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的地方就有希望，梦想成就未来。中国载人飞船梦的幕布是在1985年被悄然拉开的，拉开这一幕布的人正是年已70岁的老人任新民。当年他正担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
　　一
　　这位老人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年奉献给了中國的航天事业，凭借着对祖国和航天事业的挚爱，在我国的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并投入使用后，在我国航天的“三抓”任务圆满完成后，油然而生为中国航天事业未来着想的责任感。他在思索未来三十年怎么干、干什么的时候，深情地说，这是我们这辈人应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需要及早规划。就在他的心里不断地勾画着中国航天未来的时候，几个曾经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在脑海中不断闪现：
　　1978年6月，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带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一行人在外就餐时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包围住。其中一日本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相隔不过两三年后，美国众议院下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找任新民。两人见面后，这位主任问的问题是：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
　　1984年春节期间，任新民同“331工程”整个试验队留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寻找第一次发射失利原因的时候，《文汇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也留了下来，并找机会采访任新民。采访中记者问：“331工程”成功了以后，中国航天下一步干什么？是否打算上月球？
　　以上的这三个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提问，应该可以归为一个，中国要不要发展载人航天？而偏偏就是这个问题把任新民给问住了。三十年来，任新民的心思都用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工程上，没有空闲时间去思考。如今他回想着，思考着，意识到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任新民开始构想载人航天这个项目，怎么想都觉得无论是从国家的需要还是从航天本身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国家民用的意义上说，围绕地球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从军事上说，它的价值更为突出，进可以促进国防，退可以搞科学研究，有利民生。再从航天本身来讲，没有这种大的工程带动，航天下一步的发展很困难。试验的条件那么多，人员那么多，假设这个时候不干活，再隔个十年，试验室旧了，人没有了，再想干还要从头来，那费的劲就更大了。而且没有大的任务，人员培养不出来，所以必须有一个实际的锻炼，特别是锻炼一支队伍。
　　任新民这样反复琢磨着，运用坚实的航天技术功底，不但在心里勾画着中国航天工业发展未来30年的框架，并且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和地点，多次呼吁：要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提早进行规划、论证和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以保证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势头，在世界航天高技术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不具备研制载人航天的基础，那么到了80年代，载人航天的问题的确该被提到中国航天的议事日程上了。当任新民多次呼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要提早规划、预先研制的时候，载人航天在中国静静地拉开了序幕。
　　任新民这位被誉为航天“总总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作“航天四老”之首（航天四老即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为推动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他领导有关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和准备，于1985年7月25日到30日，以航天部科技委的名义在秦皇岛主持召开了“太空站问题研讨会” 。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封存了十年之久的飞天梦。中国科学院、冶金部、有色金属总公司、国防科工委有关研究所和航天部等有关单位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首次召开的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会议，从此，中国载人航天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会上，针对载人航天、太空站及其应用等方面问题，与会代表以论文和报告方式进行阐述。从火箭谈到飞船，从国防谈到世界航天格局，从太空站谈到载人飞天，谈到航天对社会的应用、对国家经济的促进等等。代表们勾画着载人飞天的未来，虽然意见不一，想法还不成熟，但都怀着对祖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的美好心愿而展开论证。
　　二
　　中国的载人航天到底怎么走，是跟着苏美的屁股后面走，还是走出自己的航天之路；是下力度研制高水平的载人航天器，还是根据现有技术保守地研制载人航天器；怎样发展对国对民益处最大化的空间站等等，科学家就一系列的航天发展战略问题展开辩论。为此形成了不同认识的群体，随着深度讨论，不同意见形成强烈反差，学术争论此起彼伏，长达6年之久。
　　航天发展中，学术辩论是思想解放的辩论，是畅所欲言且有针对性的阐述，而航天项目的确立是需要国家决定的。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在《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中列入了载人航天的研究，并以书信的形式上报中央。3月5日，邓小平即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4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开始召集有关的科技专家制订《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经过124位科技专家近6个月的努力，形成了《纲要》送审稿。之后，该送审稿又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织国家计委、科委、教委、原国防科工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项目进行了评审和筛选。该稿几经修改，最后形成了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纲要》送审稿。1986年10月21日中央和国务院审议并批准了这个《纲要》，简称“863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中发〔1986〕24号通知，确定“863计划”从1987年开始执行。
　　航天项目发展需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如果说，任新民的呼吁是为载人航天的发展做宣传，那么“863计划”则为中国载人航天开辟了道路、明确了方向。1987年，在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组建了“863-2计划航天科技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主题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二是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专家组对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任新民亲自带领科技人员就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拿出了数十万字的论证报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研究论证报告》，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引路作用。
　　参加这次论证的有数十家科研单位，仅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就提出了五个方案：多用途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飞机、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垂直起飞水平着陆的两级火箭飞机和水平起降两级入轨的空天飞机。
　　这五种方案提到的飞船和飞机这两大不同的载人运输器，在当时国际航天领域中的技术水准，一个是美苏已经发展了20年的载人飞船，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初发射的超前技术的航天飞机，两者虽都载人，但作用和意义不能相提并论，无论是技术、实用，还是国际影响都有很大的区别。
　　载人飞船是航天器的一种，是能保障宇航员在外层空间执行航天任务并返回地面的航天器，属于一次性使用的返回型载人航天器。宇宙飞船可以独立进行航天活动，也可作为往返于地面和空间站之间的载体，还能与空间站或其他航天器对接后进行联合飞行。宇宙飞船容积较小，受到所载消耗性物资数量的限制，不具备再补给的能力，而且不能重复使用。苏联于1961年4月12日发射的“东方号”、美国于1969年7月16日发射的第一艘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都属于载人飞船。
　　任新民在这一激烈的论证时期，有着自己的设想。他不大想走苏联载人飞船的路子，从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发展的角度思考，他认为航天飞机的研制既能促进航天高技术领域的开拓，又能带动国民经济，如果有了航天飞机，将来什么人上去都比较简单。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条：第一，不带翼的垂直起飞、垂直降落的航天器，毕竟是近30年的技术。这30年来，科学技术已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是惊人，美国早已经搞出了航天飞机，并已进行多次成功飛行，苏联研制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也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无人飞行，中国可以研制出比宇宙飞船更先进的航天器。第二，他着眼于太空工业化的需要，垂直起飞、水平着陆的航天器容易使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太空，不像飞船那样对航天员身体情况要求那么苛刻，且需进行较长时间的专门训练。第三，水平着陆可以实现载人航天器部分重复使用，降低成本，有利于工业化。
　　而与任新民持有相反论述的科学家坚持载人飞船的意见，主要从我国研制技术基础和经费考虑，认为载人飞船更适合当时国情的发展。
　　各家有各家的侧重，各有各的道理，当意见不一形成流派以后，论证更加激烈。
　　支持航天飞机方案的人认为：航天飞机方案大大优于多用途飞船方案。他们认为，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
　　支持载人飞船方案的人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中国此时还不具备航天飞机的生产工艺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论证，问题逐渐清晰：航天飞机和火箭飞机虽然是未来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和投资力度，尚不宜作为21世纪初的重点目标；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要解决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问题，难度比较大；可供进一步研究比较的是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以后又针对飞船还是飞机的载人工具进行长达3年的激烈争论。
　　在论证中，任新民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对各种不同意见的研究。在考察中他发现，我们国家的飞机研制水平还不够先进，假设要做飞机，光是一个起落架就做不了，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比一般飞机的起落架要难得多。搞航天的，对飞机知道得很少，经验也很少。任新民从技术难度，以及我国经济状况，包括研制经费和进度等诸多方面做了综合的权衡，放弃了最初关于航天飞机的设想，完全同意我国载人航天技术从载人飞船起步。
　　任新民态度的转变，引来不少争议，原来认为应该发展航天飞机的科学家也没因为任新民的转变而改变，两种不同意见的专家们仍然各持己见。1990年12月14日，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当时还从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局、710所等单位抽调19名科技人员组成了联合论证组。任新民指导参加了联合论证组的论证工作，并同联合论证组的负责人共同撰写了论证报告。
　　学术争论有利于航天事业的发展，随着争论不断升温，引发社会各个领域的关注与思考。任新民在航空航天部领导和国防科工委的支持下，再次以中国宇航学会的名义，于1989年8月召开了“应用卫星研制与卫星应用研讨会”。他担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邀请了与应用卫星研制和卫星应用有关的25个部委的69个单位的162名领导、科技专家，共收到77篇论文和报告。会议收到了预想的成效。
　　三
　　1991年1月30日，一次具有推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决定意义的 “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召开了。会议重点讨论航天技术在国家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建立以航天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设想建议：尽快起步，发展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采取政策措施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等。任新民在会议上做了发言，阐述了及早发展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他明确指出：载人与不载人是航天技术质的飞跃。会后，航空航天部上报了《航空航天技术重大情况（5）》。
　　在会议期间，刘纪原副部长还将《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交给栗前明副参谋长代呈中央领导，《建议》中特别写道：“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要靠统一认识，这是不可能的。”“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存在着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1991年3月14日，任新民接到航空航天部办公厅转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电话通知，李鹏总理于3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邀见任新民同志，同时还要听取了解飞船情况的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一汇报关系到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责任重大。他反复思考斟酌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把要汇报的问题讲清楚，还要给总理留出时间来讲话。他与载人航天项目专家组组长钱振业一起修改并商定出汇报的提纲。
　　在汇报会上，他开门见山，首先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为什么要从多用途载人飞船起步。
　　“运载火箭上看，在已有的‘长征二号E’的基础上，可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可靠性，使其达到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就载人飞船而言，返回技术有卫星返回技术可供借鉴，防热材料已有研究成果和产品，运行及返回控制技术有导弹和各类卫星控制技术的基础，我们已掌握用多台计算机的冗余和容错技术对航天器进行控制等；航天员的培训及环保生命保障技术等，有70年代研制‘曙光号’飞船时的基础和预研成果；我们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空气动力学技术方面也是有技术基础的。”
　　任新民实事求是地说：“载人与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飞跃，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新研制的主要是飞船上升段的应急救生技术，称为飞船逃逸技术。我们过去没有搞过，需要研究寻求解决的途径。”
　　李鹏最后说，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在李鹏总理接见任新民之前在《航空航天部技术重大情况（5）》上中央领导的批示，批示上留下了江泽民、李鹏、刘华清等中央领导的名字和他们的批示。自此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与立项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任新民指导并参加了由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庄逢甘主持召开的“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的讨论会”。这次会议决定航空航天部一院和五院、上海航天局根据会议提出的技术指标及要求，开展深入的论证工作，完善各自的实施方案，一边招标择优。经过半年多紧张的工作，1991年11月，航空航天部一院和五院、上海航天局分别提交了整套的《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任新民等科技专家参加了三套方案的评审。在此基础上，航空航天部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
　　1992年1月8日，李鹏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这是一次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会上，任新民做了关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汇报，并结合带去的1：10载人飞船三舱方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
　　李鹏总理听完任新民关于中国航天将发展飞船的意見后，很兴奋，并做了重要指示：现在是下决心将中国的飞船工程启动的时候了。
　　中央专委成员经过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给出的公允定论，赢得了此次会议最热烈最持久的一次掌声。无数航天人蕴藏在心间多少年的企盼终于获得了国家的肯定与支持。
　　会议决定，在“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问题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几天后，根据中央专委会的会议精神，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
　　评审组组长这个担子的分量实在不轻，没有“金刚钻”还真难圆满完成这评审组组长的工作。中央专委明确提出，提交论证报告和评审报告是批准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必要条件。可要在评审中形成统一的意见又谈何容易，各位专家都有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没有充分的道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在载人飞船工程论证中，任新民一直倡导和坚持两项重大的建议：一项是轨道舱留轨利用；另一项是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太空站。
　　苏联联盟号是第三代飞船，是世界上可靠性最高、发射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载人飞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盟号飞船已经载人飞行过200次，联盟号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三个舱段组成。有专家认为中国的载人飞船可直接上三舱方案，还有的支持两舱方案，理由是逃逸技术简单、安全系数高。当时分歧严重，有的专家甚至提出，在评审意见中写明个人的意见单独签名。照这样情形，要上报的评审报告，意见不能统一，怎么能促成载人飞船的立项呢！
　　当任新民面对各位评委在评审会上激烈争论的时候，他以特有的冷静和着眼于大局观的真诚，做了30分钟的发言。他历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中国航天所做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和中国航天事业几十年来取得的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回顾了中国航天在规划和技术方案讨论中求同存异、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他说：“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立项取得今天的进展，中央初步同意这件事，最终是否能立项取决于我们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报告和评审报告做得如何。这是来之不易的，如果载人航天工程能立项，这对中国航天今后的发展和前景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因为我们的论证工作和评审工作没做好，而影响工程的立项和后续的工作，那我们就是愧对中国航天，愧对中华民族，是误人子弟，说得严重些是千古罪人。”
　　任新民的话令在座的评审们为之感动，静心反思，立项意见虽然差异很大，但都是为了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也许自己的意见的确是发展的必然，但眼下无论是航天技术基础还是国力都有着一时无法克服的问题。 　　在载人航天工程论证中，轨道舱留轨是任新民一直倡导和坚持的两项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建议之一。在当时，有专家认为，留轨带来的技术问题会比较多，解决起来难度非常大，而且，苏联也没有搞轨道舱留轨。
　　要说苏联的飞船，任新民在研究苏联的“联盟号”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将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太可惜了，只要解决电源和控制問题，就可以把轨道舱用起来。这样在发射一艘飞船时，相当于发射一颗传输型的地对地观测卫星，还可作为交会对接演练中的靶船，在大大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搞出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路子。
　　所以任新民说：“为什么苏联人没有留轨，我们就不能留轨呢？困难是有的，无非是要解决电源和控制问题，我认为这些是能够解决的。”
　　任新民明确地投出了自己的一票，支持三舱。
　　任新民的第二项建议是：搞出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空间站。他同有关的科技专家和科技人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形成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设想。
　　第一步是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并进行空间应用试验；第二步是在实现载人飞船的发射和着陆后，突破太空交会对接技术和航天员出舱活动，利用研制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8吨级太空试验室，并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太空试验室的应用问题；第三步是研制、发射、建造20吨级的太空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的应用问题。
　　任新民所倡导并坚持的这两条，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时都已经被采纳，在后来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发射、飞行、着陆实践中得以检验，这两条是符合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需要的。轨道舱留轨是我国载人飞船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标志，李鹏在参观“神舟四号”发射时对任新民讲道：“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一致同意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并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
　　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那时的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为祖国航天奉献着他那颗赤诚之心。
　　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载上太空遨游，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七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
　　后来的很多次任务，任新民因为年龄原因不能亲自再去酒泉了，但每一次任务，他都早早地端坐在电视机前，注视着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多么熟悉的酒泉发射场，多么熟悉的发射塔架，还有像自己孩子一样整装待发的长征火箭，那忙忙碌碌的指挥大厅有许多他熟悉的面孔，曾经的学生、部下，还有更多的不曾相识的年轻面孔。他注视着，他倾听着，他随之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