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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以《朱雀》和《北鸢》为代表的“南北书”，是现代家族叙事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既书写了大历史推动下悲怆的家族命运，又展示了小历史视域下温情的亲人相处，以及塑造了“外冷内暖”的母亲与子女形象，总的来说，其荡气回肠的家族史叙述中凝聚着冷暖交织的色调。
一、大历史下家族命运：悲怆的“冷”
葛亮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的作家。他曾经说过：“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语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1]在《朱雀》与《北鸢》中，“史”是其家族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葛亮以历史的变迁为纬，勾勒出兴衰浮沉的家族命运，缓缓展开巨大的时代画卷。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作为背景，《朱雀》与《北鸢》具有家国同构的宏大视野。在宏观大历史的帷幕中，国家的变迁让家族遭遇危机，为其命运增添了一抹悲怆的“冷”色彩。
在新历史主义中，“大历史”是与“小历史”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历史事件。大历史观念上表现为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叙事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模式。在“南北书”中，大历史的书写维度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点，大历史事件的时间作为小说的时间线索，构建起小说宏大的史诗感。比如葛亮在《朱雀》里明确点出其事件的具体时间，如“十二月十二日”[2]，日军侵占南京。《北鸢》中，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3]，临沂大捷。第二点，历史事件蕴含在家族人物命运发展当中，家与国成为一种互为表里的同構关系。《朱雀》与《北鸢》中的家族兴衰正是与国族兴衰紧密相连。再从情节内容的设置来看，历史事件的发生影响家族的命运，这给故事定下了悲凉的基调，下文将对此详细论述。
悲怆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给家族命运带来不尽的噩梦。首先，家族人物的情爱婚姻悲剧有着难言的历史隐痛。比如在《朱雀》中，叶家三代女性怀上孩子时，孩子的父亲都被裹挟进政治事件中，迫不得已地离开。叶家第一代女性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相恋。恰逢抗日战争时期，叶毓芝深知父亲不会同意自己与芥川结婚，但她一方面不愿离开父亲与家庭，一方面又想要追求爱情。矛盾的她怀上了芥川的孩子，却不与其私奔，继续与父亲相依为命。当这件事传开后，叶毓芝为千夫所指。父亲无法接受此事，独自离家。叶毓芝在寻夫与寻父的路上，被日本鬼子轮奸，生下了“无父”的女婴程忆楚。第二代女性程忆楚与归国华侨陆一纬相爱。恰逢“反右”运动如火如荼，陆一纬被判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她与陆一纬因此相隔，后来被迫嫁给了工人阶级魏师傅。魏师傅死后，陆一纬平反归来，程忆楚想要与他再续情缘，怎知他已经有了妻儿，无奈中只能诞下“无父”的女婴程囡。第三代女性程囡与美国人泰勒相爱，后来因为泰勒被查为美国间谍，两人爱情无疾而终，这时程囡也怀上了“无父”的孩子。从三代女性的命运来看，抗日战争、“反右”运动、中美关系紧张等事件改变着她们的生活。每一代女性要独自承受政治创痛所带来的不幸，在破碎的婚姻家庭中忍受无尽的煎熬。其次，历史的车轮将家族推向了没落。比如《北鸢》里，孟昭德因丈夫石玉璞在国共讨伐军阀的战争中惨败牺牲而疯掉，其弟孟盛洵也失去了权势，孟氏一家从此渐渐没落。卢氏一家的商铺受列强势力的影响，生意凋敝，家道败落。冯氏一家也受战争局势的影响，生意凋敝。冯家三房的二姐冯仁珏因“通共”被日本人囚禁，自杀身亡，三哥被迫为日本人做事，冯家的家道也日渐衰落。从三大家族命运来看，军阀战争、抗日战争等事件影响其事业发展，部分家庭成员在战乱中牺牲，这些都使显赫之家走向没落之路。侵略者丧心病狂、战争惨绝人寰、经济日益凋敝。在半部的民国史中，国家的命运早已危在旦夕，家族的命运也难以幸免。再者，频繁的战争让家族走上充满血泪的迁徙之路。原本“南北书”中的叶家、卢家与冯家均是异乡人，叶家从镇江迁居到南京生活，卢家、冯家也都是从山东迁居到襄城生活。日本人的进攻促使社会进一步动荡，异乡人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难时刻，不得不再次选择迁徙，离开居住地，流散外地。比如在《朱雀》中，叶毓芝在迁徙的过程中被日本人糟蹋，失去了生命。而在《北鸢》中，卢家在迁徙的过程中遭受土匪的劫掠，孟昭德不幸牺牲。由此看出，迁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思乡之苦，更意味着未知的危险与不尽的血泪。
大历史的发展推动家族命运走向衰落。葛亮将这种大历史的力量化为宿命的力量，进一步深化悲怆的色彩。宿命，在佛教看来，是指生来注定的命运。个体与大历史洪流对抗，较容易造成一种宿命力量，让人逃无可逃。首先，《朱雀》中三代女性经历相似的悲剧，笼罩着悲怆的宿命感。程忆楚感叹这种不幸“是血里带来的”[4]。但实际上这种不幸并不来自血液中，而来自一种神秘的宿命轮回。叶毓芝在抗日战争中爱上日本人，程忆楚在“反右”运动中爱上“右派”人士，程囡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爱上美国间谍。尽管她们的选择是无意识中做出的，但她们的爱人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政治禁忌，禁忌之恋成了三代女性的宿命魔咒。不同时代中不合时宜的爱情见证了个体与大历史的对抗，充满无可奈何的悲怆感。其次，《北鸢》中军阀大势已去，石玉璞誓死坚守，孟昭德装疯扮傻，均体现了个体在大时代下全力挣扎却无法力挽狂澜的命运。可以看出，大历史的力量在“南北书”中化作宿命的力量，冥冥中左右着家族的命运，形成了悲凉的宿命感，进一步深化了悲怆的色彩。
此外，“南北书”在城市环境、住宅环境以及伏笔描写等方面渲染出大历史下家族命运的沉重色调。第一，历史苦难发生时，城市环境呈现出沉重的“冷”色彩。比如《朱雀》中“到处是惊惧和祈望的眼睛。这座城市，几乎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跌入了深渊。深渊的底，却无法预见”[5]。可以看出，日本军队的洗劫促使这座城市坠入无边的黑暗中。战争摧毁了南京城，同时也让家支离破碎。第二，历史灾难来临后，住宅环境呈现出荒凉的“冷”色彩。比如《北鸢》中在寂寥的月色照耀下，八仙过海图案的花窗看起来“阴飒飒”[6]。寂寥的月色、阴飒的窗影使得孟昭德的住宅显得格外的荒凉，与石玉璞兵败、孟昭德一家衰败形成照应。第三，表现宿命感的伏笔书写进一步渲染沉重的“冷”色彩。《朱雀》中程云和遇难之前，看见手中的青鱼“在灰土里扑打翻滚了一会儿，沾了满身泥，终于不动了，奄奄一息”[7]。以这条在地上拼命挣扎，却难逃厄运的青鱼营造了一种不祥之感，暗喻程云和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悲剧收场的厄运。 二、小历史下亲人相处：温情的“暖”
从“南北书”的家族生活看，除了上文所述的大历史下悲怆色调外，还具有不一样的温暖色调，这是针对小历史层面的日常生活来说的。小历史属于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概念。王岳川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中写道：“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的，而是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8]因此，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视域里，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单数大写的历史，更多的是复数小写的历史，即小历史。小历史“不在于抽象的普遍的人，而在于自我特定的、偶然的处境，认为这些由其阶级、性属、宗教、种族和民族身份所限定的自我‘能够持久地影响历史进程’。”[9]葛亮将人物都放置于每个具体而微的日常处境下进行描写。在小历史的视域下，他们在悲怆的命运下挣扎，不屈不挠地经营生活，寻求希望的亮色。
国内学者衣俊卿认为：“一般来说，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直接环境（家庭和天然共同体）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总称，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获取与消费活动，以日常活动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10]可见，日常生活涵盖的范围较大，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等方面。细读文本之下，可以发现，“南北书”里最为温情的是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简称为亲人的相处。因此，此小节主要探讨亲人相处如何呈现出温情的色彩，以及如何丰富历史的面貌。
第一，血亲和非血亲的亲人通过饮食来表达情意，温情爱意打破了父权主义与等级主义，成为维系家族强有力的纽带。细读文本之下，可以发现，葛亮通过饮食来呈现亲人间的温情。一方面，从亲人之间的饮食活动中可看出，不同阶级的血亲之间表现出深切的亲情爱意。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家族小说所呈现的不一样，后者往往展现出不同阶级的家族成员势不两立。如巴金的《家》里的家像压抑人性的黑屋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里的家像封建的牢笼，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两姓家族也有封闭落后的一面。“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沙漠，或者更可以说是旧势力的根据地，他的敌人的大本营。”[11]为什么家变成了无情的沙漠？这是因为新旧文化冲突下，不同阶级的亲人相处矛盾尖锐。葛亮笔下的家则不一样，它们绝不是封闭的，压抑人性的地方。祖辈、父辈与子辈尽管有着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矛盾并不尖锐，相处相对来说比较和谐。比如在《北鸢》中，仁珏、仁桢都是接受新思想，具有反抗意识的新一代，其父亲则是不闻家事，封建保守的老一代，父女之间也常常很少沟通。仁珏光荣牺牲后，父亲与妹妹仁桢都非常难过，两个人一起去吃豆腐脑。父亲看到仁桢在豆腐脑里放了很多辣子，体会到女儿的伤心后安慰她。从这个吃东西的小细节看出，父亲对于女儿的关心与理解。原来父亲并不是仁桢想象中的冷漠，而是能够疼爱与理解子女的。在饮食活动中，父女之间慢慢地增加对彼此的理解，重建密切的情感联系。温暖的父女情让他们两颗心在艰难的命运前有了一抹暖心的亮色。另一方面，从亲人之间的饮食活动中可看出，“南北书”中非血亲的亲人间也一样具有浓浓的亲情。在《朱雀》与《北鸢》里常常出现抱养小孩的情节。虽说在中国宗族社会中，血缘是最重要的家族维系方式，但从文本中看到，抱养的小孩也能很好地融入家庭，非血亲的亲人之间也一样具有浓浓的亲情。比如在《朱雀》中，程云和收养了叶家第二代女性程忆楚，在艰难的生活中与养女情同亲生母女。在粮食定量的困难时期，程云和为女儿做消暑的绿豆汤，为女儿在寒风中排队买鱼。程忆楚贫血时也要把红枣省下来给养母和哥哥。在粮食短缺的历史时期，食物成为最珍贵的东西，家人不舍得自己吃，为的是给爱的人吃。《北鸢》中卢文笙是卢家的养子，但同时是卢家最受宠爱的公子。孟盛浔舅舅惦记他最爱吃麻花，秦世雄舅舅常常给他带栗子。食物在《朱雀》与《北鸢》中不再仅仅是食物本身，而是代表着一种真心的付出，承载着一份可贵的亲情。
第二，亲人在高雅的活动中增进情感，并让传统技艺延续其生命力。在《北鸢》中，冯家与卢家都是饱读诗书的商贾大家，亲人之间常常切磋书法、画画、唱戏。比如冯明焕与女儿一起唱戏，隐晦地倾吐心声，沟通情感。冯家的左慧容带着女儿、女儿的老师范逸美一起做女红。左慧月视范逸美为自家女儿，耐心地教她刺绣，关心地询问她的事情。在一教一学中，彼此增进不少感情。除此之外，《北鸢》中还有高雅的聚会，如冯家在锡昶园举办的园会。锡昶园是冯家建造的私人园林，那里有假山盆景、流水小桥，设计颇具匠心。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园林中，冯家邀请了众多文人墨客参观。大画家吴清舫挥笔作画，书法家郁龙士题字，诗画暗藏谜语，众人参与猜谜。这样文雅的游园活动与《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聚会相似，既能增长彼此的感情，也能展示出中国诗词画的魅力，延续着诗词画的生命力。与陈忠实《白鹿原》中村里人放牛放羊、播种耕种等充满乡土气息的日常生活不一样，与张炜《古船》中洼狸镇上商人家庭中打算盘、看奇书、拉石磨等充满小镇商业气息的日常生活也不一样，“南北书”中的亲人在相聚活动中表现出不一样的文人雅趣，并保存了在历史风雨中飘摇的传统文化技艺。
第三，在革命历史的进程中，亲人之间的温情具有“常情”的力量，葛亮对其书写丰富了革命历史的面貌。葛亮曾在访谈中说：“我的不少小说都是现实对于历史的逆推。其间，你会感受到历史的意外，以及不规整之处。这是作为小说作者可以发挥的空间，你通过虚构去丰满与梳理这种达至意外的逻辑，同时表达这种逻辑中所含有的‘常情’的力量。这便是我认为的历史的强大，这是吸引人的。”[12]亲人间的温情便是葛亮书写“常情”力量中的一种。比如在《北鸢》中，冯仁桢协助姐姐“通共”，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信使。年少的冯仁桢心中尚未形成革命信仰，只有对姐姐深切的爱意，正是这份姐妹情谊促使她间接地参与了地下共产党的工作。此外，冯仁桢的亲生母亲言秋凰刺杀日本鬼子和田，同样也是出于对亲人的爱。言秋凰原本是不问国事的戏子，但当她得知亲生女儿冯仁桢死于日本鬼子之手，希望能为女儿报仇。于是她忍辱负重委身日本人，与其同归于尽。在她临死之前，她手中紧握女儿的信物，它象征着对女儿的深切爱意，正是这种温情爱意支撑她完成如此艰巨的革命任务。从文本两个例子看，亲人之间的温情在革命中并没有成为羁绊，反而成为政治革命中的情感逻辑。这样的情感逻辑使得政治民主国家的建立有了更合理的基础。回顾过往很多家族小说中，政治民主国家创立于泯灭常情的革命信仰之上，这给政治革命带上了冷漠的血腥味道。比如巴金《家》中觉新为了实现政治民主新国家的理想，暂且放下家庭的羁绊;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灵、鹿子鹏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暂且放下亲情。在他们的革命中，个人需要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才能踏上政治国家革命的征程。对此表现更为典型的是，革命话语下的家族小说《三家巷》周炳与陈文婷因为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分手，陈文婷的婚姻也因为夫妻双方不同的革命信仰而破裂。个人的友情、爱情与亲情让位于革命信仰，并且在革命話语下重新建构。而《北鸢》更侧重亲人间情感的书写，亲人皆因为爱所以投身革命。这种爱不仅是对家国的爱，也是对亲人的爱。与前期家族小说相比，《北鸢》中温暖的常情力量使得政治逻辑更能合乎人情，也展现了历史更为丰富的面貌。 此外，“南北书”在房屋内部描写、自然环境描写等方面渲染出小历史下亲人相处的“暖”色彩。第一，房屋内部具有温暖的氛围，侧面映衬亲人间融洽的情感。比如《朱雀》中“她又买了只小暖炉，烧木炭的。燃起来，不一会儿屋子里就暖了。又因为房间小，渐渐就热得发窒”[13]。这里写的“暖”不仅仅指的是房屋温度高，更是指程忆楚与陆一纬两人欢喜的心情，以及相亲相爱的温馨氛围。比如《北鸢》中的卢文笙参军后回家，看到迎门画像上的老祖宗“一脸的福泽寿禄”[14]。非常慈祥、有福气的祖宗画像看起来格外亲切，并不会威严得让人害怕。这侧面反映出家庭氛围较为温暖，让卢文笙充满归属感。第二，以美丽的自然环境映衬亲人间美好的温情。比如《北鸢》中卢文笙回忆起与父亲放风筝的情景，小说这样写道：“他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是一阵一阵的暖。”[15]这里写的温暖阳光不仅指那天明媚美好的场景，卢文笙愉快的心情，更是指他内心感受到的温暖父爱。比如《北鸢》写到仁桢与父亲增进理解与沟通的场景时，有着极美的自然风光作背景。“所经之处，将云彩烧成火一样的颜色。堆叠映照，浮游生姿。”[16]美丽的火红云彩一方面将父女二人紧紧相依的画面渲染成唯美的暖色调，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隐喻性，将亲人的温情比拟为世上最美丽之物。这些描写与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对家庭的描写截然不同：“一溜摇摇晃晃的楼廊，褪色的惨绿漆阑干东倒西歪。”[17]摇晃不稳的楼房如同张爱玲感受不到爱意的家，让人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只感到恐惧与不安。与此相比，“南北书”中对于家的温情书写中没有让人不寒而栗的感受，而是让人愉悦与温暖。
三、母亲与子女形象：“外冷内暖”
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视域下，《朱雀》与《北鸢》书写的家族生活呈现出冷与暖的两种色调。细读文本可知，家族人物如母亲形象和子女形象身上也带有冷与暖的双重色调，即“外冷内暖”的特色。“外冷内暖”指的是外表疏冷严肃，大丈夫式冷静或是小大人式寡淡的“冷”色彩，内心具有温暖善良的“暖”色彩。本节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与巴金《家》、陈忠实《白鹿原》、张炜《古船》、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阿来《尘埃落定》、莫言《红高粱家族》等家族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比较突出不同，在《朱雀》与《北鸢》中女性形象更为突出。作为家庭主心骨，她们具有外表疏冷、不易靠近，面对磨难冷静镇定的“冷”色彩，还具有温柔博爱的“暖”色彩，是较为理想的女性形象。
在《朱雀》与《北鸢》中，程云和、孟昭如、孟昭德、左慧月、言秋凰等母亲形象具有“外冷内暖”的性格特色，分为两个层次分析。第一层次为她们外表疏冷凛然，内里善良博爱。一方面，她们外表看上去十分疏冷凛然。这种凛然中带着冷冷的肃穆，让人不敢轻易地靠近。比如《朱雀》中，程云和原为秦淮河边的一名妓女，出身卑微，但并没有像一般妓女四处挑逗男人的轻佻，也没有低眉顺眼的逢迎。在圣约瑟公会教堂中，程云和与西方男人保持着较远的距离;面对日本人的审问，程云和保持着贵妇人一般的“凛然与不屑”[18]。另一方面，她们善良博爱，具有温暖的奉献精神。最具有这个特点的是《朱雀》中的程云和。程云和在艰难的时世中受尽磨难，比如因妓女的身份受人歧视，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糟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受审等。承受如此多苦难的她依然对他人充满温暖的善意和爱意。在自身难保时，她挺身而出，救助垂死的士兵。在生活困苦时，她毅然收养弃婴，视为己出，百般疼爱。在遭受误解时，她依然接纳赵海纳，视为家人，悉心照顾。作为一位母亲，她不仅深爱自己的儿子，还将自己的爱给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到有家的温暖。她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动人的奉献精神。
“外冷内暖”的第二层次为她们面对磨难犹如大丈夫一样镇定冷静，内里还有着女性的无限温柔。一方面，她们面对磨难时非常坚强与镇定，带有不同寻常的大丈夫气。《朱雀》中的程云和为了保护孩子，被迫跟随日本人离去，受尽折磨回来后，表现得“水静风停”[19]。她云淡风轻，冷静地面对一切，坚强地承受一切，如同一名大丈夫。《北鸢》中的孟昭德在面对土匪的劫掠时，表现得像一个了不起的女丈夫。当其他人陷入恐慌中，唯独她挣脱出来，用“冷静的声音命令”[20]土匪，“警惕地望了望四周”[21]，熟练地拉手雷。从这些描写看出孟昭德如同一名冷静镇定的英雄，与土匪斗智斗勇，并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她们身上具有女子的温柔。《北鸢》中的孟昭如将心比心地理解丈夫，尽显女性的柔情。言秋凰具有妩媚的柔情，无数男人为她倾倒。
与陈忠实《白鹿原》、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老舍《四世同堂》等家族小说的温柔母亲形象相比，“南北书”中的母亲形象既具有与前者相似的温柔，又具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多了几分大丈夫式的镇定坚强，显得更为理想化。进入家庭后，她们不仅仅像老舍《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妻子与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妻子那样的家庭主妇，能够有条不紊地操持家务与相夫教子。而且不同的是，她们还像一家之主那样，对于家族的生意，丈夫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都具有卓越的见识与成熟的考虑。她们身上呈现出这样特质的原因在于，与《白鹿原》《财主底儿女们》《四世同堂》《家》等父亲在场的小说相比，“南北书”出现父亲“缺席”的状态。比如程云和一直是一位单亲妈妈，孟昭如的丈夫英年早逝，冯仁珏的父亲冯明焕一直沉迷唱戏，无暇顾及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朱雀》与《北鸢》中的母亲形象充当母亲与父亲的双重功能。
在“南北书”中除了形象鲜明的母亲形象，还有较为突出的子女形象。他们分别为叶毓芝、程忆楚、程囡、卢文笙与冯仁桢等。叶毓芝、程忆楚在《朱雀》中后来也成为母亲。但书中对于她们成为母亲后的形象着墨较少，所以重点分析她们作为女儿身份的少女時期形象。“南北书”中的少女少男形象具有疏冷寡淡的“冷”色彩，也具有痴心爱人、仁义待人的“暖”色彩。第一，他们性格从小就非常安静，看上去非常疏冷。比如叶家三代女性都曾是生性极为清寒的少女。她们幼时没有孩童的可爱活泼，后来也没有少女的灿烂明媚。当她们承受了许多苦难后，总是默默隐忍。卢文笙从小安静讷言，遇到委屈误解时，也是默默将其隐忍。第二，他们物欲寡淡，像个小大人。表现得较为典型的是《北鸢》中的卢文笙。在抓周活动上，他看着满桌琳琅满目的东西，并没有小孩的好奇。相反，他安静地看着大人，不抓任何东西，神情非常淡泊。吴清舫称他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22]后来写他学说话时，他的眼神也不同于活泼天真的小孩。“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有的。”[23]几岁的小孩身上带着看破人生的宽厚与淡泊，带着历经多年世事的智慧和成熟，具有神化的色彩。第三，面对所爱之人，他们有着奋不顾身的深情。比如叶毓芝背负千夫所指的骂名也要与日本人芥川相恋;程忆楚得知恋人被打成“右派”后，对于恋人仍痴心一片。面对爱情，寡淡清冷的他们心中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不惜将自己燃烧得遍体鳞伤。第四，他们善良博爱。比如卢文笙对遇到难题的永安倾囊相助。冯仁桢与卢文笙陪伴丧夫的永安嫂生下孩子。尽管他们外表看起来疏冷严肃，不易接近，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非常良善与温暖。 再度深入分析，这样“外冷内暖”少男少女是较为早熟的儿女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纵观其他家族小说的子女形象，如老舍《四世同堂》中贪玩活泼的小顺子与妞子;《白鹿原》中淘气任性的小白灵;张翎《阵痛》中乖巧懂事，但不失天真气的少女武生。与前者相比，“南北书”的少男少女不淘气任性，不活泼贪玩，表现得物欲寡淡，疏冷肃穆，坚强隐忍，显出小大人的早熟。早熟的形成之因与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有关。比如《朱雀》叶毓芝、程忆楚与程囡都生长于单亲家庭中，她们渴望母亲或父亲的关爱，无父或无母成为她们心中难言的隐痛。此外，《北鸢》卢文笙、冯仁桢也经历了亲人的离世与家道的衰落。這些波折让他们更为沉默与坚强，更快地成长，所以表现得比同龄孩子更早熟，更具理想化色彩。
此外，“南北书”在衣着描写方面也渲染出人物“冷暖交织”的色调。第一，以人物的衣着衬托人物疏冷凛然的性格特征，其描写具有“冷”色调。比如在《北鸢》中“飞舞的微尘，将她坚硬的轮廓，勾勒得更为分明。周身华服，没有血色，仿佛一尊蜡像”[24]。从“坚硬”“没有血色”这两个词可以看出穿着华丽服饰的昭德是一个看上去有威严、强势的贵妇人。“她裹着单薄的羊毛披肩，微微含胸，站在尚算料峭的风中。眼睛里是事不关己的神色。”[25]让人看起来有冷意的仁珏不仅是因为她在寒风中的穿着单薄，让人心生怜惜，更是因为她脸上凛然的神色。被抓捕的仁珏凛然大义，临危不乱，让日军心里也生出敬畏之意。第二，以人物衣着衬托人物的温柔与幸福，其描写具有“暖”色调。比如在《北鸢》中，“织锦缎的短袄，镶了紫貂的滚边，上面是金丝的游龙戏凤。下身着一条凡立丁的长裙，是静中夺人。”[26]可见，这些华丽的服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这种光芒不仅是耀眼的，也是温暖的，并不像昭德身上的华服一样具有威严感。这样的华丽服饰不仅衬托出嫁后的仁涓生活富裕，更衬托她回娘家后，感受到家庭的爱意时流露出的幸福表情。
[注释]
[1]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
[2]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3]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4][5]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第107页。
[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7]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9]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0]衣俊卿：《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2页。
[12]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
[13]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2页。
[14][15][1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第155页、第257页。
[17]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18][19]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第126页。
[20][21][22][23][24]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第181页、第14页、第46页、第33页、第93页。
[25]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2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金芝
一、大历史下家族命运：悲怆的“冷”
葛亮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的作家。他曾经说过：“我写中国的每一个当下，都希望是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中的。因为对于具有历史语感的国族来说，每一个当下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时空网络中的某个坐标，必然有其发展的起点与渊源。”[1]在《朱雀》与《北鸢》中，“史”是其家族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葛亮以历史的变迁为纬，勾勒出兴衰浮沉的家族命运，缓缓展开巨大的时代画卷。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作为背景，《朱雀》与《北鸢》具有家国同构的宏大视野。在宏观大历史的帷幕中，国家的变迁让家族遭遇危机，为其命运增添了一抹悲怆的“冷”色彩。
在新历史主义中，“大历史”是与“小历史”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历史事件。大历史观念上表现为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叙事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模式。在“南北书”中，大历史的书写维度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点，大历史事件的时间作为小说的时间线索，构建起小说宏大的史诗感。比如葛亮在《朱雀》里明确点出其事件的具体时间，如“十二月十二日”[2]，日军侵占南京。《北鸢》中，如“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3]，临沂大捷。第二点，历史事件蕴含在家族人物命运发展当中，家与国成为一种互为表里的同構关系。《朱雀》与《北鸢》中的家族兴衰正是与国族兴衰紧密相连。再从情节内容的设置来看，历史事件的发生影响家族的命运，这给故事定下了悲凉的基调，下文将对此详细论述。
悲怆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给家族命运带来不尽的噩梦。首先，家族人物的情爱婚姻悲剧有着难言的历史隐痛。比如在《朱雀》中，叶家三代女性怀上孩子时，孩子的父亲都被裹挟进政治事件中，迫不得已地离开。叶家第一代女性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相恋。恰逢抗日战争时期，叶毓芝深知父亲不会同意自己与芥川结婚，但她一方面不愿离开父亲与家庭，一方面又想要追求爱情。矛盾的她怀上了芥川的孩子，却不与其私奔，继续与父亲相依为命。当这件事传开后，叶毓芝为千夫所指。父亲无法接受此事，独自离家。叶毓芝在寻夫与寻父的路上，被日本鬼子轮奸，生下了“无父”的女婴程忆楚。第二代女性程忆楚与归国华侨陆一纬相爱。恰逢“反右”运动如火如荼，陆一纬被判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她与陆一纬因此相隔，后来被迫嫁给了工人阶级魏师傅。魏师傅死后，陆一纬平反归来，程忆楚想要与他再续情缘，怎知他已经有了妻儿，无奈中只能诞下“无父”的女婴程囡。第三代女性程囡与美国人泰勒相爱，后来因为泰勒被查为美国间谍，两人爱情无疾而终，这时程囡也怀上了“无父”的孩子。从三代女性的命运来看，抗日战争、“反右”运动、中美关系紧张等事件改变着她们的生活。每一代女性要独自承受政治创痛所带来的不幸，在破碎的婚姻家庭中忍受无尽的煎熬。其次，历史的车轮将家族推向了没落。比如《北鸢》里，孟昭德因丈夫石玉璞在国共讨伐军阀的战争中惨败牺牲而疯掉，其弟孟盛洵也失去了权势，孟氏一家从此渐渐没落。卢氏一家的商铺受列强势力的影响，生意凋敝，家道败落。冯氏一家也受战争局势的影响，生意凋敝。冯家三房的二姐冯仁珏因“通共”被日本人囚禁，自杀身亡，三哥被迫为日本人做事，冯家的家道也日渐衰落。从三大家族命运来看，军阀战争、抗日战争等事件影响其事业发展，部分家庭成员在战乱中牺牲，这些都使显赫之家走向没落之路。侵略者丧心病狂、战争惨绝人寰、经济日益凋敝。在半部的民国史中，国家的命运早已危在旦夕，家族的命运也难以幸免。再者，频繁的战争让家族走上充满血泪的迁徙之路。原本“南北书”中的叶家、卢家与冯家均是异乡人，叶家从镇江迁居到南京生活，卢家、冯家也都是从山东迁居到襄城生活。日本人的进攻促使社会进一步动荡，异乡人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难时刻，不得不再次选择迁徙，离开居住地，流散外地。比如在《朱雀》中，叶毓芝在迁徙的过程中被日本人糟蹋，失去了生命。而在《北鸢》中，卢家在迁徙的过程中遭受土匪的劫掠，孟昭德不幸牺牲。由此看出，迁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思乡之苦，更意味着未知的危险与不尽的血泪。
大历史的发展推动家族命运走向衰落。葛亮将这种大历史的力量化为宿命的力量，进一步深化悲怆的色彩。宿命，在佛教看来，是指生来注定的命运。个体与大历史洪流对抗，较容易造成一种宿命力量，让人逃无可逃。首先，《朱雀》中三代女性经历相似的悲剧，笼罩着悲怆的宿命感。程忆楚感叹这种不幸“是血里带来的”[4]。但实际上这种不幸并不来自血液中，而来自一种神秘的宿命轮回。叶毓芝在抗日战争中爱上日本人，程忆楚在“反右”运动中爱上“右派”人士，程囡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爱上美国间谍。尽管她们的选择是无意识中做出的，但她们的爱人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政治禁忌，禁忌之恋成了三代女性的宿命魔咒。不同时代中不合时宜的爱情见证了个体与大历史的对抗，充满无可奈何的悲怆感。其次，《北鸢》中军阀大势已去，石玉璞誓死坚守，孟昭德装疯扮傻，均体现了个体在大时代下全力挣扎却无法力挽狂澜的命运。可以看出，大历史的力量在“南北书”中化作宿命的力量，冥冥中左右着家族的命运，形成了悲凉的宿命感，进一步深化了悲怆的色彩。
此外，“南北书”在城市环境、住宅环境以及伏笔描写等方面渲染出大历史下家族命运的沉重色调。第一，历史苦难发生时，城市环境呈现出沉重的“冷”色彩。比如《朱雀》中“到处是惊惧和祈望的眼睛。这座城市，几乎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跌入了深渊。深渊的底，却无法预见”[5]。可以看出，日本军队的洗劫促使这座城市坠入无边的黑暗中。战争摧毁了南京城，同时也让家支离破碎。第二，历史灾难来临后，住宅环境呈现出荒凉的“冷”色彩。比如《北鸢》中在寂寥的月色照耀下，八仙过海图案的花窗看起来“阴飒飒”[6]。寂寥的月色、阴飒的窗影使得孟昭德的住宅显得格外的荒凉，与石玉璞兵败、孟昭德一家衰败形成照应。第三，表现宿命感的伏笔书写进一步渲染沉重的“冷”色彩。《朱雀》中程云和遇难之前，看见手中的青鱼“在灰土里扑打翻滚了一会儿，沾了满身泥，终于不动了，奄奄一息”[7]。以这条在地上拼命挣扎，却难逃厄运的青鱼营造了一种不祥之感，暗喻程云和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悲剧收场的厄运。 二、小历史下亲人相处：温情的“暖”
从“南北书”的家族生活看，除了上文所述的大历史下悲怆色调外，还具有不一样的温暖色调，这是针对小历史层面的日常生活来说的。小历史属于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概念。王岳川在《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中写道：“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的，而是通过历史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8]因此，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视域里，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单数大写的历史，更多的是复数小写的历史，即小历史。小历史“不在于抽象的普遍的人，而在于自我特定的、偶然的处境，认为这些由其阶级、性属、宗教、种族和民族身份所限定的自我‘能够持久地影响历史进程’。”[9]葛亮将人物都放置于每个具体而微的日常处境下进行描写。在小历史的视域下，他们在悲怆的命运下挣扎，不屈不挠地经营生活，寻求希望的亮色。
国内学者衣俊卿认为：“一般来说，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直接环境（家庭和天然共同体）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总称，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获取与消费活动，以日常活动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10]可见，日常生活涵盖的范围较大，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常思维或观念活动等方面。细读文本之下，可以发现，“南北书”里最为温情的是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简称为亲人的相处。因此，此小节主要探讨亲人相处如何呈现出温情的色彩，以及如何丰富历史的面貌。
第一，血亲和非血亲的亲人通过饮食来表达情意，温情爱意打破了父权主义与等级主义，成为维系家族强有力的纽带。细读文本之下，可以发现，葛亮通过饮食来呈现亲人间的温情。一方面，从亲人之间的饮食活动中可看出，不同阶级的血亲之间表现出深切的亲情爱意。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家族小说所呈现的不一样，后者往往展现出不同阶级的家族成员势不两立。如巴金的《家》里的家像压抑人性的黑屋子，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里的家像封建的牢笼，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两姓家族也有封闭落后的一面。“家，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沙漠，或者更可以说是旧势力的根据地，他的敌人的大本营。”[11]为什么家变成了无情的沙漠？这是因为新旧文化冲突下，不同阶级的亲人相处矛盾尖锐。葛亮笔下的家则不一样，它们绝不是封闭的，压抑人性的地方。祖辈、父辈与子辈尽管有着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矛盾并不尖锐，相处相对来说比较和谐。比如在《北鸢》中，仁珏、仁桢都是接受新思想，具有反抗意识的新一代，其父亲则是不闻家事，封建保守的老一代，父女之间也常常很少沟通。仁珏光荣牺牲后，父亲与妹妹仁桢都非常难过，两个人一起去吃豆腐脑。父亲看到仁桢在豆腐脑里放了很多辣子，体会到女儿的伤心后安慰她。从这个吃东西的小细节看出，父亲对于女儿的关心与理解。原来父亲并不是仁桢想象中的冷漠，而是能够疼爱与理解子女的。在饮食活动中，父女之间慢慢地增加对彼此的理解，重建密切的情感联系。温暖的父女情让他们两颗心在艰难的命运前有了一抹暖心的亮色。另一方面，从亲人之间的饮食活动中可看出，“南北书”中非血亲的亲人间也一样具有浓浓的亲情。在《朱雀》与《北鸢》里常常出现抱养小孩的情节。虽说在中国宗族社会中，血缘是最重要的家族维系方式，但从文本中看到，抱养的小孩也能很好地融入家庭，非血亲的亲人之间也一样具有浓浓的亲情。比如在《朱雀》中，程云和收养了叶家第二代女性程忆楚，在艰难的生活中与养女情同亲生母女。在粮食定量的困难时期，程云和为女儿做消暑的绿豆汤，为女儿在寒风中排队买鱼。程忆楚贫血时也要把红枣省下来给养母和哥哥。在粮食短缺的历史时期，食物成为最珍贵的东西，家人不舍得自己吃，为的是给爱的人吃。《北鸢》中卢文笙是卢家的养子，但同时是卢家最受宠爱的公子。孟盛浔舅舅惦记他最爱吃麻花，秦世雄舅舅常常给他带栗子。食物在《朱雀》与《北鸢》中不再仅仅是食物本身，而是代表着一种真心的付出，承载着一份可贵的亲情。
第二，亲人在高雅的活动中增进情感，并让传统技艺延续其生命力。在《北鸢》中，冯家与卢家都是饱读诗书的商贾大家，亲人之间常常切磋书法、画画、唱戏。比如冯明焕与女儿一起唱戏，隐晦地倾吐心声，沟通情感。冯家的左慧容带着女儿、女儿的老师范逸美一起做女红。左慧月视范逸美为自家女儿，耐心地教她刺绣，关心地询问她的事情。在一教一学中，彼此增进不少感情。除此之外，《北鸢》中还有高雅的聚会，如冯家在锡昶园举办的园会。锡昶园是冯家建造的私人园林，那里有假山盆景、流水小桥，设计颇具匠心。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园林中，冯家邀请了众多文人墨客参观。大画家吴清舫挥笔作画，书法家郁龙士题字，诗画暗藏谜语，众人参与猜谜。这样文雅的游园活动与《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聚会相似，既能增长彼此的感情，也能展示出中国诗词画的魅力，延续着诗词画的生命力。与陈忠实《白鹿原》中村里人放牛放羊、播种耕种等充满乡土气息的日常生活不一样，与张炜《古船》中洼狸镇上商人家庭中打算盘、看奇书、拉石磨等充满小镇商业气息的日常生活也不一样，“南北书”中的亲人在相聚活动中表现出不一样的文人雅趣，并保存了在历史风雨中飘摇的传统文化技艺。
第三，在革命历史的进程中，亲人之间的温情具有“常情”的力量，葛亮对其书写丰富了革命历史的面貌。葛亮曾在访谈中说：“我的不少小说都是现实对于历史的逆推。其间，你会感受到历史的意外，以及不规整之处。这是作为小说作者可以发挥的空间，你通过虚构去丰满与梳理这种达至意外的逻辑，同时表达这种逻辑中所含有的‘常情’的力量。这便是我认为的历史的强大，这是吸引人的。”[12]亲人间的温情便是葛亮书写“常情”力量中的一种。比如在《北鸢》中，冯仁桢协助姐姐“通共”，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信使。年少的冯仁桢心中尚未形成革命信仰，只有对姐姐深切的爱意，正是这份姐妹情谊促使她间接地参与了地下共产党的工作。此外，冯仁桢的亲生母亲言秋凰刺杀日本鬼子和田，同样也是出于对亲人的爱。言秋凰原本是不问国事的戏子，但当她得知亲生女儿冯仁桢死于日本鬼子之手，希望能为女儿报仇。于是她忍辱负重委身日本人，与其同归于尽。在她临死之前，她手中紧握女儿的信物，它象征着对女儿的深切爱意，正是这种温情爱意支撑她完成如此艰巨的革命任务。从文本两个例子看，亲人之间的温情在革命中并没有成为羁绊，反而成为政治革命中的情感逻辑。这样的情感逻辑使得政治民主国家的建立有了更合理的基础。回顾过往很多家族小说中，政治民主国家创立于泯灭常情的革命信仰之上，这给政治革命带上了冷漠的血腥味道。比如巴金《家》中觉新为了实现政治民主新国家的理想，暂且放下家庭的羁绊;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灵、鹿子鹏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暂且放下亲情。在他们的革命中，个人需要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才能踏上政治国家革命的征程。对此表现更为典型的是，革命话语下的家族小说《三家巷》周炳与陈文婷因为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分手，陈文婷的婚姻也因为夫妻双方不同的革命信仰而破裂。个人的友情、爱情与亲情让位于革命信仰，并且在革命話语下重新建构。而《北鸢》更侧重亲人间情感的书写，亲人皆因为爱所以投身革命。这种爱不仅是对家国的爱，也是对亲人的爱。与前期家族小说相比，《北鸢》中温暖的常情力量使得政治逻辑更能合乎人情，也展现了历史更为丰富的面貌。 此外，“南北书”在房屋内部描写、自然环境描写等方面渲染出小历史下亲人相处的“暖”色彩。第一，房屋内部具有温暖的氛围，侧面映衬亲人间融洽的情感。比如《朱雀》中“她又买了只小暖炉，烧木炭的。燃起来，不一会儿屋子里就暖了。又因为房间小，渐渐就热得发窒”[13]。这里写的“暖”不仅仅指的是房屋温度高，更是指程忆楚与陆一纬两人欢喜的心情，以及相亲相爱的温馨氛围。比如《北鸢》中的卢文笙参军后回家，看到迎门画像上的老祖宗“一脸的福泽寿禄”[14]。非常慈祥、有福气的祖宗画像看起来格外亲切，并不会威严得让人害怕。这侧面反映出家庭氛围较为温暖，让卢文笙充满归属感。第二，以美丽的自然环境映衬亲人间美好的温情。比如《北鸢》中卢文笙回忆起与父亲放风筝的情景，小说这样写道：“他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是一阵一阵的暖。”[15]这里写的温暖阳光不仅指那天明媚美好的场景，卢文笙愉快的心情，更是指他内心感受到的温暖父爱。比如《北鸢》写到仁桢与父亲增进理解与沟通的场景时，有着极美的自然风光作背景。“所经之处，将云彩烧成火一样的颜色。堆叠映照，浮游生姿。”[16]美丽的火红云彩一方面将父女二人紧紧相依的画面渲染成唯美的暖色调，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隐喻性，将亲人的温情比拟为世上最美丽之物。这些描写与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对家庭的描写截然不同：“一溜摇摇晃晃的楼廊，褪色的惨绿漆阑干东倒西歪。”[17]摇晃不稳的楼房如同张爱玲感受不到爱意的家，让人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只感到恐惧与不安。与此相比，“南北书”中对于家的温情书写中没有让人不寒而栗的感受，而是让人愉悦与温暖。
三、母亲与子女形象：“外冷内暖”
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视域下，《朱雀》与《北鸢》书写的家族生活呈现出冷与暖的两种色调。细读文本可知，家族人物如母亲形象和子女形象身上也带有冷与暖的双重色调，即“外冷内暖”的特色。“外冷内暖”指的是外表疏冷严肃，大丈夫式冷静或是小大人式寡淡的“冷”色彩，内心具有温暖善良的“暖”色彩。本节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与巴金《家》、陈忠实《白鹿原》、张炜《古船》、老舍《四世同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阿来《尘埃落定》、莫言《红高粱家族》等家族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比较突出不同，在《朱雀》与《北鸢》中女性形象更为突出。作为家庭主心骨，她们具有外表疏冷、不易靠近，面对磨难冷静镇定的“冷”色彩，还具有温柔博爱的“暖”色彩，是较为理想的女性形象。
在《朱雀》与《北鸢》中，程云和、孟昭如、孟昭德、左慧月、言秋凰等母亲形象具有“外冷内暖”的性格特色，分为两个层次分析。第一层次为她们外表疏冷凛然，内里善良博爱。一方面，她们外表看上去十分疏冷凛然。这种凛然中带着冷冷的肃穆，让人不敢轻易地靠近。比如《朱雀》中，程云和原为秦淮河边的一名妓女，出身卑微，但并没有像一般妓女四处挑逗男人的轻佻，也没有低眉顺眼的逢迎。在圣约瑟公会教堂中，程云和与西方男人保持着较远的距离;面对日本人的审问，程云和保持着贵妇人一般的“凛然与不屑”[18]。另一方面，她们善良博爱，具有温暖的奉献精神。最具有这个特点的是《朱雀》中的程云和。程云和在艰难的时世中受尽磨难，比如因妓女的身份受人歧视，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糟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受审等。承受如此多苦难的她依然对他人充满温暖的善意和爱意。在自身难保时，她挺身而出，救助垂死的士兵。在生活困苦时，她毅然收养弃婴，视为己出，百般疼爱。在遭受误解时，她依然接纳赵海纳，视为家人，悉心照顾。作为一位母亲，她不仅深爱自己的儿子，还将自己的爱给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到有家的温暖。她的身上闪耀着一种动人的奉献精神。
“外冷内暖”的第二层次为她们面对磨难犹如大丈夫一样镇定冷静，内里还有着女性的无限温柔。一方面，她们面对磨难时非常坚强与镇定，带有不同寻常的大丈夫气。《朱雀》中的程云和为了保护孩子，被迫跟随日本人离去，受尽折磨回来后，表现得“水静风停”[19]。她云淡风轻，冷静地面对一切，坚强地承受一切，如同一名大丈夫。《北鸢》中的孟昭德在面对土匪的劫掠时，表现得像一个了不起的女丈夫。当其他人陷入恐慌中，唯独她挣脱出来，用“冷静的声音命令”[20]土匪，“警惕地望了望四周”[21]，熟练地拉手雷。从这些描写看出孟昭德如同一名冷静镇定的英雄，与土匪斗智斗勇，并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她们身上具有女子的温柔。《北鸢》中的孟昭如将心比心地理解丈夫，尽显女性的柔情。言秋凰具有妩媚的柔情，无数男人为她倾倒。
与陈忠实《白鹿原》、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老舍《四世同堂》等家族小说的温柔母亲形象相比，“南北书”中的母亲形象既具有与前者相似的温柔，又具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多了几分大丈夫式的镇定坚强，显得更为理想化。进入家庭后，她们不仅仅像老舍《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妻子与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妻子那样的家庭主妇，能够有条不紊地操持家务与相夫教子。而且不同的是，她们还像一家之主那样，对于家族的生意，丈夫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都具有卓越的见识与成熟的考虑。她们身上呈现出这样特质的原因在于，与《白鹿原》《财主底儿女们》《四世同堂》《家》等父亲在场的小说相比，“南北书”出现父亲“缺席”的状态。比如程云和一直是一位单亲妈妈，孟昭如的丈夫英年早逝，冯仁珏的父亲冯明焕一直沉迷唱戏，无暇顾及家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朱雀》与《北鸢》中的母亲形象充当母亲与父亲的双重功能。
在“南北书”中除了形象鲜明的母亲形象，还有较为突出的子女形象。他们分别为叶毓芝、程忆楚、程囡、卢文笙与冯仁桢等。叶毓芝、程忆楚在《朱雀》中后来也成为母亲。但书中对于她们成为母亲后的形象着墨较少，所以重点分析她们作为女儿身份的少女時期形象。“南北书”中的少女少男形象具有疏冷寡淡的“冷”色彩，也具有痴心爱人、仁义待人的“暖”色彩。第一，他们性格从小就非常安静，看上去非常疏冷。比如叶家三代女性都曾是生性极为清寒的少女。她们幼时没有孩童的可爱活泼，后来也没有少女的灿烂明媚。当她们承受了许多苦难后，总是默默隐忍。卢文笙从小安静讷言，遇到委屈误解时，也是默默将其隐忍。第二，他们物欲寡淡，像个小大人。表现得较为典型的是《北鸢》中的卢文笙。在抓周活动上，他看着满桌琳琅满目的东西，并没有小孩的好奇。相反，他安静地看着大人，不抓任何东西，神情非常淡泊。吴清舫称他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22]后来写他学说话时，他的眼神也不同于活泼天真的小孩。“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有的。”[23]几岁的小孩身上带着看破人生的宽厚与淡泊，带着历经多年世事的智慧和成熟，具有神化的色彩。第三，面对所爱之人，他们有着奋不顾身的深情。比如叶毓芝背负千夫所指的骂名也要与日本人芥川相恋;程忆楚得知恋人被打成“右派”后，对于恋人仍痴心一片。面对爱情，寡淡清冷的他们心中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不惜将自己燃烧得遍体鳞伤。第四，他们善良博爱。比如卢文笙对遇到难题的永安倾囊相助。冯仁桢与卢文笙陪伴丧夫的永安嫂生下孩子。尽管他们外表看起来疏冷严肃，不易接近，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非常良善与温暖。 再度深入分析，这样“外冷内暖”少男少女是较为早熟的儿女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纵观其他家族小说的子女形象，如老舍《四世同堂》中贪玩活泼的小顺子与妞子;《白鹿原》中淘气任性的小白灵;张翎《阵痛》中乖巧懂事，但不失天真气的少女武生。与前者相比，“南北书”的少男少女不淘气任性，不活泼贪玩，表现得物欲寡淡，疏冷肃穆，坚强隐忍，显出小大人的早熟。早熟的形成之因与他们生长的家庭环境有关。比如《朱雀》叶毓芝、程忆楚与程囡都生长于单亲家庭中，她们渴望母亲或父亲的关爱，无父或无母成为她们心中难言的隐痛。此外，《北鸢》卢文笙、冯仁桢也经历了亲人的离世与家道的衰落。這些波折让他们更为沉默与坚强，更快地成长，所以表现得比同龄孩子更早熟，更具理想化色彩。
此外，“南北书”在衣着描写方面也渲染出人物“冷暖交织”的色调。第一，以人物的衣着衬托人物疏冷凛然的性格特征，其描写具有“冷”色调。比如在《北鸢》中“飞舞的微尘，将她坚硬的轮廓，勾勒得更为分明。周身华服，没有血色，仿佛一尊蜡像”[24]。从“坚硬”“没有血色”这两个词可以看出穿着华丽服饰的昭德是一个看上去有威严、强势的贵妇人。“她裹着单薄的羊毛披肩，微微含胸，站在尚算料峭的风中。眼睛里是事不关己的神色。”[25]让人看起来有冷意的仁珏不仅是因为她在寒风中的穿着单薄，让人心生怜惜，更是因为她脸上凛然的神色。被抓捕的仁珏凛然大义，临危不乱，让日军心里也生出敬畏之意。第二，以人物衣着衬托人物的温柔与幸福，其描写具有“暖”色调。比如在《北鸢》中，“织锦缎的短袄，镶了紫貂的滚边，上面是金丝的游龙戏凤。下身着一条凡立丁的长裙，是静中夺人。”[26]可见，这些华丽的服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这种光芒不仅是耀眼的，也是温暖的，并不像昭德身上的华服一样具有威严感。这样的华丽服饰不仅衬托出嫁后的仁涓生活富裕，更衬托她回娘家后，感受到家庭的爱意时流露出的幸福表情。
[注释]
[1]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
[2]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3]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4][5]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第107页。
[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7]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9]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0]衣俊卿：《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批判》，《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2页。
[12]王雪瑛、葛亮：《触摸与呈现历史，是建构自身的旅程》，《文学报》，2016年11月24日。
[13]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2页。
[14][15][1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7页、第155页、第257页。
[17]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18][19]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第126页。
[20][21][22][23][24]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第181页、第14页、第46页、第33页、第93页。
[25]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26]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