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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和阐释马尔罗关于“永恒”的艺术主张，引入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追求永恒，超越死亡的观点，实现自我和他者文化传统的探询，展现中西文学观念相互碰撞。
【关键词】艺术；超越；永恒；死亡
曾经有人评论马尔罗：“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个伟人”，从《西方的诱惑》到《人的命运》、《征服者》、《王家大道》、《无墙的博物馆》、《阿藤堡的胡桃树》无不体现他不懈对人类，对艺术的变形，对感性、对思想的演变，对新的崇高形式，对人类生活与没落的过去文明之间的永恒关系进行思考。马尔罗看到了西方对东方的诱惑，也看到了东方文明的神奇魅力，东方对西方的诱惑，像欧洲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做了如下假设：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治愈20世纪初欧洲经历的知识性的、道德性的危机，尤其可治愈资产阶级的个体主义将欧洲青年引向的恐慌。
马尔罗曾经说过：“能够让我们牢记在心的，是能够把维米尔笔下的读书女，夏尔丹的小茶壶和戈雅的怪兽们融为一体的艺术。”①他力图从艺术哲学角度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通过人文作品的艺术形式来探索信仰的实质和含义，力图表现人类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强烈愿望，揭示人性中蕴含的艺术财富，颂扬了那些能够战胜死亡并嬗变成永恒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创造，因为对马尔罗来说艺术即反命运，实现了人类对死亡的超越。在西方，很早以前，哲学家和艺术家几乎都把精力集中在对于”永恒“的追求。他们把“永恒”的美当成人生最高意义和目标。这种思想大多来自于基督教道的伦理思想，其中心在于强调某种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永恒”，认为时间和历史都是从原点出发，经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演化，逐步从简单和低级导向更复杂的高级方向。致使西方人从思想到日常生活行动都无时无刻向往着达到最高目标，同“永恒”化为一体。②马尔罗也是如此。《西方的诱惑》是他一生文学之路的导向，是作者的思想走向成熟的对照。在这部著作里，马尔罗不仅涉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也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这两种文化同时面临的危机。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精神迷茫，“上帝死了”，基督教传统文化崩溃了；在东方，固有的文化传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马尔罗认为东西双方都会感受到对方身上的诱惑。无论怎样，这部作品呈现了作者的基本文学艺术主张，他不仅关注西方人们的命运，他开始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开始与命运抗争之路。
《西方的诱惑》体现了马尔罗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他认为：西方艺术表现行动，中国艺术表现状态；中国艺术很早就有了时间意识，时间在中国画中表现为“虚伪”；西方绘画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永恒，很晚才开始表现为时间；中国艺术是表意的艺术，西方艺术是“再现”的艺术。荣誉、胜利、抗争力量、伟大、命运，在他笔下的中国人看来，西方艺术因为追求这些价值而充满了悲剧色彩，是痛苦的艺术。而中国人由于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赎罪和牺牲等概念，也不同希腊那样，把人当做个体的存在来理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涉及个人存在和个人价值的东西都不屑一顾；中国人全部的追求就是“以最美的形式存在”。“我们愿意不把自己当做个体来意识，因为一种精致文明的最精美之处就在于专心地不去培养自我。”③马尔罗认为，东方人之所以能够达到宁静安详的理想状态，是因为他们把感觉、想象和梦置于一切的首位。西方人根植于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人与世界处于敌对的关系中，艺术的使命就是人对世界的抗争。中国艺术倾向宁静超然，这是因为中国人继承了古老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定位和谐共生。④“时间是你们所为，我们是时间所为。”西方的时间是属于人的时间，是“人为”的时间，不论是《圣经》的时间，还是历史中的时间，它都是永恒的对立面，所以能够对抗时间，就能够达到永恒，艺术正是在历史的时间中超越死亡，没有终点，达到永恒。而中国人的时间是自然的时间，人与世界都属于时间，都统一于时间中。
任何文化，都具有超越死亡的共性，其超越死亡的不同方式，恰好就是这种文化的特征。马尔罗通过艺术来摆脱荒谬和偶然，克服来自死亡的威胁。在他看来，倘若人类不能把过去改造为光辉、明晰的现在，我们在博物馆中找到的只会是回忆空缺的历史残垣，以及时间自身的糜烂。“博物馆对世界汇集的每一个表达用语以及惠及成这些语词的主体进行质询。……无论如何，博物馆是塑造人类最高思想的场所之一。”而艺术之所以能够达到永恒，恰恰是因为它的时间意识，它的超时间性。他曾说过：“令我们着迷的，正是作为艺术家的人在大地上采用的形式，通过艺术的形式，我们尝试着认识人的本身。”⑤作为人生道路终点的死亡，是最容易激发人生无常感的根源之一，也是人们永恒的追求，哲学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死对于每一个执着于大地和肉体生命的人，都是十分悲哀的事。萨特曾指出：“马尔罗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人一种向死的存在。”马尔罗在《阿藤堡的胡桃树》中，把人定义为“唯一知道自己不能永生的动物。”那么马尔罗是否发现“神秘的东方”是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的，是否还保留着“最美好的形式”？
无论是法国南部的坎巴勒雷斯（Combarelles）的岩洞壁画里的狮子，还是刻画伊拉克闪族妇女头像的瓦尔卡（Warka）之头，无论是云冈石窟，还是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奴隶们，他们都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但是这些形象也不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更准确的说，它们属于原始时代的早期或苏美尔的初期，就像Bardinelli的雕塑一样……艺术既来自他所属的时代，也来自他处。艺术的强大影响力就在于这种双重的支撑。⑥因而，艺术超越时间，因为这种超时间性，各个时代达到高品质风格的艺术作品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历史轶闻或历史意义上的主题里，艺术家们都会把一个终归会死的形体或一个或消亡的物体那么完美地安置在空间里，各个部分的比例那么精确，以至于它在整体上显得似乎无法触碰，它的外观变得令人无法遗忘，所以它可以穿越数个世纪，呈现在各个时代的不同文化观者面前，这证实了艺术家所选择的一个物体逃脱了必死的，或会消亡的命运。人们通过艺术表达方式把存在的偶然变成超越时间的必然，超越了死亡，直至永恒。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的儒家超越死亡的方式，并没有重视个体的死亡，因为儒家已经把个体纳入整个伦理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儒家向往建构和乐融融的大家庭，一个非常富有系统性的伦理整体。虽然儒家建立的伦理整体有抹杀个体生命的倾向，但它所关注的伦理整体的纵向的生命之流的畅流无阻之中，就已经超越个体的死亡。《列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矣。”个体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中得以不朽了。而对于士大夫，儒家还有更高的超越标准，就是整个国家社稷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从而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
而对个体的生命，一是儒家著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发奋有为，留名青史。二是以生的执着忽略死亡，孔子说过“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三是对照整体使个体的生命对死亡有一种平均意识，既然连天子也不得不死，那么我的死就死不足惜了。四是顺其自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总之，人的死具有不同意义，既有为国家社稷洒热血的“重于泰山”，也有反之的“轻于鸿毛”。
提到儒家，自然会联想到道家。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执着于对死亡的超越，虽然面对死亡，他也会有悲哀之情：“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无论是“是”，还是“非”，所以人在死亡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最终大家都会消逝：“小人则以深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所以人们应该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应该“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若是若非，执而园机。”马马虎虎地活着，如果不表白自己的主见，就永远不会与人发生冲突，而最终就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庄子也认为人不能落后，“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抢占风头有风险，落后也有风险，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随波逐流。
庄子当然也意识到了人免不了一死，可是他通过泯灭生于死的界限来超越死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生与死本来就是一回事。他让人们逃离社会，回到自然中去，回到万物的怀抱中，从而摆脱了人生无常的痛苦，既执着于有限相对的感性现实，也为个体的人找到了无限绝对的归宿，使人把有限的感性世界，无限绝对的彼岸世界和理念世界合二为一，达到了永恒的绝对。
道教作为一门宗教，而非哲学，大概最能体现中国人对生命的欲求。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羽化成仙，体现了中国人民安于现世今生的人生观，寻求安乐太平的静态心理以及中国文化无所不包的包容性和似信非信的信仰特点。从根源上说，道教体现了中国百姓和皇帝的最高愿望、想象力和神话心理。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他也曾用这样的句子描绘中国人面对死亡所表现的最高的生命欲求：“暗中有一个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算最高理想了。”“求了一同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个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⑦
以上列举中国文化超越死亡的观点，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特点。与基督教文化以灵魂蔑视肉体相比，中国人并不追求脱离肉体的灵魂，超越感性的理性，大都追求的是肉体的长生不老，执着于现世。由此看出，中国和西方都在追求一种宁静永恒的世界，中国人追求的永恒世界是现世伦理的（儒），或是自然主义的（道），而西方人（马尔罗）追求的宁静永恒则是超现世的，是存在整个事时间过程之外的，是与流变不息的现象世界对立的永恒本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中西文化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个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文学发展表现了西方文学的趋向，而西方文学发展也表现了中国文学趋向。马尔罗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从《西方的诱惑》，开始论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的文化观念，又通过《人的命运》，聚集世界人们的眼光，关注中国人的命运。马尔罗扩展人们视野，提供多个新的视角，让人们关注拥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和被上帝之死抛弃、置身“荒诞”之中的西方世界。而掌握人的命运，与命运对抗，超越死亡，达到永恒也许会是世界人们的共同向往。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6
②高宣扬著.当代法国哲学导论[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2
③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5
④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4
⑤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4
⑥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5
⑦转引自高旭东著.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M].中华书局，2006：233
【关键词】艺术；超越；永恒；死亡
曾经有人评论马尔罗：“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个伟人”，从《西方的诱惑》到《人的命运》、《征服者》、《王家大道》、《无墙的博物馆》、《阿藤堡的胡桃树》无不体现他不懈对人类，对艺术的变形，对感性、对思想的演变，对新的崇高形式，对人类生活与没落的过去文明之间的永恒关系进行思考。马尔罗看到了西方对东方的诱惑，也看到了东方文明的神奇魅力，东方对西方的诱惑，像欧洲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做了如下假设：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治愈20世纪初欧洲经历的知识性的、道德性的危机，尤其可治愈资产阶级的个体主义将欧洲青年引向的恐慌。
马尔罗曾经说过：“能够让我们牢记在心的，是能够把维米尔笔下的读书女，夏尔丹的小茶壶和戈雅的怪兽们融为一体的艺术。”①他力图从艺术哲学角度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通过人文作品的艺术形式来探索信仰的实质和含义，力图表现人类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强烈愿望，揭示人性中蕴含的艺术财富，颂扬了那些能够战胜死亡并嬗变成永恒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创造，因为对马尔罗来说艺术即反命运，实现了人类对死亡的超越。在西方，很早以前，哲学家和艺术家几乎都把精力集中在对于”永恒“的追求。他们把“永恒”的美当成人生最高意义和目标。这种思想大多来自于基督教道的伦理思想，其中心在于强调某种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永恒”，认为时间和历史都是从原点出发，经不同阶段的发展和演化，逐步从简单和低级导向更复杂的高级方向。致使西方人从思想到日常生活行动都无时无刻向往着达到最高目标，同“永恒”化为一体。②马尔罗也是如此。《西方的诱惑》是他一生文学之路的导向，是作者的思想走向成熟的对照。在这部著作里，马尔罗不仅涉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也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这两种文化同时面临的危机。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精神迷茫，“上帝死了”，基督教传统文化崩溃了；在东方，固有的文化传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马尔罗认为东西双方都会感受到对方身上的诱惑。无论怎样，这部作品呈现了作者的基本文学艺术主张，他不仅关注西方人们的命运，他开始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开始与命运抗争之路。
《西方的诱惑》体现了马尔罗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他认为：西方艺术表现行动，中国艺术表现状态；中国艺术很早就有了时间意识，时间在中国画中表现为“虚伪”；西方绘画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永恒，很晚才开始表现为时间；中国艺术是表意的艺术，西方艺术是“再现”的艺术。荣誉、胜利、抗争力量、伟大、命运，在他笔下的中国人看来，西方艺术因为追求这些价值而充满了悲剧色彩，是痛苦的艺术。而中国人由于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赎罪和牺牲等概念，也不同希腊那样，把人当做个体的存在来理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涉及个人存在和个人价值的东西都不屑一顾；中国人全部的追求就是“以最美的形式存在”。“我们愿意不把自己当做个体来意识，因为一种精致文明的最精美之处就在于专心地不去培养自我。”③马尔罗认为，东方人之所以能够达到宁静安详的理想状态，是因为他们把感觉、想象和梦置于一切的首位。西方人根植于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人与世界处于敌对的关系中，艺术的使命就是人对世界的抗争。中国艺术倾向宁静超然，这是因为中国人继承了古老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定位和谐共生。④“时间是你们所为，我们是时间所为。”西方的时间是属于人的时间，是“人为”的时间，不论是《圣经》的时间，还是历史中的时间，它都是永恒的对立面，所以能够对抗时间，就能够达到永恒，艺术正是在历史的时间中超越死亡，没有终点，达到永恒。而中国人的时间是自然的时间，人与世界都属于时间，都统一于时间中。
任何文化，都具有超越死亡的共性，其超越死亡的不同方式，恰好就是这种文化的特征。马尔罗通过艺术来摆脱荒谬和偶然，克服来自死亡的威胁。在他看来，倘若人类不能把过去改造为光辉、明晰的现在，我们在博物馆中找到的只会是回忆空缺的历史残垣，以及时间自身的糜烂。“博物馆对世界汇集的每一个表达用语以及惠及成这些语词的主体进行质询。……无论如何，博物馆是塑造人类最高思想的场所之一。”而艺术之所以能够达到永恒，恰恰是因为它的时间意识，它的超时间性。他曾说过：“令我们着迷的，正是作为艺术家的人在大地上采用的形式，通过艺术的形式，我们尝试着认识人的本身。”⑤作为人生道路终点的死亡，是最容易激发人生无常感的根源之一，也是人们永恒的追求，哲学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死对于每一个执着于大地和肉体生命的人，都是十分悲哀的事。萨特曾指出：“马尔罗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人一种向死的存在。”马尔罗在《阿藤堡的胡桃树》中，把人定义为“唯一知道自己不能永生的动物。”那么马尔罗是否发现“神秘的东方”是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的，是否还保留着“最美好的形式”？
无论是法国南部的坎巴勒雷斯（Combarelles）的岩洞壁画里的狮子，还是刻画伊拉克闪族妇女头像的瓦尔卡（Warka）之头，无论是云冈石窟，还是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奴隶们，他们都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但是这些形象也不是属于他们的时代，更准确的说，它们属于原始时代的早期或苏美尔的初期，就像Bardinelli的雕塑一样……艺术既来自他所属的时代，也来自他处。艺术的强大影响力就在于这种双重的支撑。⑥因而，艺术超越时间，因为这种超时间性，各个时代达到高品质风格的艺术作品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历史轶闻或历史意义上的主题里，艺术家们都会把一个终归会死的形体或一个或消亡的物体那么完美地安置在空间里，各个部分的比例那么精确，以至于它在整体上显得似乎无法触碰，它的外观变得令人无法遗忘，所以它可以穿越数个世纪，呈现在各个时代的不同文化观者面前，这证实了艺术家所选择的一个物体逃脱了必死的，或会消亡的命运。人们通过艺术表达方式把存在的偶然变成超越时间的必然，超越了死亡，直至永恒。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的儒家超越死亡的方式，并没有重视个体的死亡，因为儒家已经把个体纳入整个伦理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儒家向往建构和乐融融的大家庭，一个非常富有系统性的伦理整体。虽然儒家建立的伦理整体有抹杀个体生命的倾向，但它所关注的伦理整体的纵向的生命之流的畅流无阻之中，就已经超越个体的死亡。《列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矣。”个体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中得以不朽了。而对于士大夫，儒家还有更高的超越标准，就是整个国家社稷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从而以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
而对个体的生命，一是儒家著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发奋有为，留名青史。二是以生的执着忽略死亡，孔子说过“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三是对照整体使个体的生命对死亡有一种平均意识，既然连天子也不得不死，那么我的死就死不足惜了。四是顺其自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总之，人的死具有不同意义，既有为国家社稷洒热血的“重于泰山”，也有反之的“轻于鸿毛”。
提到儒家，自然会联想到道家。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最执着于对死亡的超越，虽然面对死亡，他也会有悲哀之情：“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无论是“是”，还是“非”，所以人在死亡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最终大家都会消逝：“小人则以深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所以人们应该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应该“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若是若非，执而园机。”马马虎虎地活着，如果不表白自己的主见，就永远不会与人发生冲突，而最终就可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庄子也认为人不能落后，“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抢占风头有风险，落后也有风险，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随波逐流。
庄子当然也意识到了人免不了一死，可是他通过泯灭生于死的界限来超越死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生与死本来就是一回事。他让人们逃离社会，回到自然中去，回到万物的怀抱中，从而摆脱了人生无常的痛苦，既执着于有限相对的感性现实，也为个体的人找到了无限绝对的归宿，使人把有限的感性世界，无限绝对的彼岸世界和理念世界合二为一，达到了永恒的绝对。
道教作为一门宗教，而非哲学，大概最能体现中国人对生命的欲求。道教的最高境界就是，人羽化成仙，体现了中国人民安于现世今生的人生观，寻求安乐太平的静态心理以及中国文化无所不包的包容性和似信非信的信仰特点。从根源上说，道教体现了中国百姓和皇帝的最高愿望、想象力和神话心理。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他也曾用这样的句子描绘中国人面对死亡所表现的最高的生命欲求：“暗中有一个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算最高理想了。”“求了一同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个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⑦
以上列举中国文化超越死亡的观点，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特点。与基督教文化以灵魂蔑视肉体相比，中国人并不追求脱离肉体的灵魂，超越感性的理性，大都追求的是肉体的长生不老，执着于现世。由此看出，中国和西方都在追求一种宁静永恒的世界，中国人追求的永恒世界是现世伦理的（儒），或是自然主义的（道），而西方人（马尔罗）追求的宁静永恒则是超现世的，是存在整个事时间过程之外的，是与流变不息的现象世界对立的永恒本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中西文化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个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文学发展表现了西方文学的趋向，而西方文学发展也表现了中国文学趋向。马尔罗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从《西方的诱惑》，开始论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的文化观念，又通过《人的命运》，聚集世界人们的眼光，关注中国人的命运。马尔罗扩展人们视野，提供多个新的视角，让人们关注拥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和被上帝之死抛弃、置身“荒诞”之中的西方世界。而掌握人的命运，与命运对抗，超越死亡，达到永恒也许会是世界人们的共同向往。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6
②高宣扬著.当代法国哲学导论[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2
③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5
④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4
⑤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4
⑥转引自亲海鹰等著.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5
⑦转引自高旭东著.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M].中华书局，2006：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