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洛佩兹（BarryLopez 1945-）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自然散文作家，其《北极梦》1986年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非虚构作品奖。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著有6部散文作品。除《北极梦》之外，他的男一部散文《狼与人的故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和美国自然散文的最高奖项“约翰·巴勒斯奖章”。其他4部散文作品是：《穿越开阔地》《重新发现北美》《生活往事》《辩解文》。他还著有10部虚构作品，其中《冬日故事》《乌鸦与鼬鼠》《野外笔记》《抵制》也屡屡获奖。

七

　　探究人类首次到达新大陆的路线和时间时，科学家只能凭借从古代的火坑和狩猎场中发现的零星木炭，以及从这些遗址中偶尔发现的断折工具或武器。在人类如何来到北美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争议——一般认为，在更新世晚期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从亚洲跨越一个名为白令陆桥的宽阔而干燥的平原，迁徙到这里。有人试图证明，人类早在35，000年以前，或20，000年以前就来到北美，其证据尚有争议。有确定证据显示，人们在北美至少已经生活了14，000年。
　　假定人们不是乘船而是徒步陆续到达了北美，时间是在35，000年以前，也就是在白令陆桥存在时，或者不是太晚，大约在25，000年到23，000年以前。（白令陆桥在约25，000年到约11，000年以前存在，但只在25，000年到23，000年以前，人类才可以穿过亚洲并向南到达北美中部平原。此后，威斯康辛冰河期达到顶峰；北美东西部的冰盖相遇，封堵了向南的道路，也使美洲大草原与北极地区相分隔。这一时期，阿拉斯加西部并无冰盖，人们无疑能继续生活在白令陆桥的最东部，直到冰盖融化，冰融水使白令海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陆桥，分隔了亚洲和北美。）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分两拨来到北美。第一拨（可能在25，000年到23，000年前，甚至更早，跨越白令陆桥）带来的打制石器和骨制工具，可以与尼安德特人莫斯特时代的工具媲美。第二拨大约发生在13，000年以后，带来了更先进的工具传统，可以与克鲁马努人后奥瑞纳时期的工具媲美。这两个移民部落都属于大猎物狩猎文化，以大角野牛、地懒和猛犸象之类的动物为生。
　　白令陆桥东部和北部的北极地区如何成为人类栖息地，仍不得而知。阿拉斯加的早期狩猎文化，5000年前被另一文化传统接替，这一传统在一些考古学家看来，不是那么有活力和引人瞩目，它唯一的显著特征是精雕细琢的小型工具。这些细石器文化很可能是第一批移入北美北极地区的人类文化。
　　考古学家知道近吉有两个时期，那时候北极气侯足够温暖，人们夏季乘坐皮艇可轻易穿越加拿大群岛。这两个“气候最佳期”，第一个出现在约3500年到4500年前，第二次出现在约1100年到900年前；人们在这两个时期迁徙到北极的高纬度地区。
　　考古学家路易斯·吉丁斯具有探明重要史前遗址的天赋，他在阿拉斯加科伯克河的奥嫩波蒂奇和克鲁森施滕角发现了文化序列，为北极的文化期提供了基本年代表。由于吉丁斯的发现，以及在加拿大北部和格陵兰岛作业的考古学家的发现，最近几年已有可能较为连贯地描述北美北极地区早期人类的活动情况。
　　提出这一观点之前，我应该先阐明两点。第一，人类迁入北极地区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举动。在这里生存需要狩猎者尚不了解的技巧、技术，最重要是心理素质。第二，迁入北极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可以这样认为，考古学家迄今在加拿大西部到格陵兰北部地域发现的细石器遗址，当时的居民不超过500人。北极的资源稀缺而分散，有时很难找到。即使在公元1000年前后最辉煌鼎盛的图勒文化时期，从巴罗角直到皮里地的北极居民可能也不超过5000人。
　　最早进入北美的人类很可能是古印第安人，他们定居在阿拉斯加腹地，然后向南拓展。一直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史载因纽特人的发源地仍不确定，但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是白令海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这些北极蒙古人種也许是现代因纽特人的祖先，也许不是；无论如何，史载因纽特人很可能约5000年前乘坐皮艇，度过白令海峡的无冰水域，到达阿拉斯加北极地区。他们的文化以约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的精致薄片燧石和黑曜岩切削工具为代表。这种文化及其变体被称为北极小工具传统。
　　人们在东达格陵兰岛北部（这一带的文化因独立峡湾的一个遗址而被称为“独立”）和基本上跨越了美国和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地域，发现了北极小工具传统的营地遗址。其中许多营地好像只用了一个晚上，最多几个星期。这些猎人捕猎麝牛、北极熊、北极狐、北极野兔和海鸭，他们留下的工具表明，他们过着艰难窘迫的生活。加拿大考古学家罗伯特·麦吉描述说，北极小工具传统文化的人们迁入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寒冷、最黑暗、最贫瘠的地区”。他推测，在食物最缺乏的冬季，这些人“很可能只蛰伏在黑暗、寒冷的栖身处”。人们如今会带着敬仰来审视他们栖身处的这些遗迹——狐狸骨头制成的锥子，石英箭头，固定皮帐篷用的石环。
　　由于气候逐渐变冷，北冰洋冰涯开始向南蔓延，北极小工具传统文化的居民显然退出北极。据我们所知，约3500年前，北极小工具传统的另一个文化出现了，这就是前多赛特文化。这种文化的人们，生活的群体化程度更高，技术更加先进进。他们凿出皂石碗，盛放并燃烧从海洋哺乳动物身上获取的油脂，用来取暖和照明；他们还制作小木雪橇来拖拉物品。（人们发现，许多前多赛特营地都在驯鹿渡河处和鱼类围捕点，这些营地被后来的文化部落沿用至现代。）
　　前多赛特文化的居民似乎聚居在福克斯湾周围地区，这一带陆地和海洋哺乳动物都很丰富。气候改善的时期，他们也可能迁居其他地区。在前多赛特文化遗址，人们发现了多种不同层次的技术的残留物。（技术涵盖工具、器皿、武器，以及为完成一项具体任务而采用的其他手段，比如为做衣服对动物皮进行处理，或为捕猎驯鹿做准备。）建造和制造需要的材料包括石头、骨头、象牙、鹿角，极罕见的情况下还包括木材。其中一些工具有专门用途，比如，为某一季节或某些情况下猎捕某一特定动物而设计工具——猎捕海豹的工具要么针对无冰水域，要么针对冬季的冰上呼吸孔。有证据表明，大约2800年前，一种新的文化，即多赛特文化，替代了前多赛特文化。 　　许多考古学家推测，多賽特文化是以前多赛特文化多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形成的。它也可能汲取了格陵兰岛上被称作“独立2”的同时期文化的理念和技术；或汲取了阿拉斯加文化的理念和技术；或汲取了存在于南部的古印第安文化的理念和技术。无论来自何方，多赛特人似乎首先出现在加拿大北部的福克斯湾一带。他们拥有皮艇、小雪橇，其海上捕猎设备优于前人，也能建造雪屋。
　　多赛特雕刻是因纽特史前期截至当时最成熟的艺术。（自令海地区的奥克维克和伊皮尤塔克文化的工艺品，与多赛特工艺品属同一时期，也不可小觑。）大多数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多赛特雕刻有独特之处。与其他文化不同，多赛特人的实用器物上很少有装饰，其罕见的一些工艺品都是雕刻品。人们普遍感觉到，这些雕刻与萨满教的魔法有关；许多人认为，还有某种十分神秘的东西与之相联。这些用驯鹿角、骨头和海象牙雕成的整个动物都是单一一种动物，经常是北极熊；也有雕刻人类形象的，或人和动物的形象的；此外还有多人面庞的混乱组合雕刻。这些雕刻的风格既写实又程式化，大多数雕刻品的大小都不引人瞩目。
　　这些雕刻者的分辨力很敏锐，雕刻手法很娴熟，观察者很容易看出哪是普通潜鸟，哪是红喉潜鸟。关于它的风格，加拿大艺术家和评论家乔治·斯温顿写道：“尽管这些雕刻十分细微精致，它们还是散发着激情和力量。”在一些观赏者眼里，有些雕刻中的人面似乎有扭曲和精神错乱特征，而斯温顿拿德国表现主义做比较，说这些人面造型“凸显内涵、活力和参与（与式样、优雅和超然相对）”，也就是说，这些造型蕴含的原始特质更多的是野性，而不是妩媚。
　　也许，我们这样解读多赛特工艺品的“神秘性”有点过分；但是，多赛特艺术具有躁动不安的意蕴，多赛特时期之前之后的艺术则不然。这种看法在研究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家中很普遍。伊皮尤塔克文化出现在多赛特文化中心以西的阿拉斯加，吉丁斯把该文化中与多赛特艺术相似的艺术描述为“荒诞怪异”，把紧随其后的古白令海文化中的艺术描述为“平衡愉悦，好像艺术家过着安稳，乃至宁静的生活”。发现这些雕刻境遇有时也会增加人们的疑惧感。弗勒利希·雷尼在阿拉斯加的波音特霍普，发掘一个伊皮尤塔克墓地，发现了一具人类骨骼，骨骼骨盆处出现一根箭杆，箭杆上明显雕刻有一个小驯鹿蹄。他去除灰尘，发现这根长长的象牙箭杆穿透了整个脊柱，在头盖骨里露出来，箭杆前端弯曲的部分正好处在嘴所在位置。箭杆顶端雕刻有微型人类手掌，那张开的手掌像是在恳求。
　　1979年7月，在北极高纬度地区作业的一位年轻考古学家，在多赛特遗址发掘出了一个让他震惊的驯鹿肩胛骨。扁平骨头的两面，雕刻着数十个张着嘴巴的人面图。他记得，在那个阴冷的早晨，自己拿着那块肩胛骨坐在那儿，盯着那痛苦的人面表情发呆。“我都被吓迷了。”他告诉我。然后他递给我那天的笔记，并说：“那就是这则笔记如此单调平凡的原因。”他夜里起来两次，打开并端详那件雕刻，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拿起这些雕刻时，不禁为雕刻家的技艺惊叹不已，觉得这些雕刻与其说是神秘，不如说是激荡人心。

八

　　多赛特文化在北极的一个冷却时期占据支配地位。在接下来的温暖时期，也就是公元900年-1100年的气候最佳期，它被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图勒文化替代。考古学家搞不清，多赛特文化是被图勒文化继承了，还是被驱出福克斯湾，而来到南部和东部。（多赛特文化的残余部分在魁北克北部和拉布拉多的要塞幸存，直至公元1400年左右。）
　　图勒文化是一种充满活力、技术娴熟的捕鲸文化，起源于白令海峡地区，由古白令海文化发展而来。罗伯特·麦吉写道，古白令海文化时期的人们掌握的狩猎技术“给他们提供了富足而安稳的经济生活，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很可能与其他任何非农业和非工业地区的生活一样富足”。
　　古白令海文化被出现在圣劳伦斯岛附近的更富足的文化继承，这就是普努克文化。普努克人可能于公元900年左右向北移动，在气候温暖时期，沿阿拉斯加西北海岸捕捉鲸鱼和其他海洋哺乳动物。在那儿，普努克文化与比尔尼克文化或彼此交融，或擦肩而过。此后，一批普努克人或（疑似）比尔尼克人，乘坐大皮艇或木架皮舟，穿越波弗特海继续向东，在加拿大北部创立了图勒文化。
　　图勒人是现代因纽特人的直系祖先，他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东拓展。事实上，可能仅仅在两三代人的时期内，他们就穿越了2600英里，从巴罗角拓展到皮里地。由于气候变暖，来自北极东西部的弓头鲸可能在帕里海峡（包括麦克卢尔海峡、梅尔维尔子爵海峡、巴罗海峡和兰开斯特海峡）聚集；成群的独角鲸、别卢哈鲸和海象也向北渗透，直至加拿大群岛。在西部，斑海豹和环海豹会迁移到很靠北的地区去度冬夏，北极东部的灰海豹、格陵兰海豹和冠海豹也是如此。整个生态系统都向北移动。在特定季节曾一度阻碍东西向行进的海冰和动物的稀少已成为过去。（在气候最佳期，年平均气温上升也不过3华氏度，但影响却很明显。例如，北美地区的林木线向北移动了约60公里。）
　　图勒人是卓越的狩猎者。他们拥有精湛的海洋哺乳动物狩猎技术，他们用这些技术在海冰上驾木架皮舟捕海豹和海象，或驾独木舟捕猎海豹和海象。他们造出了狗拉雪橇，对多赛特文化的鱼叉技术进行了精心的改进。他们的过冬住所很温暖，属于半地下结构，具体建构情况是：下部墙体，石头地板，上部墙体，屋顶用鲸鱼的肋骨和腭骨支撑，用动物皮覆盖后，再加盖一层草皮。
　　图勒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民族。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欧洲的马格达林驯鹿狩猎文化媲美，而物质层面上却无可比性。马格达林时期的特征包括：崇尚洞窟画（比如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的洞窟画）；以奢侈而精湛的方式装饰狩猎工具和其他实用物品，比如雕饰漂亮、针眼精致的骨针。马格达林狩猎者生活的年代，比图勒人早了近1万年，但他们也是在气候最佳期兴盛的。气候优势，加上对其文化获得成功的潜力的了解，似乎使他们信心倍增、活力十足。他们以驯鹿为生的生活方式和高雅的艺术格调，与他们生存在其中的景观十分契合。 　　在欧洲，农牧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已取代了狩猎文化，此后很久，一种同样精湛的狩猎文化仍在极北地区继续发挥着有利于生态的作用。旧石器时代一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这一欧洲文化序列，对人类而言曾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甚至必然的进程，然而，这一文化模式在有着永久冻土和漫长冬季的土地上，表现得却不明显。农人和牧人进入北极地区是不明智的。（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科拉半岛的萨米人或拉普人，是在遥远的北方唯一自愿转变成半游牧民族的人。）
　　在气候最佳期，图勒民族很快拓展到格陵兰岛北部，挪威人同时进入格陵兰南部，这一最佳期在公元1100年结束。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冷趋势迫使图勒人迁出北极高纬度地区。（这对挪威人是个灾难，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业维持生活，不能适应此类气候。）图勒文化分化成了几种清晰可辨的文化传统。代表这些文化传统的部落的分布情况是：极地因纽特人居住在格陵兰岛因格菲湾附近，中部因纽特人居住在巴芬岛，伊卡里布（驯鹿）因纽特人生活在南安普敦岛以西的大陆。这些部落在十六、十七世纪遭遇了第二拨欧洲探险家（进入格陵兰岛的挪威人属第一拨）。
　　气候变冷趋势在1650年至1850年之间的“小冰河期”达到顶峰，这一趋势改变了在北极生存的动物的类型和数量。结果，因纽特人从图勒人那里继承来的狩猎传统，包括工具和方法，不得不做一些改变或放弃，以适应不同的、相互隔离的人群的生存。因而，这些本土居民遭遇第一拨欧洲探险家时，从文化上看，正值图勒文化时期和有显著特征的因纽特文化时期之间的过渡期。
　　考古学家把图勒人视为现代因纽特人的直系祖先；他们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其过渡期的后一阶段尤为重要。几乎所有欧洲人都有这样的倾向：把遇到的因纽特人视为过着粗鄙生活的野人。因纽特人遭遇的第二波欧洲探险者，没有意识到因纽特文化也拥有由低到高的过渡期，没有意识到该文化有其环境上的必然性，甚至没有意识到各种因纽特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这些欧洲人对因纽特人的早期评判，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印象：因纽特人是一个落后的种族。如果起决定作用的第二拨欧洲探险者，像被视为第一拨的挪威人那样，遭遇的是图勒人，而不是史载因纽特人，第二拨探险者对土著居民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从当年的西班牙议会应对阿兹特克人的手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考古学家勾勒北极史前历史的基本框架时，通常会部分地基于不同文化阶段的物质文化，对这些文化阶段进行比较，并强调，这些文化阶段之间的过渡在不同地方出现在不同时间。因而，欧洲人最早在拉布拉多半岛海岸、格陵兰岛南部和昂家瓦半岛遇到的，是早期多赛特文化的残余，而不是图勒文化之后的因纽特文化。北极小工具传统文化与后来的图勒文化或早于它们进入北美的西伯利亚狩猎文化相比，被视作赤贫文化，其原因是相同的。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温带以外成熟起来的人类文化评价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明白，这些文化是当地人适应当地具体环境的结果。
　　考古学家和许多现代北极评论家对图勒文化时期往往很怀念，认为它不仅比倾向于游牧的古因纽特小部落所处的时期更有成就，而且更为连贯。这种文化是西方人到来之前最后的北极文化，而且，它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高雅文化有明显的可比性，这两点使得图勒文化具有一定的魅力。图勒文化时期的工具和居所使人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活力、激情和热忱。一个学生在埃尔斯米尔岛的一处图勒文化遗址考察时，发现了一个鱼叉头，她这样告诉我：“他们只是用这猎捕海象，却把它制作得很悦目。”
　　人们跪在北极小工具传统文化早期营地遗址简陋的遗迹前，感到钦佩不已。那个时期人是多么坚韧，多么英勇啊。图勒文化遗址使人产生另一种感觉。人们没有任何遥远之感或隔绝之感，只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敬意。人们会想象，那些人该会有多么强健和高贵啊。其精致、坚固的工具，正如那个学生所说——很悦目。彼得·施勒德尔曼曾在大部分加拿大北极地区发掘史前遗址，一天晚上，在卡尔加里进晚餐时，他告诉我：“我们人类存在的所有本质都体现在精神上。在考古学中，你是在审视人类存在的漫长精神史。”

九

　　我们对史载因纽特人数个部落的特征的了解，大都归功于一小批独特的人种志学家，包括克努兹·拉斯姆森、卡伊·伯基特一斯密斯、戴蒙德·吉尼斯、弗兰兹·博厄斯、汉斯·斯廷兹比。他们曾与那些因纽特人一起生活了长度不同的时段。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这些部落包括：北坡因纽特人——可能是保留图勒传统最多的一支，且包括定居内陆的纽纳米特分支；马更些因纽特人——居住在马更些河三角洲一带；科珀因纽特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岛和科罗内申湾地区，曾前往搁浅于默西湾的“调查者”舰的储藏室，属于最后被发现的史载因纽特人；中部因纽特人——居住在巴芬岛、梅尔维尔半岛和布西亚半岛；卡里布因纽特人——居住在哈得孙湾西北部的苔原上；极地因纽特人——居住在最偏远的格陵兰岛西北部。（最后这支小部落曾服务过许多北极探险队，包括罗伯特·皮里和弗雷德里克·库克分别率领的探险队。1949年，丹麦政府为了建立北约战略空军基地，把这个部落的中心定居地乌玛纳克向北迁移了60英里。）
　　中部因纽特人包含更小的独特分支：以皂石雕刻闻名的奈特斯利克人；英国的捕鲸船在庞德海湾遇到的伊格卢利克人；居住在南安普敦岛的萨德勒缪特人（1900年，苏格兰“积极”号捕鲸船造访该岛，此后，这一分支因纽特人全部死于瘟疫）。现存的零星信息表明，萨德勒缪特人可能保留着相当多的多赛特文化传统。目前在南安普敦岛上生活的，是和卡里布因纽特人有关联的埃维利克因纽特人。
　　当然，在现代，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像萨德勒缪特这样的部落在有规律地消失，或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文化同化，以致其自身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传统隐而不彰乃至完全堙没。这些遗失似乎是种悲哀，是继发性的；它们令人懊恼，是因为，它们有时是漠视与贪婪的后果。这些遗失与图勒文化的堙没不同。我们可以意识到，图勒文化是由于自然因素堙没的，是自然环境在起作用。然而，萨德勒缪特人的消失似乎使我们威信扫地，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同代人，因为我们声称通晓生命的固有价值，因为我们崇尚同情心。萨德勒缪特文化是理解南安普敦岛的一个窗口。想想该岛严酷的自然环境，再看看萨德勒缪特人的成就，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他们的消失，我们失去了一些生活智慧。我们不能够再拿起一件他们制作的物品当面询问：“为什么要制作这个东西？”或“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然后等待着听到不管怎样都是极其罕见的答案。那答案能揭示人类内心永恒的东西，能使我们超越时间，超越物质性存在。 　　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感受到萨德勒缪特传统的堙没，而无比感激那些曾记下北极人的言论、描述其技能、确保其文化物件能保存下来的人们。即使我们说不出一件物品有何意义，我们今天仍然为它发挥的功能、为制作它的人感到惊奇。历史上的爱斯基摩人用最少的材料造出了很多实用工具，这些工具因设计精巧、目的专一、材料适切而著称。
　　我首先想到的是衣服。冬衣几乎都是用驯鹿皮制成的。北极狐和北极西部的戴尔羊的毛皮更保暖，但太脆弱。驯鹿皮毛不像北极熊皮毛那样中空——它包含着大而多腔的细胞，但效果相同：都是绝佳的轻盈保暖物。成年母鹿的毛皮冬季会变得过厚，若是初秋猎取，则既保暖又轻盈。（秋末的母鹿毛皮会像公鹿或麝牛毛皮一样，太厚重而不舒服，却是极好的寝具。）小驯鹿的毛皮被用来做内衣和衬里。驯鹿前腿皮因为耐磨损，被用作靴子的靠上部分和连指手套的手掌部分。大衣的皱领取自狼獾或狼的毛皮，因为这些皮毛容易抖落因呼吸而形成的冰晶。为了适应环境，细密的针脚一般都是锁边或盲边，以阻挡风雪或阻隔水分渗入。夏季的衣服，更多情况下用的是海豹皮而不是驯鹿皮制作，因为前者的防水性好。海豹皮用肌腱缝合在一起，肌腱潮湿时会轻微膨胀（针脚因而防水），鞋底用的是和海象皮一样坚韧但更轻盈的髯海豹皮。
　　冬靴里面套穿的软皮鞋（拖鞋）有时用整个翻过来的鸟皮做成。防水雨具用海豹肠子制成。为了能在雪上悄无声息地行走，靴底有时用北极熊的毛皮做材质。
　　因为因纽特人的衣服有些脆弱，所以需要日常呵护：修补、软化、干燥处理。然而，这些衣服却比西方探险家带到北极的任何衣服都要轻盈暖和；经过几次惨重教训后，探险队长开始坚持给每个队员配备因纽特服装。在某些方面，因纽特服装作为北极通用探险服装，优于西方现代探险服装。
　　因纽特人能全面利用驯鹿的各个部分。他们用鹿皮制作衣服、寝具和袋子，用骨头和鹿茸制作工具和武器。察觉到驯鹿腿关节脂肪凝结的温度较低，原因是它距驯鹿身体核心较远，因纽特人便取出驯鹿脚部的脂肪，作为极低气温下弓弦的润滑剂。（西方文明在牛身上有同样的发现，由此便有了牛脚油。）因纽特人用驯鹿骨髓做燃料，把驯鹿血用作胶粘物的一种成分，把驯鹿肌腱用作绳索、连缀物和线。他们把没吃的东西储藏起来，以供春季食物匮乏之需。（人类学家理查德·尼尔森在现代野外考察工作中惊奇地发现，因纽特女性通晓解剖知识，她们能迅速把大动物“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碎块，不用锯，也不损坏一根骨头”。）
　　因纽特人利用动物诸多部分的方式，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们通晓动物相关部分的利用价值。知晓麝牛角比驯鹿角柔韧，他们便用麝牛角做鱼叉的刺插。他们选择用鲑鱼皮制作盛放修补衣服用的肌腱的不透水袋子。他们选用结实、透明的髯海豹肠子做雪屋的窗格——这样制成的窗格在旅行时便于折叠，严寒时也不会结霜。制作捕海鸭的小网需要一种在盐水里不会腐烂的弹性材料一鲸须纤维是很好的选择。一只普通绒鸭的绒毛，系在放置于呼吸孔旁雪地里的一个棍子的尾端，就能反映出惜哨上浮的海豹的呼气情况。北极熊的骨头最坚硬，所以，凡是需要一个结实、锋利的尖头时，都用得着它。
　　人们发现，因纽特人制造的物品有许多微妙的、仿制的成分：在冰上用于把海豹拖回家的皮条的末端是一个拖拉手柄，上面雕刻着一只北极熊；鱼叉的尖端是由捕鱼潜鸟的尖喙制成的。因纽特人利用动物资源时，能对其适切性做精微的区分：缝制海豹皮时，他们对别卢哈鲸鱼肌腱的偏好胜过驯鹿肌腱；比起其他动物，他们更愿意选择雪鹗或鸬鹚的羽毛做箭头上的翎。他们的足智多谋表现在：他们把新鲜的甲鱼头尾搭接，紧紧地裹在湿海豹皮中，让它结冰形成雪橇的滑板。
　　雪橇本身是一件不寻常的装备。雪橇的滑板是用数截驯鹿角做成的交叉支撑结构，驯鹿角用海豹皮条捆扎固定。滑板的底部用粉状苔藓和水的混合物包裹，冻结成数层。冻结体表面是一层仔细打磨修理过的薄冰层。这样制成的雪橇很柔韧，摩擦力很小，手腕一用力便能在雪地上滑动，而且可以在不规则的海冰上轻便地滑行，而不会过度倾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托·盖斯特在圣劳伦斯岛发掘出一个普努克人遗址，列出了人们用海象牙制作出的一系列物品，每件器具都为一项特殊任务或一个特定目的而制作：一个狗具扣，一根使海豹负于流血的螺旋形叉，捕狐夹的一部分，一个帐篷绳拉紧器。类似物品多达100多件。
　　艾德蒙·卡彭特在《因纽特人的现实生活》一书中，针对一种为人熟知的现象指出，因纽特人能很快明白任何机械性问题的实质，并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他们也能从一堆“废弃物”或“垃圾”材料中。挑出有适当张力、耐扭曲或有弹性的东西，或是一些能耐热、耐反复冻结或耐腐蚀的东西，并使用简单的工具把它们制成可利用的、尽管不是永久性的器具。十九世纪的探险家经常评说因纽特人的这种能力，在他们眼里，这种能力无异于现代科学家应对出毛病的舷外发动机和手表的能力。
　　有人曾经说过，这些咧着嘴笑的人没有口袋，没有礼帽，没有车轮，却很敏捷。

十

　　當今，在布鲁克斯岭中段有一个名为阿纳图夫帕斯（Anaktuvuk Pass）的小村庄，那儿的因纽特人叫作努纳缪特人，他们直到最近依然以驯鹿、戴尔羊和驼鹿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原本过着流动生活，在布鲁克斯岭过冬，夏季则到波弗特海岸，与亲族一块谋生，用驯鹿皮交换海豹皮和鲸脂。他们最初的现代商品交换经历，是十八世纪与居住在柯维尔河口附近的因纽特人交换俄罗斯烟叶，而这些东西是后者与白令海因纽特人交换得来的。1850年以后，美国捕鲸者给阿拉斯加西北海岸带来了大量的面粉、茶叶、咖啡、糖和烟叶，以及枪支、弹药和酒。与靠海而居的亲族相比，努纳缪特人直接涉入贸易的程度不高，但却受到深刻影响。为了给捕鲸船员提供食物，努纳缪特人赖以生存的驯鹿几乎被杀光，因而他们不得不放弃山中生活。他们从依靠捕猎的生活转为依靠贸易的生活。其中少数人在海岸找到了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大多数人开始专门从事围猎以获取毛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波及这一偏远地区，毛皮市场一落千丈，贸易行关闭，努纳缪特人的生活又一次发生变化。1934年，得知驯鹿种群数量恢复，不断在山中来回迁徙，一小部分家庭便试图回归以前那种更惬意的生活。那一年，他们在阿纳图夫克河和柯维尔河的交汇处搭建了一个帐篷。最初几年，他们继续定期前往海岸，在那里捕鱼和捕猎海豹；但经过这段时间的重新调整后，他们于1939年返回了位于布鲁克斯岭的故乡。
　　十年后，有人承诺，可用飞机把商品运入山中，夏季有临时教师提供教学服务，这些承诺使几小批努纳缪特人聚居在一个名为图录伽克湖的地方。1951年，这批65人的居民向南迁徙了几英里；在阿纳图夫帕斯，美国邮局在猎人荷玛·麦基亚纳的皮制帐篷里建了起来。1961年，这儿建立了一所永久学校，截至那时，很多努纳缪特人整年都居住在该村庄或附近地区。目前，在这个村庄，居民约有180人；有一个商店，卫星能为电话、电视提供服务；还有一所拥有桑拿和游泳池的新学校，这是用阿拉斯加石油开采许可费修建的。
　　过去五十年里，同样的故事在整个北极以相同顺序重现多次。流动狩猎者为了贸易被迫定居在一个地方；为了适应以贸易或金钱为基础的经济类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一些人付出很大努力，想从表面上回归原来的古朴生活。而最终结果是，大部分本地语言佚失，在传教士、官僚和境外企业家的强大压力下，当地人的社会、宗教、政治和饮食等习俗也遭到严重侵蚀。狩猎专长是当地男女维持家庭运转的一种能力，是他们基于耐心和决心而形成的生活知识——而外来者却不怎么看重这样的品质，他们极力灌输的美德是：快捷，个人卫生，自我改进，日常生活中高度的条理性和计划性。
　　在现代社会，在外来文化圈中，能被努纳缪特人视为朋友的，是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因为他们赏识努纳缪特人的广博知识，尤其是这些本地人在当地自然史方面的知识，就是说，他们尊崇本地人的自然史知识。一些努纳缪特人面对所有这些不得不面对的变化，仍然过着平稳而有尊严的生活，在造访的科学家眼里，这些人无论男女，都成了素朴智慧的象征。当然，受到如此礼遇的，不只是阿纳图夫帕斯村的因纽特人。许多科学家在论文、著作及私人谈话中。曾评论过其因纽特同伴的特征。他们赞赏因纽特人的谦卑、智慧、诚实和幽默。科学家发现，有这些人在场很令人鼓舞，因为他们一旦开口。很少高谈阔论，而只谈实际、具体、实在的东西。
　　1978年，我和一位朋友造访了阿纳图夫帕斯村。他是一个研究狼的生物学家，曾在那里建了个临时住所，因为他的机智、善于聆听和该村爆发流感时所给予的帮助，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我们花数天时间，在附近山谷观察狼和驯鹿，并走访了几户村民。村民谈了许多狩猎经历。每个晚上都有讲不完的狩猎故事。某个人讲得很有道理时，顿时一片寂静；有人能巧妙而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时，会引来笑声一片。一天下午，我们动身向西远行，前往乌图考科河（Utukok）的源头考察。
　　阿拉斯加鱼类和猎物局在乌图考科河河畔有一个小型野外营地，位于砾石滩着陆带的边缘。在此宿营的生物学家男性女性都有，研究对象包括驯鹿、驼鹿、苔原灰熊和狼獾；我这位同伴的到来，使狼也成了研究对象。夏季，乌图考科河和可可利克河上游附近是片宁静的野地。北极西部的部分驯鹿从产崽地返回后，在这一带的小山上游荡。太阳一直在天空的某处闪耀。一周多的时间，天空晴朗无云。金雕在苔原的高空盘旋，也是在寻觅猎物。雪鹗从多草丛的停息处远远地注视着我们。此外，我们还常常遇见短耳鹗、矛隼。
　　抵达几天后，我和同伴向南走了六七英里，建了一个营地，以便观察远处的一个狼窝。在那片开阔、无树、起伏不平的原野上，有时我会有一种感觉：这里什么东西都难以藏身。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沿着伊凌诺拉克岭漫步，开始寻访在地上筑巢的鸟儿，而且，出于对其生命的奇迹和神秘的敬畏，我养成了向它们鞠躬的习惯。
　　我们观察的具体动物检验着周围的环境，尝试着自己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乃至其同类可能都没做过的事情——这展示了它们具有探索新情况的潜力。保持这种适应新环境的潜力是进化的关键秘诀之一。
　　我们观察了狼猎捕驯鹿，猫头鹰猎捕旅鼠；也观察了北极地鼠啃食山酢浆草。有关狩猎我想了很多。1949年，罗伯特·弗莱厄蒂讲了一个令人非常惊奇的故事，后来，埃德蒙·卡朋特让这个故事得以发表。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男士考莫克的奇遇。1902年，考莫克和家人面临饥荒，于是决定穿越海冰，到他熟悉的一个岛上，希望能在那儿找到食物（位于魁北克昂加瓦半岛北部的沃尔斯迪诺尔姆角外的一个小岛）。在旅途中，一天夜里，他们夜宿营帐下面的海冰突然开裂，致使他们丢失了几乎所有财物——所有的刀、矛、鱼叉，所有动物皮、石灯，以及大部分狗。他们没有狩猎设备，没有石灯融雪以获取饮用水，也没有食物和多余衣物。考莫克只剩下一个雪橇，几只狗，用来切割雪块建造雪屋的雪刀，以及生火用的燧石。
　　他们以自己的狗为食，并用杀死的狗来喂养留下的狗。考莫克最终把家人带到了島上。他用不太合适的材料制造了新的狩猎工具。他营造了栖身之处，使家人免于受冻，而且成功地捕杀了猎物。靠着临时拼凑和必要时的发明，他几乎是从一无所有重建了整个物质文化。他和家人都活下来了；他的一些狗也活了下来，并繁殖了后代。
　　数年中，他们留心收集稀有的漂浮木片和骨头，直到足够考莫克制作一个皮舟框架。考莫克的妻子用他们积攒的髯海豹皮制作了防水舟壳。一个夏日，他们乘皮舟离开该岛，返回昂加瓦半岛。正沿海岸探索的罗伯特·弗拉厄迪，发现了跨海而来的考莫克一家人和他们的狗。当他们靠近时，弗拉厄迪认出了皮舟的样式和爱斯基摩衣服的剪裁，却发现所用材料很奇怪，是临时拼凑的，就询问这个爱斯基摩人的来历。他回答说自己名叫考莫克。“你到底从何而来？”弗拉厄迪问道。“从很远的地方，从一个大岛来，从那儿，离这儿很远。”考莫克边指方向边回答。然后，他笑着拿其皮舟的糟糕样态开玩笑，于是一家人全笑了。

十一

　　我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一个人类家庭的勤劳与能力、毅力与创造性；因为它关乎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每一个灾难和极端的时刻，都能坚定地活下去。
　　在伊凌诺拉克岭的日子里，我对狩猎的理解还没有达到现在的层次；但当时我已开始觉察到，在接下来的年份里，自己在这方面大概会学习哪些东西，这些东西与因纽特人在一起时可以学到，被各种人引入一些具体环境中也可以学到——没有他人的引导，单靠我自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环境。在那些日子里，我所长的见识涉及狩猎的本质、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以及恐惧。这些见识缘于对动物的观察。
　　有足够证据表明，在北方所有土著狩猎民族中，猎人认为，自己和他们捕猎的大动物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神圣关系。这种关系充满着责任一对动物、对自己、对家人的责任。在研究土著狩猎民族方面，非常明显的一点不足，是对女性在狩猎中扮演的角色缺乏透彻理解，此时此刻，仍存在这一点不足很令人遗憾。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如猎人感到自然与动物有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觉得妻子也是如此，否则，他们和动物的关系好像就不全面，甚至有些不正常。在所有狩猎社会，一个男人没有妻子相助不可能狩猎成功。他依靠妻子的理由很明显——妻子要准备食物和衣服，陪伴丈夫，调适其心情，无形中给予鼓励；还有一些理由我们只能推测——可能出于宗教性因素，这种因素会影响和动物之间的相互承诺和尊重，而男性正是怀着这样的承诺和尊重意识去靠近要猎捕的动物。
　　我体验到，狩猎是一种心境——我所说的狩猎只是指置身野外。人們的所有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从而能全面融入野地。狩猎不仅仅是聆听动物的动静，细察蹄印或天气变幻；不仅仅是分析感官所察觉到的东西。狩猎意味着融入大地，大地就像衣服一样把你囊括其中；意味着与大地进行无声对话，其巨大魅力使你忘记与人类同伴说话。它意味着摆脱有关事物意义的理性思考，只关注事物本身的存在状态；意味着认识到事物只有和其他事物相联系才能存在。这些联系——比如，河流渡口附近岩石上的清洁露水和乌鸦遥远的声音——已成为模式。但遵从哪种模式却存在着随意性。比如，你突然感到饥饿，又想到家人，从而注意到你所漫步的山谷，尤其是其中的植物和气味，这样你就想到要捕猎驯鹿。一只驯鹿出现在面前。弓箭或子弹的发射犹如一声大叫那样自然而然，发生在你心不在焉之时。
　　做梦时，我们对事件的把握是非理性的，也是非线性的，此时，时间和空间的凌乱属正常现象——我认为，这种思维状态是土著猎人醒着时的思维状态。正是这种心境使耐心、坚韧和期望等词具有了新的含义。
　　狩猎社会中猎人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猎杀动物上，而是集中在呵护他与世界的种种关系上。他明白，这些关系使他与栖息着其他动物的世界成为一体。他认真履行这些义务，因为他察觉到，这些义务关涉自己方方面面的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或者好人就不会挨饿；或者意味着，负责向超自然的力量祷告以确保这些关系的巫师，就不会偶尔考虑个人得失或使用托词逃避责任。这仅仅意味着大多数人知道该如何做。
　　我们的文化与因纽特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我们已经把自身和动物占据的世界不可改变地分隔开来，即使在当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仍能感到这种不同。我们把自然界的所有动物和存在物都视为客体；我们操弄着这一切，使其为我们形形色色的目的服务。因纽特人很难理解这种分隔，也难以想象自己完全脱离动物世界的情景。对他们当中许多人而言，这种分隔类似于使自己与光或水完全隔离。很难想象如何做到这一点。
　　第二个不同是，由于我们把动物当成了客体，我们会非人性化地对待它们。这不仅意味着动物栖息在我们周围，不是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且意味着动物栖息在遥远的地方，对人类无足轻重。对因纽特人而言，人和动物的大部分关系是本地性的、人性化的。人们遇到的动物是其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应对它们负责任。对因纽特人而言，西方文化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把与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同一共同体中的动物的关系非人性化。他们尝试着把动物客体化，这样使问题复杂化了，而不是简单化了。

十二

　　因纽特人与自然维持这种亲密关系是付出一定代价的。我思考他们与我们产生差异的根由时，便意识到他们比我们有更多恐惧。他们天天都有更多恐惧。不是害怕皮舟倾覆落入冷水中，也不是害怕变老衰弱。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了大自然中的暴力和不幸。他们有这种恐惧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正如生活中会有驻足观看美丽事物的时刻，突如其来的、如洪水般的事件也是生活——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库纳德·拉斯穆森曾向中部因纽特巫师奥亚请教信仰问题，后者答道：“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有恐惧。”
　　请允许我的思绪飘得更远些。把类似因纽特人这样的狩猎文化看作是与大自然完全和谐或完全平衡是不对的。他们对动物的尊重，对这片土地上细微事物的关注并非是绝对的或彻底的，实际上离理想化的和谐还有一些距离。没有人懂那么多。也没有人会说他们懂那么多。他们面对大自然时怀着恐惧，怀着敬畏和优惧；还怀着热忱。他们把狩猎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它的暴力，尽管他们并不想遇到它。他们毫不动情，以至于大部分局外人以为他们很残忍，尤其是在对待狗这方面。因纽特人也不是毫无瑕疵。其历史上也有谋杀、战争和种族仇杀；如今，在我由此出发去狩猎的同一些村子里，不乏被酒精、毒品和野心毁掉的家庭。诚如我们不能墨守有关狩猎的那些浪漫观念，我们也不能无视因纽特人在相关方面的瑕疵。尽管如此，他们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还是尽力过一种有尊严和有理智的生活，一种睿智和优雅的生活——回顾这一点是有益的。在这片土地上，岸冰突然涌上岸（ivu）之类的迅速而致命的暴力是固有的，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何阐释生命力，也是有好处的。这片土地以一种特定的、实实在在的方式，铸造着人们的思想。
　　在现代社会。和爱斯基摩猎人一起旅行，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快的细节问题——其食物不合我们胃口，与其交谈缺乏深度，他们做事一贯缺乏正式计划；尽管如此，与其同行却一个明显的好处：我们会感到，懂得一些生存诀窍的人一直在身边。状态最好时，他们适应性强、务实、热心。他们非常关注自己有可能理解的领域。他们具有以活着为极乐的品性，也乐见他人如此。当前，我们人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大决战，了解他们这样一个民族有益无害。
　　和爱斯基摩人在野外同行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索他们令我折服的缘由。我钦佩他们为他人着想的意识，钦佩他们杀戮时的轻柔声音。我从未想到，我能从他们的角度，理解那一时刻他们那异常集中的意识，以及要杀戮生命时所伴随的危险；但是由于尊重他们对待自己行为的严肃性，我接受了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我在思索自己以外的存在时会感到困惑，此时，我会找到并使用自己文化中的部分智慧，也就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分支——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逻辑学，这样，就依次出现了以下问题：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是美？哪些是我们能够依赖的模式？
　　旅行时，我会问自己：我的同伴如何看待我眼中的死亡？对他们而言，在水面闪耀的阳光是否也是一种美？对爱斯基摩猎人而言，哪些模式是值得信赖的？我明白，他们所察觉的模式，可能与我想象的就在眼前的模式不同。他们与我们可能还会有其他明显不同的见解。
　　在伊凌诺拉克岭的那些天，我观看苔原灰熊扒开地面寻找地鼠，看狼捕猎，看角百灵坚毅地坐窝，看驯鹿跨越河流，在夕阳中抖落钻石般的璀璨水珠——除了观看我别无他图。这就是生命精彩的漂移和停歇。正是这些秩序让大地完美无瑕。我记得，1947年，在河流下游的某个地方，有位名叫爱德华·塞布尔的科学家在旅行中停了下来，凝视福尔松文化遗址中的一个矛尖，它是用黑燧石制成的有凹槽的精美物品，放在一个砂岩岩脊上。人们也在这片土地上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