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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内容丰富,涉及到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堪称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尤其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献,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敦煌地区教育发展历史的珍贵史料。
敦煌遗书中没有专门记载教育方面的卷子,但在各类文献中有很多涉及到教育,这些史料跨度的时代范围很大,上自两汉下止宋初,以唐至宋初为多,也有部分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教育文献,内容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学校类、学官类、教材类、学生类等。
学校类文献涉及到官学、私学和寺学等各类学校。有关官学文献最著名的是法国藏编号P.2005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该文书作于开元年间,是敦煌文献中关于敦煌州(郡)学、县学、州医学位置和校舍布局情况最详细的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州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里可以看出,沙州州学的位置在敦煌城内偏西,距州府衙门不远,院内东厢为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州医学与州学同在一个院内,在北面另构房宇教学。关于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县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此外,在英国藏编号S.5034的《沙州地志》残卷中记有沙州所属寿昌县县学情况:“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就是说,敦煌县县学在沙州州学西面,连墙相鄰,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寿昌县县学在县城西南,距县衙仅50步,院内布局与敦煌县县学基本相同。除州学、县学、州医学外,盛唐时期敦煌地区的官学系列中还有道学,据英国藏编号S.3768《文子》卷末题记“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可以肯定,索肃林就是当时敦煌道学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其他有关敦煌官学的材料都是题记类,如P.3369《孝经白文》末题:“咸通十五年沙州学生索什德” S.4057《佛经》后题:“唯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敦煌县学士张。”等。私学系列的文献主要是写在《妙法莲花经》《新集严父教》《论语集解第二》《古文尚书》等卷本上的题末记,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的私学形式主要有镇学、坊学、社学、义学和家学,其中以地方望族办的家学居多,有记载的达9所。寺学系列的文献也大多出现在其他文书末题中,个别出现在壁画题记或书仪中,至少有40多号,显示的寺学有莲台寺学、净土寺学、金光明寺学、乾明寺学、龙兴寺学、永安寺学、三界寺学、灵图寺学、大云寺学、显德寺学等。
唐代的州学、县学教师属于官员序列,称为博士或者助教,有品秩,归义军时期还设有管理教育行政的学官“国子祭酒”。在敦煌遗书中关于国子祭酒、博士等学官类文献多达上百件,记载国子祭酒的文献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记载博士的文献主要见于其他文献的题记和末题。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属京官,但敦煌地区曾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记载,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衔者可知的有阴善雄、李绍宗、氾府君、张兴星、张议广、浑子盈、张良真、阎子阅、曹盈达、张明德、阎胜全、薛善通等数十人,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等显赫人物。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学家,他们出任教育行政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有关记载博士的文献,P.2937《太公家教》末题有“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达”的记述,这是敦煌遗书中最早关于太学博士的记载,时间在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此外P.4660“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陇西李颛撰”、S.2263“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将士郎张思贤”等也有关于博士职务的记载。“太学”本属于中央官学,这里的“太学”就是指敦煌州学,宋□达、李颛、张思贤等人的身份是学校的教师,不过都是兼职。值得一提的是,归义军政权初期曾聘请高僧担任州学博士,多份资料都显示,敦煌释门都监察僧正慧菀就曾担任过州学博士。
敦煌遗书中没有专门记载教育方面的卷子,但在各类文献中有很多涉及到教育,这些史料跨度的时代范围很大,上自两汉下止宋初,以唐至宋初为多,也有部分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教育文献,内容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学校类、学官类、教材类、学生类等。
学校类文献涉及到官学、私学和寺学等各类学校。有关官学文献最著名的是法国藏编号P.2005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该文书作于开元年间,是敦煌文献中关于敦煌州(郡)学、县学、州医学位置和校舍布局情况最详细的记载:沙州州学“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州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里可以看出,沙州州学的位置在敦煌城内偏西,距州府衙门不远,院内东厢为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州医学与州学同在一个院内,在北面另构房宇教学。关于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县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此外,在英国藏编号S.5034的《沙州地志》残卷中记有沙州所属寿昌县县学情况:“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就是说,敦煌县县学在沙州州学西面,连墙相鄰,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寿昌县县学在县城西南,距县衙仅50步,院内布局与敦煌县县学基本相同。除州学、县学、州医学外,盛唐时期敦煌地区的官学系列中还有道学,据英国藏编号S.3768《文子》卷末题记“天宝十载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肃林记之校定”可以肯定,索肃林就是当时敦煌道学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其他有关敦煌官学的材料都是题记类,如P.3369《孝经白文》末题:“咸通十五年沙州学生索什德” S.4057《佛经》后题:“唯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敦煌县学士张。”等。私学系列的文献主要是写在《妙法莲花经》《新集严父教》《论语集解第二》《古文尚书》等卷本上的题末记,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的私学形式主要有镇学、坊学、社学、义学和家学,其中以地方望族办的家学居多,有记载的达9所。寺学系列的文献也大多出现在其他文书末题中,个别出现在壁画题记或书仪中,至少有40多号,显示的寺学有莲台寺学、净土寺学、金光明寺学、乾明寺学、龙兴寺学、永安寺学、三界寺学、灵图寺学、大云寺学、显德寺学等。
唐代的州学、县学教师属于官员序列,称为博士或者助教,有品秩,归义军时期还设有管理教育行政的学官“国子祭酒”。在敦煌遗书中关于国子祭酒、博士等学官类文献多达上百件,记载国子祭酒的文献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记载博士的文献主要见于其他文献的题记和末题。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属京官,但敦煌地区曾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中记载,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衔者可知的有阴善雄、李绍宗、氾府君、张兴星、张议广、浑子盈、张良真、阎子阅、曹盈达、张明德、阎胜全、薛善通等数十人,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等显赫人物。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学家,他们出任教育行政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有关记载博士的文献,P.2937《太公家教》末题有“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达”的记述,这是敦煌遗书中最早关于太学博士的记载,时间在中和四年二月廿五日。此外P.4660“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陇西李颛撰”、S.2263“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将士郎张思贤”等也有关于博士职务的记载。“太学”本属于中央官学,这里的“太学”就是指敦煌州学,宋□达、李颛、张思贤等人的身份是学校的教师,不过都是兼职。值得一提的是,归义军政权初期曾聘请高僧担任州学博士,多份资料都显示,敦煌释门都监察僧正慧菀就曾担任过州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