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程琳说自己是洛阳的“土妞儿”，13岁时，一曲《小螺号》，让全中国都认识了这个小姑娘，等她背着二胡踏出国门，“土妞儿”早就不土了；而出身香港望族受英式教育的张天爱，9岁时便考入享誉世界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鲜有华人能得此殊荣，这个接受西方正统教育长大的女孩，却回到中国，以一天十个字的进度学习汉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设计服装的灵感。
两人相遇，是十几年前，程琳在美国背着二胡“走江湖”，两人碰巧坐上了同一班飞机。程琳早就知道张天爱的大名，“在飞机场，我看见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身材特别好，像小燕子一样地在飞，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是搞音乐搞艺术的人，看见好看的人啊事物啊都会留意，我说：啊，这不是张天爱嘛！”
而张天爱看着程琳的二胡也颇为好奇，两人攀谈起来，从音乐谈到艺术，从孩子聊到男人，十几年下来，两人成了知心好友，也做起了邻居。
在中西两个世界里徜徉过的两人，都曾遭遇“文化冲击”。
程琳刚去美国时，没有在国内的“前呼后拥”，英文也说不好，她给自己五年时间，不仅要学英文，还要学西方的文化，她背着二胡，在大篷车上住上一个月，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去跟街头的流浪艺术家交谈，寄望做出的音乐并非是简单的中西拼贴，而是“灵与肉的结合”。
张天爱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人们穿的衣服都是蓝颜色灰颜色，一片黯淡。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可是新凤霞、吴祖光说她：“你呀，一个漂亮的壳，空的，一定要去学中国文化，黄皮肤的女孩子，怎么学不了中文，是你可惜了！”此后，她开始学汉字，学绘画，学中华历史，去博物馆里看瓷器，设计出来的衣服，让古诗和卡通混搭，让紧裹的旗袍有一个大露背……
到如今，张天爱不再满足于批量地设计服装，她做教育，做高级服装定制，希望能“设计人”，让人由内而外地美起来，“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她给程琳设计的衣服，布料质朴，轻巧简洁。她说，就像过去古琴大师穿着再简单不过的长袍，高山流水之下，给足了空间，他们的音乐也随之倾泻而出。
而如今的程琳，风格更加多变，她唱《比金更重》，唱《世界公民》，认为世界是一家，认为有重于金钱的价值，她用电二胡与Rock&Roll对话，与弗拉明戈吉他对话，音乐创作上进入一种新的境地。
两人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是她们都认为，接触中西两种文化，使得她们的创作更自由，更包容。
BQ=《北京青年》周刊CH=程琳ZH=张天爱
BQ：你们俩都在中文英文两个世界里生活，是不是经常会聊到中西文化对你们的影响？
ZH：我们本就应该认识。虽然我在西方世界长大，但我也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她又是一个很西方的中国人，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想推广我们的中国文化艺术到全世界，把我们的文化想法搁进我们的艺术里。
CH：天爱对我，可能是了解得最多的一个朋友。我们在美国一起共事，她做了一个凤凰卫视的节目，她请我去拉斯维加斯演出，她是导演，我是表演嘉宾，以前她听过我的CD，但那场演出是她真正第一次听我的表演，我拉二胡，用中英文唱歌，天爱当时说：I think you finally arrived！你终于到达了！
BQ：你说她终于到达了，是指什么？
ZH：我说她到达了，是她终于走出来了。她在国内很好，但是我觉得她应该出来。像我是在国外太久了，我需要回来。她去欧洲、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香港，展露自己的才华。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认识她，但是每一个人都只喜欢听她唱小孩子的歌，我不是不喜欢，可人都要改变嘛，我们过去都是小小的脚，但是现在要穿跑鞋、高跟鞋，人都要变，不可能永远读幼儿园。所以，我还是觉得她应该出去，不应该说，“啊，她一定是唱这种歌的人”，她应该是可以唱一百种歌的人。我不可能永远做牛仔裤，我也要做晚礼服，我也可以做运动衣，我也可以去做珠宝，我觉得她是有变化能力的人，但是很多观众不给她变，所以她要自己改变。
BQ：你们一个从中国去到美国，一个从英国回到内地，中西两种文化会对你们造成“文化冲击”吗？
CH：刚开始会有，现在没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好莱坞的“首都录音棚”做《世界公民》这首歌，我们在楼顶上跟五个国家的艺术家演绎这首歌曲，我带着我女儿去的，我从小就告诉她，你是一个世界公民。她在一个国际学校，我教她的同学们唱一首歌，叫“地球是一个国家，万众皆其民”。我从小告诉我自己，我要打开我的心。我到印度去，我本来不喜欢咖喱，但是我说，我要尝试，我慢慢就喜欢了。首先你不能有偏见，别在你还没有去尝试之前，你就决定不喜欢了。
ZH：我回到中国内地，满大街都是灰颜色蓝颜色。我是在海外长大的华人，一回来，文化就有五千年，有几万个字，那么难，历史又那么难，我就感觉，哇，头都疼了。所以说，不是我回来，吃吃中国饭，看看博物馆，穿穿中国衣服，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于是我慢慢学，一天学十个汉字，十天就学一百个字，很快，一千两千个字，一二三四，小大高低……
BQ：你们是怎么学习并且把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呢？
CH：你拿着一个歌，把它翻译成英文，这不是改变。一个人要改变，必须潜下心来学习。我给自己五年时间，我要学好英文，学习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每天的生活、文化的背景，我要潜心观察。在中国，我走到哪儿都要头等舱，都要一帮人围着，给我圈在一个小圈子里了。在美国，我就是拿着二胡走世界，谁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可以跟街头的艺术家聊，也可以在大篷车上住一个月，那就像三个铺位的卧铺，我们就这样旅行着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了解到美国的文化，我从二胡里面找感觉，慢慢推出作品，这是灵与肉的结合。我不喜欢名牌，我不是反对名牌，而是当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修养到了这一步，我们再开名牌车，再拿名牌包。
ZH：有几个阶段，最开始就是去找中国的古董和玉啊，把这些元素加到衣服上。我当时太激动了，看到中国，突然间感觉像是艺术的爆发，但我不想一直做服装、艺术、贸易。我现在想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高级定制，我喜欢这个人我才做这个东西。我现在喜欢设计人，教育一个孩子，教她音乐、武术、芭蕾，人的内涵不是在外面的，包装不光是外表和服装。
BQ：程琳老师，你到美国学习到的跟国内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CH：我原来的嗓子特别窄，只能唱一个八度。我跟随麦当娜、杰克逊的老师萨斯瑞格斯，他把我的声音弄得一下冲到天上去，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可以唱歌。这个老师教你方法，不是教你风格。像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民歌的问题，出来都一个声儿，一个老师教出来，样子都一样。西方的老师是教你方法，风格你自己定，不是我学完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定要自己建立自己的风格。
ZH：中国就是这样，流行穿这个，就全部穿这个，流行做什么，就全部做什么。西方每个歌手的方法都不一样，Lady Gaga和Beyonce都是不同的。西方不怕怪，但是中国人总是要中庸之道，不要太大声，不要太小声，不要太漂亮，不要太奇怪……
BQ：是不是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让你们更能确定自己的风格，不再是被设计出来，而是自己选择？
CH：当然啦，我不再怕别人说了，我自己选择，我知道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的《比金更重》宣扬中西合璧，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金钱更重的东西，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但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最舍不得的一定不是我们的钱。
ZH：我过去的服装，把卡通和诗歌放在一起，大家觉得很反差，觉得有幽默感，中国衣服没有很多幽默感，他们就感觉，你胆子太大了。
应该这样，我就不走这样。人家说怎么可以呢，我说怎么不可以，没有东西不可以的。我是南美洲华人，我要跳舞就疯疯癫癫，没关系的，人有很多种，必须要选择自己的路。你跟风，就安全；你不跟风，其实也可以的。
BQ：这些年来，大家的思维好像放开了？
CH：我是洛阳出来的土妞儿，从《小螺号》到今天，我们内在的朴实没有变。但是我们的眼界，和我们接受的能力变了。
ZH：“接受”这个词一定错了，是“欣赏”。
我把八卦和芭蕾舞做在一起，有冲突，但这就是创新。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真的没觉得有一个框架。
CH：我现在要做的是减法，现在的晚会是灯光把音乐吞没，我希望我的歌给人心里留下烙印，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触动，把音乐还给音乐本身。
两人相遇，是十几年前，程琳在美国背着二胡“走江湖”，两人碰巧坐上了同一班飞机。程琳早就知道张天爱的大名，“在飞机场，我看见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身材特别好，像小燕子一样地在飞，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是搞音乐搞艺术的人，看见好看的人啊事物啊都会留意，我说：啊，这不是张天爱嘛！”
而张天爱看着程琳的二胡也颇为好奇，两人攀谈起来，从音乐谈到艺术，从孩子聊到男人，十几年下来，两人成了知心好友，也做起了邻居。
在中西两个世界里徜徉过的两人，都曾遭遇“文化冲击”。
程琳刚去美国时，没有在国内的“前呼后拥”，英文也说不好，她给自己五年时间，不仅要学英文，还要学西方的文化，她背着二胡，在大篷车上住上一个月，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去跟街头的流浪艺术家交谈，寄望做出的音乐并非是简单的中西拼贴，而是“灵与肉的结合”。
张天爱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人们穿的衣服都是蓝颜色灰颜色，一片黯淡。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可是新凤霞、吴祖光说她：“你呀，一个漂亮的壳，空的，一定要去学中国文化，黄皮肤的女孩子，怎么学不了中文，是你可惜了！”此后，她开始学汉字，学绘画，学中华历史，去博物馆里看瓷器，设计出来的衣服，让古诗和卡通混搭，让紧裹的旗袍有一个大露背……
到如今，张天爱不再满足于批量地设计服装，她做教育，做高级服装定制，希望能“设计人”，让人由内而外地美起来，“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她给程琳设计的衣服，布料质朴，轻巧简洁。她说，就像过去古琴大师穿着再简单不过的长袍，高山流水之下，给足了空间，他们的音乐也随之倾泻而出。
而如今的程琳，风格更加多变，她唱《比金更重》，唱《世界公民》，认为世界是一家，认为有重于金钱的价值，她用电二胡与Rock&Roll对话，与弗拉明戈吉他对话，音乐创作上进入一种新的境地。
两人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是她们都认为，接触中西两种文化，使得她们的创作更自由，更包容。
BQ=《北京青年》周刊CH=程琳ZH=张天爱
BQ：你们俩都在中文英文两个世界里生活，是不是经常会聊到中西文化对你们的影响？
ZH：我们本就应该认识。虽然我在西方世界长大，但我也是一个传统中国人，她又是一个很西方的中国人，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想推广我们的中国文化艺术到全世界，把我们的文化想法搁进我们的艺术里。
CH：天爱对我，可能是了解得最多的一个朋友。我们在美国一起共事，她做了一个凤凰卫视的节目，她请我去拉斯维加斯演出，她是导演，我是表演嘉宾，以前她听过我的CD，但那场演出是她真正第一次听我的表演，我拉二胡，用中英文唱歌，天爱当时说：I think you finally arrived！你终于到达了！
BQ：你说她终于到达了，是指什么？
ZH：我说她到达了，是她终于走出来了。她在国内很好，但是我觉得她应该出来。像我是在国外太久了，我需要回来。她去欧洲、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香港，展露自己的才华。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认识她，但是每一个人都只喜欢听她唱小孩子的歌，我不是不喜欢，可人都要改变嘛，我们过去都是小小的脚，但是现在要穿跑鞋、高跟鞋，人都要变，不可能永远读幼儿园。所以，我还是觉得她应该出去，不应该说，“啊，她一定是唱这种歌的人”，她应该是可以唱一百种歌的人。我不可能永远做牛仔裤，我也要做晚礼服，我也可以做运动衣，我也可以去做珠宝，我觉得她是有变化能力的人，但是很多观众不给她变，所以她要自己改变。
BQ：你们一个从中国去到美国，一个从英国回到内地，中西两种文化会对你们造成“文化冲击”吗？
CH：刚开始会有，现在没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好莱坞的“首都录音棚”做《世界公民》这首歌，我们在楼顶上跟五个国家的艺术家演绎这首歌曲，我带着我女儿去的，我从小就告诉她，你是一个世界公民。她在一个国际学校，我教她的同学们唱一首歌，叫“地球是一个国家，万众皆其民”。我从小告诉我自己，我要打开我的心。我到印度去，我本来不喜欢咖喱，但是我说，我要尝试，我慢慢就喜欢了。首先你不能有偏见，别在你还没有去尝试之前，你就决定不喜欢了。
ZH：我回到中国内地，满大街都是灰颜色蓝颜色。我是在海外长大的华人，一回来，文化就有五千年，有几万个字，那么难，历史又那么难，我就感觉，哇，头都疼了。所以说，不是我回来，吃吃中国饭，看看博物馆，穿穿中国衣服，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于是我慢慢学，一天学十个汉字，十天就学一百个字，很快，一千两千个字，一二三四，小大高低……
BQ：你们是怎么学习并且把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呢？
CH：你拿着一个歌，把它翻译成英文，这不是改变。一个人要改变，必须潜下心来学习。我给自己五年时间，我要学好英文，学习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每天的生活、文化的背景，我要潜心观察。在中国，我走到哪儿都要头等舱，都要一帮人围着，给我圈在一个小圈子里了。在美国，我就是拿着二胡走世界，谁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可以跟街头的艺术家聊，也可以在大篷车上住一个月，那就像三个铺位的卧铺，我们就这样旅行着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了解到美国的文化，我从二胡里面找感觉，慢慢推出作品，这是灵与肉的结合。我不喜欢名牌，我不是反对名牌，而是当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修养到了这一步，我们再开名牌车，再拿名牌包。
ZH：有几个阶段，最开始就是去找中国的古董和玉啊，把这些元素加到衣服上。我当时太激动了，看到中国，突然间感觉像是艺术的爆发，但我不想一直做服装、艺术、贸易。我现在想做一些我喜欢的东西——高级定制，我喜欢这个人我才做这个东西。我现在喜欢设计人，教育一个孩子，教她音乐、武术、芭蕾，人的内涵不是在外面的，包装不光是外表和服装。
BQ：程琳老师，你到美国学习到的跟国内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CH：我原来的嗓子特别窄，只能唱一个八度。我跟随麦当娜、杰克逊的老师萨斯瑞格斯，他把我的声音弄得一下冲到天上去，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可以唱歌。这个老师教你方法，不是教你风格。像我们在中国，我们看到民歌的问题，出来都一个声儿，一个老师教出来，样子都一样。西方的老师是教你方法，风格你自己定，不是我学完就像迈克尔·杰克逊，一定要自己建立自己的风格。
ZH：中国就是这样，流行穿这个，就全部穿这个，流行做什么，就全部做什么。西方每个歌手的方法都不一样，Lady Gaga和Beyonce都是不同的。西方不怕怪，但是中国人总是要中庸之道，不要太大声，不要太小声，不要太漂亮，不要太奇怪……
BQ：是不是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让你们更能确定自己的风格，不再是被设计出来，而是自己选择？
CH：当然啦，我不再怕别人说了，我自己选择，我知道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的《比金更重》宣扬中西合璧，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金钱更重的东西，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但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最舍不得的一定不是我们的钱。
ZH：我过去的服装，把卡通和诗歌放在一起，大家觉得很反差，觉得有幽默感，中国衣服没有很多幽默感，他们就感觉，你胆子太大了。
应该这样，我就不走这样。人家说怎么可以呢，我说怎么不可以，没有东西不可以的。我是南美洲华人，我要跳舞就疯疯癫癫，没关系的，人有很多种，必须要选择自己的路。你跟风，就安全；你不跟风，其实也可以的。
BQ：这些年来，大家的思维好像放开了？
CH：我是洛阳出来的土妞儿，从《小螺号》到今天，我们内在的朴实没有变。但是我们的眼界，和我们接受的能力变了。
ZH：“接受”这个词一定错了，是“欣赏”。
我把八卦和芭蕾舞做在一起，有冲突，但这就是创新。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真的没觉得有一个框架。
CH：我现在要做的是减法，现在的晚会是灯光把音乐吞没，我希望我的歌给人心里留下烙印，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触动，把音乐还给音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