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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0岁高龄还在带研究生，他对教育的研究与思考贯穿于一生的教育实践中。
2010年7月，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这是一部推动教育优先发展，谋划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颁布，将直接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人才的培养方向。《纲要》呈现出很多新的亮点，比如，把促进公平作为我们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第一次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还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等问题。
作为这个《纲要》起草咨询委员会专家，潘懋元先生对《纲要》的起草和制定有着深入的了解。
《纲要》颁布后，潘懋元感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响。
他说，这个规划纲要，充分反映了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光是征求全国的意见，就有两次，而且时间都很长，前后将近两年。我们很多思想，都反映在这个《纲要》里面了。我感觉到，我平时所提倡的许多东西在这个《纲要》中都有体现。比如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应该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这次规划纲要里面也写进去了。
一般来讲，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高于50％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在2002年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目前入学率为24％。世界上仅有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早在2000年，潘懋元先生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就提出，高等教育要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潘懋元认为，人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性人才，是研究型大学培养的；还有一类是职业技能型人才，是高职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技能型人才；还有大量的是培养工程师、管理人员，能够将科学理论转换为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
目前，全国有近2300所高等学校，有1200所是高职，100所左右研究型大学、900多所地方大学和普通高校。
对于怎么培养应用型人才，潘懋元认为，我国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师，现在我们的教师大多都是博士、硕士，是从研究型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教师把学生带成应用型人才，有一定的困难。另外，现在我们的课程教材大多数都是研究型的，培养应用型课程教材不足，所以需要编写符合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种教材。
对教育的思考和研究贯穿着潘懋元先生的教育生涯。1935年，年仅15岁还在读中学的潘懋元就曾在自己的家乡汕头教授小学课程。1941年，他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他随同班的妻子到她的家乡江西担任中学教员。1946年，潘懋元回到厦大，复建厦大附小并担任校长。1949年，他到厦门大学，并终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这一个新学科。到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的建议才得到关注。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出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初步建立。
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并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潘懋元认为，他年轻时所学的教育理论，不能够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过去的教育理论，是从对儿童少年的教育中总结出来的，对大学不适应。尤其管理部门，小学、中学的管理很简单，大学比较复杂。因此，必须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对高等教育怎么办，怎么办高等学校。潘懋元说，20世纪50年代，我曾写文章提倡。但是，因为那时一天到晚搞运动，没有人响应。到了1978年，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纷纷响应。
1978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筹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81年，潘懋元成为全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6年，他又成为全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厦大高等教育学成为5个全国教育学重点学科点之一。
潘懋元说，我研究高等教育，是根据教育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叫作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这条规律所说的，就是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应该是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根据这一规律探讨许多教育问题，能够提出一些有预见性的研究。比如关于民办教育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民办教育，当时，大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办民办教育。我就在80年代末提出意见，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办民办教育。
1986年，潘懋元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与私立体制问题”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上，他较多地了解了国外公办和民办高校的情况，随后他提出，我们国家也应该有民办高等教育。
但这个问题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才解决。许多民办学校说，潘懋元在理论上支持了他们。
虽然诞生了民办教育，但在将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办教育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潘懋元指出，歧视民办教育的政策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我们曾经公布过，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国家专项补助只限于公办，后来，大家提出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公布没多久，公办民办都可以了。这次规划纲要对民办教育很重视，一个是增长点，一个是推动力，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明确提出，要清理和纠正对民办教育歧视的政策。
邬大光教授是潘懋元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也是制定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协作组成员。他与潘先生共事多年，并且对老师的研究方向与教育经历有深入的了解。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说，潘老师对纲要的解读，对改革开放以来以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非常熟。因为他在大学里，从一个学教育的人，然后做教育研究，当高等教育在新中国还没有时，他从教务处的科长、处长、再到副校长的经历，使他对整个大学里的运行机制、管理过程非常熟悉。我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问潘老师。他的脑子，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大学运营机制管理的一个活地图。
潘懋元先生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是有着常年学校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对于这次《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潘懋元感到，目前高等学校行政化太严重，群众反应很强烈。他认为，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去行政化的意思是要去掉行政权利过分干预学术事务、凌驾于学术权利之上。比如要办什么专业，应该听教授的意见。再有就是要加强学术委员会。他说，现在各大学几乎都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现在也是校长当主席，一大堆副校长当委员，还有部处长也是委员，还有几个没有职务的教授在里头。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术委员会，不发挥什么作用，重大事情不会在这里决定。
潘懋元希望学术委员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高教法已规定，重大学术事情要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不光是一个咨询机构，应该成为一个学术事务的决定机构。有学术委员会、有教授治校，这样逐步地去行政化。
对于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方针，潘懋元先 生说，这不是首次提出，以前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世纪以来的提法就着重于促进公平，十七大更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潘懋元对于教育的公平也格外看重。
潘懋元说，现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其差距太大，不利于人民的生活提高。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
潘懋元说，现在高考考试制度，把分数划成一道一道的线，我是最反对的。第一道线是哪些大学，第二道线是哪些学校，第三道才是民办学校，第四道，一本、二本、三本之后，剩下的才给高职，这对高职很不公平；对地方高校很不公平，而且对学生也不公平。他认为，比如有的学生思维能力并不是很强，但动手能力很强，没有考他动手能力，只考他的思维能力，或者考他原来学科的知识，并不全面。所以现在高考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高考制度很多需要改革。今后不光要考知识，而且要综合了解学生在中学的学习及素质情况，然后再综合录取。还有，对于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还应有另外的录取门路，要多元录取。
潘懋元先生是一位热爱学生的老师，厦大人都知道潘老家的学术沙龙，每周六晚上7点半到10点，潘老的家里总是挤满了学生，他们和老人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交流人生感悟。这些学生中有他的研究生，也有其它院系的学生，有时甚至会有外校的学生慕名而来。潘老家的学术沙龙已坚持了25年，风雨无阻。目前，这种沙龙已经在厦门大学推广开来，成为厦大的一种教育特色。
邬大光说，跟潘老师在一起做沙龙，获得的收益可能比上课的收益还大。这个沙龙的过程，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这里边包含着老师对学生的感情。
2010年新学期刚开学，90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按照每年的惯例走进教室，开始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新入学的博士生讲授这学期的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课程。
潘懋元的多半生是陪着厦门大学走过来的，在他的教育生涯中有一个人的精神始终感召着他，这个人就是他上大学时的厦大校长萨本栋。
潘懋元回忆说，任命萨本栋当校长时，正好卢沟桥事变。萨本栋可以说当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时，才30几岁，是一个会打球的校长，身体很棒。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当时经济很困难，他带头降低薪水；第二件事是把厦门大学从厦门岛搬到福建与江西交界的长汀山区。长汀那个地方连电灯都没有。我们自修时，都点豆油灯。萨本栋有一部汽车，他把汽车拆掉，每天晚上为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发几个钟头电。在那种环境下艰苦办学，他对自己要求很高，把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给教授住，自己住到一个破庙里。1943年，他已病得弯腰弓背，拄起了拐杖。他的这种办学精神感召了我们，我们这些从长汀过来的，对萨本栋都非常怀念。
潘懋元感慨地说，我能够为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是最好的；能够当教师是最好的。
从15岁拿起教鞭到今天仍然站在讲台上授课，潘先生的执教生涯已经整整75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当了老师，才理解老师是幸福的。
2010年7月，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这是一部推动教育优先发展，谋划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颁布，将直接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人才的培养方向。《纲要》呈现出很多新的亮点，比如，把促进公平作为我们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第一次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还提出高校去行政化等问题。
作为这个《纲要》起草咨询委员会专家，潘懋元先生对《纲要》的起草和制定有着深入的了解。
《纲要》颁布后，潘懋元感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强烈反响。
他说，这个规划纲要，充分反映了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光是征求全国的意见，就有两次，而且时间都很长，前后将近两年。我们很多思想，都反映在这个《纲要》里面了。我感觉到，我平时所提倡的许多东西在这个《纲要》中都有体现。比如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应该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这次规划纲要里面也写进去了。
一般来讲，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高于50％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在2002年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目前入学率为24％。世界上仅有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超过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早在2000年，潘懋元先生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就提出，高等教育要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
潘懋元认为，人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性人才，是研究型大学培养的；还有一类是职业技能型人才，是高职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中的技能型人才；还有大量的是培养工程师、管理人员，能够将科学理论转换为生产力的应用型人才。
目前，全国有近2300所高等学校，有1200所是高职，100所左右研究型大学、900多所地方大学和普通高校。
对于怎么培养应用型人才，潘懋元认为，我国面临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师，现在我们的教师大多都是博士、硕士，是从研究型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教师把学生带成应用型人才，有一定的困难。另外，现在我们的课程教材大多数都是研究型的，培养应用型课程教材不足，所以需要编写符合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种教材。
对教育的思考和研究贯穿着潘懋元先生的教育生涯。1935年，年仅15岁还在读中学的潘懋元就曾在自己的家乡汕头教授小学课程。1941年，他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他随同班的妻子到她的家乡江西担任中学教员。1946年，潘懋元回到厦大，复建厦大附小并担任校长。1949年，他到厦门大学，并终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20世纪50年代，潘懋元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学这一个新学科。到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的建议才得到关注。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出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初步建立。
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并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潘懋元认为，他年轻时所学的教育理论，不能够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过去的教育理论，是从对儿童少年的教育中总结出来的，对大学不适应。尤其管理部门，小学、中学的管理很简单，大学比较复杂。因此，必须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对高等教育怎么办，怎么办高等学校。潘懋元说，20世纪50年代，我曾写文章提倡。但是，因为那时一天到晚搞运动，没有人响应。到了1978年，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纷纷响应。
1978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筹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81年，潘懋元成为全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导师；1986年，他又成为全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厦大高等教育学成为5个全国教育学重点学科点之一。
潘懋元说，我研究高等教育，是根据教育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叫作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这条规律所说的，就是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应该是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根据这一规律探讨许多教育问题，能够提出一些有预见性的研究。比如关于民办教育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民办教育，当时，大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办民办教育。我就在80年代末提出意见，说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办民办教育。
1986年，潘懋元去日本参加“亚洲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公立与私立体制问题”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上，他较多地了解了国外公办和民办高校的情况，随后他提出，我们国家也应该有民办高等教育。
但这个问题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才解决。许多民办学校说，潘懋元在理论上支持了他们。
虽然诞生了民办教育，但在将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办教育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潘懋元指出，歧视民办教育的政策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我们曾经公布过，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国家专项补助只限于公办，后来，大家提出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公布没多久，公办民办都可以了。这次规划纲要对民办教育很重视，一个是增长点，一个是推动力，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明确提出，要清理和纠正对民办教育歧视的政策。
邬大光教授是潘懋元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也是制定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协作组成员。他与潘先生共事多年，并且对老师的研究方向与教育经历有深入的了解。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说，潘老师对纲要的解读，对改革开放以来以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非常熟。因为他在大学里，从一个学教育的人，然后做教育研究，当高等教育在新中国还没有时，他从教务处的科长、处长、再到副校长的经历，使他对整个大学里的运行机制、管理过程非常熟悉。我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问潘老师。他的脑子，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大学运营机制管理的一个活地图。
潘懋元先生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还是有着常年学校管理经验的管理者，对于这次《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潘懋元感到，目前高等学校行政化太严重，群众反应很强烈。他认为，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去行政化的意思是要去掉行政权利过分干预学术事务、凌驾于学术权利之上。比如要办什么专业，应该听教授的意见。再有就是要加强学术委员会。他说，现在各大学几乎都有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现在也是校长当主席，一大堆副校长当委员，还有部处长也是委员，还有几个没有职务的教授在里头。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术委员会，不发挥什么作用，重大事情不会在这里决定。
潘懋元希望学术委员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高教法已规定，重大学术事情要由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不光是一个咨询机构，应该成为一个学术事务的决定机构。有学术委员会、有教授治校，这样逐步地去行政化。
对于这次《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方针，潘懋元先 生说，这不是首次提出，以前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世纪以来的提法就着重于促进公平，十七大更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潘懋元对于教育的公平也格外看重。
潘懋元说，现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其差距太大，不利于人民的生活提高。义务教育要均衡发展。
潘懋元说，现在高考考试制度，把分数划成一道一道的线，我是最反对的。第一道线是哪些大学，第二道线是哪些学校，第三道才是民办学校，第四道，一本、二本、三本之后，剩下的才给高职，这对高职很不公平；对地方高校很不公平，而且对学生也不公平。他认为，比如有的学生思维能力并不是很强，但动手能力很强，没有考他动手能力，只考他的思维能力，或者考他原来学科的知识，并不全面。所以现在高考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高考制度很多需要改革。今后不光要考知识，而且要综合了解学生在中学的学习及素质情况，然后再综合录取。还有，对于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还应有另外的录取门路，要多元录取。
潘懋元先生是一位热爱学生的老师，厦大人都知道潘老家的学术沙龙，每周六晚上7点半到10点，潘老的家里总是挤满了学生，他们和老人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交流人生感悟。这些学生中有他的研究生，也有其它院系的学生，有时甚至会有外校的学生慕名而来。潘老家的学术沙龙已坚持了25年，风雨无阻。目前，这种沙龙已经在厦门大学推广开来，成为厦大的一种教育特色。
邬大光说，跟潘老师在一起做沙龙，获得的收益可能比上课的收益还大。这个沙龙的过程，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这里边包含着老师对学生的感情。
2010年新学期刚开学，90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按照每年的惯例走进教室，开始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新入学的博士生讲授这学期的高等教育学专题研究课程。
潘懋元的多半生是陪着厦门大学走过来的，在他的教育生涯中有一个人的精神始终感召着他，这个人就是他上大学时的厦大校长萨本栋。
潘懋元回忆说，任命萨本栋当校长时，正好卢沟桥事变。萨本栋可以说当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来时，才30几岁，是一个会打球的校长，身体很棒。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当时经济很困难，他带头降低薪水；第二件事是把厦门大学从厦门岛搬到福建与江西交界的长汀山区。长汀那个地方连电灯都没有。我们自修时，都点豆油灯。萨本栋有一部汽车，他把汽车拆掉，每天晚上为图书馆和学生宿舍发几个钟头电。在那种环境下艰苦办学，他对自己要求很高，把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给教授住，自己住到一个破庙里。1943年，他已病得弯腰弓背，拄起了拐杖。他的这种办学精神感召了我们，我们这些从长汀过来的，对萨本栋都非常怀念。
潘懋元感慨地说，我能够为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是最好的；能够当教师是最好的。
从15岁拿起教鞭到今天仍然站在讲台上授课，潘先生的执教生涯已经整整75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当了老师，才理解老师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