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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漫长一生的精神劳作中，曾多次推动中国古代诗歌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他编选的诗集《明亮事物之书：国际诗选》，入选的中国古代诗人多达16位，诗歌有50首，占全书的六分之一。而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解读方式，在今天大谈特谈传统文化复兴，但“中国文化失语症”依旧无甚改观的处境下，很值得我们重视。
行文之初，有必要先简单介绍米沃什的生平及创作风格。
一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出生于立陶宛维尔诺（当时立陶宛仍属波兰版图），2004年8月14日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米沃什的高寿，使他有机会经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其人生阅历之丰富，经验幅度之广阔，罕有人能及。二战前，米沃什已享誉波兰文坛，在二战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编选诗集《独立之歌：波兰战时诗歌》。战后，米沃什先后出任波兰驻美、法外交官，1951年，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使下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走，此后的十年一直旅居巴黎，生活困顿仍笔耕不辍，但其作品从此在波兰被禁长达三十年。1960年，前往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学，2000年回波兰定居。米沃什的家庭从十六世纪起就開始讲波兰语，因此，尽管一生中几经漂泊，并精通数种语言，他仍视波兰为祖国，把波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坚持用波兰语写作。1980年，因“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政论等多种文体，主要作品有《冬日之钟》《被拆散的笔记簿》《被禁锢的头脑》《乌尔罗之地》《米沃什词典》等，80岁后出版的作品就有十多部，可谓名副其实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家。
米沃什的诗感情深沉、视野开阔，语言朴实诚恳，字里行间浓缩了深邃复杂的历史经验，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感。在其诺奖演说中，米沃什说，“无可置疑地，确实是有两个欧洲同时存在着，而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则碰巧注定要沦入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懂得怎么以泛论的方式来谈诗，我在讨论诗时，总是要把诗和特定的时间、地理环境结合起来。”波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可谓灾难深重，二战中被德国、苏联两国瓜分，成为德苏争夺的主战场之一，数百万人死于战争中。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还有苏联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等，给波兰人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波兰属于“另一个欧洲”，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更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不同于强大的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浩劫”是波兰人基本的历史经验。米沃什的许多诗作，便是对此的回应。1943年，米沃什目睹了纳粹在华沙犹太区的清洗后，写下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
…………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
（张曙光译）
在犹太隔离区之内，纳粹德军用重武器对犹太人进行残酷清洗，而就在隔离区之外不远处，一些市民欢笑着骑木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狂欢的曲调淹没了从隔离区发出的炮弹声。一墙之隔，生与死的巨大落差，死难者的悲惨遭遇，置身事外者的无动于衷，人性的麻木与残酷……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画面更刺痛我们的良知？这样的诗，的确无愧于作为“历史的见证”。米沃什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力，尤其是《被禁锢的头脑》，此书刻画中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主义重压之下的挣扎与心灵扭曲，深刻犀利，力透纸背，读后令人叹息再三。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鲁迅。两人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深刻的现实感，冷峻、坚硬、粗粝，不妥协，还有真诚的自我拷问。
获得诺奖后，米沃什不时被要求在一些场合朗读《菲奥里广场》一类大屠杀主题的作品。但频频在公共空间“展示苦难”，却与他的思想和行事原则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如实呈现极权主义、战争带来的物质破坏和道德崩溃，是诗人不得不承负的历史责任，但在不幸和苦难面前，诗人必须本着极其诚恳、谦卑的态度。他甚至怀疑，此类事件能否成为文学的题材：“面对暴行的事实，文学这个想法似乎是不合适的，而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为避免成为“专业的哀悼者”，米沃什后来甚至拒绝了一些转载其战争与大屠杀主题作品的请求。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确有不少作家为了“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名声，热衷于“展示苦难”，迎合公众情绪，使原本极其严肃的智性活动蜕化为取悦于人的公共表演。那既是对死难者的不敬，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的堕落。相比之下，米沃什始终是清醒的，在其精神品格中，道德勇气得到了智性诚实的平衡，避免了陷于狂热境地，或因追求名声而过多卷入意识形态之争。
二
米沃什虽曾写下《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以及《菲奥里广场》《梦痕录》《咖啡馆》等深具现实批判意义的作品，以履行一个作家“见证时代”的责任，但同时也有意识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他的作品最富魅力之处，在于历史经验和形而上沉思的精妙融合：一方面扎根于历史经验，把二十世纪中东欧国家所经历的苦难转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另一方面不过分沉溺于过往的不幸，并努力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这一更高的角度来思索历史和人生。到了晚年，他关注更多的，是科学世界观在人类智性领域获得主宰地位后带来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可从他编选的诗集《明亮事物之书》对中国古代诗歌及东方智慧的偏爱上得窥一斑。 1996年，《明亮事物之书》在美国出版，其时米沃什已年届85岁。这部诗歌选集，大量选入了当代波兰诗歌、现当代美国诗歌、法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其中，中国古代诗歌包括梁简文帝、王维、李白、杜甫、张籍、白居易、柳宗元、王建、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秦观、朱淑真、李清照、张养浩等人的作品。作为一位诺奖诗人，米沃什编选这样一部独特的诗集，自然不是任意为之，而是基于自己一贯的诗学原则。在序言里，他说从中国古代诗歌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元素，即诗人与万物的“亲熟关系”。中国古代诗人以极度恭敬的态度描述环绕他们世界的飞鸟、岩石、花朵、树木等等，把它们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主体，而宏观世界被每个具体的细节反映出来，就像从一滴露珠中看到太阳。这种理解，明显偏向于道家、禅宗的路数。如其所言，中国古代诗歌“提醒人不仅通过对抗才可以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也许道教和佛教，以他们沉思的倾向，促使诗人观看事物，并与它感同身受，因此强化了它的存在”。米沃什所指的，是道家“任物自然”的思维方式，即肯定物之为物的本然，在凝神注视中使它们本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原原本本地呈现。这显然有别于现代科学精神——没有“我”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因而也不会有世界的物化和对象化。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初衷，便是在现代科学的物化思维之外寻找另一种观照世界与生活的方式，是对“存在之光”的寻索，以“明亮事物”名之，可谓贴切。
米沃什对现代科学一贯持批判反思态度，但并不断然否定，其矛头所指，是大众传播过程中被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科学”，及其给人类伦理、精神领域带来的冲击。以生物学为例，米沃什说，生物进化论拆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栅栏，把人看成“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链条上以智能优势居于其他动物之上的动物。这种思维运用于社会历史和精神领域，个人的独特性就被社会规律和心理决定因素剥夺了，变成一个个数字符号，可替换、可消耗的统计单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粗俗版，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的种族主义、优生学等，把人仅仅看作屈从于力量关系的动物，必然导致强者被供于神坛之上，弱者被踩在泥泞之中，“为以某种假设的社会卫生之名灭绝数百万人类生命创造了条件”。
现代科学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触及价值问题，当传统的宗教信仰或伦理价值在科学的“祛魅”之后失去了规范人心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时，科学却无力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价值系统，因而自从科学在人类精神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来，生命之无意义与悬空状态就一直在蔓延。“生活的意义没有答案，精神与意义的匮乏扭打”，成为了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个主要面相。
米沃什这些批评，或许有偏见，但在偏见背后，更多的是对现代文化精神乃至人类前景的忧思。现代科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思索存在时的无能，因其把世界的事物当成一个个有待分析解剖的僵硬对象。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以科学方法处理，成了大头针下的昆虫标本，它被解剖、被研究、被分类，其神韵、生命气息早已消失无踪。这种处理方式也许很有用，但其中的偏执已无以复加。与此不同，中国古代诗歌及其背后的哲学智慧，以深心、专注、崇敬的态度沉思世界的事物，善意、尊重地对待自然和人，在凝神观照中注意到所发生事情的所有细节。这种对待自然与人的方式，不仅体现于思维层面，也具有伦理意义。它是一种“启明”或曰“明亮事物”，烛照出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揭示人的神性维度，使得人在面对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面前不至于感到无能为力，惶惑不安。
以中国古代诗歌为范例，米沃什提出，在物化思维大行其道的今天，“诗歌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唤起存在”，诗歌的使命应是肯定和赞美存在。以此为标准，米沃什在世界各国文学中寻找具有相似品格的诗作，结集而成《明亮事物之书》。
三
也有国内作家认为，米沃什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存在不少误读。中国当代诗人西川便指出，米沃什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接受离不开欧美的历史处境，不可避免会带有欧美人的偏见。例如，从道家美学精神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诗歌，就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由于诗歌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流失，在英文版的中国古代诗歌中，古典韵味已所剩无几了。以《明亮事物之书》选入的李白《独坐敬亭山》为例，原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英译文如下，译者为山姆·哈米尔：
The birds have vanished into the sky.
and now the last cloud drains away.
We sit together， the mountain and me，
until only the mountain remains.
西川尝试把英译文译成现代汉语：
众鸟已然消逝进天空。
现在最后的云朵飘走。
我们坐在一起，山岭和我，
直到只剩下这山岭。
原诗的情感底色是孤独、苦闷，寄情山水则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排遣郁悒、寻求解脱的途径，但在这里，《独坐敬亭山》已从李白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变成一首现代“顿悟”诗。米沃什根据英译文所作的评语是：“静坐并沉思一片风景，导致了我们个体存在的消失，于是我们变成了我们思考的山岭。”打动他的，似乎是诗中看待万物的态度——一种深切的爱，把万物当作自己的同类，最后在沉思中与万物融合为一。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物我合一”“顿悟”再平常不过了，当米沃什把它们与物化思维并置时，却變得异常清晰，不同寻常，而这首我们因过于熟悉而失去鲜活感受的小诗，再次焕发出让人惊异、感奋的力量。虽是误读，但可以说，原诗的丰富内涵是能够容纳这种误读的。
西川把米沃什的误读称为“善意的偏见”“阅读的错位”，自然是成立的。严格来说，米沃什连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也有局限，他的关注点始终是以人的性灵反抗单向度的世界，这应是受到他所喜爱的西方浪漫派哲学、非理性哲学的影响。当他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这二者构成了他理解的“先入之见”。但是，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原本就不是异质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话者基于自身社会历史情境而做出的创造性理解。从另一角度来看，对话者的偏见亦是其主体性和个人眼光所在，既不可避免，又必不可少。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何尝没有我们的偏见和创造性理解，又何尝不是误读？同样，我们能否如古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古代的文化？恐怕也无法避免当代人的偏见吧？但不能说，这些误读都毫无意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文化“失语症”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问题的讨论一直非常活跃。但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大体上已局限于“市场化”和“学院化”两种路径。媒体与出版机构炒作出来的“传统文化热”，表面看来很繁荣，但更多的是文化消费，而非严肃的智性活动。学院派则在科研项目的诱惑下，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处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在僵化的论文生产体制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僵硬的知识形态，完全脱离当代人的生存体验，几同于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这就难怪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至今仍未有根本改变，西方文化与学术话语的统摄力依旧强大。米沃什或许误读了中国文化，但作为20世纪欧美第一流的诗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思考，确能发挥“他者”之镜的作用，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而且这种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眼光”，也提醒了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路径：现代科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生态破坏、人的物化、精神的无根基状态、价值虚无主义等等，并非局限于欧美国家，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也愈来愈凸显，中国传统文化要重新焕发生命力，就必须关注、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具备现代问题意识。
不可否认，米沃什对中国古代诗歌及哲学的热爱，是非常真诚的，误读也许不可避免，但他对异质文明的尊重，又是确定无疑的。在他眼中，中国古代诗歌仍是活生生的，并未与当代人的生存体验相隔阂，甚至可说具有永恒的价值，如其所言，“我们从这些大师中能发现什么呢？他们的什么东西特别吸引我们？毋庸置疑，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发现：我们能理解他们，通过他们的嘴唇，永恒的人在发言，爱，短暂，死，那时和现在完全相同。”
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有所作为呢？只有与当代人的生存体验相融合，“永恒的人的发言”，才能为当代人所倾听。我倒是相信米沃什的眼光，中国文化有足够的潜力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共同克服当代生存困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还可以提及米沃什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首诗《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译）
此诗作于1971年，米沃什60岁之时。这一年，他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距流亡出走已过了二十年，漫长的漂泊生涯暂告结束，其内心似乎也获得了和解，得以心灵的秩序直面世事的纷纭不定。整首诗弥漫着一种平静、从容、澄澈的氛围，一切忧心、焦灼、愤懑均在其中消融，颇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韵。宁静、澄明，并不等同于消极遁世，米沃什始终是一位具有深刻现实感的诗人，他的多数作品，只要细心阅读，总能发现集中营的模糊背景。
责任编辑 李 淳
行文之初，有必要先简单介绍米沃什的生平及创作风格。
一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出生于立陶宛维尔诺（当时立陶宛仍属波兰版图），2004年8月14日在波兰克拉科夫逝世。米沃什的高寿，使他有机会经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其人生阅历之丰富，经验幅度之广阔，罕有人能及。二战前，米沃什已享誉波兰文坛，在二战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编选诗集《独立之歌：波兰战时诗歌》。战后，米沃什先后出任波兰驻美、法外交官，1951年，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使下从波兰驻法大使馆出走，此后的十年一直旅居巴黎，生活困顿仍笔耕不辍，但其作品从此在波兰被禁长达三十年。1960年，前往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学，2000年回波兰定居。米沃什的家庭从十六世纪起就開始讲波兰语，因此，尽管一生中几经漂泊，并精通数种语言，他仍视波兰为祖国，把波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坚持用波兰语写作。1980年，因“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米沃什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政论等多种文体，主要作品有《冬日之钟》《被拆散的笔记簿》《被禁锢的头脑》《乌尔罗之地》《米沃什词典》等，80岁后出版的作品就有十多部，可谓名副其实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家。
米沃什的诗感情深沉、视野开阔，语言朴实诚恳，字里行间浓缩了深邃复杂的历史经验，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感。在其诺奖演说中，米沃什说，“无可置疑地，确实是有两个欧洲同时存在着，而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则碰巧注定要沦入20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懂得怎么以泛论的方式来谈诗，我在讨论诗时，总是要把诗和特定的时间、地理环境结合起来。”波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可谓灾难深重，二战中被德国、苏联两国瓜分，成为德苏争夺的主战场之一，数百万人死于战争中。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还有苏联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卡廷惨案”等，给波兰人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波兰属于“另一个欧洲”，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更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不同于强大的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浩劫”是波兰人基本的历史经验。米沃什的许多诗作，便是对此的回应。1943年，米沃什目睹了纳粹在华沙犹太区的清洗后，写下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
…………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
（张曙光译）
在犹太隔离区之内，纳粹德军用重武器对犹太人进行残酷清洗，而就在隔离区之外不远处，一些市民欢笑着骑木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狂欢的曲调淹没了从隔离区发出的炮弹声。一墙之隔，生与死的巨大落差，死难者的悲惨遭遇，置身事外者的无动于衷，人性的麻木与残酷……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画面更刺痛我们的良知？这样的诗，的确无愧于作为“历史的见证”。米沃什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这种深刻的洞察力和批判力，尤其是《被禁锢的头脑》，此书刻画中东欧知识分子群体在极权主义重压之下的挣扎与心灵扭曲，深刻犀利，力透纸背，读后令人叹息再三。这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鲁迅。两人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深刻的现实感，冷峻、坚硬、粗粝，不妥协，还有真诚的自我拷问。
获得诺奖后，米沃什不时被要求在一些场合朗读《菲奥里广场》一类大屠杀主题的作品。但频频在公共空间“展示苦难”，却与他的思想和行事原则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如实呈现极权主义、战争带来的物质破坏和道德崩溃，是诗人不得不承负的历史责任，但在不幸和苦难面前，诗人必须本着极其诚恳、谦卑的态度。他甚至怀疑，此类事件能否成为文学的题材：“面对暴行的事实，文学这个想法似乎是不合适的，而我们也不免要怀疑，某些现实区域究竟能不能成为诗或小说的题材。”为避免成为“专业的哀悼者”，米沃什后来甚至拒绝了一些转载其战争与大屠杀主题作品的请求。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异常激烈，确有不少作家为了“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名声，热衷于“展示苦难”，迎合公众情绪，使原本极其严肃的智性活动蜕化为取悦于人的公共表演。那既是对死难者的不敬，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的堕落。相比之下，米沃什始终是清醒的，在其精神品格中，道德勇气得到了智性诚实的平衡，避免了陷于狂热境地，或因追求名声而过多卷入意识形态之争。
二
米沃什虽曾写下《被禁锢的头脑》《权力的攫取》，以及《菲奥里广场》《梦痕录》《咖啡馆》等深具现实批判意义的作品，以履行一个作家“见证时代”的责任，但同时也有意识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他的作品最富魅力之处，在于历史经验和形而上沉思的精妙融合：一方面扎根于历史经验，把二十世纪中东欧国家所经历的苦难转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另一方面不过分沉溺于过往的不幸，并努力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困境这一更高的角度来思索历史和人生。到了晚年，他关注更多的，是科学世界观在人类智性领域获得主宰地位后带来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可从他编选的诗集《明亮事物之书》对中国古代诗歌及东方智慧的偏爱上得窥一斑。 1996年，《明亮事物之书》在美国出版，其时米沃什已年届85岁。这部诗歌选集，大量选入了当代波兰诗歌、现当代美国诗歌、法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其中，中国古代诗歌包括梁简文帝、王维、李白、杜甫、张籍、白居易、柳宗元、王建、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秦观、朱淑真、李清照、张养浩等人的作品。作为一位诺奖诗人，米沃什编选这样一部独特的诗集，自然不是任意为之，而是基于自己一贯的诗学原则。在序言里，他说从中国古代诗歌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元素，即诗人与万物的“亲熟关系”。中国古代诗人以极度恭敬的态度描述环绕他们世界的飞鸟、岩石、花朵、树木等等，把它们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主体，而宏观世界被每个具体的细节反映出来，就像从一滴露珠中看到太阳。这种理解，明显偏向于道家、禅宗的路数。如其所言，中国古代诗歌“提醒人不仅通过对抗才可以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也许道教和佛教，以他们沉思的倾向，促使诗人观看事物，并与它感同身受，因此强化了它的存在”。米沃什所指的，是道家“任物自然”的思维方式，即肯定物之为物的本然，在凝神注视中使它们本真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原原本本地呈现。这显然有别于现代科学精神——没有“我”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因而也不会有世界的物化和对象化。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初衷，便是在现代科学的物化思维之外寻找另一种观照世界与生活的方式，是对“存在之光”的寻索，以“明亮事物”名之，可谓贴切。
米沃什对现代科学一贯持批判反思态度，但并不断然否定，其矛头所指，是大众传播过程中被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科学”，及其给人类伦理、精神领域带来的冲击。以生物学为例，米沃什说，生物进化论拆毁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栅栏，把人看成“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链条上以智能优势居于其他动物之上的动物。这种思维运用于社会历史和精神领域，个人的独特性就被社会规律和心理决定因素剥夺了，变成一个个数字符号，可替换、可消耗的统计单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粗俗版，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的种族主义、优生学等，把人仅仅看作屈从于力量关系的动物，必然导致强者被供于神坛之上，弱者被踩在泥泞之中，“为以某种假设的社会卫生之名灭绝数百万人类生命创造了条件”。
现代科学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触及价值问题，当传统的宗教信仰或伦理价值在科学的“祛魅”之后失去了规范人心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时，科学却无力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价值系统，因而自从科学在人类精神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来，生命之无意义与悬空状态就一直在蔓延。“生活的意义没有答案，精神与意义的匮乏扭打”，成为了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个主要面相。
米沃什这些批评，或许有偏见，但在偏见背后，更多的是对现代文化精神乃至人类前景的忧思。现代科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思索存在时的无能，因其把世界的事物当成一个个有待分析解剖的僵硬对象。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以科学方法处理，成了大头针下的昆虫标本，它被解剖、被研究、被分类，其神韵、生命气息早已消失无踪。这种处理方式也许很有用，但其中的偏执已无以复加。与此不同，中国古代诗歌及其背后的哲学智慧，以深心、专注、崇敬的态度沉思世界的事物，善意、尊重地对待自然和人，在凝神观照中注意到所发生事情的所有细节。这种对待自然与人的方式，不仅体现于思维层面，也具有伦理意义。它是一种“启明”或曰“明亮事物”，烛照出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揭示人的神性维度，使得人在面对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面前不至于感到无能为力，惶惑不安。
以中国古代诗歌为范例，米沃什提出，在物化思维大行其道的今天，“诗歌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唤起存在”，诗歌的使命应是肯定和赞美存在。以此为标准，米沃什在世界各国文学中寻找具有相似品格的诗作，结集而成《明亮事物之书》。
三
也有国内作家认为，米沃什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存在不少误读。中国当代诗人西川便指出，米沃什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接受离不开欧美的历史处境，不可避免会带有欧美人的偏见。例如，从道家美学精神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诗歌，就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由于诗歌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流失，在英文版的中国古代诗歌中，古典韵味已所剩无几了。以《明亮事物之书》选入的李白《独坐敬亭山》为例，原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英译文如下，译者为山姆·哈米尔：
The birds have vanished into the sky.
and now the last cloud drains away.
We sit together， the mountain and me，
until only the mountain remains.
西川尝试把英译文译成现代汉语：
众鸟已然消逝进天空。
现在最后的云朵飘走。
我们坐在一起，山岭和我，
直到只剩下这山岭。
原诗的情感底色是孤独、苦闷，寄情山水则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排遣郁悒、寻求解脱的途径，但在这里，《独坐敬亭山》已从李白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变成一首现代“顿悟”诗。米沃什根据英译文所作的评语是：“静坐并沉思一片风景，导致了我们个体存在的消失，于是我们变成了我们思考的山岭。”打动他的，似乎是诗中看待万物的态度——一种深切的爱，把万物当作自己的同类，最后在沉思中与万物融合为一。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物我合一”“顿悟”再平常不过了，当米沃什把它们与物化思维并置时，却變得异常清晰，不同寻常，而这首我们因过于熟悉而失去鲜活感受的小诗，再次焕发出让人惊异、感奋的力量。虽是误读，但可以说，原诗的丰富内涵是能够容纳这种误读的。
西川把米沃什的误读称为“善意的偏见”“阅读的错位”，自然是成立的。严格来说，米沃什连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也有局限，他的关注点始终是以人的性灵反抗单向度的世界，这应是受到他所喜爱的西方浪漫派哲学、非理性哲学的影响。当他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这二者构成了他理解的“先入之见”。但是，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原本就不是异质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话者基于自身社会历史情境而做出的创造性理解。从另一角度来看，对话者的偏见亦是其主体性和个人眼光所在，既不可避免，又必不可少。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何尝没有我们的偏见和创造性理解，又何尝不是误读？同样，我们能否如古人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古代的文化？恐怕也无法避免当代人的偏见吧？但不能说，这些误读都毫无意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文化“失语症”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问题的讨论一直非常活跃。但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大体上已局限于“市场化”和“学院化”两种路径。媒体与出版机构炒作出来的“传统文化热”，表面看来很繁荣，但更多的是文化消费，而非严肃的智性活动。学院派则在科研项目的诱惑下，以课题研究的方式处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在僵化的论文生产体制中，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僵硬的知识形态，完全脱离当代人的生存体验，几同于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这就难怪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至今仍未有根本改变，西方文化与学术话语的统摄力依旧强大。米沃什或许误读了中国文化，但作为20世纪欧美第一流的诗人，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思考，确能发挥“他者”之镜的作用，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而且这种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眼光”，也提醒了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路径：现代科学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生态破坏、人的物化、精神的无根基状态、价值虚无主义等等，并非局限于欧美国家，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也愈来愈凸显，中国传统文化要重新焕发生命力，就必须关注、回应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具备现代问题意识。
不可否认，米沃什对中国古代诗歌及哲学的热爱，是非常真诚的，误读也许不可避免，但他对异质文明的尊重，又是确定无疑的。在他眼中，中国古代诗歌仍是活生生的，并未与当代人的生存体验相隔阂，甚至可说具有永恒的价值，如其所言，“我们从这些大师中能发现什么呢？他们的什么东西特别吸引我们？毋庸置疑，非常重要的是这种发现：我们能理解他们，通过他们的嘴唇，永恒的人在发言，爱，短暂，死，那时和现在完全相同。”
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有所作为呢？只有与当代人的生存体验相融合，“永恒的人的发言”，才能为当代人所倾听。我倒是相信米沃什的眼光，中国文化有足够的潜力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共同克服当代生存困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还可以提及米沃什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首诗《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译）
此诗作于1971年，米沃什60岁之时。这一年，他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距流亡出走已过了二十年，漫长的漂泊生涯暂告结束，其内心似乎也获得了和解，得以心灵的秩序直面世事的纷纭不定。整首诗弥漫着一种平静、从容、澄澈的氛围，一切忧心、焦灼、愤懑均在其中消融，颇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韵。宁静、澄明，并不等同于消极遁世，米沃什始终是一位具有深刻现实感的诗人，他的多数作品，只要细心阅读，总能发现集中营的模糊背景。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