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内容丰富，涉及到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堪称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尤其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献，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敦煌地区教育发展历史的珍贵史料。
　　敦煌遗书中没有专门记载教育方面的卷子，但在各类文献中有很多涉及到教育，这些史料跨度的时代范围很大，上自两汉下止宋初，以唐至宋初为多，也有部分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教育文献，内容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学校类、学官类、教材类、学生类等。
　　学校类文献涉及到官学、私学和寺学等各类学校。有关官学文献最著名的是法国藏编号P.2005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该文书作于开元年间，是敦煌文献中关于敦煌州（郡）学、县学、州医学位置和校舍布局情况最详细的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州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里可以看出，沙州州学的位置在敦煌城内偏西，距州府衙门不远，院内东厢为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州医学与州学同在一个院内，在北面另构房宇教学。关于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县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此外，在英国藏编号S.5034的《沙州地志》残卷中记有沙州所属寿昌县县学情况：“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就是说，敦煌县县学在沙州州学西面，连墙相鄰，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寿昌县县学在县城西南，距县衙仅50步，院内布局与敦煌县县学基本相同。除州学、县学、州医学外，盛唐时期敦煌地区的官学系列中还有道学，据英国藏编号S.3768《文子》卷末题记“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可以肯定，索肃林就是当时敦煌道学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其他有关敦煌官学的材料都是题记类，如P.3369《孝经白文》末题：“咸通十五年沙州学生索什德” S.4057《佛经》后题：“唯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敦煌县学士张。”等。私学系列的文献主要是写在《妙法莲花经》《新集严父教》《论语集解第二》《古文尚书》等卷本上的题末记，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的私学形式主要有镇学、坊学、社学、义学和家学，其中以地方望族办的家学居多，有记载的达9所。寺学系列的文献也大多出现在其他文书末题中，个别出现在壁画题记或书仪中，至少有40多号，显示的寺学有莲台寺学、净土寺学、金光明寺学、乾明寺学、龙兴寺学、永安寺学、三界寺学、灵图寺学、大云寺学、显德寺学等。
　　唐代的州学、县学教师属于官员序列，称为博士或者助教，有品秩，归义军时期还设有管理教育行政的学官“国子祭酒”。在敦煌遗书中关于国子祭酒、博士等学官类文献多达上百件，记载国子祭酒的文献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记载博士的文献主要见于其他文献的题记和末题。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属京官，但敦煌地区曾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记载，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衔者可知的有阴善雄、李绍宗、氾府君、张兴星、张议广、浑子盈、张良真、阎子阅、曹盈达、张明德、阎胜全、薛善通等数十人，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等显赫人物。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学家，他们出任教育行政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有关记载博士的文献，P.2937《太公家教》末题有“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达”的记述，这是敦煌遗书中最早关于太学博士的记载，时间在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此外P.4660“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陇西李颛撰”、S.2263“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将士郎张思贤”等也有关于博士职务的记载。“太学”本属于中央官学，这里的“太学”就是指敦煌州学，宋□达、李颛、张思贤等人的身份是学校的教师，不过都是兼职。值得一提的是，归义军政权初期曾聘请高僧担任州学博士，多份资料都显示，敦煌释门都监察僧正慧菀就曾担任过州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