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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歌地图上看太湖的地貌，像一个巨大的C字形，周围是3.65万平方公里的环太湖地区，江南先民的家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崧泽文化，得益于这片独一无二的环境，在距今5500年前后突然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为后世这一地区的图像样式构建了基本框架。
从马家浜的浜到崧泽的泽，再到良渚的渚，环太湖区域沿海滩涂和沿河沼泽湿地勾勒出一个大环境，河道纵横、洲沚连连，河口水岸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在崧泽中晚期，人们种植水稻、驯服动物，伴随着居有定所的生活，喝着水井里打出的洁净水，穿着葛麻、戴着玉器，定期在高台上举行群体活动，生存质量可想而知。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居民对每日潮汛认识深刻。沿海生物遵循着进化的节律记忆，按候迁徙。赶海的生活还要求对月相有深刻的体会。潮汐和汛期，是有规律的。湿地中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江海间洄游的鱼类，迁徙的鸟类，都有规律地汇聚于此。年复一年，迁居于此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地区有一道贝壳构成的岗身，在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形成。贝堤是渔猎生活方式的痕迹，这一时期人口开始增加，考古发现有多个文化遗址伴随着这条岗身，连片成群。有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沿海都有类似的贝堤堆积。这一时期定居的人，发展出将农耕和渔猎采集混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人类的聚集，造成信息交流的复杂化和处理信息的大量增加，同时相应增多的冲突，迫使人们对这些变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崧泽人种植水稻已经很熟练了，说明这时的人们对“列星四时，风雨博施”的自然现象已有实际的认识，把握物候的手段也已成熟了。在崧泽时代的中期，沿海陆地面积有所增加，气候曾经趋向干凉，这为扩大定居点提供了条件，耕作面积开始增加，存储、加工食物催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炊煮器。这一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其中鼎的形式特别是鼎足、顶盖上的装饰刻纹内涵丰富。同一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大地湾遗址、牛河梁遗址、大溪文化也都出现过带盖陶器，只是无论装饰还是数量上都相对较少。
崧泽时代的陶器器形之丰富让人惊讶不已，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出色的陶艺设计师。例如嘉兴博物馆藏的塔型器以及各式人物动物陶塑器（这些特殊器物显然已由专职人员所为）。此时的器物，开始频繁出现“顶盖”。顶盖的出现，意义重大。有盖保存谷物能持久、安全，更重要的是可以酿酒。蒸煮食物时有盖可以形成蒸气，要蒸煮谷物，有盖才有意义，生米才能煮成熟饭。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太湖地区已普遍使用甑这种蒸煮器。与此同时轮制技术开始成熟，器盖和盖身的加工精度有了保障。
陶器器盖开始普遍出现正是在太湖流域崧泽文化中期，以崧泽遗址来说鼎、壶、罐、釜都有盖，到崧泽晚期良渚早期，带盖器开始普遍应用， 杯、甑、鼎、簋、壶等器具都出现了盖（以小兜里遗址为例）。早期人类席地而坐，视角往往自上而下，器物的盖子成了新的表现媒介，各种图形符号的盖饰开始频繁出现。
在崧泽遗址的中层，发现了画上十字花瓣的陶盖， 中间有孔，惹人注目。而双墩遗址中有一件陶刻，花瓣型和十字纹的组合与此十分相似，它被刻在碗底，看上去十字和花瓣的结合稍嫌粗率。这是一种早期物候节律的符号，也许还是指导族人认识物候的符号，它可能脱胎于一年生的草本十字花科植物的花形特征。南河浜遗址中M27墓葬中有一件带十字方向刻度的宽把豆，口沿有四分的对称龟爪形鏨，这件器物边上还放着两件叠压的陶龟，表明此墓主人的身份带有巫卜文化的内涵。
十字和方形的频繁出现，反映出先民此时的空间观念，方向、位置对应着一种社会次序。嘉兴南河浜的祭台是接近方形的正南正北的建筑遗迹，墓葬式样也主要是南北方向。我们从时间略晚的良渚玉琮的四方神王像来看，文化期的人们对四方的理解该是非常深刻的。
南河浜出土的各类陶器，许多都伴随着器盖，而且不少鼎盖的纹饰有着趋向复杂的现象，许多盖子上发现有分布规律的点和三角形鏤刻纹、堆塑的线条、陶塑形象，无法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使用功能而为之的设计。有些崧泽文化的盖钮被塑造成鸟型、人型或动物纹（甚至几种动物叠加），一些器形甚至完全模仿动物，如乌形盂、鹗首壶。它表明，崧泽文化末期社会手工艺的制作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在生活质量和生存认知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在众多器形装饰中，鸟的地位突出，鸟崇拜在环太湖流域文化中地位显著。这一特征到良渚古国时期得到充分展现。
文化期陶器的造型普遍反映出尊崇“天极”的世界观，而带盖陶器是这一空间观念的完美模型。比起用一段文字描述天地故事，一件带装饰器盖的陶器就像原始版的地球仪，难怪后世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个说法。这一观念在崧泽时代晚期已经成型。人们把自然神崇拜的形象和抽象符号表现在陶器这个媒介上，就像后人在画布和装饰品上做的一样。
“器象穹窿刻信汐”。在杭州吴越古陶博物馆里，我发现一件特别的黑陶簋，玄色的背景下，一场滂沱大雨被生动地刻画下来，定格了几千年。
汛期到了，海潮汹涌，季风候鸟接踵而至，节令也到了。赶海的人开始新一季渔猎，农耕的族群则顺时而作，这一幕景象呼应了江浙沿海今日的繁忙。盖器蕴气，鼎盘承天。给器物刻上四时八节，把种子收藏起来，或盖上盖子，奉上祭坛，与神明约时祭祀，这是那个时代传达出的对自然的观念吧。
参考文献：
[1] 《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07月出版
[2]《良渚考古80年》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出版
[3] 《崧泽遗址》文物出版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87出版
[4]《南河浜 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出版
[5]《蚌埠双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出版
[6]《小兜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2015年出版
[6]《浙江湖州市昆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明;闵泉;陈兴吾;费胜成。南方文物
从马家浜的浜到崧泽的泽，再到良渚的渚，环太湖区域沿海滩涂和沿河沼泽湿地勾勒出一个大环境，河道纵横、洲沚连连，河口水岸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在崧泽中晚期，人们种植水稻、驯服动物，伴随着居有定所的生活，喝着水井里打出的洁净水，穿着葛麻、戴着玉器，定期在高台上举行群体活动，生存质量可想而知。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居民对每日潮汛认识深刻。沿海生物遵循着进化的节律记忆，按候迁徙。赶海的生活还要求对月相有深刻的体会。潮汐和汛期，是有规律的。湿地中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江海间洄游的鱼类，迁徙的鸟类，都有规律地汇聚于此。年复一年，迁居于此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地区有一道贝壳构成的岗身，在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形成。贝堤是渔猎生活方式的痕迹，这一时期人口开始增加，考古发现有多个文化遗址伴随着这条岗身，连片成群。有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沿海都有类似的贝堤堆积。这一时期定居的人，发展出将农耕和渔猎采集混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人类的聚集，造成信息交流的复杂化和处理信息的大量增加，同时相应增多的冲突，迫使人们对这些变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崧泽人种植水稻已经很熟练了，说明这时的人们对“列星四时，风雨博施”的自然现象已有实际的认识，把握物候的手段也已成熟了。在崧泽时代的中期，沿海陆地面积有所增加，气候曾经趋向干凉，这为扩大定居点提供了条件，耕作面积开始增加，存储、加工食物催生了大量形式多样的炊煮器。这一生活方式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其中鼎的形式特别是鼎足、顶盖上的装饰刻纹内涵丰富。同一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大地湾遗址、牛河梁遗址、大溪文化也都出现过带盖陶器，只是无论装饰还是数量上都相对较少。
崧泽时代的陶器器形之丰富让人惊讶不已，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出色的陶艺设计师。例如嘉兴博物馆藏的塔型器以及各式人物动物陶塑器（这些特殊器物显然已由专职人员所为）。此时的器物，开始频繁出现“顶盖”。顶盖的出现，意义重大。有盖保存谷物能持久、安全，更重要的是可以酿酒。蒸煮食物时有盖可以形成蒸气，要蒸煮谷物，有盖才有意义，生米才能煮成熟饭。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太湖地区已普遍使用甑这种蒸煮器。与此同时轮制技术开始成熟，器盖和盖身的加工精度有了保障。
陶器器盖开始普遍出现正是在太湖流域崧泽文化中期，以崧泽遗址来说鼎、壶、罐、釜都有盖，到崧泽晚期良渚早期，带盖器开始普遍应用， 杯、甑、鼎、簋、壶等器具都出现了盖（以小兜里遗址为例）。早期人类席地而坐，视角往往自上而下，器物的盖子成了新的表现媒介，各种图形符号的盖饰开始频繁出现。
在崧泽遗址的中层，发现了画上十字花瓣的陶盖， 中间有孔，惹人注目。而双墩遗址中有一件陶刻，花瓣型和十字纹的组合与此十分相似，它被刻在碗底，看上去十字和花瓣的结合稍嫌粗率。这是一种早期物候节律的符号，也许还是指导族人认识物候的符号，它可能脱胎于一年生的草本十字花科植物的花形特征。南河浜遗址中M27墓葬中有一件带十字方向刻度的宽把豆，口沿有四分的对称龟爪形鏨，这件器物边上还放着两件叠压的陶龟，表明此墓主人的身份带有巫卜文化的内涵。
十字和方形的频繁出现，反映出先民此时的空间观念，方向、位置对应着一种社会次序。嘉兴南河浜的祭台是接近方形的正南正北的建筑遗迹，墓葬式样也主要是南北方向。我们从时间略晚的良渚玉琮的四方神王像来看，文化期的人们对四方的理解该是非常深刻的。
南河浜出土的各类陶器，许多都伴随着器盖，而且不少鼎盖的纹饰有着趋向复杂的现象，许多盖子上发现有分布规律的点和三角形鏤刻纹、堆塑的线条、陶塑形象，无法认为这仅仅是为了使用功能而为之的设计。有些崧泽文化的盖钮被塑造成鸟型、人型或动物纹（甚至几种动物叠加），一些器形甚至完全模仿动物，如乌形盂、鹗首壶。它表明，崧泽文化末期社会手工艺的制作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在生活质量和生存认知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在众多器形装饰中，鸟的地位突出，鸟崇拜在环太湖流域文化中地位显著。这一特征到良渚古国时期得到充分展现。
文化期陶器的造型普遍反映出尊崇“天极”的世界观，而带盖陶器是这一空间观念的完美模型。比起用一段文字描述天地故事，一件带装饰器盖的陶器就像原始版的地球仪，难怪后世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个说法。这一观念在崧泽时代晚期已经成型。人们把自然神崇拜的形象和抽象符号表现在陶器这个媒介上，就像后人在画布和装饰品上做的一样。
“器象穹窿刻信汐”。在杭州吴越古陶博物馆里，我发现一件特别的黑陶簋，玄色的背景下，一场滂沱大雨被生动地刻画下来，定格了几千年。
汛期到了，海潮汹涌，季风候鸟接踵而至，节令也到了。赶海的人开始新一季渔猎，农耕的族群则顺时而作，这一幕景象呼应了江浙沿海今日的繁忙。盖器蕴气，鼎盘承天。给器物刻上四时八节，把种子收藏起来，或盖上盖子，奉上祭坛，与神明约时祭祀，这是那个时代传达出的对自然的观念吧。
参考文献：
[1] 《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07月出版
[2]《良渚考古80年》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出版
[3] 《崧泽遗址》文物出版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87出版
[4]《南河浜 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出版
[5]《蚌埠双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出版
[6]《小兜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编2015年出版
[6]《浙江湖州市昆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明;闵泉;陈兴吾;费胜成。南方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