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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突出表现是其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在世界经济总体中所占份额迅速扩大。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虽然对原有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严重冲击，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国际经济格局还需要长期努力。中国在呼吁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还须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處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从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看，结构性问题还很突出。产业结构不平衡，中国在第一、二产业集中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中国至2008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1%。而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9%，且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且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中国目前服务业只占40%，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65%。另外，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按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高于法国的0.327、瑞士的0.337、美国的0.408等发达国家，也高于罗马尼亚的0.315、马来西亚的0.379、印度的0.368等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9，贫富差距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25位。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業链的低端，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编/彭澜）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處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从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看，结构性问题还很突出。产业结构不平衡，中国在第一、二产业集中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中国至2008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1%。而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9%，且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且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中国目前服务业只占40%，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65%。另外，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按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高于法国的0.327、瑞士的0.337、美国的0.408等发达国家，也高于罗马尼亚的0.315、马来西亚的0.379、印度的0.368等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9，贫富差距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25位。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業链的低端，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