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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7日到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南非、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世界经济从危机走向复苏”、“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架构”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
多位学者都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从发达国家来看，以德国为例，在加入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后，其财政政策的反应性降低，从而导致国内收入再分配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结果造成国民储蓄增加和增长遭到压抑，最终不得不继续依赖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美国的消费模式则是建立在借债消费基础之上，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的过度消费模式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同时，危机的影响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以南非为例，危机造成南非失业率高企，而从特定产业部门分析来看，在农业以及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员失业率更高，而这些领域的就业人员往往是低收入阶层。其次，危机之前金融产业规模的过度扩张也是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之一，须要注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合理适度和成比例发展。最后，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也不可忽视，因而危机之后须要推动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债务负担沉重、金融市场内在缺陷依旧存在以及全球投资规模缩减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是否能够出现新的全球消费者，亦即承担起美国在危机前所扮演的全球最终消费者的角色。有的学者指出，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中产阶级规模也将迅速扩大，据估计到2030年人均日收入10-100美元的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18亿上升到49亿，其中85%的数量增长源于亚洲，而届时全球个人消费额也将由目前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56万亿美元，这将有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行作出贡献。然而，从2008年的个人消费规模来看，美国的个人消费达到10万亿美元，而中国和印度两国个人消费之和仅有2.5万亿美元，因而短期来看，美国个人消费的减少还很难由新兴市场国家增加的消费加以替代。
（三）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在不断提高，一些新兴大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经超过对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的依赖度。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源于全球制造业分工、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人民币汇率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因素。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人均国民收入较低，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都存在价值低估的情况，其中有很多国家存在经常项目逆差，这说明汇率和贸易差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同时，由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而且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中的很大份额，因此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国内货币价值上升的效应将很小，从而很难大幅推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二、绿色经济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经济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贡献，有的学者指出，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中，都有一部分投向绿色产业，根据汇丰银行环球研究所的估计，就全球而言，针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大约占到16％。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都在1400亿美元左右。2009年12月30日，日本出台了《新增长战略》关于基本政策的部分，其中将环境与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展示日本实力的战略性产业。因此，这一“绿色增长”的路径有利于将世界经济的复苏导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应，绿色产业部门所提供的“绿色就业”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对于传统工作方式和流程的改造，以及传统工业成为绿色产业的供应链都有可能增加“绿色就业”的人数。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对此采取扶持政策，加大在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鼓励增加在能源和材料利用效率方面的研发活动，并加强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绿色复苏”概念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哥本哈根协议体现出一定的成果，这主要包括将全球升温两摄氏度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提出自愿碳减排计划以取代原先的减缓模式；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援助的义务。但是，哥本哈根协议未能达成有拘束力的碳减排计划是对“绿色复苏”愿景的一个沉重打击。它说明，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适应措施，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但是适应措施所引致的成本可能要远高于低碳产业带来的收益。就中国而言，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危机之前面临调整的低端或产能过剩的产业在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又得以扩张，这使得危机之后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这也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绿色产业倾斜的发展进程。
三、全球治理新架构与G20的发展前景
（一）G20机制化发展前景如何
关于机制化，有的学者指出，机制化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制定有关主席国和举办国的规则；二是具有拘束性的规章制度并经由成员国批准；三是常设秘书处。危机之后，G20的机制化面临着以下障碍：紧迫性减弱、成员国对让渡主权的关注以及维持秘书处的费用负担等。在G20之外，也存在着对其影响力的担忧。一方面，非G20成员国担心它成为另一个大国俱乐部，从而对多边主义进程形成威胁。另一方面，现有国际组织也担心G20僭越其管辖领域，并可能导致G20与相关国际组织形成某种等级关系。关于今年将要召开的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议题设置，有的学者区分了三种议题类型，一是与当前危机直接相关的议题；二是与当前危机存在间接联系的议题；三是主要为推动G20持续运转而提出的议题。最后一种类型的议题中较为重要的是多哈回合谈判，G20应当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作出贡献，特别是可以在G20领导人峰会之前召开商务部长会议。
（二）G20和G8是否可以共存
有的学者指出，G8可以仍旧保留，转化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一个小型会议，并且其在规则制定方面所形成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也值得G20学习。但也有学者认为G8正在逐步消亡。2007年，尽管G8内部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但德国还是促成了与新兴大国对话的海利根达姆进程（G8+5），当初的观点是，这一对话进程可能就代表了未来全球治理的主要模式。然而，时至今日，G8+5也已经丧失了其存在意义。这说明，即使G8通过增强与新兴大国的对话来缓解其成员构成的不足，也难以抵消其影响力的下降。就新兴大国发挥积极影响这一点而言，G20已经完全不同于G8，并在逐步取代G8。目前来看，G20尚处于塑造期，其中的大国关系尚未完全定型。同时，由于G20的成员构成主要是以GDP规模为基础，所以也要注意其与非G20成员国的广泛沟通与协调，否则将可能构成对多边主义进程的阻碍，从而导致自身合法性的丧失。这也说明G20应该秉承更为开放性的立场，加强其对外的延伸，从而容纳更多国际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
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
多位学者都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从发达国家来看，以德国为例，在加入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公约》后，其财政政策的反应性降低，从而导致国内收入再分配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结果造成国民储蓄增加和增长遭到压抑，最终不得不继续依赖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美国的消费模式则是建立在借债消费基础之上，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的过度消费模式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同时，危机的影响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以南非为例，危机造成南非失业率高企，而从特定产业部门分析来看，在农业以及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员失业率更高，而这些领域的就业人员往往是低收入阶层。其次，危机之前金融产业规模的过度扩张也是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之一，须要注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合理适度和成比例发展。最后，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也不可忽视，因而危机之后须要推动货币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债务负担沉重、金融市场内在缺陷依旧存在以及全球投资规模缩减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是否能够出现新的全球消费者，亦即承担起美国在危机前所扮演的全球最终消费者的角色。有的学者指出，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中产阶级规模也将迅速扩大，据估计到2030年人均日收入10-100美元的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18亿上升到49亿，其中85%的数量增长源于亚洲，而届时全球个人消费额也将由目前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56万亿美元，这将有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前行作出贡献。然而，从2008年的个人消费规模来看，美国的个人消费达到10万亿美元，而中国和印度两国个人消费之和仅有2.5万亿美元，因而短期来看，美国个人消费的减少还很难由新兴市场国家增加的消费加以替代。
（三）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在不断提高，一些新兴大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已经超过对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的依赖度。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源于全球制造业分工、国际贸易模式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人民币汇率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因素。有的学者指出，由于人均国民收入较低，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都存在价值低估的情况，其中有很多国家存在经常项目逆差，这说明汇率和贸易差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同时，由于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较低，而且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中的很大份额，因此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国内货币价值上升的效应将很小，从而很难大幅推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二、绿色经济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经济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贡献，有的学者指出，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中，都有一部分投向绿色产业，根据汇丰银行环球研究所的估计，就全球而言，针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大约占到16％。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期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都在1400亿美元左右。2009年12月30日，日本出台了《新增长战略》关于基本政策的部分，其中将环境与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展示日本实力的战略性产业。因此，这一“绿色增长”的路径有利于将世界经济的复苏导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应，绿色产业部门所提供的“绿色就业”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对于传统工作方式和流程的改造，以及传统工业成为绿色产业的供应链都有可能增加“绿色就业”的人数。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对此采取扶持政策，加大在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鼓励增加在能源和材料利用效率方面的研发活动，并加强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绿色复苏”概念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哥本哈根协议体现出一定的成果，这主要包括将全球升温两摄氏度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提出自愿碳减排计划以取代原先的减缓模式；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援助的义务。但是，哥本哈根协议未能达成有拘束力的碳减排计划是对“绿色复苏”愿景的一个沉重打击。它说明，针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适应措施，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但是适应措施所引致的成本可能要远高于低碳产业带来的收益。就中国而言，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危机之前面临调整的低端或产能过剩的产业在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又得以扩张，这使得危机之后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这也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绿色产业倾斜的发展进程。
三、全球治理新架构与G20的发展前景
（一）G20机制化发展前景如何
关于机制化，有的学者指出，机制化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定期举行会议以及制定有关主席国和举办国的规则；二是具有拘束性的规章制度并经由成员国批准；三是常设秘书处。危机之后，G20的机制化面临着以下障碍：紧迫性减弱、成员国对让渡主权的关注以及维持秘书处的费用负担等。在G20之外，也存在着对其影响力的担忧。一方面，非G20成员国担心它成为另一个大国俱乐部，从而对多边主义进程形成威胁。另一方面，现有国际组织也担心G20僭越其管辖领域，并可能导致G20与相关国际组织形成某种等级关系。关于今年将要召开的两次G20领导人峰会的议题设置，有的学者区分了三种议题类型，一是与当前危机直接相关的议题；二是与当前危机存在间接联系的议题；三是主要为推动G20持续运转而提出的议题。最后一种类型的议题中较为重要的是多哈回合谈判，G20应当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作出贡献，特别是可以在G20领导人峰会之前召开商务部长会议。
（二）G20和G8是否可以共存
有的学者指出，G8可以仍旧保留，转化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一个小型会议，并且其在规则制定方面所形成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也值得G20学习。但也有学者认为G8正在逐步消亡。2007年，尽管G8内部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但德国还是促成了与新兴大国对话的海利根达姆进程（G8+5），当初的观点是，这一对话进程可能就代表了未来全球治理的主要模式。然而，时至今日，G8+5也已经丧失了其存在意义。这说明，即使G8通过增强与新兴大国的对话来缓解其成员构成的不足，也难以抵消其影响力的下降。就新兴大国发挥积极影响这一点而言，G20已经完全不同于G8，并在逐步取代G8。目前来看，G20尚处于塑造期，其中的大国关系尚未完全定型。同时，由于G20的成员构成主要是以GDP规模为基础，所以也要注意其与非G20成员国的广泛沟通与协调，否则将可能构成对多边主义进程的阻碍，从而导致自身合法性的丧失。这也说明G20应该秉承更为开放性的立场，加强其对外的延伸，从而容纳更多国际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