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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生物演化论的奠基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在他生前，照相术在英国已经相当普及，因此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公众眼中，达尔文的形象就是一个老成持重、博学睿智的标准英国绅士。比如下面这两张照片（图3，图4），分别摄于1868年和1878年，即达尔文59岁和69岁时，其时距《物种起源》发表（1859）已有多年，他早就是“天下无人不识”了。
达尔文的肖像也有不少，现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伦敦南郊他晚年的居所唐恩小筑，以及伦敦林奈学会里都有，大多是在其生前绘制的。本期封面达尔文的大理石雕像，先存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内。达尔文去世前一年，英国当时最有名的肖像画家科利尔（John Maler Collier，1850-1934）为他画了一幅极为传神的像，两年后又根据其长子威廉·伊拉斯谟（William Erasmus Darwin，1839-1914）的意见作了修改，现在保存在英国国家肖像馆中（封二图1）。画中的达尔文目光深邃、神情凝重，身披大氅，手持软沿帽，花白的发须与深色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期介绍的重点则是達尔文的另一类图像，也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形象。封二图2中的一对孩子是七岁的达尔文和他六岁的妹妹艾米丽（Emily CatherineDarwin，1810-1866），作画人是一位出色的女画家夏普里斯（Ellen WallaceSharpies，1769-1849），曾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画像。达尔文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面只有一个妹妹艾米丽，这一对小兄妹是整个家中的宝贝。画面中的两兄妹长相相似，健康活泼，萌味十足。少年达尔文捧着一盆花，如同绅士般作单膝下跪状，显得淘气又可爱。将此画与科利尔绘制的肖像摆在一起观摩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知高明的面部识别专家能否辨认出两边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封三上的图9绘于19世纪30年代末，应该是在乘坐《贝格尔》号巡洋舰完成环球考察之后不久。尽管达尔文当时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脚，但是普通公众还不知道他的伟大发现。画家名叫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1809-1896），是皇家美术学院成员。
达尔文出身望族，家境宽裕，早年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他不喜欢那里的环境，在给三姐苏珊的信中自称“我们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医生的父亲不断收到这个“花小钱的儿子”寄来的账单，开始为他的前程担忧，在一封信中老爷子生气地责备他：“如果你不停止目前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你的学业将一无所获。”在父亲的安排下，达尔文于1827年转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注册为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的一名本科生。
基督学院不属于那些最老的学院，规模也不是特别大，恪守传统，当时只有100多个本科生，其中贵族出身的比例相当高。学院里充满着自满而安逸的气氛，很适宜那些有钱花又不为日后就业操心的年轻人。直到1828年，达尔文才带着向父亲和姐姐们索要的礼物——一只崭新的双筒猎枪和几十盒甲虫标本，搬进前庭南面二层楼的一个单问，继续那种优哉游哉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过着彻头彻尾的懒散生活，足以麻醉所有的官能。
清晨骑马、散步，夜里在约翰小馆豪赌无度。
达尔文不喜欢神学和数学，“他从无理数中看不到理性”，因此放弃了攻略“三足凳”（tripos，特指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机会，将兴趣转移到被称为“一般自然科学”的博物学来。他特别钟情于捕捉甲虫和搜集鸟类标本，对植物学与地质学也有浓厚兴趣。青年达尔文还阅读了许多书，其中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美洲旅行记》和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Herschel，1792-1871）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剑桥大学英才辈出，因此到处都是名人遗迹，以致有的后生小子在某个历史名人流连的地方待了多年还浑然不知。长久以来，基督学院里就找不到达尔文的踪迹。近年来，随着游客人数的逐年增加（增量主要来自中国），有些老学院开始打出知名校友的旗号，过去自由进出的庭院改成了付费参观。2009年初，借着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的东风，先是在学院门房旁边的墙上装上一块达尔文头像的铜牌（图5），又于当年2月12日，由当时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女王丈夫爱丁堡公爵亲自主持，在新庭院的小花园中立起了一座达尔文的黄铜雕像（封三图10-11）。图6为雕像的纪念铭牌。
与人们熟悉的达尔文形象迥然不同，这尊铜雕呈现的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模样，身穿三件套正装，系着蝴蝶领结，手里拿着一本书，放松地倚坐在一个长椅的扶手上，长椅上还散落着另外几本书。从年龄与装束来看，这尊雕像十分符合达尔文在学院的本科生身份。仔细观察那几本书，可以发现，达尔文右手拿着的正是洪堡的《美洲旅行记》（图7），压在最下面的一本是斯蒂芬斯（JamesStephens）的《英国昆虫图志》（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Entomology），上面是赫歇耳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图8），最上面的那本则是帕累（Williams P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所有这些书籍，都是青年达尔文在剑桥求学时读过的，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科学生涯。
铜像的创作者史密斯（Anthony Smith）也是基督学院的校友和林奈学会会员，据说他花了一年多时问从事研究后才动手制作。在他参考的资料里，肯定有青年达尔文的日记，也许还有里奇蒙德的那幅水彩画。
达尔文的肖像也有不少，现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伦敦南郊他晚年的居所唐恩小筑，以及伦敦林奈学会里都有，大多是在其生前绘制的。本期封面达尔文的大理石雕像，先存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内。达尔文去世前一年，英国当时最有名的肖像画家科利尔（John Maler Collier，1850-1934）为他画了一幅极为传神的像，两年后又根据其长子威廉·伊拉斯谟（William Erasmus Darwin，1839-1914）的意见作了修改，现在保存在英国国家肖像馆中（封二图1）。画中的达尔文目光深邃、神情凝重，身披大氅，手持软沿帽，花白的发须与深色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期介绍的重点则是達尔文的另一类图像，也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形象。封二图2中的一对孩子是七岁的达尔文和他六岁的妹妹艾米丽（Emily CatherineDarwin，1810-1866），作画人是一位出色的女画家夏普里斯（Ellen WallaceSharpies，1769-1849），曾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画像。达尔文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面只有一个妹妹艾米丽，这一对小兄妹是整个家中的宝贝。画面中的两兄妹长相相似，健康活泼，萌味十足。少年达尔文捧着一盆花，如同绅士般作单膝下跪状，显得淘气又可爱。将此画与科利尔绘制的肖像摆在一起观摩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知高明的面部识别专家能否辨认出两边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封三上的图9绘于19世纪30年代末，应该是在乘坐《贝格尔》号巡洋舰完成环球考察之后不久。尽管达尔文当时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脚，但是普通公众还不知道他的伟大发现。画家名叫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1809-1896），是皇家美术学院成员。
达尔文出身望族，家境宽裕，早年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他不喜欢那里的环境，在给三姐苏珊的信中自称“我们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医生的父亲不断收到这个“花小钱的儿子”寄来的账单，开始为他的前程担忧，在一封信中老爷子生气地责备他：“如果你不停止目前放任自流的生活方式，你的学业将一无所获。”在父亲的安排下，达尔文于1827年转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注册为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的一名本科生。
基督学院不属于那些最老的学院，规模也不是特别大，恪守传统，当时只有100多个本科生，其中贵族出身的比例相当高。学院里充满着自满而安逸的气氛，很适宜那些有钱花又不为日后就业操心的年轻人。直到1828年，达尔文才带着向父亲和姐姐们索要的礼物——一只崭新的双筒猎枪和几十盒甲虫标本，搬进前庭南面二层楼的一个单问，继续那种优哉游哉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过着彻头彻尾的懒散生活，足以麻醉所有的官能。
清晨骑马、散步，夜里在约翰小馆豪赌无度。
达尔文不喜欢神学和数学，“他从无理数中看不到理性”，因此放弃了攻略“三足凳”（tripos，特指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机会，将兴趣转移到被称为“一般自然科学”的博物学来。他特别钟情于捕捉甲虫和搜集鸟类标本，对植物学与地质学也有浓厚兴趣。青年达尔文还阅读了许多书，其中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美洲旅行记》和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Herschel，1792-1871）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剑桥大学英才辈出，因此到处都是名人遗迹，以致有的后生小子在某个历史名人流连的地方待了多年还浑然不知。长久以来，基督学院里就找不到达尔文的踪迹。近年来，随着游客人数的逐年增加（增量主要来自中国），有些老学院开始打出知名校友的旗号，过去自由进出的庭院改成了付费参观。2009年初，借着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的东风，先是在学院门房旁边的墙上装上一块达尔文头像的铜牌（图5），又于当年2月12日，由当时担任剑桥大学校长的女王丈夫爱丁堡公爵亲自主持，在新庭院的小花园中立起了一座达尔文的黄铜雕像（封三图10-11）。图6为雕像的纪念铭牌。
与人们熟悉的达尔文形象迥然不同，这尊铜雕呈现的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英俊小生模样，身穿三件套正装，系着蝴蝶领结，手里拿着一本书，放松地倚坐在一个长椅的扶手上，长椅上还散落着另外几本书。从年龄与装束来看，这尊雕像十分符合达尔文在学院的本科生身份。仔细观察那几本书，可以发现，达尔文右手拿着的正是洪堡的《美洲旅行记》（图7），压在最下面的一本是斯蒂芬斯（JamesStephens）的《英国昆虫图志》（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Entomology），上面是赫歇耳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图8），最上面的那本则是帕累（Williams P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所有这些书籍，都是青年达尔文在剑桥求学时读过的，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科学生涯。
铜像的创作者史密斯（Anthony Smith）也是基督学院的校友和林奈学会会员，据说他花了一年多时问从事研究后才动手制作。在他参考的资料里，肯定有青年达尔文的日记，也许还有里奇蒙德的那幅水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