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生于1956年。1979年，23岁的她嫁到白水港村，“那时候，渔民可吃香喽，比起我们村农民，他们打鱼工分折算的钱比我们多哦。”她那时只知道嫁给渔民的好处，却未曾预料往后的艰辛。

　　寒冬腊月里，她跟随着丈夫和公婆出船。“那天气冷得手都不敢拿出来”，她学着公婆使用那些繁杂的工具，钩滚、流钩、卡子、搬针，这统统是她说着都拗口的名字。一旦出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安全。他们一直沿着长江北上，一些河段开始结冰，船上也有一些冰，江宁走路心都悬着，怕这刺寒而翻滚的江水，恨自己笨拙而生疏的水性。
　　江上的日子，感觉没有穷尽，就是试着撒网等待，若遇到中华鲟这样灵巧有力的大鱼，还面临着被卷走丧生的危险。江宁觉得，她不再安稳了，她失去了平稳和宁静的土地，面对长江，她是这样无助和无力。大约是过了5个日升日落，他们一行驶到了虎渡河，这里已经全部结冰了。大家都欢快起来，因为结冰，水下氧气缺乏，凿开冰洞，鱼就能聚在一起。
　　这是满载而归的一年，在除夕的鞭炮声里，在那一片热闹中，江宁才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安宁。
　　1980年代，村里经过多方咨询，认为人工养殖淡水珍珠发展前景广阔，于是组织了技术小组，以周登全为组长，开始学习人工养殖淡水珍珠。
　　一晃眼3年已过，珍珠也该见成果了。全村人等待着，想看看3年前周登全和技术骨干们以他们闻所未闻的方式培育的珍珠。那会儿，他们“穿着经过消毒的专用手术服，小心翼翼地把外套膜上皮组织呈梅花形放入育珠蚌”，其实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外套膜上皮组织是什么。
　　周登全第一个跳上了渔船，将船缓缓地滑向吊绳边，紧张地捞起一个育珠蚌，慢慢地打开。一粒粒珍珠呈梅花形排列其中，在阳光下呈现出丰润与饱满，整个村都沸腾了。
　　江宁在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自己娘家的村里当过会计，从1984年开始，江宁在刚刚熟练掌握渔具时，响应国家号召，转行成为村里的会计，主要负责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堆孩子，我见过最多的有8个孩子，我丈夫他们就有兄弟6个。”大家普遍过着贫困的生活，虽说渔民收入还多一点，也顶不住人多饭量大，一件衣服大孩穿完二孩穿，穿到第六个孩子，原本的衣料都找不到了，只看到一块块补丁。
　　即便贫穷到如此地步，大家还是在尽量地多生孩子，因为他们长久的生活中，祖祖辈辈都宣扬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江宁的工作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会上，大家对她所说的露出惊讶的目光，随即是窃窃私语。但眼见着，国家的法律法规出台，超生的家庭受到惩罚。
　　“时代真是不同喽，那时候我们天天宣传晚婚晚育，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劝都不肯要两个孩子哦，一说起来都是奶粉贵、教育贵的。”时过境迁，江宁已经从一个稚嫩的小媳妇，变成了小孙子的奶奶。白水港村也从专业渔村彻底转型，3年前，白水港村渔民全体退捕上岸。江宁家拿到16万的补贴款，儿子和儿媳开始转到工厂打零工，江宁承担起带孙子的任务。村里为他们购买了养老统筹，江宁已经开始每月领工资了。
　　白水港村长江沿岸原来的臭泥潭也被改造成了观光休闲的广场，她和老姐妹在热烈的广场舞音乐中，扭動着仍然充满活力的身体，一心一意地想在这个好时代尽量多活几年，好日子多过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