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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前沿。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变革方向与学理指南。从经济伦理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变革旨在以此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变革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1－0012－0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实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所有理论的发展一样离不开民族载体与文化依托，传统文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光大。在马克思与中国两部历史结合的过程中，被中国文化解读，形成了真正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崭新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以其睿智的理论深度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尚未完成的伦理变革，弥合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缺憾。其次，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批判思维矫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合市场经济伦理的思维偏差，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本土文化根基奠定基础。再次，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性的理论特质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自身的理论发展注入理论动力，也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南作用提供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向度
在伦理价值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义利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的尚义思想无疑是我国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其中蕴涵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如反对只讲私利、反对欺诈、舍生取义等，这些就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应该加以吸取和弘扬。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使之將义发展的片面化，形成了义和利的对立的局面，导致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生产力发展的羁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合理的认识和充分的发展，肯定了利的合理性，强调利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义和利有机结合，形成了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大利大义。正如邓小平曾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公私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公私观念的议论，大都是把二者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并多认为二者是相互为害的。在公私二元对立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了传统主流公私观念的一个基本价值准则——崇公抑私。而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也是格格不入的，追求私利既是人的天性也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总体的发展结合起来，一味地鼓吹封建经济伦理那么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正当利益、个人的合法利益，理所应当得到保护和保障。
在伦理主体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群体与个体一致，自由与伦理兼顾。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群体本位伦理尤其积极的一面，如讲诚信、讲共荣共富等，这些都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思想，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蕴含着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群体本位大大强化了人们的群体认同感和道德修养，使中国人易于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突出的集体观念，从而直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群体本位过度发达，个体作用就会被湮灭，个体就成为群体的附属物，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很难得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主张将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发展。
三、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成果
1.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产伦理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天人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主张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也相互兼顾而自相协调。传统儒家思想把万物的自然成长过程、宇宙天地生化的过程与“仁义”联系在一起。根据天道与人道贯通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中施行的仁爱等伦理原则，在自然秩序中也是连续的和一致的。由此而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扩展。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逐步扩大，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成为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伦理规范不仅要调节人类社会领域，也要调节自然生态领域，使自然万物在自然体系中按照自己的不同的差别和地位而存在，并维护这个由自然物的多样性组成的和谐体系。然而，天人合一观的历史条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条件下蒙昧阶段的科学技术。因此，它对世界的思考是经验的、直观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天人感应的原始宗教色彩。
马克思关于生产伦理的论述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如“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以生产实践为切入点的，以“人化的自然”概念开始的。“人化的自然”不能仅仅理解为“人工自然”或“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自然界”，因此，“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正如他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嘲因此，在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视野中，人类实践与自然界是不可分的，自然史与人类历史也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伦理更凸现人的实践与自然关系层面。
市场经济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的条件下产生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攫取，带来了人口爆炸，环境破坏，资源枯竭，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社会，使人类生存的环境持续恶化，而且还不断地加深人类已有的矛盾冲突。尊重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已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建立在更高层次上的伦理观基础之上，它在承认人对自然拥有权利的同时，更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新型的、更具有进步性的伦理观。在天人合一思想能否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既不能盲目推崇，也不能简单否定，而是应该在对天人合一观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基础上，采取一种科学的整合态度，从而实现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转型。
2.诚实守信的交换伦理
诚信，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基本观念，也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思想家视诚信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基，要求 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博济于民。传统诚信规范在当代道德建设中为我们所继承和弘扬，成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意义更为广泛。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与传统诚信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诚信的社会化、诚信的功利化、诚信的理性化。我们不仅需要对传统诚信观进行全面梳理和现代阐释，更需要实现从理论继承到实践行动的实质转型。马克思交换伦理的实质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体现在交换主体的地位平等和交换对象的等价。在批判资本主义虚伪的等价交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换伦理，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诚信机制的制度原因和制度建设，为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提供理性参考。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德性诚信未必能完全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运作需要保证利益关系实现的外在制度诚信或规则诚信机制；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契约规则信用机制也必须与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相结合，方能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公民道德建设提出的诚信规范是既表达对做人的一种德性要求，又表达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保证机制。诚信必须具有一种内在德性价值，同时又具有保证利益关系有序的外在功能。诚信的内在道德性和外在规则功能应该是也必须是统一的。
3.俭奢有度的消费伦理
提倡节俭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节俭不仅是一种美德和社会稳定的保证，而且还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化再生产，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丧失了节俭的精神，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后劲和动力。正因为如此，节俭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不仅为古人所颂赞，而且为当代人所推崇。尽管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把节俭视为美德，包含合理的价值成分，但这种节俭观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由崇俭黜奢导致的过分节俭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二、没有科学系统的俭奢评价标准导致消费价值观的混乱；三、传统节俭观把节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绝对化，否认了节俭的社会历史性。口’马克思强调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及消费对生产的制约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消费作为社会生活和经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所有制形式、商品交换形式、分配方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反之，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之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中国化，就是使中西消费理论融合，就是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警惕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揭示的消费异化现象，秉承中国传统消费观中的精华内容，构建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消费观。马克思认为：一个人“要多方面的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必须提高消费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高素质是提高消费的合理性的可靠保证之一。而全民素质的提高，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全面进步密切相关的，归根到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性消费。
综上所述，只有坚定不移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内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将二者融合互补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伦理支撑。
参考文献：
[11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8，
[4]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6][7]汪洁，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研究[J].2005(10)：115，123－126
[8]《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5：78－7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5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变革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1－0012－0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实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所有理论的发展一样离不开民族载体与文化依托，传统文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光大。在马克思与中国两部历史结合的过程中，被中国文化解读，形成了真正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崭新而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以其睿智的理论深度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尚未完成的伦理变革，弥合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缺憾。其次，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批判思维矫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合市场经济伦理的思维偏差，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本土文化根基奠定基础。再次，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性的理论特质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自身的理论发展注入理论动力，也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指南作用提供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向度
在伦理价值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义利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的尚义思想无疑是我国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其中蕴涵着不少合理的因素，如反对只讲私利、反对欺诈、舍生取义等，这些就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应该加以吸取和弘扬。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使之將义发展的片面化，形成了义和利的对立的局面，导致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生产力发展的羁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合理的认识和充分的发展，肯定了利的合理性，强调利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义和利有机结合，形成了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大利大义。正如邓小平曾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公私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公私观念的议论，大都是把二者作为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并多认为二者是相互为害的。在公私二元对立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了传统主流公私观念的一个基本价值准则——崇公抑私。而这一观念与市场经济也是格格不入的，追求私利既是人的天性也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总体的发展结合起来，一味地鼓吹封建经济伦理那么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正当利益、个人的合法利益，理所应当得到保护和保障。
在伦理主体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群体与个体一致，自由与伦理兼顾。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群体本位伦理尤其积极的一面，如讲诚信、讲共荣共富等，这些都是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思想，但同时又不可否认的蕴含着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方面群体本位大大强化了人们的群体认同感和道德修养，使中国人易于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突出的集体观念，从而直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群体本位过度发达，个体作用就会被湮灭，个体就成为群体的附属物，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很难得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主张将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鼓励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发展。
三、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成果
1.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产伦理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天人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主张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也相互兼顾而自相协调。传统儒家思想把万物的自然成长过程、宇宙天地生化的过程与“仁义”联系在一起。根据天道与人道贯通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中施行的仁爱等伦理原则，在自然秩序中也是连续的和一致的。由此而由人际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扩展。随着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逐步扩大，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成为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伦理规范不仅要调节人类社会领域，也要调节自然生态领域，使自然万物在自然体系中按照自己的不同的差别和地位而存在，并维护这个由自然物的多样性组成的和谐体系。然而，天人合一观的历史条件是落后的农业社会条件下蒙昧阶段的科学技术。因此，它对世界的思考是经验的、直观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天人感应的原始宗教色彩。
马克思关于生产伦理的论述在其早期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如“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论述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以生产实践为切入点的，以“人化的自然”概念开始的。“人化的自然”不能仅仅理解为“人工自然”或“人的本质力量所创造并为社会的人所占有的自然界”，因此，“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正如他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嘲因此，在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视野中，人类实践与自然界是不可分的，自然史与人类历史也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生产伦理更凸现人的实践与自然关系层面。
市场经济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变革的条件下产生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攫取，带来了人口爆炸，环境破坏，资源枯竭，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社会，使人类生存的环境持续恶化，而且还不断地加深人类已有的矛盾冲突。尊重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已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建立在更高层次上的伦理观基础之上，它在承认人对自然拥有权利的同时，更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新型的、更具有进步性的伦理观。在天人合一思想能否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我们既不能盲目推崇，也不能简单否定，而是应该在对天人合一观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基础上，采取一种科学的整合态度，从而实现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转型。
2.诚实守信的交换伦理
诚信，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基本观念，也是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思想家视诚信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立政之基，要求 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博济于民。传统诚信规范在当代道德建设中为我们所继承和弘扬，成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意义更为广泛。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与传统诚信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诚信的社会化、诚信的功利化、诚信的理性化。我们不仅需要对传统诚信观进行全面梳理和现代阐释，更需要实现从理论继承到实践行动的实质转型。马克思交换伦理的实质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体现在交换主体的地位平等和交换对象的等价。在批判资本主义虚伪的等价交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换伦理，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诚信机制的制度原因和制度建设，为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建设提供理性参考。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德性诚信未必能完全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运作需要保证利益关系实现的外在制度诚信或规则诚信机制；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契约规则信用机制也必须与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相结合，方能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公民道德建设提出的诚信规范是既表达对做人的一种德性要求，又表达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保证机制。诚信必须具有一种内在德性价值，同时又具有保证利益关系有序的外在功能。诚信的内在道德性和外在规则功能应该是也必须是统一的。
3.俭奢有度的消费伦理
提倡节俭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节俭不仅是一种美德和社会稳定的保证，而且还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化再生产，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丧失了节俭的精神，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后劲和动力。正因为如此，节俭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不仅为古人所颂赞，而且为当代人所推崇。尽管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把节俭视为美德，包含合理的价值成分，但这种节俭观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由崇俭黜奢导致的过分节俭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二、没有科学系统的俭奢评价标准导致消费价值观的混乱；三、传统节俭观把节俭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绝对化，否认了节俭的社会历史性。口’马克思强调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及消费对生产的制约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消费作为社会生活和经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所有制形式、商品交换形式、分配方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反之，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之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中国化，就是使中西消费理论融合，就是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警惕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揭示的消费异化现象，秉承中国传统消费观中的精华内容，构建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消费观。马克思认为：一个人“要多方面的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必须提高消费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高素质是提高消费的合理性的可靠保证之一。而全民素质的提高，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全面进步密切相关的，归根到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性消费。
综上所述，只有坚定不移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内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扎根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将二者融合互补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伦理支撑。
参考文献：
[11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8，
[4]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6][7]汪洁，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研究[J].2005(10)：115，123－126
[8]《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5：78－7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