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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2、2013、2015年三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混合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等教育对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以及高等教育和城乡差距、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接受高等教育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远大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乡村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大于城镇人口，中西部地区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大于东部地区人口;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高等教育作用下，乡村人口阶层和中西部地区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均增大。因此，应该重视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实施“补偿教育”，提高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加大社会底层人口向上流动概率，优化社会结构。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阶层流动;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弱势群体阶层
一、引言
随着“二代”“拼爹”现象以及“寒门能否出贵子”等社会话题的热议，“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等言论甚嚣尘上，直接导致社会底层人民对高等教育的认同和期望值下降，引发学界对高等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普遍关注和深入思考。“二代”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等话题，折射出社会阶层固化趋势的日益严峻性。社会流动受阻，阶层继承性增强，优势阶层人群运用市场排斥机制进行优势阶层再生产，而社会底层人士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的长距离阶层跨越，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对于如何破除社会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有学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是社会阶层实现垂直流动的重要手段。[1]而冲突论者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教育加剧了阶层固化。[2]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社会阶层流动？本研究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并尝試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社会阶层流动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根据流动的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本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地位和职业上从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到下层的流动，垂直流动影响社会的阶级、阶层和产业结构。[3]如果在某一时期内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于向下流动机会，说明社会在进步，反之，说明社会在倒退。
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社会学界有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索罗金（P.A.Sorokin）所著《社会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又一专门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索罗金认为在开放的社会中，人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对的，在封闭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固化，垂直流动的机会则更少。同时他认为“学校是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性电梯”，教育可以使个体找到往上流动的途径。[4]这一论断最早阐明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1967年，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随着工业技术发展，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在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5]Becker 和 Tomes、Fan 和Bet-thauser 等学者也都指出教育对阶层流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6][7]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重要的阶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受教育者能够获得知识性、专业性和技能性能力，所以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昊指出，高等教育是个体获得高收入的一条重要路径。一般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者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更多向上流动机会，更容易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8]赵欣、尹韶青认为，我国在教育改革中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随着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加强，下层人员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增加，中间阶层队伍不断扩大，逐步形成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9]
但是对于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冲突论者提出质疑。冲突论者认为教育是为某些经济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他们努力保持分层制度并将他们的权益通过教育等手段传给下一代。韦伯认为教育在控制知识、维持社会身份和地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为教育是通过文化资本维系了社会阶级关系。[10]柯林斯认为教育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强调学校的意义在于传递特殊身份文化。[11]Schoon、Ream和Palardy 、Gallice和Grillo 等学者通过对大量实证数据的统计分析说明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复制到下一代，从而加剧了阶层固化。[12]
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在我国教育机会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精英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之间传递的手段，高收入和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员往往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确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但是如果刨除家庭背景造成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明显减弱。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教育是影响社会阶层的因素之一，但对于高等教育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基于以上矛盾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应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
除了教育之外，地区和城乡差距也是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和阶层发展均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在我国，乡村与城镇在教育资源、社会阶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纳入考察范围，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高等教育与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的交互作用对阶层流动的影响。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国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访问。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体信息、家庭资料、工作情況等。三年CGSS数据包含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4171个样本，研究中为缩小因年龄而产生的边界效应，降低生命周期带来的生命周期误差，保证样本所处社会阶层的可比性，将筛选样本的出生年份范围定为1956年-1995年，再剔除重要变量（阶层等级、受教育状况、户籍类型、地区）答案不明确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735个。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个体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情况。本研究将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所处阶层视为个体阶层，将个体14岁时所处阶层视为个体原生家庭所处阶层。在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涉及社会阶层定位的问卷内容为：“在现今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选项分为10个阶层，其中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根据这两个项目的答案来判断个体阶层与个体原生家庭阶层相比是否向上流动，向上流动编码为1，未向上流动编码为0。
2.自变量
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根据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项目，判断受访者接受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情况。为了探究高等教育对个体阶层流动的影响，本研究将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顺利毕业编码为1，未接受高等教育编码为0。
城乡差距。户籍身份是区分城乡差距的重要指标，14岁时的户籍反映了受访者原生家庭的户籍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运用受访者 14 岁时的户籍身份作为城乡差距的依据。本研究将城乡差距分为两类：城镇和乡村。城镇编码为 1，乡村编码为2。
地区。本研究将地区差异纳入自变量，东部地区编码为1，中部地区编码为2，西部地区编码为3。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民族、年龄和政治面貌。
由表2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地区、城乡差距、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均与社会阶层流动情况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这四个变量对社会阶层流动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影响最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接受高等教育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是未接受高等教育者的1.352倍。由此可以看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率增加了35.2%。
（二）城乡差距对阶层流动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城乡人口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比城镇人口高41.6%。为了考察城乡差距和高等教育的交互效应，本研究将城乡差距和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带入模型，结果见表3。
由表3可得，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城乡在社会阶层流动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提高5.3%。该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不符，已有相关研究认为，城镇人口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更大。为了探究城镇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机会低于乡村人口以及高等教育拉大了城乡差距的原因，本研究对城乡人口原生家庭的阶层分布和接受高等教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发现，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确实存在很大差距，城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概率比乡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概率高13.26%。对于在高等教育作用下，乡村与城镇人口向上流动机会进一步拉大的原因，本研究解释为：根据李强、赵欣、尹韶青等人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主要集中于社会底层向社会中层的流动[13][14]，乡村人口中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人数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等级1-5）的人口比例为93.14%，比城镇人口（86.82%）比例多6.32%，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口，比例比城镇人口多11.67%，乡村人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空间大，对城镇人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造成挤出效应。
（三）地区差异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地区差异与社会阶层流动在0.001（双侧）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地区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和高等教育与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5中，从模型1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在社会阶层流动机会方面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东部地区的1.157倍，西部地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是东部地区的1.268倍。模型2是加入了地区差异与高等教育交互作用之后的模型，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地区之间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差异进一步拉大，中部地区提升至东部地区的1.517倍，西部地区提升至东部地区的1.544倍。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差异的内部机理，本研究对不同地区人口的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和接受高等教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东、中、西部地区中下层（社会阶层等级1-5）人口比例分别为89.56%、92.80%、93.51%，最底层人口比例分别为17.18%、22.46%、28.77%。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处于中下层人口比例和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接近，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概率也接近。东部地区原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整体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但由于挤出效应影响，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反而低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处于劣势社会阶层人口比例越大，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越大，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劣势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进一步加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以及高等教育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已有研究对高等教育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接受高等教育者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远大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前者比后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增加35.2%，证实了高等教育对于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对于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和内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代”“拼爹”现象以及“寒门能否出贵子”等社会热议话题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而高等教育成为改变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社会阶层，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而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保障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高等教育通过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为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2.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大
从城乡差距看，乡村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口比例比城镇人口多6.32%，但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为城镇人口的1.416倍;从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处于社会中下层人口比例分别比东部地区多3.24%、3.95%，但人口向上流动概率分别为东部地区的1.157和1.268倍。由此可见，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这与李强、刘莹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李强通过研究近几十年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发现我国社会正在逐渐由“金字塔”形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转变，即社会下层人口逐渐向社会中层流动[15];刘莹、武毅英通过研究高校毕业生与其家庭背景发现，家庭出身背景与毕业生的流动空间及流动意愿成反向递增，也就是说家庭出身较低的毕业生阶层流动的空间较大，流动的意愿较强烈。[16]
3.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虽然弱势群体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小，但高等教育仍然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往往认为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方面欠缺，因此在教育结果上也处于劣势。而本研究通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与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高等教育作用下，乡村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与城镇人口相比增加5.3%，中西部地区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与东部地区相比分别提高36.0%和27.6%，这主要因为弱势群体人口基数比例高，向上流动空间大，所以对优势群体造成挤出效应。在挤出效应影响下，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提高乡村人口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是提高阶层向上流动率，减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措施，是国家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重视高等教育作用，提高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意愿。
高等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教育效果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意愿降低。而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证明高等教育显著提高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因此，在微观角度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和学校教育的传播功能，积极宣传高等教育在提高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的作用，改变大众“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的观点，抵制“二代”“拼爹”等社会舆论的消极影响，重视高等教育作用，提高大众接受高等教育意愿。
2.实施“补偿教育”，提高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研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可以加大弱势群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却明显偏低，乡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比城镇人口低13.26%，中、西部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比东部地区分别低6.07%和7.11%。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经在《正义论》中提出“补偿教育”，他认为社会群体在社会阶层方面允许存在差异，但要对那些一出生就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补偿。因此，在宏观角度上，政府应该发挥主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和教育政策倾斜、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和高等教育入学门槛等方式，对弱势群体实施“补偿教育”，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等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口向上流动，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商晨，茹玉骢.教育是否有助于社会垂直流动？[J].浙江学刊，2018（6）：94-104.
[2][10]余秀兰.中国教育的城乡差距：一种文化再生产现象的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2.
[3]郑子峰，郑庆昌.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与职业结构分析——基于晋江市的数据[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1）：91-98.
[4]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60.
[5]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社会学研究，2003（5）：42-51.
[6]Becker G. S.，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6）：1153-1189.
[7]Fan 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6（41）：299-314.
[8]宗昊.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关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2）：122-124.
[9][14]赵欣，尹韶青.试论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双向关系[J].中国成人教育，2014（4）：27-28.
[11]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7-258.
[12]School I.ATransgenerational Model of Status Attainment：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School Motivetion and Education[J].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2008（1）：72-81.
[13][15]李強.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16]刘莹，武毅英.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社会分层研究——基于2012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7（8）：90.
（责任编辑 刘第红）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阶层流动;城乡差距;地区差异;弱势群体阶层
一、引言
随着“二代”“拼爹”现象以及“寒门能否出贵子”等社会话题的热议，“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等言论甚嚣尘上，直接导致社会底层人民对高等教育的认同和期望值下降，引发学界对高等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普遍关注和深入思考。“二代”以及“寒门再难出贵子”等话题，折射出社会阶层固化趋势的日益严峻性。社会流动受阻，阶层继承性增强，优势阶层人群运用市场排斥机制进行优势阶层再生产，而社会底层人士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的长距离阶层跨越，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对于如何破除社会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有学者认为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基础，通过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是社会阶层实现垂直流动的重要手段。[1]而冲突论者则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教育加剧了阶层固化。[2]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社会阶层流动？本研究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并尝試分析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综述
社会阶层流动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根据流动的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本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地位和职业上从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到下层的流动，垂直流动影响社会的阶级、阶层和产业结构。[3]如果在某一时期内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于向下流动机会，说明社会在进步，反之，说明社会在倒退。
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社会学界有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索罗金（P.A.Sorokin）所著《社会流动》，是社会阶层流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又一专门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索罗金认为在开放的社会中，人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对的，在封闭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固化，垂直流动的机会则更少。同时他认为“学校是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性电梯”，教育可以使个体找到往上流动的途径。[4]这一论断最早阐明了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1967年，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随着工业技术发展，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在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5]Becker 和 Tomes、Fan 和Bet-thauser 等学者也都指出教育对阶层流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6][7]
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重要的阶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受教育者能够获得知识性、专业性和技能性能力，所以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昊指出，高等教育是个体获得高收入的一条重要路径。一般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者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更多向上流动机会，更容易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8]赵欣、尹韶青认为，我国在教育改革中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随着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得到加强，下层人员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增加，中间阶层队伍不断扩大，逐步形成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9]
但是对于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冲突论者提出质疑。冲突论者认为教育是为某些经济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他们努力保持分层制度并将他们的权益通过教育等手段传给下一代。韦伯认为教育在控制知识、维持社会身份和地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为教育是通过文化资本维系了社会阶级关系。[10]柯林斯认为教育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强调学校的意义在于传递特殊身份文化。[11]Schoon、Ream和Palardy 、Gallice和Grillo 等学者通过对大量实证数据的统计分析说明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复制到下一代，从而加剧了阶层固化。[12]
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在我国教育机会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精英家庭社会地位代际之间传递的手段，高收入和处于优势阶层的人员往往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确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但是如果刨除家庭背景造成的受教育机会的差异，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明显减弱。
综上所述，学者们认为教育是影响社会阶层的因素之一，但对于高等教育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基于以上矛盾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应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
除了教育之外，地区和城乡差距也是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和阶层发展均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在我国，乡村与城镇在教育资源、社会阶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本研究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纳入考察范围，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高等教育与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的交互作用对阶层流动的影响。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全国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访问。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体信息、家庭资料、工作情況等。三年CGSS数据包含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4171个样本，研究中为缩小因年龄而产生的边界效应，降低生命周期带来的生命周期误差，保证样本所处社会阶层的可比性，将筛选样本的出生年份范围定为1956年-1995年，再剔除重要变量（阶层等级、受教育状况、户籍类型、地区）答案不明确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735个。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个体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情况。本研究将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所处阶层视为个体阶层，将个体14岁时所处阶层视为个体原生家庭所处阶层。在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涉及社会阶层定位的问卷内容为：“在现今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和‘您认为您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选项分为10个阶层，其中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根据这两个项目的答案来判断个体阶层与个体原生家庭阶层相比是否向上流动，向上流动编码为1，未向上流动编码为0。
2.自变量
接受高等教育情况。根据CGSS社会调查项目中“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项目，判断受访者接受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情况。为了探究高等教育对个体阶层流动的影响，本研究将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顺利毕业编码为1，未接受高等教育编码为0。
城乡差距。户籍身份是区分城乡差距的重要指标，14岁时的户籍反映了受访者原生家庭的户籍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运用受访者 14 岁时的户籍身份作为城乡差距的依据。本研究将城乡差距分为两类：城镇和乡村。城镇编码为 1，乡村编码为2。
地区。本研究将地区差异纳入自变量，东部地区编码为1，中部地区编码为2，西部地区编码为3。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民族、年龄和政治面貌。
由表2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地区、城乡差距、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均与社会阶层流动情况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这四个变量对社会阶层流动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影响最大。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接受高等教育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是未接受高等教育者的1.352倍。由此可以看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率增加了35.2%。
（二）城乡差距对阶层流动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城乡人口在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比城镇人口高41.6%。为了考察城乡差距和高等教育的交互效应，本研究将城乡差距和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带入模型，结果见表3。
由表3可得，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城乡在社会阶层流动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提高5.3%。该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不符，已有相关研究认为，城镇人口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更大。为了探究城镇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机会低于乡村人口以及高等教育拉大了城乡差距的原因，本研究对城乡人口原生家庭的阶层分布和接受高等教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发现，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确实存在很大差距，城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概率比乡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概率高13.26%。对于在高等教育作用下，乡村与城镇人口向上流动机会进一步拉大的原因，本研究解释为：根据李强、赵欣、尹韶青等人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的流动主要集中于社会底层向社会中层的流动[13][14]，乡村人口中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人数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等级1-5）的人口比例为93.14%，比城镇人口（86.82%）比例多6.32%，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口，比例比城镇人口多11.67%，乡村人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空间大，对城镇人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造成挤出效应。
（三）地区差异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地区差异与社会阶层流动在0.001（双侧）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地区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和高等教育与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5中，从模型1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在社会阶层流动机会方面存在差异，中部地区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是东部地区的1.157倍，西部地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是东部地区的1.268倍。模型2是加入了地区差异与高等教育交互作用之后的模型，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地区之间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差异进一步拉大，中部地区提升至东部地区的1.517倍，西部地区提升至东部地区的1.544倍。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差异的内部机理，本研究对不同地区人口的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和接受高等教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东、中、西部地区中下层（社会阶层等级1-5）人口比例分别为89.56%、92.80%、93.51%，最底层人口比例分别为17.18%、22.46%、28.77%。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处于中下层人口比例和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接近，其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概率也接近。东部地区原生家庭所处社会阶层整体情况优于中西部地区，但由于挤出效应影响，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反而低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可见，处于劣势社会阶层人口比例越大，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越大，在高等教育作用下，劣势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进一步加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2013、2015年三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以及高等教育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已有研究对高等教育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接受高等教育者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远大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前者比后者阶层向上流动概率增加35.2%，证实了高等教育对于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对于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途径和内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代”“拼爹”现象以及“寒门能否出贵子”等社会热议话题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而高等教育成为改变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个体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社会阶层，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而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保障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高等教育通过促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为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2.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大
从城乡差距看，乡村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口比例比城镇人口多6.32%，但乡村人口向上流动概率为城镇人口的1.416倍;从地区差异看，中西部地区处于社会中下层人口比例分别比东部地区多3.24%、3.95%，但人口向上流动概率分别为东部地区的1.157和1.268倍。由此可见，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这与李强、刘莹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李强通过研究近几十年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发现我国社会正在逐渐由“金字塔”形结构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转变，即社会下层人口逐渐向社会中层流动[15];刘莹、武毅英通过研究高校毕业生与其家庭背景发现，家庭出身背景与毕业生的流动空间及流动意愿成反向递增，也就是说家庭出身较低的毕业生阶层流动的空间较大，流动的意愿较强烈。[16]
3.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虽然弱势群体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小，但高等教育仍然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往往认为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方面欠缺，因此在教育结果上也处于劣势。而本研究通过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与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高等教育作用下，乡村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与城镇人口相比增加5.3%，中西部地区人口阶层向上流动概率与东部地区相比分别提高36.0%和27.6%，这主要因为弱势群体人口基数比例高，向上流动空间大，所以对优势群体造成挤出效应。在挤出效应影响下，高等教育加大了弱势群体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提高乡村人口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是提高阶层向上流动率，减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措施，是国家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
（二）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重视高等教育作用，提高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意愿。
高等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教育效果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意愿降低。而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证明高等教育显著提高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因此，在微观角度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和学校教育的传播功能，积极宣传高等教育在提高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的作用，改变大众“读书无用论”“知识无用论”的观点，抵制“二代”“拼爹”等社会舆论的消极影响，重视高等教育作用，提高大众接受高等教育意愿。
2.实施“补偿教育”，提高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研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可以加大弱势群体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却明显偏低，乡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比城镇人口低13.26%，中、西部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比东部地区分别低6.07%和7.11%。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经在《正义论》中提出“补偿教育”，他认为社会群体在社会阶层方面允许存在差异，但要对那些一出生就处于弱势的群体给予补偿。因此，在宏观角度上，政府应该发挥主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教育投入和教育政策倾斜、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和高等教育入学门槛等方式，对弱势群体实施“补偿教育”，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地区等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人口向上流动，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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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