潘仓嶂”，将大长和军在潘仓嶂打败。此战可能很激烈，两军健儿，铁血相争，最终，前蜀“斩其酋长赵嵯政等”。也因此，有人说赵嵯政是统帅，显然是猜测的。从后面大长和军的阻击来看，猜测有误，因为大长和军仍强悍不退，可见统帅还在，兵心未乱。大长和军在潘仓嶂潮水一般败退下来。前蜀军队乘胜跟进，接着，在山口城这个地方，再次击败大长和军队。大长和军队也是很坚韧的，仍一直抵抗着。战争进行到十二月，正是飞雪飘飘的季节，天地一片洁白，前蜀军队踏雪而进。一鼓作气，“破其武侯岭十三寨”，随后大踏步跟进到了大渡河。
在这儿，大长和军队陷入绝地，后有追兵，前有大江。
这样的处境，在兵法上有好处也有坏处。当年的韩信，在攻打赵军的时候，就是将军队故意放在江边，让其无处可退，陷入绝境。士兵们无法，唯有拼死反击，大败赵军，斩杀赵军主帅，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处于这样的地方，坏处更大，一旦战败，全军覆灭，匹马难归。近千年后，石达开带着太平军来到大渡河边，失败之后，全军覆没，一人也没有逃出，自己也被活捉，最终磔杀。 大长和军队处于绝境，回过身来，拼死反抗。
前蜀军队一路胜利，士气旺盛，也横扫而来。
厮杀越激烈，失败的一方就败得格外惨烈，这一战，大长和军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将军统帅，再次大败，被“俘斩数万级”。这不是最痛心的。最为痛心的是，大长和军就没有很好地防守大桥，甚至没有很好地看护修理大桥，以至于最为紧要的时候，“桥绝”，桥身断了。大家都纷纷坠入河中。河边没有上桥的，无奈之下，只有徒手渡河。大渡河是能徒手横渡的吗？水流湍急，水深浪高，一个个士兵下水，几个浪头，就不见了影子，以至于“溺死者数万人”。
河这边没来得及渡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侥幸过河的士兵，站在河沿上，回头一看惊呆了。天啊，前蜀军队还不算完，竟然派出工程兵，扛着木料，抬着木板，喊着号子，准备在大渡河上搭一座桥。干嘛？看来不只是要将大长和军队打败，还要过河，来一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争。幸亏王建只想防守疆土，不想将战争扩大化，因此，传来圣旨，让军队赶快回撤，不要过河。
战事，以王建的宽让，最后得以结束。
史官夸王建，说他“负骁雄之姿，奋不世出之略”，指挥大军，刀光如电，锋利无匹，“北问罪于岐、陇，南御侮于长和，功綦茂矣”， 岐、陇指的是藩镇李茂贞，长和就是大长和军队。这说法还是较为合乎历史的。
战争结束，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王建给那三个间谍发了请柬。三个间谍很高兴，以为王建胜出，将要赏赐他们什么东西呢，就骑着马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们进入成都，到了王建的皇宫刚刚坐下，茶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王建一声令下，将三个人抓住，用绳子捆绑起来。三人大惊，大叫没罪。王建冷哼了一声，“数以漏泄军谋”，将他们泄露军队内情的事情，一一揭露出来，三个人傻了眼，一言不发。王建一声令下，将三人推到成都街市，刀光一闪，执行军法。至于他们的金堡，派军队直接捣毁，不复存在。
郑仁旻在羊苴咩城里等着胜利的消息，当听说大长和军大败后，惊得目瞪口呆。
接着，他的三个间谍被斩的消息传来，他再次惊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前蜀这次没有过河报仇，算是大度的，否则，不知战争将会进行到什么时候，也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还算一个较为清醒的人，没有头脑一热，破釜沉舟，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而是吃亏之后，一声长叹，马上结束战争。
这年，段思平二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至于他此时从军没有，参与征战没有，没有文字记载，不好妄猜。不过，就我个人估计，或许没有，否则，大渡河是那样好横渡的？
5
这次战争，让郑仁旻有所惊醒，能够很好地面对实际，开始了自己执政后期的和平之旅。
他想，算了，还是和好吧。
他反复思考后，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蜀国，表示自己的和好之意。选谁呢？显然，郑仁旻是动了脑筋的。他深入地研究了王建的为人，此人虽无文化，是个大老粗，但是很重视翰墨，很喜欢文士，“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由于王建广泛吸纳文士，重视文化，因此，这儿有濡笔蘸墨，写下《秦妇吟》的韦庄，一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小词，更是传遍北国江南，倾倒天下文士；有老和尚贯休，锡杖袈裟，走遍千山，也踏遍文坛，小诗随口而出，如陌上花开，山涧燕鸣，清新可喜，如“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更是传遍文坛。
郑仁旻想，自己也要派一个文人去，让前蜀的大臣们看看，虽然打仗我们败了，可是，如果在一方宣纸上，用一支笔歌吟诗词，比试文采，我们大长和国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甚至还在你们之上。
这次出使的人，是大长和国的布燮，名叫段义宗。
段义宗这人“雅善词章”，歌咏诗词，抒发情致，是一个高手。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选的时间有点问题，不是在王建时代。王建在公元918年死了。辅佐王建建立前蜀，“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的韦庄，也已经死了。此时，前蜀的国君是王建的儿子王衍。
说到王衍，我就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祭拜刘备的祠庙时，曾写诗一首《蜀先主庙》，其中道：“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歌说，刘备是雄略之人，带着部下征战蜀地，开一代帝业。其慷慨悲歌之气，千年犹存，不会消散。他提拔的丞相孔明，鞠躬尽瘁，也是一代人杰。只是，刘备生的儿子太无用，从而国家灭亡，宫女被带到洛阳，歌舞音乐，凄凉缠绵。
这诗用在王建身上，也是很贴切的。
王建和刘备一般，也显得勇武坚毅，恢弘大气。只是，他的儿子王衍比刘禅还差劲，还无能。刘禅这人除了懦弱外，没其他毛病。王衍就不一样了，一身的毛病。史家谈到他，都用不屑的语气道：“王衍，呆童耳！”说他就是一个傻子，一个脑子不够用的家伙。更有人说，“衍既冲呆，军国之政，咸委于人”。他不但惰政，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好酒色，乐游戏”，喜好美色，专门游玩。
这样的人，如果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缺点，也还差不多。偏偏这样的人都有一个破毛病，认不清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是天下第一。
王衍继位，郑仁旻就马上派出段义宗出使。有人说，他这样踏着时间点来，目的就是趁这个空，来祝贺王衍登基，拉近两国关系的。
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遇见了一个“呆童”，这就难为了使者段义宗。
大长和国和前蜀并非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这次派出使者，也仅仅是为了表达和好之意的。可是，王衍却错误地认为，一定是自己德能无匹，才能出众，名扬天下，因此万国来朝呢。于是要求，段義宗必须行属国臣子的礼节。如果王衍身边有一个懂得事理的清楚明白人，事情也好办，偏偏昏君的身边，一般都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卑鄙之人。史书记载，“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一次，嘉王王宗寿实在看不下去了，流着泪劝王衍以国事为重，别荒废政事。谁知旁边的狎客插科打诨道：“嘉王酒悲尔！”派人将王宗寿拉走了。 这些人对国君哥哥尚且如此，对他人自然也是如此。有使者来，都巴结着，说我们的皇帝果然英明，果然了不起，刚登基，大长和国就来要求内附了。
段义宗急了，自己是来道贺的，不是臣服的。可是，这样一群浑浑噩噩的人，谁听这些？“义宗不欲朝拜，削发为僧”，段义宗不是不想朝见王衍，而是不愿行属国臣子的礼节，于是，就将头发剃掉，做了和尚，“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他想，自己一个方外之人，袈裟光头，该不用行礼了吧？可是，不行，王衍的那些弄臣，如何能放弃这样巴结国君的机会，都紛纷上奏王衍，“僧自有膜拜之法，宜令下拜”。面对这些人，讲不清理，也难以讲理，于是，段义宗委委屈屈地“遂行属国礼焉”。
出使结束，按说，该让段义宗回去了吧。不，王衍竟然将段义宗扣留了下来。段义宗为了不做前蜀的官，干脆就做了和尚，每天没事，就衲衣飘飞，行走在古寺大庙间，和一些诗僧来往，或品茶，或谈佛，或吟诗。这个使者，史书说，“于是失节焉”，客观地说，他是没有失节的，甚至在坚守着自己的臣节。他在前蜀，出使任务没有完成，可诗名却大盛，一支竹管笔，指点江山，抒情表意，十分流畅，感情饱满，“有《咏大慈寺芍药》《三学院经楼》及《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诸诗，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以至于前蜀的国师常莹、辨广、光业等人，和他“朝朝酬酢偈语，颇为所屈”，很是佩服。
在诗词里，他歌颂“繁蕊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的芍药，与月光同色，有暗香袭人；他歌吟“玉排复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的经楼，金银交错，雕花镂纹。他的《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诗》道：“稽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浑不谢。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一饮一顾独自醉，无人为尔下梁尘。”诗句长短变换，如珠落玉盘，露倾荷叶，有断金碎玉之声，悦耳清心。
他的《思乡》诗云：“塞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此诗自然如白居易，流畅如柳宗元，有着一种山居在野，折柳灞桥的意韵。
那，是他思念故国的声音，是一个游子良心发出的声音。关山万里，故乡何处？门前花落如雨，陌上柳丝飘飞。疏朗凄寒的意境里，深深地包容着游子思乡之情，饱含着漂泊异地遥望故园的情怀。
思乡，成为他诗歌的主题，诗歌的筋骨。
他歌咏：“羲和鞭挞金乌疾，俗网无由肯驻留。”时光流失，如水消散，自己不想驻留他地，只想青衫一袭，回归故园，西窗听雨，陌上看花。
他歌咏：“共恨尘芳非法侣，掉鞭归去夕阳中。”形单影只，没有知己，他只想在夕阳里，挥鞭而去，走向故乡的山水深处，倾听故乡山歌阵阵，倾听故乡月下的木叶声。
他最后去了哪儿？回去了吗，走向了遥远的故乡了吗？不知道。
有史书说，他由于思念故乡，惹怒了王衍。王衍给了他一杯毒酒，毒死了他。这个结局，估计是史家猜测的，闲来无事，在西窗雨声里援笔杜撰出来。王衍是昏庸，是糊涂，可他又是一个文采飞扬的昏君，甚至一代文宗欧阳修都不得不承认，王衍“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他写的《醉妆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 莫厌金杯酒”，虽为靡靡之音，可形象地写出了女孩醉后娇媚如柳的情态，抓写人物神情，是十分精妙的，也是十分精工的。
自古文人相惜，文墨相亲，估计王衍不会如此做吧。
再者，王衍糊涂，但并不残暴，也不会对一个思乡的人下手的吧。
思念故乡，思念自己的家园，思念乡村的亲人，是人之常情，能有什么罪啊？
但愿史书记载的都是想当然，但愿他能回归故国，徜徉在故国的山水柳色里，不至于在异地漂泊流浪，对月落泪。读着他的《思乡》，无来由的，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僧人，衲衣飘飘，乱须飘飘，无声地站在落花如雨中，站在无边的清风里，望着远处。远处，夕阳西下，万山暮霭如纱，一直延伸到天边。此时，我的心里，竟然产生难以言说的忧伤。
那一年，郑仁旻真的不该让段义宗出使，走向遥远的前蜀，走向夕阳天边，从而，让一个诗人如此悲哀，让一个游子如此痛苦不堪。
6
显然，段义宗是真的没有回去，留在了遥远的蜀地，做了异地游子。因为，郑仁旻在前蜀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只有寻找另一条出路，和周边的国家结交，以改变自己的孤立局面，突出重围。
这个国家，就是当时的南汉。
大长和国当时和中原联系，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黎州：过大渡河，到黎州，再风尘仆仆去成都，和前蜀结交。另一个地方，就是邕州，在这儿可去岭南。岭南，此时属于南汉。南汉是唐末藩镇独立出来的，占据着现在的广东、广西两省，以及越南的北部，力量不大，但也不小。其开国之君名刘 ，在位之时，打破中原国君重视武将的做法，很是重视文人，“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将一些漂流岭南的文人，如客人一样供养起来，使得南汉的政权较为稳定，没有烽烟遮天的境况，没有鼙鼓如雷的情景。对外，南汉也很少出兵他国，与邻国相处，“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弧敌兵，行李往来，常勤聘问，区区岭外，晏然小安”。南汉不只是对邻国如此，对远处的国家也是这样，“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互通使节，从不断绝。也因此，南汉建国之后，国虽不大，可势力不小，“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境无恐”，以至于明朝末年，大文人王夫之谈到刘 时，仍禁不住赞叹道：“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执掌岭南，称帝登基，高筑关隘，避免中原硝烟，飘散到这一方，算是有功于民的。
总之，此时的南汉，一派和乐融融，春风和煦。
这儿文化昌盛，文墨飞舞。文人雅士，秀口一吐就是一篇文章，笔墨流散就是一首诗词。中原此时，各国之间，都忙于马蹄奔腾，刀枪并举，争雄夺地，早已忘记了文化，忘记了翰墨，更忘记了科举。可是，南汉却按照隋唐常例，科举取士，“岁以为常”。届时，一个个读书人，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借一帆风，长衫飘飘，来到广州，参加科考。 这儿靠近海边，广州本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唐朝时，就属于海上丝路的起点。此时，由于刘 提倡，“笼海商得法”，一个个远处的商人，都借着大海船，带着琉璃、胡桃、香料等货物，来到这儿。这儿的商人，也用船运了丝绸、瓷器、茶叶，走向远处。
和南汉交往，郑仁旻显然也做了一番充分的准备，由于南汉文人荟萃，所以派去的仍是一个文化人。
这个文化人，就是他的弟弟郑昭淳。郑昭淳这次去，受到了南汉的热情接待，南汉宫廷大摆宴席。古代喝酒，酒宴上大家是要诗歌唱和的。举一个例子吧，刘禹锡被贬到远处，做了二十三年的刺史，回来之后，满面憔悴，须发苍苍。白居易特意摆上一桌酒席欢迎。欢迎就欢迎吧，还要吟诗。白居易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的诗，以惯有的直白自然，表达了对刘禹锡的同情，对方虽诗才无敌，品行如莲，可命不如人，实在可叹。主人敲着盘子，吟完了诗歌，接着是客人的。刘禹锡一口喝干杯中酒，拿起笔，蘸了墨，一挥而就，一首名诗就出现在大家眼前，“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此诗字句沉雄浑厚，如铁戈击盾，昂首高歌，毫无悲戚，一扫贬谪凄苦之意。也因此，此诗夺冠，让满桌文人击节赞叹，称赏不已。
这叫什么？这就叫文雅，叫典雅，叫文化风韵。过去，受到过文字熏陶的人，这种气韵是少不了的。有时，一句既出，满座皆惊。当年，王勃在滕王阁，就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让所有文人折腰的。
这次，刘 在宴席上，就是要在诗歌上露一手，让郑昭淳看看，我们南汉可是一个词句一吐平平仄仄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
刘 这人，治国有一套，但毛病也多，其中一条就是爱显摆，爱表现。每次有商人来，他都将这些商人带入自己宫中，然后，把自己的宝贝摆出来，让对方看得眼花缭乱，他则从中获得满足感，得意得嘎嘎大笑。当然，他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吸引外商，来南汉做生意。他以此向这些人表示，别担心，我国有的是金银珠玉，不会少你钱的。
这次在酒会上吟诗，则是纯粹在显摆自己的文化教育了。
他没想到，吟诗竟然是郑昭淳的强项，“昭淳好学，有文辞”，再加之大长和国语音中“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这些反而很合乎诗歌的吟诵歌唱，合乎高低平仄。也因此，这次吟诗比赛，“南汉主刘 与之游宴赋诗， 及群臣皆不能逮”，他当然比不上，谁知他手下那么多文士，竟然也败了。这下，大家都瞪大眼睛，有点傻住，再也不敢小看他们眼中的“南蛮”了。这个“南蛮”显然比他们更有文化，更文雅，更具书卷气。
郑昭淳几首诗歌，摆平一切，获得南汉国君臣尊敬。
他这次来，当然不是赛诗的，千里迢迢，鞍马劳顿，怎么可能？
他来，特意送上“朱鬃白马”，是来为他哥哥郑仁旻求婚的。
刘 这人呢，显然不像王衍那样糊涂，将对方当做属国来对待，他一直很平易，保持着平等友好的情态。不过，心里一定想，将我们刘家的女儿嫁给你们大长和，怎么可能？我们可是文明昌盛之国，是翰墨流芳之地。现在，诗歌一吟，刘 的态度马上改了，这样文质彬彬的诗人，他的哥哥估计也文质彬彬的吧，他的国家一定也文风流溢、触目皆春了。好吧，和亲的事情嘛，好商量。
最后，刘 点着头答应了郑仁旻求婚的事情，“遂以兄刘隐女增城公主妻仁旻”，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郑仁旻。
郑昭淳满脸阳光地骑上马，长长一揖，带着娶亲队伍，马蹄嗒嗒，一直走向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滇地，走向羊苴咩城。他这次出使，不但完成了任务，也扬了自己诗名，还让岭南士子狠狠见识了一下大长和的文采风流。
段义宗和郑昭淳，都是满腹平仄，满腹诗韵，一个出使被扣留，客死异乡；一个风采张扬，完成使命，回归故园。这，是因为一个遇着亡国之君王衍，一个遇见开国之君刘 。亡国之君，一般都举止有违常理，不达人情。开国之君，毕竟走过人世坎坷，任何事情，都是从大情理出发。
这，大概是前蜀即将灭亡的原因。
这，也是南汉这个小国，竟然存在了五十多年的原因吧。
7
前蜀的灭亡，是在同光三年，也就是公元925年。这年，唐庄宗派出大臣李严，出使前蜀，和王衍谈判，也借机观察其内政。李严从前蜀回去后，告诉唐庄宗，王衍“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王衍执政，简直是胡来，没有章法，任用奸佞，后唐一旦出兵，前蜀必灭。
唐庄宗听了，连连点头，发号施令，“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将兵六万伐蜀”，他派出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统帅，名将郭崇韬为副统帅，统兵六万，开始攻蜀。后唐军队接受命令，一路马蹄飞扬，攻城略地，不到八十天，就兵临成都，鼓角之声，震得城内人心发颤。王衍此时再也骄横不起来了，再也感觉良好不起来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绖、徒跣、舆榇，号哭俟命”，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前蜀就此灭亡。
前蜀存在了十八年，是一个地道的短命王朝。
第二年，王衍全家被押送洛陽途中，唐庄宗下令诛杀。死前，不知他想到段义宗没有，那个出使被他扣留的使者，那个思念故乡却一直难以归去的和尚。
后唐军队在蜀地，接受了前蜀留下的一切，“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这些人，大概应当是王建时大长和战败被俘的吧。还寻得一人，名叫徐蔼。这个徐蔼，和南诏可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他竟然是徐云虔的侄儿。 徐云虔，在唐僖宗时代，是岭南节度使辛谠部下的官员。当年，南诏遣使讲和。鉴于无日无之的大唐和南诏之战，弄得大唐的“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 辛谠特别希望朝廷能借着这个机会，“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国民安宁。
唐朝廷的文官，在那儿议而难决。辛谠知道后急了，最终决定派徐云虔去南诏谈判。他对徐云虔说：“吾子既仕则思询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你既然出山当官，就应当为国效力。可惜我瘫痪了，站不起来，不然，我真要起来下跪求你了。徐云虔听了，流着泪告诉辛谠，既然节度使这样看得起我，我就去一趟，完成使命。当天，他就骑着马，挥一挥衣袖走了，冒雾穿云，翻山越岭，走向了南诏，“凡水陆四十七程，至鄯阐府。遇骠信游猎，尚去云南一十六程，叙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他去了南诏，完成使命，回来后还写了文章，专门记载自己在南诏所见所闻，还写了南诏国君的起居生活。
此后，为了大唐和南诏和亲事宜，徐云虔不辞劳苦，还数次去南诏，和亲虽然失败，他可算是出使南诏次数最多的中原人了。徐蔼“自言尝使南诏”，那么，他很可能是跟着自己叔叔徐云虔去过南诏。他显然不是前蜀抓的俘虏，从“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这句可见，徐蔼不属于俘虏，可能是蜀地人，被郭崇韬找到。郭崇韬此时有一个想法，和大长和国进行友好联络。要友好相交，就得放回其俘虏，以表和好之意。这些俘虏，当然得有一个使者送回去。
毫无疑问，徐蔼是最好的人选。
于是，郭崇韬就假借唐庄宗的身份，“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其言外之意，也就是表现和大长和结好之意。
结果，有的史書说“南诏不纳”，出使失败。而《滇史》里记载，这次出使，由于庄宗杀郭崇韬，事情搁置下来。
大长和不接受使者，显然是不合乎郑仁旻此前外交走向的。郑仁旻为了和中原交好，甚至都向前蜀、南汉这样的国家派出使臣。现在，处于中原王朝正统身份的后唐，放归其俘虏，自动派出使节，赶上门来和好，大长和国又怎能不答应呢？
因此，《滇史》所写应是正确的。
郭崇韬是后唐开国功臣，给李存勖出谋划策，以闪电战灭掉后梁，随后，自己又亲统大军，灭掉前蜀，功劳之大，一时无两。他为人清廉，进入蜀地，封锁府库，以至于唐庄宗的皇后派出宦官，难以取得一丝一毫东西，故而愤怒，在唐庄宗面前诋毁郭崇韬。唐庄宗于是下旨，让人在军前杀死郭崇韬，并诛及其五子。《五代史》道，“崇韬服勤尽节，佐佑王家，草昧艰难，功无与比，西平巴蜀，宣畅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
后唐于公元926年出军灭掉前蜀。第二年，郭崇韬被杀。也是同年四月，唐庄宗被叛军流箭射中，“亭午，崩于绛霄殿之庑下，时年四十三”。
后唐灭前蜀，给大家的感觉是迅雷不及掩耳。
后唐的自我灭亡，给大家的感觉更是暴风骤雨。
此时，郑仁旻即使想和后唐和好，和谁联系？和谁谈判？更何况，这事是郭崇韬一力促成的，郭崇韬尚且不保，家人遭戮，殃及部将，以至于后唐大将康延孝说：“郭崇韬佐命元勋，辅成大业，不动干戈，收获两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阖门被诛；延孝之徒，何保首领。以此思虑，不敢归朝。”康延孝有攻城野战大功，做为郭崇韬部下，尚且担心被唐庄宗杀死。做为郭崇韬派出的使节，徐蔼怎么敢回来，自投罗网，成为砧上之鱼呢？当然，此时他即使回去了，也是白搭，后唐庄宗朝廷，已经随着一把大火化为了灰烬，他也无处复命了。
中原王朝和大长和的联系，就这样被人为地生生割断了。
这不是郑仁旻的错，也不是郭崇韬的错，是唐庄宗的昏聩造成的。他将后唐即将一统华夏的格局，再次一手打乱，将一个和平的希望，化为了灰烬。
大长和国也无奈叹息，最终收住了联络中原的脚步。
郑仁旻也在无望中于这年死去，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年龄不大。他的死，不是病死的，是服用丹药死的，如中原的一些皇帝一样，寻求长生之术，“郑昱（即郑仁旻）好神仙之学，尊礼方士”。这些方士，就纷纷给他炼丹，过去方士炼丹，多用汞、铅，有剧毒，“郑昱服方士丹药死”，毫无疑问，是中毒。过去很多皇帝，都是服用丹药中毒死的，可是，就是不知醒悟，让人无语。
他的执政能力，显然不如他的父亲郑买嗣。
郑买嗣登基称帝时间，虽然不过八年，可是，在南诏时代，他就长时间执掌着朝政，以至于南诏国君被架空。这段时间，毫无疑问，也增长着郑买嗣的见识，丰富着他的执政能力。因此，登基之后，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保境安民的策略，从未轻易出军蜀地，或者岭南。郑仁旻开始的时候，也坚持着郑买嗣的做法，可是，最终，面对中原乱局，有点坐不住了，产生了蒙世隆一样的想法，想要出军蜀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势力。最终，大长和军大败，损失惨重。
郑仁旻的优点就在于知错能改，知道自己兵力、战力都不如别人，马上结束战争，止戈为武，竭力展开和平外交，从而，让国家再次恢复到安详和谐的轨道上，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上。
他算得一个守成之主，可惜心胸狭窄了一点儿，这尤其表现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当时，大长和国从南诏末期的纷乱中刚刚平静下来，还没有走上正轨。他和郑买嗣在位的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时间不长，不可能将世道人心抚平，将乱世风俗矫正。此时选择继承人，就应当学习后来宋朝的方法，“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为，成年的君主，毕竟有见识，有经验，能震住群臣，能弹压住乱局。他向南汉求婚时，派出弟弟郑昭淳，说明他知道郑昭淳的能力。可是，在选择君主时，他没有选择有能力的人，而是选择了自己儿子郑隆亶。郑隆亶生于公元915年，登基时才十二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何能震慑群臣，能抚平乱局，能矫正人心，最终，郑隆亶被权臣所杀。
他的这种做法，和后来著名的周世宗所犯错误是相同的。 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这种做法，反而让郑隆亶丢了生命，让自己家族陷入一场血雨腥风中，让这个国家再次走向更为纷乱的局面。
这个局面，十几年后，到了段思平手里，才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后悔不已吧。
8
公元926年，对于大长和国和后唐来说，都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这一年，郑仁旻死去，年幼的郑隆亶继位。大长和国的政治格局，在无形中悄悄发生转变，表面上一片平静，暗地里波涛汹涌。
中原，更是如此。
唐庄宗灭掉后梁、前蜀后，志得意满，每天将国政扔在一边，粉墨登场，咿咿呀呀，和伶人一起演戏，自取艺名李天下。他的妻子刘皇后，则贪得无厌，将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不久，唐庄宗认为天下到手，开始大量诛杀功臣，郭崇韬被杀，后唐另一功臣，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见了，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部下将士裂开一面黄旗披在身上，历史称为唐明宗，带着军队，回归洛阳。
唐庄宗准备去弹压，被叛军用箭射死，“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廓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他喜欢演戏，最后被一个名叫善友的人用乐器焚化，也算死得其所。
他死后，唐明宗登基，乱局才算慢慢平复。
唐明宗亲见唐庄宗奋起之时，强大无匹，天下少逢对手；又亲见他失败后被射死，竟无葬身之地，如欧阳修《伶官传序》中道：“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因此，唐明宗为帝的时候，十分勤政，也十分尽心。
在任期间，他奖掖廉吏，提倡清明。一代廉吏张希崇担任灵武节度使，“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唐明宗知道后，专门下发圣旨，对其进行褒美。唐明宗还规定，对官员的政绩，应进行严格考核，“有政声者就加恩泽，无课最者即便替移”。也因此，明宗朝，少有贪吏，一片清明，一片平和。
明宗在朝，对于贪赃枉法者，更是痛恨至极，抓住就杀，绝不容情，“明宗皇帝尤恶贪货。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有大臣上奏，希望免死。唐明宗听到后，挥手阻止道：“王法无私，岂可徇亲。”最终，这个贪官用自己的脑袋，为自己的贪婪买单。
也是明宗时代，朝廷下令，大量减免百姓税收，“不得科敛百姓”，不得随意征收税收。
史书称赞明宗道：“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因为政治清明，因为社会稳定，这样，后唐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甚至吸引来了大长和国的一些部落归附。
也就在明宗登基的当年，大长和国的嶲州山后蛮都鬼主李卑晚，以及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都鬼主勿定摽抄，都接受后唐封爵，被赐为将军。
所谓鬼主，是指唐宋分布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乌蛮及两爨部落首领称号，他们一般利用“鬼巫”之说，统治部落，有点君权神授的意味，因此，称之为鬼主。
不久，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华来朝贡”。这个李卑晚，估计力量很大，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此时，竟然撇开大长和国，自行派出使节，来向后唐进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到了公元927年，大长和国大量的部落都学习李卑晚，派出使节来后唐进贡，以表忠心。于是，“牂牁蛮亦遣使者宋朝化贡草荳寇、朱砂等物”。随着宋朝化一块儿来的，还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声王的使者。这个罗殿王，就是滇东三十七部的罗殿部落，在三十七部中，力量是很大的，竟然也来了。这，对于大长和国的震动，一定是很大的。
这么多部落归附后唐，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大长和国的国力，在郑仁旻死后，开始迅速削弱，中央已经很难掌控下属的一些部落了，這些部落可以各行其是了。当然，到了大理时，也有个别部落进贡宋朝，如宋太祖灭后蜀，“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那是大理国君指使来的，为的是试探大宋皇帝的态度。像大长和时代那样一群一群看戏一般来中原，向中原皇帝进贡的，在大理国是绝对没有过的。
其次，说明后唐的国力在提升，经济在恢复，唐明宗的统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鉴于大长和国的部落首领不断进贡，唐明宗决定，派出使者，出使大长和国，以增进双方的联系，“明宗遣左金吾卫将军马昭远为入蛮国信使，不能达而还”。一个出使大长和国的使者，在大长和国的土地上，竟然出现“不能达”的现象，最后唯有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不是大长和国路难行，而是此时大长和国内的各个部落，竟然各有地盘，丝毫不把国君放在眼中，也不把朝廷放在眼中。我的地盘我做主，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
大长和国至此，已经难以指挥下属各部落了。
下属各部落，也都已经无视国君的存在了。
权力下移，国君被架空，这样，是最为容易出现夺权情况的。
果然，大长和不久发生了夺权行为，“是时隆亶幼弱，其下东川节度使杨干贞以朝见入东京，毒杀之，伪谥恭息”。
郑隆亶在位三年，死时，年仅十四岁。
大长和国在杨干贞的一碗毒药中，最终结束，只存在了二十七年。
客观地说，大长和国的出现，对南诏的好战国策，有着一定的矫正。大长和国二十七年里，对外只发生了一场战争，从此，偃旗息鼓，和平外交，成为其主题。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存在时间太短，以至于很多制度还没有铺展开，就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消失在时间的云烟里。它很有点像五代的后周，虽然和其它国家一样，存在不久就灭亡了。可是，它却是一个和平时代到来的前奏，是一抹曙光。
历史，没有忽视后周。
历史，也不应忽视大长和国。
这短短的二十七年，对后来的大理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有的人说，大理国沿袭南诏蒙世隆“大礼”这个国名，是承袭着南诏的国家制度，以及行政方法的。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段思平在南诏时代，还是一个小小的孩童，根本不可能对南诏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再加之，南诏无日无之的战争，给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灾难，是随处可见的，也是随处可感的。后来，大理国的君臣，经常用南诏之事警戒自己，就是明显的一例，怎么会去继承之？
段思平走上社会，应在大长和国。
他一生一半的时间，是在大长和国度过的，他事业的起点，也是在大长和国开始的。在大长和国，他从军，而且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已经做到了幕览，也就是副将。也是在大长和国，他见证了烽火狼烟带来的灾害，也见识了和平带来的平静，带来的和谐。
这些，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里，镌刻在他的脑子中。
他建立大理国后，继承了大长和国的做法，抛弃了战争，抛弃了刀兵，一直让大理国生活在光风霁月中。
大长和国虽短，应在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编辑手记：
公元902年，曾经在西南一角辉煌一时的南诏王国轰然落幕，以南诏权臣故老起家的郑买嗣登上皇位，传统儒学史家视之为弑君、篡位，然而面对南诏末期“兵出无宁岁”“国耗虚”“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这些涵盖了军事、经济、人口等社会多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离乱与破败，一个王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了历史与百姓的期望。王朝的更替必然伴随着血腥杀戮，像张乐进求嫁女逊位于细奴逻等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美好想象，其下也必然涌动着血雨腥风的政治角力，更不用说郑买嗣这样背负恶名的违背道义者，为了皇位稳固和自身安全，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斩草除根”。郑氏大长和国传三世而亡，但相对于南诏末期，大长和国在军事上显得十分温和，这也给饱受战争苦难的百姓们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这种温和也一直延续到了大理国末期，但是温和并不代表软弱，当大理国面对战无不胜的蒙古人时，又向我们展示了这里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
段思平是不幸的，一个乱世，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鲜血淋漓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场腥风血雨，也即将在他的面前慢慢铺展开，展示给他看。这些，都展示得如此毫无保留，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地残酷。
这种残酷、血腥，最主要的制造者，是南诏国君。长时间的战争，无限度地戈矛飞舞，无节制地马蹄奔腾，固然让唐朝走向夕阳芳草的尽头，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同样的，这样的战争，也让南诏国陷入绝境，陷入一片荒凉破败中，从而出现诗人笔下“村村小屋鸡狗少，处处青山豺虎多”的惨状，以至于后来，出现“民饥，食乌昧；不给，取草根木叶食之”的状况。这种状况，总是铁马秋风、烽烟连天之后的必然一幕。后来，戴复古写金人践踏南宋的情状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情形，在当日的南诏，也一定是存在着的。
这样的王朝若不覆灭，百姓如何存活？
这样的王朝如不消失，惨状将会无限制地重复上演。
于是，郑买嗣嘴角噙着一抹笑，走上历史的舞台，刀光闪闪，血色飞扬，南诏王朝，最终在一声声惨叫中倒下，化为历史深处的风景。一个新的王朝大长和国，在南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是年，为公元902年，即中原后唐的天復二年。
是年，段思平九岁。
这个九岁的孩子，和这些事情无关，但是，他又注定将接受这一系列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恶果。因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员，和其他南诏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1
郑买嗣这个人，是当年协助南诏中兴之主异牟寻回归唐朝的清平官郑回的后代。
对于他能得到南诏国君重用，《清康熙蒙化府志》里记载道：“幸臣郑买嗣，郑回之后也。得龙珠于浪穹之河头，于南诏，诏大悦，以为清平官，谓之健士。”这说的是一个神话，说郑买嗣小时，家里很穷，这个穷小子做了篾匠，一日去村边玩耍，村边有一个龙潭，里面有一条龙，盘曲游戏，伸出脑袋，吐着一颗龙珠玩耍，摇头摆尾，忘乎所以。郑买嗣见了，突然想到一个传说，如果谁能得到龙珠，就可以成仙，自己为什么不把这颗龙珠弄到手，献给南诏王？于是，他回到家，用竹篾编了一个龙头，用纸张糊着，如真龙的龙头一样。第二天，他再次来到龙潭，拿着假龙头玩着。那条龙出来了，玩着珍珠，看见另一条龙，以为有了玩伴，很高兴，就将龙珠吐出来，吐给假龙玩。这样，郑买嗣就得到了龙珠，拿着就呼呼地跑了，去了宫廷，献给南诏王隆舜。隆舜见了龙珠，高兴得嘎嘎的，就让郑买嗣做为清平官，执掌起朝政。
这当然是传说，当不得真。
史书记载，“郑买嗣者，郑回之后，世为清平官，及买嗣执政”，郑家在郑回那一代起，就已经是南诏的清平官，从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的，世袭制，根本没有做过穷家小子，也没做过篾匠。
郑买嗣推翻南诏政权，说实话，对南诏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否则，南诏对中原的进攻，大概还会断断续续地出现，还会不时地发生。那样的话，南诏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了。再说了，南诏的国君，到了后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差，有的国君喋血好战，仿佛不发动战争，就难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似的，以至于南诏男儿，战死沙场，南诏女人，劳作田野，白天捕鱼，或者耕地，晚上纺线舂米，以至于诗人多少年后仍感叹道：“辛苦夷人妇，鱼篮各在腰。纺丝还夜夜，舂米亦朝朝。”也有的国君，“多嬖幸，淹留鄯阐，纵杀戮，失下人心”。此时，郑买嗣利用手里的权力，将这样王朝推翻，显然是一种进步，是为南诏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嗜血的一面。
如果说，杀死南诏国君，是为了夺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杀蒙氏宗族八百六十二口于五华楼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甚至小孩也不放过，更是有违人性。据说，事后，他也感到很是不安，夜夜做噩梦，因此“自思罪孽深重，遂铸佛万尊，以赎前愆”，铸佛赎罪。
他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安慰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其他臣民看的，表示自己的反省。
在此基础上，他长袍大袖，玉带围腰，登基建国，国号大长和，“追尊郑回为高祖”。此时距离郑回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已经经过了六代，郑买嗣仍将自己的祖先搬出来，说明郑回当日不但阁罗凤“甚爱重之，更名‘蛮利’”，在南诏百姓间也有着崇高的威望，赢得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爱戴。否则，郑买嗣不会这样做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郑回力促南诏归附大唐，赢得和平和安宁的功劳，仍深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这，更可以看出，南诏百姓是渴望安宁，渴望和平，渴望一种“络臂银丝钏，缠头白帨巾。纷纷趁街子，卖酒坐藤轮”的和谐生活的。南诏将赶集称为“街子”，大家到了赶集日子，或臂上套着银镯，或头上缠着白巾，有的卖着木耳、波罗蜜瓜，还有的卖酒，叫嚷之声，充满喜气。
这也可以看出，南诏当日的好战，是和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郑买嗣之所以能成功，是顺应民心的。
还有一事，也能凸显出南诏后期失尽民心。郑买嗣在弑杀南诏国君的时候，朝廷大臣都瞪着眼睛，咬着手指，没有发出一声反对声，也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其南诏重臣名帅又丧亡殆尽，以故莫有言其非者”。也就是说，那些与郑买嗣可以抗衡的名将，或者重臣，几乎都在疆场上战死，化为了一抔黄土，消失在岁月的深处了。譬如在蒙世隆攻打交趾时，部下名将被大唐连连斩杀，高骈带着大军，旗帜招展，“斩酋迁、脆些、诺眉，上首三万级，安南平”。到了隆舜的时候，唐朝在高骈建议下，一次性斩杀南诏名臣赵隆眉、杨奇鲲等人。这些都是南诏的柱石大臣，二十年间，一一丧生。
这，毫无疑问，是和南诏君主的好战有着直接关系的。
这，也从另一方面可见，是南诏国君，将他们的国家毁灭的，也将其基业摧毁了的。 另外，从大臣们面对南诏国君被杀，以及整个南诏国君家族被杀，都默无一言可见，当时的南诏国君，因为好战，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失尽人心。如果当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拦挡一下，郑买嗣也可能不会如此喋血的，可能会停下手中的刀的。就拿蒙隆舜来说吧，他是被郑买嗣指使宦官杨登给杀死的。事情过后，杨登安然无事，继续逍遥着。这时，反而是滇东三十七部看不过去了，提出抗议，如果再任弑君之贼逍遥法外，我们就勤王了。郑买嗣无法，这才杀掉杨登的，“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问罪，买嗣懼，诛杨登以塞众口”。
郑买嗣能够成功，还因为他有一个有力的盟友，这人就是高赞。
《滇史》记载，“买嗣篡夺，高氏实赞成之”，这个高氏，就是高赞。后来在乱世里走出来，力挺段思平起兵的高方，就是他的后人。高氏为西洱河蛮大姓之一，是九隆族后裔，其势力是相当大的。高赞给予郑买嗣支持，让郑买嗣的腰杆顿时硬了起来，胆子更大了。后来，段思平起兵，因为得到高方的支持，也顿时底气十足。
高家在南诏，以及后来历朝，都成为了政治上的不倒翁，也与其势力有关。
云南一角每一个王朝建立，都绕不过高家。
也因为这样，大长和国建立后，郑买嗣对高赞很是感激，“欲崇报其功，乃以蒙诏抚运大碑改刻高公辅政之碑”，这样的做法，不只是褒扬，其间也透出一份巴结和讨好，郑买嗣竟然将高赞的功劳，镌刻在石碑上，竖在宫门外边。到了后来，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高方心存故国，也就是大长和，受到杨干贞的极度猜疑。杨干贞大杀群臣，可是，对于和自己有着深层隔阂的高方，仍听之任之，不敢下手，甚至还让其掌管善居一带的军政大权，也是由于高氏的势力，让他有所顾忌。
高家相比于段家，权势基础更牢固与雄厚。
赢得高氏支持，事情的成功系数大增。
郑买嗣离不开高家，杨干贞不敢得罪高家，段思平后来也离不开高家。
2
郑买嗣这个人，除了手段毒辣之外，其他方面看来还是很不错的，甚至很突出的。
有史家说，他继续保持着南诏的制度，以史书的话说，“一依蒙诏之旧”，一切都沿袭南诏旧的做法，没有更新，毫无改变。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客观性，带着一定的偏见的。郑买嗣在位八年，八年的时间里，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友好和平的关系，未放一矢一镞。
就在郑买嗣夺位的公元902年，中原乱局，犹如鼎沸，无有一刻平息。是年，朱温和李茂贞大战，关中一带，成为战场，京畿左近，烽烟迭起，朱温一战，杀李茂贞部下万人，“擒其将校数百人”；再战“杀戮蹂践，不知其数”。
蜀地，王建和凤翔军也展开大战，号角声响彻西南。
公元903年，朱温“与王师范战于临朐”，王师范大败，被杀死万余人。
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为绝后路，一把火将长安城化为灰烬。昭宗迁都洛阳，是年八月，“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柷为嗣”。河东晋王李克用听了，打着为唐帝复仇的旗号，向朱温发起进攻。从此，两国千里厮杀，日日无停，战死者动辄以万计。
公元907年，朱温废黜唐哀帝，建国称帝，是为梁国。朱温为梁太祖。
战争，仍在继续，鼙鼓之声，无日不响。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保持对朱温的敌对态度，公元908年，在潞州一战中，大败梁军。梁军“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洎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朱温一路败逃一路长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为了避免士兵逃走，朱温命令在士兵脸上刻字，以作标记。
公元910年，也就是郑买嗣离世的那一年，李存勖和朱温在柏乡一战，其惨烈程度，简直如诗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所说。是战，李存勖亲统晋军，披甲冲锋，梁军更是精锐尽出，“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两军战至上午，梁军支持不住，开始败退，“弃铠投仗之声，震动天地，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杀戮殆尽。自阵至柏乡数十里，僵尸枕籍，败旗折戟，所在蔽地”。战斗结束，晋军打扫战场，登记战功，“是役也，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辎车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
中原，由于分裂引发的战争，已经耗尽民力、财力、军力。
蜀地，蜀王王建，也在和邻近藩镇李茂贞无日不战，无日不处于厮杀中。
如果郑买嗣如蒙世隆一样，那么，此时正是他趁隙进军中原的好时候。可是，他一直对自己的力量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南诏亡国做为自己的鉴戒，八年中，从未出兵入蜀，或者从邕州出击，进攻岭南。
这八年，中原正处于“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的杀伐中，铁血遍野，哀号入云。在南诏，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篡位，使得百姓处于一片宁静中，一片平和中。这，是南诏国君的不幸，是南诏百姓的幸运。
有史家說，这段时间，郑买嗣对中原朝廷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
此时的固守，是极为明智之举。这种明智，打个比喻，就如一个人遭受毒蛇啮臂，中了剧毒。惊慌无策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毒气蔓延攻心，最后死去。聪明的人会马上找一根绳子，将中毒的地方紧紧勒住，避免毒气蔓延。郑买嗣就属于后者，他筑关固守，设卡派兵，从而避免烽烟弥漫，扩散到大长和国，从而保住了一隅平静，使得这儿没有遭受战争的侵害，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至于无军事行动，更为明智。当时的蜀地国君是王建，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善于将将，善于将兵，更善于治国。史家赞美王建，“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
此时，郑买嗣去进攻，显然是向刀刃上撞，只会如南诏君主那般，撞得头破血流。
其实，郑买嗣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想到去进攻蜀地，进军中原。
史家过去最重视君臣之分的，但是，对于王建撇开中原正统王朝，建立蜀国，很豁达地道，“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至于原因，是因为他保境安民，在位期间，“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他不出兵中原，不为国君之位，如朱温、李克用那样“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死战。因此，他是属于大仁大义的。 这点，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的话，放在郑买嗣身上，也是很恰当的。
到今天，有些人依然沿用古代人的观点去看待郑买嗣，觉得他做为一个臣子，杀掉南诏国君，夺取南诏君位，就有乱臣贼子的嫌疑，就应当受到批评。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如果，时光能够穿越的话，将蒙世隆放在郑买嗣所在的时间段里，想想，南诏还会是一片和平，一片安宁吗？这儿的百姓，还是“卉裳缠胫窄，藤笠葢头圆。日日清江浴，生儿不记年”那样清闲，那样安宁吗？还是“文锦腰间带，黄金顶上丝。浣纱如越女，解水似吴儿”那样随意，那样舒适吗？我想一定不会的，一定又是整队出发，走向沙场，从而和中原此时一样混乱吧。
至于史书说他“纵杀戮，失人心，三世而亡”，是指他在弑杀南诏国君后，又杀死南诏皇族八百多人，这点，确实很嗜血，很疯狂，和朱温大杀唐室大臣和皇族能够相提并论的。除此之外，他并未对大臣动手，并未对政敌动手。
这点，和中原帝王相比，他还是有所收敛的。
对中原采取和平的态度，是郑买嗣开创的，不是后来的段思平。这点，历史应该记住。
3
郑买嗣死了，他死时是公元910年，死在一片平和之中。说到这儿，我要特别强调一句，郑买嗣的死，史书很少记载到具体哪一年，只记载了他儿子郑仁旻登基的时间，是开平四年，也就是公元910年。于是，很多书籍就想当然地认为郑买嗣死于开平三年，即公元909年。作者大概想，他儿子登基在公元910年嘛，他当然死在公元909年了。后来大理很多国君的死亡年限，也都是按此法推算的。这显然不合乎生活逻辑：难道说，这儿的每个国君死，都恰好在腊月三十晚上寅时吗？否则，为什么不会是郑买嗣在公元910年死，郑仁旻也在公元910年登基的呢？这种可能性比腊月三十晚上十二点整死的可能性，不知要大多少倍。
公元910年，段思平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人了。他应当感激郑买嗣，如果不是郑买嗣保持着八年的和平时间，他已经和南诏当年的男儿一样，披上盔甲，拿着武器上了战场。南诏后期，由于战士大量死亡，因此，征兵年限已经下滑到了十五岁。段思平人很机灵、稳重，身体也很棒，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在战场上可能已经摸爬滚打两年了。
古诗说，“将军百战死”，沙场，是士兵喋血的地方，是壮士生死交关的地方。战场上，刀枪是不长眼的，当时，段思平如果真的走上战场，谁能保证这位大理开国之君会囫囵着回来，毫发无损。那样一来，后来的历史该怎么书写，真的属于未知之数了。
他和弟弟段思良此时虽然贫穷，但是生活得无忧无虑，在青青的草地上放着牛，唱着山歌，那样的日子，估计还是很惬意很爽快的。
郑买嗣死后，儿子郑仁旻登基，这年，他二十二岁。
四年中，郑仁旻一直遵守着郑买嗣的制度，坐在帝位上，安心治国。闲暇的时候，观看着歌舞，听着音乐，做着一个守成之君应该做的事，也尽着一个守成之君应尽的义务。
公元914年，他决定有所行动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凸显一下个人身手，也彰显一下大理的武功。他的出兵，有个人好大喜功的原因，也有其他大臣怂恿的结果，“郑昱因中原多故，谋臣献计，遂谓川蜀可图”，于是，他派出大军，开始进攻蜀地。他认为，就他目前的兵力，对付王建的蜀国，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大长和国的军队盔甲如雪，戈矛闪亮，过了大渡河，开始进攻黎州。这个地方，也是过去南诏进攻大唐的必经之地。当年的蒙世隆，兵指成都的时候，在这儿曾经和唐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反复较量过。现在，郑仁旻的大军又来了，长刀出鞘，准备一试锋芒。
他不知前蜀兵锋如何，因此，这次出征吃了大亏。
前蜀的兵锋十分锐利，几乎如新磨之剑。
王建初起的時候，麾下只有一千人马，称为“一都”。后来，他随着唐僖宗逃亡四川，“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王建仗着八千人，一路攻城夺地，慢慢壮大起来，最后竟然盔甲连绵，和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开始对阵。陈敬瑄也没把王建放在眼中，令箭一扔，“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让陈敬瑄目瞪口呆。朝廷知道后，也目瞪口呆，可已经无法对付这支队伍了，于是，划出一块地方，包括蜀地的邛、蜀、黎、雅四郡，为永平军，赐封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王建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做大，最终占有两川，随后又攻下夔、施、忠、万四州，“又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
孔明曾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得到这儿，可以与天下抗衡。刘备也就是得到这片土地，才建国称帝，窥伺中原的。
王建现在占有了此地，他勤于治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慎，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因此，国势很强。
王建起兵时是骑将出身，擅长马战，更知道战马在沙场上的作用。因此，占领两川后，他大量购入马匹。吐蕃战马，劲健无匹，奔驰如风。当年，吐蕃正是仗着骑兵快捷，无可阻挡，曾大败唐军，攻入长安，让唐朝皇帝流浪凤翔的。王建在文州、黎州、雅州、茂州开设马市，和吐蕃人进行马匹交易，从而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在战场上如旋风一般，来去横扫，少有对手。
从881年，王建任“忠武军卒，稍迁队将”后，到前蜀建国，前后二十多年里，他的军队从南方，一直打到西南蜀地，在战场上来去如飞，如从未生锈的战刀，光亮耀眼，熠熠生辉。而他麾下的将军，也都是从生死场中打拼过来的，一个个称得上百战名将。
这些，都是不可小觑的，因此，连当时中原皇帝朱温，都称其为兄。
对于当日南诏的国君，王建就没太重视，因此，当唐昭宗准备下诏，和南诏进行谈判的时候，王建就非常英武地拦阻道：“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告诉皇帝，南诏王朝，有我王建在这儿守着，你不用担心。
几十年后，面对着大长和国的进攻，王建显然更是成竹在胸了。 而且，此时的大长和国，和前蜀相比较，有很多短板，是不适宜于进行战争的，更何况是侵略战争。
首先，它的内部力量不统一。
郑买嗣在位八年，加上郑仁旻的四年，大长和国建立时间不到十二年。十二年时间，它的内部力量还没有完全整合好，矛盾还没有充分消化，尤其是南诏遗留势力还存在着，对大长和的力量有所抵消。郑仁旻得时时提防着其卷土重来，将自己推下帝座。
其次，军队缺乏名将统帅。南诏的时候，“重臣名帅又丧亡殆尽”。大长和时期，又一直处于和平时期，人们耕作之余，享受着一种“竹壶倾白酒，草阁坐青山”的悠闲生活。这样固然是一种幸运，但也有缺憾，就是难以锻打出名将，难以锻打出精兵。因此，后来大长和出军，还未作战，主将就臭招连连，不待行家细审，即是外行一看地图，都知道带兵将军缺乏军事知识，也就造成时下一句流行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另外，道义上也处于下风。
这次出兵，毫无疑问，是大长和在进攻前蜀，是属于侵略行为。士兵们嘴里不说，内心一定不满，自己在家里好好過着日子，念着佛经，敲着木鱼，干嘛要去进攻别的地方，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而做为前蜀的士兵，则是出于保家卫国，自然会同仇敌忾，奋勇向前的。
总之，大长和还没有出兵，已经呈现着劣势。待到战鼓敲响，自然是损兵折将，纷纷败逃。前蜀军队，一路攻城夺地，锋芒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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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和这次出兵，也不是全部处于劣势，没有丝毫的优势。大长和国的优势，是有间谍帮助。间谍运用得当，在一场战争中，常常会扭转战局，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因此，早在竹简时代，孙子兵法就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大长和国准备依靠间谍，一战取得成功，从而震撼中原，取得胜利。
郑仁旻依靠的间谍，不是一个，竟然是三个。这三个大间谍，不是郑仁旻在位的时候安插的，是当年南诏特意安插在唐朝内部的。三个间谍，分别是“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竟然是部落首领。这三人表面上投靠唐朝，受封赏为王，“号金堡三王”，可是，暗地里却是南诏间谍，平时给南诏王送信、带路，什么都干。这三位估计忘记了，间谍工作，最紧要的是保密性。可是，他们竟然大摇大摆地当间谍，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去领取南诏的赏金，一点儿也不知隐瞒。因此，唐朝当时在蜀地的节度使，都非常清楚，可是，“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这些节度使知道三人是间谍，不敢过问，怕他们反水，对自己挥动刀枪。这些节度使，也真够文弱的，真够书呆子了。
这三个间谍呢，就这样继续逍遥着，过着泄露机密领取赏金的生活。
到了大长和国建立，大长和国接受了南诏的老班底，三个间谍当然也顺带着被继承下来。在郑买嗣当政的时候，没有战争，没有烽烟，三人感到很寂寞，很乏味。现在好了，郑仁旻执政，准备发动对前蜀的战争，三位间谍又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十分高兴，开始积极侦查情况，递送情报，忙得不亦乐乎。
过去的大唐官员不敢管他们，现在的王建也仿佛不知道这事。
王建是什么人？能不知道这事吗？
几十年的金戈铁马，这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在刀头舔血的生活中，竟然深通兵法，深知反间的妙处，“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故意装出不知道着三人的情况，如当年赤壁之战中周瑜利用曹操的间谍蔡和一样，也借用这三个间谍，将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报告给大长和国。然后，自己积极行动，做好准备，等待着大长和兵打过大渡河，一决高低。
大渡河是天堑，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渡过的，江面上只有一桥可过。
大长和军发起偷袭，大军十分顺利地过了桥，开始进攻黎州，并向前顺利延伸。如果是内行指挥，进攻黎州的时候，得分出三支军队：一支攻打城池，做为主力；一支修筑壁垒，阻击前蜀的援军；另一支驻扎在大渡河桥头，时时防备着。尤其大渡河桥头，为全军命脉所系，不可轻视。
可是，从后面的失败来看，大长和的统帅，显然没有这样做，一门心思攻城夺地，摆的是一字长蛇。
王建听到前方报告，开始整军派将，“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王宗范是王建的儿子，善战，勇敢，骁勇无匹。王宗播是王建的义子。唐末藩镇喜欢收一些能征善战之士做自己干儿子，以便于为自己效命疆场，争夺天下。王宗播“忠勇廉厚，有良将才”，很得王建重视。王宗寿和王建是同乡同姓，自小穷困潦倒，跟着王建奔驰在马背硝烟里，战功卓著，王建很喜爱，也顺势收其为义子。
三位将军接受任务，马上号角一声，盔甲铿锵，带兵出发了。
三人没有分开，否则力量分散，不宜败敌。他们带着军队，如一把百炼刀，一路抢关夺隘，厮杀向前，首先“败之于潘仓嶂”，将大长和军在潘仓嶂打败。此战可能很激烈，两军健儿，铁血相争，最终，前蜀“斩其酋长赵嵯政等”。也因此，有人说赵嵯政是统帅，显然是猜测的。从后面大长和军的阻击来看，猜测有误，因为大长和军仍强悍不退，可见统帅还在，兵心未乱。大长和军在潘仓嶂潮水一般败退下来。前蜀军队乘胜跟进，接着，在山口城这个地方，再次击败大长和军队。大长和军队也是很坚韧的，仍一直抵抗着。战争进行到十二月，正是飞雪飘飘的季节，天地一片洁白，前蜀军队踏雪而进。一鼓作气，“破其武侯岭十三寨”，随后大踏步跟进到了大渡河。
在这儿，大长和军队陷入绝地，后有追兵，前有大江。
这样的处境，在兵法上有好处也有坏处。当年的韩信，在攻打赵军的时候，就是将军队故意放在江边，让其无处可退，陷入绝境。士兵们无法，唯有拼死反击，大败赵军，斩杀赵军主帅，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处于这样的地方，坏处更大，一旦战败，全军覆灭，匹马难归。近千年后，石达开带着太平军来到大渡河边，失败之后，全军覆没，一人也没有逃出，自己也被活捉，最终磔杀。 大长和军队处于绝境，回过身来，拼死反抗。
前蜀军队一路胜利，士气旺盛，也横扫而来。
厮杀越激烈，失败的一方就败得格外惨烈，这一战，大长和军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将军统帅，再次大败，被“俘斩数万级”。这不是最痛心的。最为痛心的是，大长和军就没有很好地防守大桥，甚至没有很好地看护修理大桥，以至于最为紧要的时候，“桥绝”，桥身断了。大家都纷纷坠入河中。河边没有上桥的，无奈之下，只有徒手渡河。大渡河是能徒手横渡的吗？水流湍急，水深浪高，一个个士兵下水，几个浪头，就不见了影子，以至于“溺死者数万人”。
河这边没来得及渡的，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侥幸过河的士兵，站在河沿上，回头一看惊呆了。天啊，前蜀军队还不算完，竟然派出工程兵，扛着木料，抬着木板，喊着号子，准备在大渡河上搭一座桥。干嘛？看来不只是要将大长和军队打败，还要过河，来一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争。幸亏王建只想防守疆土，不想将战争扩大化，因此，传来圣旨，让军队赶快回撤，不要过河。
战事，以王建的宽让，最后得以结束。
史官夸王建，说他“负骁雄之姿，奋不世出之略”，指挥大军，刀光如电，锋利无匹，“北问罪于岐、陇，南御侮于长和，功綦茂矣”， 岐、陇指的是藩镇李茂贞，长和就是大长和军队。这说法还是较为合乎历史的。
战争结束，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王建给那三个间谍发了请柬。三个间谍很高兴，以为王建胜出，将要赏赐他们什么东西呢，就骑着马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们进入成都，到了王建的皇宫刚刚坐下，茶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王建一声令下，将三个人抓住，用绳子捆绑起来。三人大惊，大叫没罪。王建冷哼了一声，“数以漏泄军谋”，将他们泄露军队内情的事情，一一揭露出来，三个人傻了眼，一言不发。王建一声令下，将三人推到成都街市，刀光一闪，执行军法。至于他们的金堡，派军队直接捣毁，不复存在。
郑仁旻在羊苴咩城里等着胜利的消息，当听说大长和军大败后，惊得目瞪口呆。
接着，他的三个间谍被斩的消息传来，他再次惊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前蜀这次没有过河报仇，算是大度的，否则，不知战争将会进行到什么时候，也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他还算一个较为清醒的人，没有头脑一热，破釜沉舟，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而是吃亏之后，一声长叹，马上结束战争。
这年，段思平二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至于他此时从军没有，参与征战没有，没有文字记载，不好妄猜。不过，就我个人估计，或许没有，否则，大渡河是那样好横渡的？
5
这次战争，让郑仁旻有所惊醒，能够很好地面对实际，开始了自己执政后期的和平之旅。
他想，算了，还是和好吧。
他反复思考后，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蜀国，表示自己的和好之意。选谁呢？显然，郑仁旻是动了脑筋的。他深入地研究了王建的为人，此人虽无文化，是个大老粗，但是很重视翰墨，很喜欢文士，“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由于王建广泛吸纳文士，重视文化，因此，这儿有濡笔蘸墨，写下《秦妇吟》的韦庄，一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小词，更是传遍北国江南，倾倒天下文士；有老和尚贯休，锡杖袈裟，走遍千山，也踏遍文坛，小诗随口而出，如陌上花开，山涧燕鸣，清新可喜，如“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更是传遍文坛。
郑仁旻想，自己也要派一个文人去，让前蜀的大臣们看看，虽然打仗我们败了，可是，如果在一方宣纸上，用一支笔歌吟诗词，比试文采，我们大长和国一点儿也不比你们差，甚至还在你们之上。
这次出使的人，是大长和国的布燮，名叫段义宗。
段义宗这人“雅善词章”，歌咏诗词，抒发情致，是一个高手。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选的时间有点问题，不是在王建时代。王建在公元918年死了。辅佐王建建立前蜀，“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的韦庄，也已经死了。此时，前蜀的国君是王建的儿子王衍。
说到王衍，我就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祭拜刘备的祠庙时，曾写诗一首《蜀先主庙》，其中道：“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歌说，刘备是雄略之人，带着部下征战蜀地，开一代帝业。其慷慨悲歌之气，千年犹存，不会消散。他提拔的丞相孔明，鞠躬尽瘁，也是一代人杰。只是，刘备生的儿子太无用，从而国家灭亡，宫女被带到洛阳，歌舞音乐，凄凉缠绵。
这诗用在王建身上，也是很贴切的。
王建和刘备一般，也显得勇武坚毅，恢弘大气。只是，他的儿子王衍比刘禅还差劲，还无能。刘禅这人除了懦弱外，没其他毛病。王衍就不一样了，一身的毛病。史家谈到他，都用不屑的语气道：“王衍，呆童耳！”说他就是一个傻子，一个脑子不够用的家伙。更有人说，“衍既冲呆，军国之政，咸委于人”。他不但惰政，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好酒色，乐游戏”，喜好美色，专门游玩。
这样的人，如果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缺点，也还差不多。偏偏这样的人都有一个破毛病，认不清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是天下第一。
王衍继位，郑仁旻就马上派出段义宗出使。有人说，他这样踏着时间点来，目的就是趁这个空，来祝贺王衍登基，拉近两国关系的。
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遇见了一个“呆童”，这就难为了使者段义宗。
大长和国和前蜀并非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这次派出使者，也仅仅是为了表达和好之意的。可是，王衍却错误地认为，一定是自己德能无匹，才能出众，名扬天下，因此万国来朝呢。于是要求，段義宗必须行属国臣子的礼节。如果王衍身边有一个懂得事理的清楚明白人，事情也好办，偏偏昏君的身边，一般都是一些溜须拍马的卑鄙之人。史书记载，“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一次，嘉王王宗寿实在看不下去了，流着泪劝王衍以国事为重，别荒废政事。谁知旁边的狎客插科打诨道：“嘉王酒悲尔！”派人将王宗寿拉走了。 这些人对国君哥哥尚且如此，对他人自然也是如此。有使者来，都巴结着，说我们的皇帝果然英明，果然了不起，刚登基，大长和国就来要求内附了。
段义宗急了，自己是来道贺的，不是臣服的。可是，这样一群浑浑噩噩的人，谁听这些？“义宗不欲朝拜，削发为僧”，段义宗不是不想朝见王衍，而是不愿行属国臣子的礼节，于是，就将头发剃掉，做了和尚，“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他想，自己一个方外之人，袈裟光头，该不用行礼了吧？可是，不行，王衍的那些弄臣，如何能放弃这样巴结国君的机会，都紛纷上奏王衍，“僧自有膜拜之法，宜令下拜”。面对这些人，讲不清理，也难以讲理，于是，段义宗委委屈屈地“遂行属国礼焉”。
出使结束，按说，该让段义宗回去了吧。不，王衍竟然将段义宗扣留了下来。段义宗为了不做前蜀的官，干脆就做了和尚，每天没事，就衲衣飘飞，行走在古寺大庙间，和一些诗僧来往，或品茶，或谈佛，或吟诗。这个使者，史书说，“于是失节焉”，客观地说，他是没有失节的，甚至在坚守着自己的臣节。他在前蜀，出使任务没有完成，可诗名却大盛，一支竹管笔，指点江山，抒情表意，十分流畅，感情饱满，“有《咏大慈寺芍药》《三学院经楼》及《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诸诗，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以至于前蜀的国师常莹、辨广、光业等人，和他“朝朝酬酢偈语，颇为所屈”，很是佩服。
在诗词里，他歌颂“繁蕊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的芍药，与月光同色，有暗香袭人；他歌吟“玉排复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的经楼，金银交错，雕花镂纹。他的《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诗》道：“稽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浑不谢。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一饮一顾独自醉，无人为尔下梁尘。”诗句长短变换，如珠落玉盘，露倾荷叶，有断金碎玉之声，悦耳清心。
他的《思乡》诗云：“塞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此诗自然如白居易，流畅如柳宗元，有着一种山居在野，折柳灞桥的意韵。
那，是他思念故国的声音，是一个游子良心发出的声音。关山万里，故乡何处？门前花落如雨，陌上柳丝飘飞。疏朗凄寒的意境里，深深地包容着游子思乡之情，饱含着漂泊异地遥望故园的情怀。
思乡，成为他诗歌的主题，诗歌的筋骨。
他歌咏：“羲和鞭挞金乌疾，俗网无由肯驻留。”时光流失，如水消散，自己不想驻留他地，只想青衫一袭，回归故园，西窗听雨，陌上看花。
他歌咏：“共恨尘芳非法侣，掉鞭归去夕阳中。”形单影只，没有知己，他只想在夕阳里，挥鞭而去，走向故乡的山水深处，倾听故乡山歌阵阵，倾听故乡月下的木叶声。
他最后去了哪儿？回去了吗，走向了遥远的故乡了吗？不知道。
有史书说，他由于思念故乡，惹怒了王衍。王衍给了他一杯毒酒，毒死了他。这个结局，估计是史家猜测的，闲来无事，在西窗雨声里援笔杜撰出来。王衍是昏庸，是糊涂，可他又是一个文采飞扬的昏君，甚至一代文宗欧阳修都不得不承认，王衍“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辞”。他写的《醉妆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 莫厌金杯酒”，虽为靡靡之音，可形象地写出了女孩醉后娇媚如柳的情态，抓写人物神情，是十分精妙的，也是十分精工的。
自古文人相惜，文墨相亲，估计王衍不会如此做吧。
再者，王衍糊涂，但并不残暴，也不会对一个思乡的人下手的吧。
思念故乡，思念自己的家园，思念乡村的亲人，是人之常情，能有什么罪啊？
但愿史书记载的都是想当然，但愿他能回归故国，徜徉在故国的山水柳色里，不至于在异地漂泊流浪，对月落泪。读着他的《思乡》，无来由的，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僧人，衲衣飘飘，乱须飘飘，无声地站在落花如雨中，站在无边的清风里，望着远处。远处，夕阳西下，万山暮霭如纱，一直延伸到天边。此时，我的心里，竟然产生难以言说的忧伤。
那一年，郑仁旻真的不该让段义宗出使，走向遥远的前蜀，走向夕阳天边，从而，让一个诗人如此悲哀，让一个游子如此痛苦不堪。
6
显然，段义宗是真的没有回去，留在了遥远的蜀地，做了异地游子。因为，郑仁旻在前蜀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只有寻找另一条出路，和周边的国家结交，以改变自己的孤立局面，突出重围。
这个国家，就是当时的南汉。
大长和国当时和中原联系，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黎州：过大渡河，到黎州，再风尘仆仆去成都，和前蜀结交。另一个地方，就是邕州，在这儿可去岭南。岭南，此时属于南汉。南汉是唐末藩镇独立出来的，占据着现在的广东、广西两省，以及越南的北部，力量不大，但也不小。其开国之君名刘 ，在位之时，打破中原国君重视武将的做法，很是重视文人，“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将一些漂流岭南的文人，如客人一样供养起来，使得南汉的政权较为稳定，没有烽烟遮天的境况，没有鼙鼓如雷的情景。对外，南汉也很少出兵他国，与邻国相处，“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弧敌兵，行李往来，常勤聘问，区区岭外，晏然小安”。南汉不只是对邻国如此，对远处的国家也是这样，“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互通使节，从不断绝。也因此，南汉建国之后，国虽不大，可势力不小，“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境无恐”，以至于明朝末年，大文人王夫之谈到刘 时，仍禁不住赞叹道：“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执掌岭南，称帝登基，高筑关隘，避免中原硝烟，飘散到这一方，算是有功于民的。
总之，此时的南汉，一派和乐融融，春风和煦。
这儿文化昌盛，文墨飞舞。文人雅士，秀口一吐就是一篇文章，笔墨流散就是一首诗词。中原此时，各国之间，都忙于马蹄奔腾，刀枪并举，争雄夺地，早已忘记了文化，忘记了翰墨，更忘记了科举。可是，南汉却按照隋唐常例，科举取士，“岁以为常”。届时，一个个读书人，放下书本，走出书斋，借一帆风，长衫飘飘，来到广州，参加科考。 这儿靠近海边，广州本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唐朝时，就属于海上丝路的起点。此时，由于刘 提倡，“笼海商得法”，一个个远处的商人，都借着大海船，带着琉璃、胡桃、香料等货物，来到这儿。这儿的商人，也用船运了丝绸、瓷器、茶叶，走向远处。
和南汉交往，郑仁旻显然也做了一番充分的准备，由于南汉文人荟萃，所以派去的仍是一个文化人。
这个文化人，就是他的弟弟郑昭淳。郑昭淳这次去，受到了南汉的热情接待，南汉宫廷大摆宴席。古代喝酒，酒宴上大家是要诗歌唱和的。举一个例子吧，刘禹锡被贬到远处，做了二十三年的刺史，回来之后，满面憔悴，须发苍苍。白居易特意摆上一桌酒席欢迎。欢迎就欢迎吧，还要吟诗。白居易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的诗，以惯有的直白自然，表达了对刘禹锡的同情，对方虽诗才无敌，品行如莲，可命不如人，实在可叹。主人敲着盘子，吟完了诗歌，接着是客人的。刘禹锡一口喝干杯中酒，拿起笔，蘸了墨，一挥而就，一首名诗就出现在大家眼前，“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此诗字句沉雄浑厚，如铁戈击盾，昂首高歌，毫无悲戚，一扫贬谪凄苦之意。也因此，此诗夺冠，让满桌文人击节赞叹，称赏不已。
这叫什么？这就叫文雅，叫典雅，叫文化风韵。过去，受到过文字熏陶的人，这种气韵是少不了的。有时，一句既出，满座皆惊。当年，王勃在滕王阁，就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让所有文人折腰的。
这次，刘 在宴席上，就是要在诗歌上露一手，让郑昭淳看看，我们南汉可是一个词句一吐平平仄仄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礼仪之邦。
刘 这人，治国有一套，但毛病也多，其中一条就是爱显摆，爱表现。每次有商人来，他都将这些商人带入自己宫中，然后，把自己的宝贝摆出来，让对方看得眼花缭乱，他则从中获得满足感，得意得嘎嘎大笑。当然，他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吸引外商，来南汉做生意。他以此向这些人表示，别担心，我国有的是金银珠玉，不会少你钱的。
这次在酒会上吟诗，则是纯粹在显摆自己的文化教育了。
他没想到，吟诗竟然是郑昭淳的强项，“昭淳好学，有文辞”，再加之大长和国语音中“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这些反而很合乎诗歌的吟诵歌唱，合乎高低平仄。也因此，这次吟诗比赛，“南汉主刘 与之游宴赋诗， 及群臣皆不能逮”，他当然比不上，谁知他手下那么多文士，竟然也败了。这下，大家都瞪大眼睛，有点傻住，再也不敢小看他们眼中的“南蛮”了。这个“南蛮”显然比他们更有文化，更文雅，更具书卷气。
郑昭淳几首诗歌，摆平一切，获得南汉国君臣尊敬。
他这次来，当然不是赛诗的，千里迢迢，鞍马劳顿，怎么可能？
他来，特意送上“朱鬃白马”，是来为他哥哥郑仁旻求婚的。
刘 这人呢，显然不像王衍那样糊涂，将对方当做属国来对待，他一直很平易，保持着平等友好的情态。不过，心里一定想，将我们刘家的女儿嫁给你们大长和，怎么可能？我们可是文明昌盛之国，是翰墨流芳之地。现在，诗歌一吟，刘 的态度马上改了，这样文质彬彬的诗人，他的哥哥估计也文质彬彬的吧，他的国家一定也文风流溢、触目皆春了。好吧，和亲的事情嘛，好商量。
最后，刘 点着头答应了郑仁旻求婚的事情，“遂以兄刘隐女增城公主妻仁旻”，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郑仁旻。
郑昭淳满脸阳光地骑上马，长长一揖，带着娶亲队伍，马蹄嗒嗒，一直走向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滇地，走向羊苴咩城。他这次出使，不但完成了任务，也扬了自己诗名，还让岭南士子狠狠见识了一下大长和的文采风流。
段义宗和郑昭淳，都是满腹平仄，满腹诗韵，一个出使被扣留，客死异乡；一个风采张扬，完成使命，回归故园。这，是因为一个遇着亡国之君王衍，一个遇见开国之君刘 。亡国之君，一般都举止有违常理，不达人情。开国之君，毕竟走过人世坎坷，任何事情，都是从大情理出发。
这，大概是前蜀即将灭亡的原因。
这，也是南汉这个小国，竟然存在了五十多年的原因吧。
7
前蜀的灭亡，是在同光三年，也就是公元925年。这年，唐庄宗派出大臣李严，出使前蜀，和王衍谈判，也借机观察其内政。李严从前蜀回去后，告诉唐庄宗，王衍“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王衍执政，简直是胡来，没有章法，任用奸佞，后唐一旦出兵，前蜀必灭。
唐庄宗听了，连连点头，发号施令，“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将兵六万伐蜀”，他派出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统帅，名将郭崇韬为副统帅，统兵六万，开始攻蜀。后唐军队接受命令，一路马蹄飞扬，攻城略地，不到八十天，就兵临成都，鼓角之声，震得城内人心发颤。王衍此时再也骄横不起来了，再也感觉良好不起来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绖、徒跣、舆榇，号哭俟命”，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前蜀就此灭亡。
前蜀存在了十八年，是一个地道的短命王朝。
第二年，王衍全家被押送洛陽途中，唐庄宗下令诛杀。死前，不知他想到段义宗没有，那个出使被他扣留的使者，那个思念故乡却一直难以归去的和尚。
后唐军队在蜀地，接受了前蜀留下的一切，“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这些人，大概应当是王建时大长和战败被俘的吧。还寻得一人，名叫徐蔼。这个徐蔼，和南诏可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他竟然是徐云虔的侄儿。 徐云虔，在唐僖宗时代，是岭南节度使辛谠部下的官员。当年，南诏遣使讲和。鉴于无日无之的大唐和南诏之战，弄得大唐的“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 辛谠特别希望朝廷能借着这个机会，“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国民安宁。
唐朝廷的文官，在那儿议而难决。辛谠知道后急了，最终决定派徐云虔去南诏谈判。他对徐云虔说：“吾子既仕则思询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你既然出山当官，就应当为国效力。可惜我瘫痪了，站不起来，不然，我真要起来下跪求你了。徐云虔听了，流着泪告诉辛谠，既然节度使这样看得起我，我就去一趟，完成使命。当天，他就骑着马，挥一挥衣袖走了，冒雾穿云，翻山越岭，走向了南诏，“凡水陆四十七程，至鄯阐府。遇骠信游猎，尚去云南一十六程，叙好而还。进《南诏录》三卷”，他去了南诏，完成使命，回来后还写了文章，专门记载自己在南诏所见所闻，还写了南诏国君的起居生活。
此后，为了大唐和南诏和亲事宜，徐云虔不辞劳苦，还数次去南诏，和亲虽然失败，他可算是出使南诏次数最多的中原人了。徐蔼“自言尝使南诏”，那么，他很可能是跟着自己叔叔徐云虔去过南诏。他显然不是前蜀抓的俘虏，从“魏王继岌及郭崇韬等破蜀，得王衍时所俘南诏蛮数十人，又得徐蔼”这句可见，徐蔼不属于俘虏，可能是蜀地人，被郭崇韬找到。郭崇韬此时有一个想法，和大长和国进行友好联络。要友好相交，就得放回其俘虏，以表和好之意。这些俘虏，当然得有一个使者送回去。
毫无疑问，徐蔼是最好的人选。
于是，郭崇韬就假借唐庄宗的身份，“乃矫诏还其所俘，遣蔼等持金帛招抚南诏，谕以威德”，其言外之意，也就是表现和大长和结好之意。
结果，有的史書说“南诏不纳”，出使失败。而《滇史》里记载，这次出使，由于庄宗杀郭崇韬，事情搁置下来。
大长和不接受使者，显然是不合乎郑仁旻此前外交走向的。郑仁旻为了和中原交好，甚至都向前蜀、南汉这样的国家派出使臣。现在，处于中原王朝正统身份的后唐，放归其俘虏，自动派出使节，赶上门来和好，大长和国又怎能不答应呢？
因此，《滇史》所写应是正确的。
郭崇韬是后唐开国功臣，给李存勖出谋划策，以闪电战灭掉后梁，随后，自己又亲统大军，灭掉前蜀，功劳之大，一时无两。他为人清廉，进入蜀地，封锁府库，以至于唐庄宗的皇后派出宦官，难以取得一丝一毫东西，故而愤怒，在唐庄宗面前诋毁郭崇韬。唐庄宗于是下旨，让人在军前杀死郭崇韬，并诛及其五子。《五代史》道，“崇韬服勤尽节，佐佑王家，草昧艰难，功无与比，西平巴蜀，宣畅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冤之”。
后唐于公元926年出军灭掉前蜀。第二年，郭崇韬被杀。也是同年四月，唐庄宗被叛军流箭射中，“亭午，崩于绛霄殿之庑下，时年四十三”。
后唐灭前蜀，给大家的感觉是迅雷不及掩耳。
后唐的自我灭亡，给大家的感觉更是暴风骤雨。
此时，郑仁旻即使想和后唐和好，和谁联系？和谁谈判？更何况，这事是郭崇韬一力促成的，郭崇韬尚且不保，家人遭戮，殃及部将，以至于后唐大将康延孝说：“郭崇韬佐命元勋，辅成大业，不动干戈，收获两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阖门被诛；延孝之徒，何保首领。以此思虑，不敢归朝。”康延孝有攻城野战大功，做为郭崇韬部下，尚且担心被唐庄宗杀死。做为郭崇韬派出的使节，徐蔼怎么敢回来，自投罗网，成为砧上之鱼呢？当然，此时他即使回去了，也是白搭，后唐庄宗朝廷，已经随着一把大火化为了灰烬，他也无处复命了。
中原王朝和大长和的联系，就这样被人为地生生割断了。
这不是郑仁旻的错，也不是郭崇韬的错，是唐庄宗的昏聩造成的。他将后唐即将一统华夏的格局，再次一手打乱，将一个和平的希望，化为了灰烬。
大长和国也无奈叹息，最终收住了联络中原的脚步。
郑仁旻也在无望中于这年死去，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年龄不大。他的死，不是病死的，是服用丹药死的，如中原的一些皇帝一样，寻求长生之术，“郑昱（即郑仁旻）好神仙之学，尊礼方士”。这些方士，就纷纷给他炼丹，过去方士炼丹，多用汞、铅，有剧毒，“郑昱服方士丹药死”，毫无疑问，是中毒。过去很多皇帝，都是服用丹药中毒死的，可是，就是不知醒悟，让人无语。
他的执政能力，显然不如他的父亲郑买嗣。
郑买嗣登基称帝时间，虽然不过八年，可是，在南诏时代，他就长时间执掌着朝政，以至于南诏国君被架空。这段时间，毫无疑问，也增长着郑买嗣的见识，丰富着他的执政能力。因此，登基之后，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保境安民的策略，从未轻易出军蜀地，或者岭南。郑仁旻开始的时候，也坚持着郑买嗣的做法，可是，最终，面对中原乱局，有点坐不住了，产生了蒙世隆一样的想法，想要出军蜀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势力。最终，大长和军大败，损失惨重。
郑仁旻的优点就在于知错能改，知道自己兵力、战力都不如别人，马上结束战争，止戈为武，竭力展开和平外交，从而，让国家再次恢复到安详和谐的轨道上，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上。
他算得一个守成之主，可惜心胸狭窄了一点儿，这尤其表现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当时，大长和国从南诏末期的纷乱中刚刚平静下来，还没有走上正轨。他和郑买嗣在位的时间，总共不到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时间不长，不可能将世道人心抚平，将乱世风俗矫正。此时选择继承人，就应当学习后来宋朝的方法，“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为，成年的君主，毕竟有见识，有经验，能震住群臣，能弹压住乱局。他向南汉求婚时，派出弟弟郑昭淳，说明他知道郑昭淳的能力。可是，在选择君主时，他没有选择有能力的人，而是选择了自己儿子郑隆亶。郑隆亶生于公元915年，登基时才十二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如何能震慑群臣，能抚平乱局，能矫正人心，最终，郑隆亶被权臣所杀。
他的这种做法，和后来著名的周世宗所犯错误是相同的。 他为了自己的儿子，这种做法，反而让郑隆亶丢了生命，让自己家族陷入一场血雨腥风中，让这个国家再次走向更为纷乱的局面。
这个局面，十几年后，到了段思平手里，才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后悔不已吧。
8
公元926年，对于大长和国和后唐来说，都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这一年，郑仁旻死去，年幼的郑隆亶继位。大长和国的政治格局，在无形中悄悄发生转变，表面上一片平静，暗地里波涛汹涌。
中原，更是如此。
唐庄宗灭掉后梁、前蜀后，志得意满，每天将国政扔在一边，粉墨登场，咿咿呀呀，和伶人一起演戏，自取艺名李天下。他的妻子刘皇后，则贪得无厌，将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不久，唐庄宗认为天下到手，开始大量诛杀功臣，郭崇韬被杀，后唐另一功臣，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见了，惶惶不可终日，最终，被部下将士裂开一面黄旗披在身上，历史称为唐明宗，带着军队，回归洛阳。
唐庄宗准备去弹压，被叛军用箭射死，“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廓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他喜欢演戏，最后被一个名叫善友的人用乐器焚化，也算死得其所。
他死后，唐明宗登基，乱局才算慢慢平复。
唐明宗亲见唐庄宗奋起之时，强大无匹，天下少逢对手；又亲见他失败后被射死，竟无葬身之地，如欧阳修《伶官传序》中道：“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因此，唐明宗为帝的时候，十分勤政，也十分尽心。
在任期间，他奖掖廉吏，提倡清明。一代廉吏张希崇担任灵武节度使，“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馈”。唐明宗知道后，专门下发圣旨，对其进行褒美。唐明宗还规定，对官员的政绩，应进行严格考核，“有政声者就加恩泽，无课最者即便替移”。也因此，明宗朝，少有贪吏，一片清明，一片平和。
明宗在朝，对于贪赃枉法者，更是痛恨至极，抓住就杀，绝不容情，“明宗皇帝尤恶贪货。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有大臣上奏，希望免死。唐明宗听到后，挥手阻止道：“王法无私，岂可徇亲。”最终，这个贪官用自己的脑袋，为自己的贪婪买单。
也是明宗时代，朝廷下令，大量减免百姓税收，“不得科敛百姓”，不得随意征收税收。
史书称赞明宗道：“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
因为政治清明，因为社会稳定，这样，后唐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甚至吸引来了大长和国的一些部落归附。
也就在明宗登基的当年，大长和国的嶲州山后蛮都鬼主李卑晚，以及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都鬼主勿定摽抄，都接受后唐封爵，被赐为将军。
所谓鬼主，是指唐宋分布在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乌蛮及两爨部落首领称号，他们一般利用“鬼巫”之说，统治部落，有点君权神授的意味，因此，称之为鬼主。
不久，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华来朝贡”。这个李卑晚，估计力量很大，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此时，竟然撇开大长和国，自行派出使节，来向后唐进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到了公元927年，大长和国大量的部落都学习李卑晚，派出使节来后唐进贡，以表忠心。于是，“牂牁蛮亦遣使者宋朝化贡草荳寇、朱砂等物”。随着宋朝化一块儿来的，还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声王的使者。这个罗殿王，就是滇东三十七部的罗殿部落，在三十七部中，力量是很大的，竟然也来了。这，对于大长和国的震动，一定是很大的。
这么多部落归附后唐，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大长和国的国力，在郑仁旻死后，开始迅速削弱，中央已经很难掌控下属的一些部落了，這些部落可以各行其是了。当然，到了大理时，也有个别部落进贡宋朝，如宋太祖灭后蜀，“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那是大理国君指使来的，为的是试探大宋皇帝的态度。像大长和时代那样一群一群看戏一般来中原，向中原皇帝进贡的，在大理国是绝对没有过的。
其次，说明后唐的国力在提升，经济在恢复，唐明宗的统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鉴于大长和国的部落首领不断进贡，唐明宗决定，派出使者，出使大长和国，以增进双方的联系，“明宗遣左金吾卫将军马昭远为入蛮国信使，不能达而还”。一个出使大长和国的使者，在大长和国的土地上，竟然出现“不能达”的现象，最后唯有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不是大长和国路难行，而是此时大长和国内的各个部落，竟然各有地盘，丝毫不把国君放在眼中，也不把朝廷放在眼中。我的地盘我做主，不让你过就不让你过。
大长和国至此，已经难以指挥下属各部落了。
下属各部落，也都已经无视国君的存在了。
权力下移，国君被架空，这样，是最为容易出现夺权情况的。
果然，大长和不久发生了夺权行为，“是时隆亶幼弱，其下东川节度使杨干贞以朝见入东京，毒杀之，伪谥恭息”。
郑隆亶在位三年，死时，年仅十四岁。
大长和国在杨干贞的一碗毒药中，最终结束，只存在了二十七年。
客观地说，大长和国的出现，对南诏的好战国策，有着一定的矫正。大长和国二十七年里，对外只发生了一场战争，从此，偃旗息鼓，和平外交，成为其主题。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存在时间太短，以至于很多制度还没有铺展开，就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消失在时间的云烟里。它很有点像五代的后周，虽然和其它国家一样，存在不久就灭亡了。可是，它却是一个和平时代到来的前奏，是一抹曙光。
历史，没有忽视后周。
历史，也不应忽视大长和国。
这短短的二十七年，对后来的大理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有的人说，大理国沿袭南诏蒙世隆“大礼”这个国名，是承袭着南诏的国家制度，以及行政方法的。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段思平在南诏时代，还是一个小小的孩童，根本不可能对南诏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再加之，南诏无日无之的战争，给这一方水土带来的灾难，是随处可见的，也是随处可感的。后来，大理国的君臣，经常用南诏之事警戒自己，就是明显的一例，怎么会去继承之？
段思平走上社会，应在大长和国。
他一生一半的时间，是在大长和国度过的，他事业的起点，也是在大长和国开始的。在大长和国，他从军，而且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已经做到了幕览，也就是副将。也是在大长和国，他见证了烽火狼烟带来的灾害，也见识了和平带来的平静，带来的和谐。
这些，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里，镌刻在他的脑子中。
他建立大理国后，继承了大长和国的做法，抛弃了战争，抛弃了刀兵，一直让大理国生活在光风霁月中。
大长和国虽短，应在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编辑手记：
公元902年，曾经在西南一角辉煌一时的南诏王国轰然落幕，以南诏权臣故老起家的郑买嗣登上皇位，传统儒学史家视之为弑君、篡位，然而面对南诏末期“兵出无宁岁”“国耗虚”“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这些涵盖了军事、经济、人口等社会多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离乱与破败，一个王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了历史与百姓的期望。王朝的更替必然伴随着血腥杀戮，像张乐进求嫁女逊位于细奴逻等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美好想象，其下也必然涌动着血雨腥风的政治角力，更不用说郑买嗣这样背负恶名的违背道义者，为了皇位稳固和自身安全，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斩草除根”。郑氏大长和国传三世而亡，但相对于南诏末期，大长和国在军事上显得十分温和，这也给饱受战争苦难的百姓们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这种温和也一直延续到了大理国末期，但是温和并不代表软弱，当大理国面对战无不胜的蒙古人时，又向我们展示了这里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