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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心智哲学的意向性出发，对概念隐喻出现过程中所涉及的心智活动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概念隱喻发端于说话者的意向性，这一意向性确定了说话人的意向态度和意向内容。同时，概念隐喻还依赖于随附性，从而创造出双重意象。
关键词：概念隐喻;意向性;心智哲学
近些年来，概念隐喻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强烈关注，Lakoff & Johnson[1]、Sullivan[2]、王寅[3]（P599-602）、徐盛桓[4]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积极探索。徐盛桓[5]、Gibbs[6]、K?vecses[7]等，分别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符号学角度、认知语言学角度、跨文化可用性的角度、认知神经机制的角度等，对概念隐喻进行了阐释与解析。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停留在概念隐喻表层，对概念隐喻产生的哲学根源未能深入探究，对概念隐喻运作的初始条件因素的考量尚不充分。这种状况正如蔡曙山所说：“在我们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未能将认知主体的心智能力搞清楚”[8]（P7）。可以说，语言是心理世界的体现，概念隐喻亦不例外，而心理世界与心智休戚相关。因此，我们亟需从心智着手，对概念隐喻加以阐述、分析，并探寻其萌发的本原。有鉴于此，我们拟聚焦于说话者的意向（intention）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参酌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理论，对概念隐喻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心智活动进行审视，以期能破解概念隐喻的表达起点、表达内容与表达终点等基础问题，进而为概念隐喻的理解提供心智层面的阐释依据。
一、心智哲学视阈下的意向性
Searle明确指出：“整个哲学运动都是围绕意向性理论建构起来的。”[9]（P9）嗣后，Searle再次强调：“心智哲学亦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内容。”[10]（P10）确实如此，二十世纪以来，当代哲学已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进一步嬗变和发展到心智哲学[11]。这足可窥见意向性与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意义研究中，学界深刻反思了行为主义指称论的缺陷，对意向性重加审视，并再次验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Dualism）。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以人脑和心智为聚焦对象，实现了哲学从语言到认知的转向，构筑了“心智—语言—世界”的“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开创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12]（P10）。总的来看，心智哲学秉承了体验哲学观，依傍于语言，将心智研究推向前台，它着力于发现人类心智和智能的本性及工作机制，解决了心身关系、人类意识、意向性等一系列哲学难题。而作为对象性活动之始的有意识的感知觉活动，也是从意向性开始的[13]。
意向性是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哲学家、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Brentano首先将“意向”这一术语引入当代哲学。他把意向性作为心灵活动的规定性特征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Brentano指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前者在内意识中被知觉而后者通过外知觉而被知觉[14]。这里的意向性已经暗示出任何心灵活动都指向或者涉及某个对象[15]（P251）。
布伦塔诺曾经对意向做了解释，不过真正将意向性改造为哲学概念的是奥地利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Husserl[16]。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老师Brentano的意向性理论，其思想之中枢是意向理论，其核心为意义问题。语言本身不能产生意义，其意义源于意识中给予意义的意向行为，意义是与人的意识活动紧密相连的。作为符号的语言本身只是物理现象，只有凭借意识授予才获得意义。除了现象学的探讨之外，语言哲学也对意向性进行了阐述[17]、[18]。胡塞尔主要关注的是逻辑性语言，相对忽视了日常语言及其表达意向时的具体语境，而维特根斯坦则主张意向性不属于逻辑性语言，而是归属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还指出，意向性把生活世界之中的各种信息和情形连接成一个知识网络，存在于人们的心智之中。
在当代心智哲学研究中，将意向性与语言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Searle[9]、[19]。Searle认为，意向活动和言语行为在结构层次上颇为相仿，意向性在语言层面的结构特性是某一种心理模式及其对内容的描述构成了意向状态。同时，Searle还把精神状态的指向性（aboutness）也称为意向性[9]（P9）。意向性的两个最主要特征是其指向性和表征性。指向性指的是人的意识可以在对象性活动中关指对象的能力，它是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必定指向客观世界某一具体事物或状态的特性;表征性是指意向性对关指内容和关指方式能够做出表征，它表征意向与世界的关系。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功能，说话者使用语言总是具有某种特定的表达意图，这就体现了意向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意向性既然是人类的意向性，那么，语言的意向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事实上，人类能够将其意向性“寄生”在物理工具上，使其取得寄生意向性（parasitic intentionality）[9]（P251）。例如：
（1）I don’t want an indignant boyfriend on my doorstep breathing fire.
（2）章太炎以自己惨淡经营《民报》多年，一旦复刑，竟被摈斥，不由得火冒三丈。（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
Lakoff & Johnson指出，隐喻的实质是以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1]（P5）。“火（fire）”是一种自然现象，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在例（1）中，当说话者使用“fire”时，就把对boyfriend的意向性寄生其上;在例（2）中，当说话者使用“火”时，也把章太炎脾气特征的意向性寄生其上，从而彰显了说话者意向性的指向性和表征性。
二、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
这里所说的意向性主要是指寄生意向性，即寄生于说话者的意向性。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也是如此。本文对概念隐喻的研究以意向性为分析为起点，依据于其指向性与表征性进行分析，借此阐明概念隐喻产生的心智基础。 心智哲学对语言研究的启示是在于，语言的运用究其根本是人对语言的运用。因此，我们无法绕开主观因素、经验因素、涉身因素、意识因素、情感因素等，来进行纯粹的就语言分析语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因素最终总要追溯到人的心身关系上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语言所表达的就是人的感知和感受[20]、[21]。心智哲学家将感知理论化时，将其性质分为多种类型，对外在事物的感知性质如颜色、形状等称为可感质（qualia/sensible quality），经验性质则称为感受质（sensory quality）[22]、[23]（P97）。意向性是高于感受质的意识，属于心理属性。就物理属性与心理属性的关系而言，物理属性框定了心理属性，从物理属性中浮现出心理属性;心理属性则寄生于物理属性，并对物理属性具有反作用力，会对物理属性施加影响。究其实质来说，概念隐喻的本义和喻义之间昭示的是随附关系。
这里以晁补之的《摸鱼儿·东皋寓居》为例加以说明。这首词的上阕写道：“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其中的“翠幄”是指称柳树上方的叶丛，即叶丛长得像绿色的帐幕。反过来也可以说，帐幕如同柳树的叶丛。晁词里面张开的柳树叶丛所触发的心理感受，使得认知主体产生了叶丛是“翠幄”的心理联想，这属于其心理属性，只不过这样的“翠幄”既不能还原为柳树叶丛本身，也不能还原为相关的大脑认知神经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衡量的话，柳叶丛是被概念化为“翠幄”，其实质是意义所发生的一种完形（Gestalt）转换。
语言的表征能力是从心智的意向性萌发出来的。Searle指出，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9]。语言表征实体的能力是人类心智基本能力的拓展。就此而言，意义与前概念经验（preconceptual experience）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例如：
（3）黑龙江省严控口罩等疫情防控相关医药用品价格上涨。（人民网，2020-01-23）
（4）各用途地价增速运行平稳，综合、住宅地价环比增速由低速增长区间回落至平稳波动区间。（《经济参考报》，2020-01-20）
例（3）中的“上涨”和例（4）中的“回落”均属于概念隐喻，它们把“量”的概念域与垂直高度的概念域关联在一起，将更大的量识解为高度增加，这恰恰是人们把事物的感受质作用于语言表达的实例。再如：
（5）跳绳需要来回大幅跳动，不一会儿，5个孩子就已满头大汗，一张张小脸像红透了的苹果。（人民网，2016-07-27）
（6）老人的脸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所有的悲欢离合，岁月的沧桑都被时光留在脸上。（《美术报》，2017-05-02）
（7）阿牛格格变了，过去少言寡语，现在爱说爱笑，小脸像绽开的花朵。（人民网，2016-07-11）
（8）这时，只见她那红晕的脸像红彤彤的金达莱。（《解放军报》，2016-04-28）
从例（5）～例（8）可以看出，当说话者意欲描述某个人的脸时，所传递的可能是它的颜色、形状，也可能是它的可爱程度，其中，例（7）的“可爱”这一特性并非“花朵”的客观属性，而是感受性质。
一般来说，概念隐喻涉及的意向性有两个维度：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态度是想要用概念隐喻来传递其隐涵意义，而意向内容是语言使用者想运用该隐喻来“指向”具体语境中的实体或者事件。在不同的语言语境中，语言使用者意图用概念隐喻来指向的实体或事件有可能会截然不同。例如：
（9）“What have you done？”shrieked the butcher.
（10）The doctor is a butcher.
上述例句中都用到了“butcher”，不过，其语义指向却是大相径庭。在例（9）中，“butcher”的意向内容指的是职业;在例（10）中，“butcher”则指的是对医生的评价：“这个医生极不称职”。
Brentano坦言，意向性是通過心理状态、行为表征事件或关涉意向的物体[14]。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是概念隐喻产生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概念隐喻把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呈现给听话者，说话者意欲达到的效果是被遮蔽的意向，概念隐喻是说话者传递意向意义的负载物。另一方面，概念隐喻也依仗听话者通过上下文中的线索对说话者的意图加以推理，这个过程会受到听话者本人意图的影响。就此看来，意向性是概念隐喻形成的根基。
进而言之，解释不但关涉逻辑与意义，而且涉及到语用分析，也就是意向性的分析。在Fraassen看来，“解释的条件主要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决定的”[24]（P147）。参照语用进路，概念隐喻的运用可以描写为一种三元关系：概念隐喻、与隐喻关联的实体或事件、在场的隐喻的说话者。这里，我们采用哲学家Giere的解释公式：“主体S用X表征W[world]以便实现一定的P[purpose]”[25]（P43）。依据这一公式来表征隐喻的使用，可以较好地彰显出语言使用者在隐喻应用过程中的主体性。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为了形象地刻画出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色，选取了诸多隐喻手段。倘若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实体与隐喻语言的语义分析层面，只是找出孤立于语境的逻辑关系，那么就很难对香炉、紫烟、飞流三千尺、银河落九天等给出合情合理的阐释。由此可见，说话者在使用语言时，其实是把自己的意向强加给了语符和受话者。认知主体所注重的概念内涵和将其自我的意向性作为重要一环加以介入、进行“干涉”，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运用概念隐喻。
三、概念隐喻中的随附性
随附性（supervenience）不同于“等同”抑或是“决定”等概念，但是却与之存在依变或曰协变关系，是过去的二元论、同一论所把握的关系之外的、又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25]（P115）、[26]。概念隐喻的字面意义随附于隐涵意义，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协变关系，隐涵意义依赖于字面意义，字面意义限制着隐涵意义，同时，隐涵意义又具备自主性。 举例来说，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方文山的《兰亭序》“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的脸]”，在这些用例中，无论是朝阳，还是残阳、夕阳，都表现为红色，这一物理属性是客观存在、不能忽略的，说话者通常不能在概念隐喻中将朝阳、夕阳喻为绿色或蓝色。不过，每个作者对阳光的“红”也都有自己真实的主观感受，这是认知主体的自主意识，是能够自我表现的，如白居易视其为“红胜火”，毛主席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认为它“如血”，方文山则发现它像羞怯者的脸。像这样的概念隐喻均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如果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自我发挥，那么就可能会平淡无奇、空洞乏味。由此可见，这里的概念隐喻都依赖于认知对象的基本的物理属性，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脱离，进行主体的自我修饰、自我调节。
概念隐喻的字面意义P的概念可以分解成为属性P1、P2……Pn，序列P1、P2……Pn之间的关系RP1、RP2……RPn则构成了关系结构。该关系结构是P的感受质结构，是语言使用者大脑的物理状态，而且感受质结构是涌现的基础[27]。在某一个具体语境下，P浮现出心理属性M，M框定或者改造原生属性P，使P转换为Q，Q则蜕化为概念隐喻的隐涵意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隐喻化（metaphorization）[28]（P132-133）。
听话者之所以能够领悟概念隐喻，是因为假设P的浮现属性M造成了Q。也就是说，P的显现是M显现的充分条件。落实到概念隐喻的研究中，P是概念隐喻中心意义的感受质结构，而M是比P高一层级的意识，亦即意向性。M框定和修饰了P的属性，从而使得Q得以涌现。例如：
（11）The ship ploughed through the sea.
（12）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余光中《从母亲到外遇》）
例（11）促发了听话者关于中心词“plough”的感受质结构，通过这一语境，听话者的脑海中首先会迅速出现船只在大海中航行和农民在田地里耕种的场景;随着说话者说出“through the sea”，又激活了听话者的想象，从而涌现出轮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艰难而缓慢前行的画面。类似的，例（12）激发了听话者大脑中关于中心词“母亲、妻子、情人、外遇”的感受质结构中的形式感受质，在这一语境中，不仅浮现出意向性为语言使用者意欲凸显的对于不同地点的特殊情感，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含蓄慰藉、意犹未尽的美感。与此同时，意向性又对概念隐喻中心词的感受质结构产生了推动力，从而使得听话者能够在概念隐喻中心词的感受质结构中提炼出其形式感受质，继而获取概念隐喻的真实意义。
本文尝试从心智哲学视角，对概念隐喻形成过程中认知主体的意向性活动进行探究，以期为概念隐喻的机制做出心智阐释。概念隐喻的产生主要涉及到的心智因素是意向性。研究结果表明，概念隐喻以说话者的意向性为起点，根据其意向内容，选择一个合适的语言表达作为隐喻。同时，概念隐喻具有随附性，它所昭示的是实体或事件激发了听话者的感受。简而言之，意向性在概念隐喻的生成中起着统摄作用。可以说，心智哲学的意向性为修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不过，当下的研究只限于理论假设，今后还需结合实验观察予以充分论证。同时，还可以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交际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来探讨心智哲学中核心概念的本质属性，建立心智哲学视角下的修辞研究交叉学科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为修辞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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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概念隐喻;意向性;心智哲学
近些年来，概念隐喻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强烈关注，Lakoff & Johnson[1]、Sullivan[2]、王寅[3]（P599-602）、徐盛桓[4]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积极探索。徐盛桓[5]、Gibbs[6]、K?vecses[7]等，分别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符号学角度、认知语言学角度、跨文化可用性的角度、认知神经机制的角度等，对概念隐喻进行了阐释与解析。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停留在概念隐喻表层，对概念隐喻产生的哲学根源未能深入探究，对概念隐喻运作的初始条件因素的考量尚不充分。这种状况正如蔡曙山所说：“在我们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未能将认知主体的心智能力搞清楚”[8]（P7）。可以说，语言是心理世界的体现，概念隐喻亦不例外，而心理世界与心智休戚相关。因此，我们亟需从心智着手，对概念隐喻加以阐述、分析，并探寻其萌发的本原。有鉴于此，我们拟聚焦于说话者的意向（intention）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参酌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理论，对概念隐喻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心智活动进行审视，以期能破解概念隐喻的表达起点、表达内容与表达终点等基础问题，进而为概念隐喻的理解提供心智层面的阐释依据。
一、心智哲学视阈下的意向性
Searle明确指出：“整个哲学运动都是围绕意向性理论建构起来的。”[9]（P9）嗣后，Searle再次强调：“心智哲学亦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内容。”[10]（P10）确实如此，二十世纪以来，当代哲学已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进一步嬗变和发展到心智哲学[11]。这足可窥见意向性与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意义研究中，学界深刻反思了行为主义指称论的缺陷，对意向性重加审视，并再次验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Dualism）。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以人脑和心智为聚焦对象，实现了哲学从语言到认知的转向，构筑了“心智—语言—世界”的“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开创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12]（P10）。总的来看，心智哲学秉承了体验哲学观，依傍于语言，将心智研究推向前台，它着力于发现人类心智和智能的本性及工作机制，解决了心身关系、人类意识、意向性等一系列哲学难题。而作为对象性活动之始的有意识的感知觉活动，也是从意向性开始的[13]。
意向性是心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哲学家、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Brentano首先将“意向”这一术语引入当代哲学。他把意向性作为心灵活动的规定性特征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Brentano指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前者在内意识中被知觉而后者通过外知觉而被知觉[14]。这里的意向性已经暗示出任何心灵活动都指向或者涉及某个对象[15]（P251）。
布伦塔诺曾经对意向做了解释，不过真正将意向性改造为哲学概念的是奥地利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Husserl[16]。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老师Brentano的意向性理论，其思想之中枢是意向理论，其核心为意义问题。语言本身不能产生意义，其意义源于意识中给予意义的意向行为，意义是与人的意识活动紧密相连的。作为符号的语言本身只是物理现象，只有凭借意识授予才获得意义。除了现象学的探讨之外，语言哲学也对意向性进行了阐述[17]、[18]。胡塞尔主要关注的是逻辑性语言，相对忽视了日常语言及其表达意向时的具体语境，而维特根斯坦则主张意向性不属于逻辑性语言，而是归属于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维特根斯坦还指出，意向性把生活世界之中的各种信息和情形连接成一个知识网络，存在于人们的心智之中。
在当代心智哲学研究中，将意向性与语言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Searle[9]、[19]。Searle认为，意向活动和言语行为在结构层次上颇为相仿，意向性在语言层面的结构特性是某一种心理模式及其对内容的描述构成了意向状态。同时，Searle还把精神状态的指向性（aboutness）也称为意向性[9]（P9）。意向性的两个最主要特征是其指向性和表征性。指向性指的是人的意识可以在对象性活动中关指对象的能力，它是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必定指向客观世界某一具体事物或状态的特性;表征性是指意向性对关指内容和关指方式能够做出表征，它表征意向与世界的关系。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功能，说话者使用语言总是具有某种特定的表达意图，这就体现了意向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意向性既然是人类的意向性，那么，语言的意向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事实上，人类能够将其意向性“寄生”在物理工具上，使其取得寄生意向性（parasitic intentionality）[9]（P251）。例如：
（1）I don’t want an indignant boyfriend on my doorstep breathing fire.
（2）章太炎以自己惨淡经营《民报》多年，一旦复刑，竟被摈斥，不由得火冒三丈。（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
Lakoff & Johnson指出，隐喻的实质是以一类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1]（P5）。“火（fire）”是一种自然现象，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在例（1）中，当说话者使用“fire”时，就把对boyfriend的意向性寄生其上;在例（2）中，当说话者使用“火”时，也把章太炎脾气特征的意向性寄生其上，从而彰显了说话者意向性的指向性和表征性。
二、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
这里所说的意向性主要是指寄生意向性，即寄生于说话者的意向性。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也是如此。本文对概念隐喻的研究以意向性为分析为起点，依据于其指向性与表征性进行分析，借此阐明概念隐喻产生的心智基础。 心智哲学对语言研究的启示是在于，语言的运用究其根本是人对语言的运用。因此，我们无法绕开主观因素、经验因素、涉身因素、意识因素、情感因素等，来进行纯粹的就语言分析语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种因素最终总要追溯到人的心身关系上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语言所表达的就是人的感知和感受[20]、[21]。心智哲学家将感知理论化时，将其性质分为多种类型，对外在事物的感知性质如颜色、形状等称为可感质（qualia/sensible quality），经验性质则称为感受质（sensory quality）[22]、[23]（P97）。意向性是高于感受质的意识，属于心理属性。就物理属性与心理属性的关系而言，物理属性框定了心理属性，从物理属性中浮现出心理属性;心理属性则寄生于物理属性，并对物理属性具有反作用力，会对物理属性施加影响。究其实质来说，概念隐喻的本义和喻义之间昭示的是随附关系。
这里以晁补之的《摸鱼儿·东皋寓居》为例加以说明。这首词的上阕写道：“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其中的“翠幄”是指称柳树上方的叶丛，即叶丛长得像绿色的帐幕。反过来也可以说，帐幕如同柳树的叶丛。晁词里面张开的柳树叶丛所触发的心理感受，使得认知主体产生了叶丛是“翠幄”的心理联想，这属于其心理属性，只不过这样的“翠幄”既不能还原为柳树叶丛本身，也不能还原为相关的大脑认知神经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衡量的话，柳叶丛是被概念化为“翠幄”，其实质是意义所发生的一种完形（Gestalt）转换。
语言的表征能力是从心智的意向性萌发出来的。Searle指出，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9]。语言表征实体的能力是人类心智基本能力的拓展。就此而言，意义与前概念经验（preconceptual experience）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例如：
（3）黑龙江省严控口罩等疫情防控相关医药用品价格上涨。（人民网，2020-01-23）
（4）各用途地价增速运行平稳，综合、住宅地价环比增速由低速增长区间回落至平稳波动区间。（《经济参考报》，2020-01-20）
例（3）中的“上涨”和例（4）中的“回落”均属于概念隐喻，它们把“量”的概念域与垂直高度的概念域关联在一起，将更大的量识解为高度增加，这恰恰是人们把事物的感受质作用于语言表达的实例。再如：
（5）跳绳需要来回大幅跳动，不一会儿，5个孩子就已满头大汗，一张张小脸像红透了的苹果。（人民网，2016-07-27）
（6）老人的脸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所有的悲欢离合，岁月的沧桑都被时光留在脸上。（《美术报》，2017-05-02）
（7）阿牛格格变了，过去少言寡语，现在爱说爱笑，小脸像绽开的花朵。（人民网，2016-07-11）
（8）这时，只见她那红晕的脸像红彤彤的金达莱。（《解放军报》，2016-04-28）
从例（5）～例（8）可以看出，当说话者意欲描述某个人的脸时，所传递的可能是它的颜色、形状，也可能是它的可爱程度，其中，例（7）的“可爱”这一特性并非“花朵”的客观属性，而是感受性质。
一般来说，概念隐喻涉及的意向性有两个维度：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语言使用者的意向态度是想要用概念隐喻来传递其隐涵意义，而意向内容是语言使用者想运用该隐喻来“指向”具体语境中的实体或者事件。在不同的语言语境中，语言使用者意图用概念隐喻来指向的实体或事件有可能会截然不同。例如：
（9）“What have you done？”shrieked the butcher.
（10）The doctor is a butcher.
上述例句中都用到了“butcher”，不过，其语义指向却是大相径庭。在例（9）中，“butcher”的意向内容指的是职业;在例（10）中，“butcher”则指的是对医生的评价：“这个医生极不称职”。
Brentano坦言，意向性是通過心理状态、行为表征事件或关涉意向的物体[14]。概念隐喻中的意向性是概念隐喻产生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概念隐喻把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呈现给听话者，说话者意欲达到的效果是被遮蔽的意向，概念隐喻是说话者传递意向意义的负载物。另一方面，概念隐喻也依仗听话者通过上下文中的线索对说话者的意图加以推理，这个过程会受到听话者本人意图的影响。就此看来，意向性是概念隐喻形成的根基。
进而言之，解释不但关涉逻辑与意义，而且涉及到语用分析，也就是意向性的分析。在Fraassen看来，“解释的条件主要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决定的”[24]（P147）。参照语用进路，概念隐喻的运用可以描写为一种三元关系：概念隐喻、与隐喻关联的实体或事件、在场的隐喻的说话者。这里，我们采用哲学家Giere的解释公式：“主体S用X表征W[world]以便实现一定的P[purpose]”[25]（P43）。依据这一公式来表征隐喻的使用，可以较好地彰显出语言使用者在隐喻应用过程中的主体性。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为了形象地刻画出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色，选取了诸多隐喻手段。倘若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实体与隐喻语言的语义分析层面，只是找出孤立于语境的逻辑关系，那么就很难对香炉、紫烟、飞流三千尺、银河落九天等给出合情合理的阐释。由此可见，说话者在使用语言时，其实是把自己的意向强加给了语符和受话者。认知主体所注重的概念内涵和将其自我的意向性作为重要一环加以介入、进行“干涉”，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运用概念隐喻。
三、概念隐喻中的随附性
随附性（supervenience）不同于“等同”抑或是“决定”等概念，但是却与之存在依变或曰协变关系，是过去的二元论、同一论所把握的关系之外的、又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25]（P115）、[26]。概念隐喻的字面意义随附于隐涵意义，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协变关系，隐涵意义依赖于字面意义，字面意义限制着隐涵意义，同时，隐涵意义又具备自主性。 举例来说，白居易的《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方文山的《兰亭序》“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的脸]”，在这些用例中，无论是朝阳，还是残阳、夕阳，都表现为红色，这一物理属性是客观存在、不能忽略的，说话者通常不能在概念隐喻中将朝阳、夕阳喻为绿色或蓝色。不过，每个作者对阳光的“红”也都有自己真实的主观感受，这是认知主体的自主意识，是能够自我表现的，如白居易视其为“红胜火”，毛主席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认为它“如血”，方文山则发现它像羞怯者的脸。像这样的概念隐喻均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如果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自我发挥，那么就可能会平淡无奇、空洞乏味。由此可见，这里的概念隐喻都依赖于认知对象的基本的物理属性，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脱离，进行主体的自我修饰、自我调节。
概念隐喻的字面意义P的概念可以分解成为属性P1、P2……Pn，序列P1、P2……Pn之间的关系RP1、RP2……RPn则构成了关系结构。该关系结构是P的感受质结构，是语言使用者大脑的物理状态，而且感受质结构是涌现的基础[27]。在某一个具体语境下，P浮现出心理属性M，M框定或者改造原生属性P，使P转换为Q，Q则蜕化为概念隐喻的隐涵意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隐喻化（metaphorization）[28]（P132-133）。
听话者之所以能够领悟概念隐喻，是因为假设P的浮现属性M造成了Q。也就是说，P的显现是M显现的充分条件。落实到概念隐喻的研究中，P是概念隐喻中心意义的感受质结构，而M是比P高一层级的意识，亦即意向性。M框定和修饰了P的属性，从而使得Q得以涌现。例如：
（11）The ship ploughed through the sea.
（12）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余光中《从母亲到外遇》）
例（11）促发了听话者关于中心词“plough”的感受质结构，通过这一语境，听话者的脑海中首先会迅速出现船只在大海中航行和农民在田地里耕种的场景;随着说话者说出“through the sea”，又激活了听话者的想象，从而涌现出轮船在大海中劈波斩浪、艰难而缓慢前行的画面。类似的，例（12）激发了听话者大脑中关于中心词“母亲、妻子、情人、外遇”的感受质结构中的形式感受质，在这一语境中，不仅浮现出意向性为语言使用者意欲凸显的对于不同地点的特殊情感，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含蓄慰藉、意犹未尽的美感。与此同时，意向性又对概念隐喻中心词的感受质结构产生了推动力，从而使得听话者能够在概念隐喻中心词的感受质结构中提炼出其形式感受质，继而获取概念隐喻的真实意义。
本文尝试从心智哲学视角，对概念隐喻形成过程中认知主体的意向性活动进行探究，以期为概念隐喻的机制做出心智阐释。概念隐喻的产生主要涉及到的心智因素是意向性。研究结果表明，概念隐喻以说话者的意向性为起点，根据其意向内容，选择一个合适的语言表达作为隐喻。同时，概念隐喻具有随附性，它所昭示的是实体或事件激发了听话者的感受。简而言之，意向性在概念隐喻的生成中起着统摄作用。可以说，心智哲学的意向性为修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不过，当下的研究只限于理论假设，今后还需结合实验观察予以充分论证。同时，还可以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交际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来探讨心智哲学中核心概念的本质属性，建立心智哲学视角下的修辞研究交叉学科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为修辞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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