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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匠
一棵树，高大，茂密，无数的鸟围绕着它，它最终却变成了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这魔术是誰变的呢？木匠。
一棵树倒下去了，天空一下子变了。突然多出来一大块蓝天，这让你措手不及。
倒下去的那棵树被它的主人砍去了枝丫，最后，只留下光秃秃的主干。这个主干被称作“材”，长大成材的“材”。如果它太细，太短，那就叫“不成材”。把“材”破开来，那就是“料”。所谓“材料”，所谓“是块材料”，指的就是它了。但是，相对于“料”而言，在粗和长这两个硬性的指标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硬指标，那就是直。想想吧，如果“材”是七扭八歪的，弯的，它能出多少“料”呢？很有限。农民的价值判断从来都是直接的，他们在一棵树的实用性上看到了人的成长—在长“大”之外，他还要求你长“直”。否则，你只是“材”而不是“料”。如果你直而长，你就可以做“梁”；如果你又直又粗又长，你就可以做柱子，也就是“栋”。“栋梁之材”可是一个最高的评价，一般的人得不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有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今年（2013）的大年初一刚刚去世，叫“庄则栋”。他的姓好，“庄”，正的意思；名字更好，“则栋”。很符合逻辑—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吗？
一棵树被砍成“材”依然是没用的。植物和动物不一样，动物说死就死了，植物不同，它的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说“材”吧，“材”依然有它剩余的生命，它在第二年的开春还可以长出新芽—这怎么可以呢？一张桌子突然发芽，或者说，一座房子突然长高了，那是要吓死人的。
所以，哲学家说：“枝叶繁茂的大树没有资格成为庙堂的栋梁。”这句话有隐喻的性质。栋梁不可以枝叶繁茂，那是有所暗示的—庙堂里的人不能有太多的欲望，不能贪，不能有过旺的念想，不能动不动就枝枝杈杈。你得修炼，无欲、无求，像真正的木头。
怎样才能让一棵大树“死掉”呢？正确的做法是把树干扔到水里，泡。泡上两年、三年，这时候，一棵树就真的断了凡心了，它就成真正的木头了。
然后呢，当然得把它从水里捞上来。因为泡得太久，过于潮湿了，锯子对付不了它。必要的手段是把它放在岸上晾，一年，也可以是两年—这时候就可以“出料”了。出料是一个力气活，用的是大锯。你得把树干像大炮一样架起来，师傅在上，徒弟在下。师傅拉，徒弟推；师傅推，徒弟拉，木材就成了雪片糕，一片一片分开了。当然，这只做成了一半，你还得把木材倒过来，在另一头锯。两头的锯缝一对接，一块木板就这样诞生了。你不必担心锯缝对接不上，“师傅”的精确性在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
这么一说三四年就过去了。想想也是，要成材，要做材料，没有耐心怎么行。
但是，“出料”之后的板材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威胁：变形或者开裂。所以，定型是要紧的。你得把板材捆好了，接着晾，一年，或者两年。如果省略了这个环节，悲剧将如期而至，好端端的木桶突然变成一把喷壶。
一棵高大的、茂密的树在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生命远走高飞，留下了亲切的物质，它叫木头。我喜欢木头，我喜欢木头的香，我喜欢木头平整、光滑的手感，我喜欢木头自由的、不可预测的花纹。我甚至还喜欢木头的垃圾—锯木屑和刨花。
锯是木工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基础的基础。它严格执行事先的丈量，锯是意志，锯是逻辑，锯是美好的规划和预设。在一把锯子面前，木头只能按照人的意念各行其是。锯的本分是分，分的目的是合。所谓木匠，其实就是让木头分分合合，最终呈现出人所渴望的样子。
如果说，锯是木头内在的语法，那我只能说，刨就是关于木头的修辞。刨提升了木头，它让木头变得平整、光洁—这只是表象。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呈现了木头的本质和气韵。年轮，还有花纹，那是静态的波澜。每一块木头都是一棵树的日记和成长史，暗含了木头全部的秘密与隐私。相对于木头，刨子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传记作家，哗啦一下，又一下，一页，又一页。往事历历在目。曾经沧海。
我第一次拿起刨子的时候就能刨了。我喜欢刨这个动作，我喜欢看见刨花从我的刨子里翻滚而出，它的声音好听极了。一位老木匠看着我的动作，称赞说：“这小伙将来能做木匠。”是的，我是一个木匠，一直都是，我把大地上一棵又一棵树“打”成了屋里的器物。因为老木匠的赞扬，我来劲儿了，我在平平整整的木板上刨出了一个坑。
我想我该说一说关键的一点了。无论是锯还是刨，那都是年轻木匠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徒弟的事情。师傅一直坐着。他在凿。人们不太在意凿，我也是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凿的难度和含义的—凿什么呢？凿榫头。为了对接，榫头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头公，突出的那个部分；一头母，凹进去的那个部分。当所有的公榫头和所有的母榫头对接起来的时候，一件器物才算真的诞生了。器物结实不结实，器物牢靠不牢靠，只取决于一点，榫头是不是恰到好处。榫头的大小、深浅、曲直都是关键，它对木匠的手艺是一个直观的、残酷的考验。好的器物都有一个共同标志，所有的榫头，一公与一母，它们都匹配。是“天生”的一对和“地设”的一双，像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榫头就必然有缝隙，这缝隙因为彼此的般配，严实了，反过来又天衣无缝。
我不知道算不算跑题，我想在这里说一说箍桶。从大的方面来说，箍桶也属于木匠活，但是，因为内分工的细化，箍桶匠其实已经从木匠当中脱离开来了，成了一门独立的手艺。
箍桶匠上门的时候事先都要带上两只金属箍，一大，一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桶大多呈梯形，下面小，上面大。所以，一大一小的两个箍就必不可少了。
桶是圆的。说起圆，就不能不说圆周和直径的关系—周长是直径的3.141592倍。我估计大部分木匠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他们只是从师傅那里得到了一个“模糊概念”：圆周是直径的3倍。知道这个并不难。 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好看”上。站立在桶底周边的木片必须等宽，简单地说，每一块木片都必须一样大，否则就太难看了—你如何讓一样宽的木片连接起来之后正好等同于桶底的圆周呢？
没完呢。我已经说了，桶都是梯形的，所以说，周边的每一块木片也必须是梯形的，下面窄，上面宽。这一来更麻烦了，你不仅要保证桶的下底是一个小圆，还要保证桶的上底是一个大圆。
还没完呢。因为上下两个圆，每一片木片的两个侧面就必须是斜面。只有斜面的木片才能够相互抵挡，相互挤压，产生出支撑的张力，要不然就全散了。
这个斜面的坡度是多少呢？
在数学面前，我相信这些问题是简单的，都可以“数据化”。但问题是，这是生活。哪一个箍桶匠会在研究了数学之后再去箍桶呢？说笑话了。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数据化”。他们仰仗的都是他们的经验，说得高级一点儿，他们所能仰仗的只能是他们的“模糊判断”。这里刨去一点点儿，那里再刨去一点点儿，最后，所有的模糊加在一起，却得到了一个无比牢靠的、无比精确的、不可思议的结果—一只精美绝伦的木桶产生了。这不科学。这仅仅是事实。一个普通的木匠跳过了美妙和复杂的思维，用他的胡萝卜一样的粗糙的手指直接抵达了科学的彼岸。
在今天，每一个城市都活跃着众多的装修队，这里头有一个规律，装修队的“包工头”大多都是木工。一个能锯、会刨、敢凿的人，他们对付这个世界的能力都差不到哪里去。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三十年前学木工的那帮年轻人，现在成“大款”的比较多。大款们多有钱了，但是“木匠”这门手艺已经死了。
弹棉花的
木匠叫木匠，瓦匠叫瓦匠，鞋匠叫皮匠，所有的手艺人都叫“匠”，各就各位。到了弹棉花的这里，出幺蛾子了，他们一律被叫作“弹棉花的”。这很不好，在他们的那一头显得不那么郑重，在我们的这一头也不怎么顺口。汉语的口语有它的讲究，叫“双音化”，三个字会说成两个字，一个字也会说成两个字。举个例子，就说酒，“茅台酒”我们省去一个字，叫“茅台”；“啤”则要把“酒”补上，反过来叫“啤酒”。“弹棉花的”该怎么“双音化”呢？弹匠，言不及义；棉匠，狗屁不通；花匠，已有他用。弹棉花的就这样成了“弹棉花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弹棉花的”通常是两个人，一般都是夫妇。他们对棉被的称呼很奇怪。棉被有大小，有薄厚，我们不是叫“小被子”就是叫“厚被子”，他们论斤。三斤被，五斤被，八斤被。后来我就弄明白了，他们这样说是为了收钱方便，三斤是三斤的价，八斤是八斤的码。
把棉花称好了，师傅们的第一道工序是摘棉籽。棉籽大约有一粒黄豆那么大—可以榨油的。和蓖麻籽一样，棉花籽的内部蕴藏着上好的工业和军事用油，擦枪或保护机械都用得上。但是，那是一个过于贫穷的年代，芝麻油、花生油都是奢侈品，菜籽油几乎也吃不上。吃不上怎么办？用棉籽油替代。棉籽油对身体的伤害巨大，尤其是男性，农民是知道的。可知道了又怎么样？吃。我大老远的就能闻到正在燎锅的棉籽油味，它的气味怎么也不能和“吃”联系在一起。
剔除了棉籽，弹棉花的，我说的是那个男人，开始准备他的家当了。他首先要在腰间系上一条宽大的皮带，布袋子也行—它的作用是固定一条长长的、弧形的竹片，竹片的一头卡在腰椎（我们叫做“腰眼”）上，另一头则高悬在头顶，弯弯的，用来吊住弹棉花的弓。这样一来弓的所有重量都落在腰上，左手只是扶住弓，任意地挑选方向；右手则握住木锤，咚的一下，皮弦就响了。弹棉花的行头的确有些特别，看上去充满了喜感。
但弹棉花弓到底不是乐器，击打弓弦不是为了制造音响，而是为了提供震颤。在弓弦震颤的时候，它会不停地扯拽。就在这样的扯拽里，棉花的纤维就被它拉开了。所谓“弹棉花”，其实就是让棉花蓬松起来，蓬松起来的棉花隔温效果更好，暖和了。
弹棉花的节奏是这样的：笃、笃、笃、铛—第一声是闷的，是弦在“吃”棉花，弦把棉花“叼”在嘴里了；后面的两声同样很闷，那是真正的“弹”，弦在颤动，纤维越拉越长；第四声却有些悠扬，棉花的纤维被彻底扯开了，有点儿接近于空弦，悠扬是当然的。伴随着这样的节奏，棉花膨胀起来，一下子多出许多棉花，是越来越多的好光景。
无论弹棉花多么接近于演奏，它终究是个脏活儿。这个脏体现在空气里。说到底，棉纺是一件重度污染的事—烟尘斗乱，纤尘在飞扬。用不了一个小时，人们的头发、眉毛和胡子就全白了。
这么脏的空气怎么对付呢？弹棉花的会戴上一只口罩。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保护了。
我要好好说一说弹棉花的那只口罩。
从理论上说，既然是劳动保护，口罩就应该把嘴巴和鼻子都罩在里头，起到一个过滤空气的作用。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爱聊天，还有一个坏习惯，在工作的时候更喜欢聊天。因为口罩，聊天不方便了。怎样才能既戴上口罩又不影响聊天呢？绝大部分弹棉花的是这样做的—让口罩捂在下巴上。我看到过这样无聊的、滑稽的口罩，一次又一次。
还是回到弹棉花上来吧。
纤维被拉开了，一朵一朵的棉花汇成了一个整体，棉花终于变成棉絮了。但棉絮终究是散的，把它“网”起来就特别的重要。“网”棉絮是一道很好看的工序，“弹棉花的”会拿起一根竹竿，它的顶头有一个轱辘，上面缠满了细长的棉线。“弹棉花的”用左手捏住线头，右手一摆，轱辘哗啦一下就到女人的那一头了。女人接过线，一掐，线断了，轻轻地搭在棉絮上。“网”棉絮的线大多选用红色，因为它太细、太软，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方格，在雪白的棉絮上雾蒙蒙的，也很好看。
或许因为新弹的棉絮过于蓬松了，不好折叠，弹棉花最后一道工序反而是压。碾子是木头的，一般是一块整木，像锅盖，也像切菜的墩子，很厚，被刨子刨出了光滑的弧线。每当我看见“弹棉花的”压得那样卖力气，我就要想，何苦呢，好不容易弹得这么松，现在又来压，真是不值当的。
不用说，新被子总是格外的舒服，干爽，暄和。无论取暖设备如何，在寒冬腊月，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拱被窝，那么厚实，那么安全，那么暖和，真的很享受。可我却不能享受，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只要一用新被子我就尿床。嗨，这是怎么说的呢。唉— 锡 匠
我本来想写铜匠的，想过来想过去，还是决定写锡匠。我不知道铜匠和锡匠有没有严格的区别，老实说，我对这一行不是很有把握。我所知道的是，我所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是一个以次充好的世界，童年是这样，少年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铜是黄的，重的，贵的，亮的，无比灿烂。可是，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我所见到的铜器大多暗淡无光—那是含锡量过高的缘故。锡便宜啊。因为这样的比例关系，我还是写锡匠比较靠谱。
锡匠很特殊，有点像吉卜赛人。他们居无定所，通常在船上。有时候，他们在我们村的码头上一停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候，他们一两年都不来一次。他们永远是神秘的客人，除了做生意，他们不上岸。他们是孤独的，为了对付自己的孤独，他们喜欢搭伴，两家，三家，四家，但不会更多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一律都是“锡匠”。
孩子们对器物生产的过程都有浓厚的兴趣，但锡器的生产过程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船上只有成品。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对锡匠没兴趣，我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船。
他们上岸做生意的时候从不叫卖，他们把担子挑在肩膀上，担子上挂满了铲子和勺子。他们的步行动态特别有意思，很慢，一边走，一边扭。为什么要扭呢？是为了保证担子上器物能够相互撞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担子上的器物都是铜的，它们的碰撞将会发出多么悦耳、多么悠扬的声音。事实却不是这样，担子上发出了以次充好的噪音，嘎嘎的，像一个嗓子难听的人在大声叫喊：“我来了。”
也有不扭的。不扭的锡匠手里头会有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拴了四五张金属片，每步行十几米，他们的胳膊就要甩动一下，哒哒哒哒哒，既像是统一的“一声”，也像琐碎的“几声”，意思反正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来了。
在我的故乡，人们管嘴巴嗦的人叫做“铜匠担子”—走到哪里他就响到哪里。
和锡匠打交道的一般是持家的中年妇女，家里的铜铲坏了，碗勺坏了，她们就会提着自己的旧物走到锡匠的面前，补上几个钱，以旧换新。
但锡匠们大宗的生意一般来自于行将结婚的年轻人。结婚被叫作“喜事”，“喜事”当然需要“喜气”去衬托，最好的衬托莫过于两种顏色：红，还有黄。它们给人温暖，给人希望，向上、蓬勃，“日照龙鳞万点金”。红色好办，新娘子的嫁衣就是红的，棉被也是红的，讲究的人家连马桶都是红的。黄色从哪里来呢？家具上的配件—铜铰链，铜把手，铜锁扣，铜包角。因为有了这些铜做点缀，“喜事”富丽堂皇了。无论如何，铜的颜色最接近金的颜色，有“金色”在那里撑着，底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是，我在乡下几乎没有见过漂亮的配件。在“合金”这个意义上，铜和锡也许是配的，但是，落实到颜色，它们的组合很难看，甚至有些丑。那里头有一种勉强的气息，很吃力，想显摆，却力所不及。它想证明铜的身份，却永远是锡的出身。在我的眼里，铜与锡的组合最庸俗，有攀龙附凤的迹象，远不如纯锡的锡器来得镇定与稳当。
贫穷的时代只能是这样，在锡的生活里靠铜去充愣，就因为这个，铜匠和锡匠自己也把自己弄混了。我的童年早就过去了，我的少年也早就过去了，我至今依然分不清铜匠和锡匠。在中国，铜匠与锡匠身份的混淆也许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铜匠在大量地使用锡，锡匠则想方设法兑一点铜。
一棵树，高大，茂密，无数的鸟围绕着它，它最终却变成了堂屋里的一张八仙桌。这魔术是誰变的呢？木匠。
一棵树倒下去了，天空一下子变了。突然多出来一大块蓝天，这让你措手不及。
倒下去的那棵树被它的主人砍去了枝丫，最后，只留下光秃秃的主干。这个主干被称作“材”，长大成材的“材”。如果它太细，太短，那就叫“不成材”。把“材”破开来，那就是“料”。所谓“材料”，所谓“是块材料”，指的就是它了。但是，相对于“料”而言，在粗和长这两个硬性的指标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硬指标，那就是直。想想吧，如果“材”是七扭八歪的，弯的，它能出多少“料”呢？很有限。农民的价值判断从来都是直接的，他们在一棵树的实用性上看到了人的成长—在长“大”之外，他还要求你长“直”。否则，你只是“材”而不是“料”。如果你直而长，你就可以做“梁”；如果你又直又粗又长，你就可以做柱子，也就是“栋”。“栋梁之材”可是一个最高的评价，一般的人得不到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有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今年（2013）的大年初一刚刚去世，叫“庄则栋”。他的姓好，“庄”，正的意思；名字更好，“则栋”。很符合逻辑—他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吗？
一棵树被砍成“材”依然是没用的。植物和动物不一样，动物说死就死了，植物不同，它的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说“材”吧，“材”依然有它剩余的生命，它在第二年的开春还可以长出新芽—这怎么可以呢？一张桌子突然发芽，或者说，一座房子突然长高了，那是要吓死人的。
所以，哲学家说：“枝叶繁茂的大树没有资格成为庙堂的栋梁。”这句话有隐喻的性质。栋梁不可以枝叶繁茂，那是有所暗示的—庙堂里的人不能有太多的欲望，不能贪，不能有过旺的念想，不能动不动就枝枝杈杈。你得修炼，无欲、无求，像真正的木头。
怎样才能让一棵大树“死掉”呢？正确的做法是把树干扔到水里，泡。泡上两年、三年，这时候，一棵树就真的断了凡心了，它就成真正的木头了。
然后呢，当然得把它从水里捞上来。因为泡得太久，过于潮湿了，锯子对付不了它。必要的手段是把它放在岸上晾，一年，也可以是两年—这时候就可以“出料”了。出料是一个力气活，用的是大锯。你得把树干像大炮一样架起来，师傅在上，徒弟在下。师傅拉，徒弟推；师傅推，徒弟拉，木材就成了雪片糕，一片一片分开了。当然，这只做成了一半，你还得把木材倒过来，在另一头锯。两头的锯缝一对接，一块木板就这样诞生了。你不必担心锯缝对接不上，“师傅”的精确性在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
这么一说三四年就过去了。想想也是，要成材，要做材料，没有耐心怎么行。
但是，“出料”之后的板材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威胁：变形或者开裂。所以，定型是要紧的。你得把板材捆好了，接着晾，一年，或者两年。如果省略了这个环节，悲剧将如期而至，好端端的木桶突然变成一把喷壶。
一棵高大的、茂密的树在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生命远走高飞，留下了亲切的物质，它叫木头。我喜欢木头，我喜欢木头的香，我喜欢木头平整、光滑的手感，我喜欢木头自由的、不可预测的花纹。我甚至还喜欢木头的垃圾—锯木屑和刨花。
锯是木工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基础的基础。它严格执行事先的丈量，锯是意志，锯是逻辑，锯是美好的规划和预设。在一把锯子面前，木头只能按照人的意念各行其是。锯的本分是分，分的目的是合。所谓木匠，其实就是让木头分分合合，最终呈现出人所渴望的样子。
如果说，锯是木头内在的语法，那我只能说，刨就是关于木头的修辞。刨提升了木头，它让木头变得平整、光洁—这只是表象。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呈现了木头的本质和气韵。年轮，还有花纹，那是静态的波澜。每一块木头都是一棵树的日记和成长史，暗含了木头全部的秘密与隐私。相对于木头，刨子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传记作家，哗啦一下，又一下，一页，又一页。往事历历在目。曾经沧海。
我第一次拿起刨子的时候就能刨了。我喜欢刨这个动作，我喜欢看见刨花从我的刨子里翻滚而出，它的声音好听极了。一位老木匠看着我的动作，称赞说：“这小伙将来能做木匠。”是的，我是一个木匠，一直都是，我把大地上一棵又一棵树“打”成了屋里的器物。因为老木匠的赞扬，我来劲儿了，我在平平整整的木板上刨出了一个坑。
我想我该说一说关键的一点了。无论是锯还是刨，那都是年轻木匠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徒弟的事情。师傅一直坐着。他在凿。人们不太在意凿，我也是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凿的难度和含义的—凿什么呢？凿榫头。为了对接，榫头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头公，突出的那个部分；一头母，凹进去的那个部分。当所有的公榫头和所有的母榫头对接起来的时候，一件器物才算真的诞生了。器物结实不结实，器物牢靠不牢靠，只取决于一点，榫头是不是恰到好处。榫头的大小、深浅、曲直都是关键，它对木匠的手艺是一个直观的、残酷的考验。好的器物都有一个共同标志，所有的榫头，一公与一母，它们都匹配。是“天生”的一对和“地设”的一双，像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是榫头就必然有缝隙，这缝隙因为彼此的般配，严实了，反过来又天衣无缝。
我不知道算不算跑题，我想在这里说一说箍桶。从大的方面来说，箍桶也属于木匠活，但是，因为内分工的细化，箍桶匠其实已经从木匠当中脱离开来了，成了一门独立的手艺。
箍桶匠上门的时候事先都要带上两只金属箍，一大，一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桶大多呈梯形，下面小，上面大。所以，一大一小的两个箍就必不可少了。
桶是圆的。说起圆，就不能不说圆周和直径的关系—周长是直径的3.141592倍。我估计大部分木匠都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字。他们只是从师傅那里得到了一个“模糊概念”：圆周是直径的3倍。知道这个并不难。 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好看”上。站立在桶底周边的木片必须等宽，简单地说，每一块木片都必须一样大，否则就太难看了—你如何讓一样宽的木片连接起来之后正好等同于桶底的圆周呢？
没完呢。我已经说了，桶都是梯形的，所以说，周边的每一块木片也必须是梯形的，下面窄，上面宽。这一来更麻烦了，你不仅要保证桶的下底是一个小圆，还要保证桶的上底是一个大圆。
还没完呢。因为上下两个圆，每一片木片的两个侧面就必须是斜面。只有斜面的木片才能够相互抵挡，相互挤压，产生出支撑的张力，要不然就全散了。
这个斜面的坡度是多少呢？
在数学面前，我相信这些问题是简单的，都可以“数据化”。但问题是，这是生活。哪一个箍桶匠会在研究了数学之后再去箍桶呢？说笑话了。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数据化”。他们仰仗的都是他们的经验，说得高级一点儿，他们所能仰仗的只能是他们的“模糊判断”。这里刨去一点点儿，那里再刨去一点点儿，最后，所有的模糊加在一起，却得到了一个无比牢靠的、无比精确的、不可思议的结果—一只精美绝伦的木桶产生了。这不科学。这仅仅是事实。一个普通的木匠跳过了美妙和复杂的思维，用他的胡萝卜一样的粗糙的手指直接抵达了科学的彼岸。
在今天，每一个城市都活跃着众多的装修队，这里头有一个规律，装修队的“包工头”大多都是木工。一个能锯、会刨、敢凿的人，他们对付这个世界的能力都差不到哪里去。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三十年前学木工的那帮年轻人，现在成“大款”的比较多。大款们多有钱了，但是“木匠”这门手艺已经死了。
弹棉花的
木匠叫木匠，瓦匠叫瓦匠，鞋匠叫皮匠，所有的手艺人都叫“匠”，各就各位。到了弹棉花的这里，出幺蛾子了，他们一律被叫作“弹棉花的”。这很不好，在他们的那一头显得不那么郑重，在我们的这一头也不怎么顺口。汉语的口语有它的讲究，叫“双音化”，三个字会说成两个字，一个字也会说成两个字。举个例子，就说酒，“茅台酒”我们省去一个字，叫“茅台”；“啤”则要把“酒”补上，反过来叫“啤酒”。“弹棉花的”该怎么“双音化”呢？弹匠，言不及义；棉匠，狗屁不通；花匠，已有他用。弹棉花的就这样成了“弹棉花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弹棉花的”通常是两个人，一般都是夫妇。他们对棉被的称呼很奇怪。棉被有大小，有薄厚，我们不是叫“小被子”就是叫“厚被子”，他们论斤。三斤被，五斤被，八斤被。后来我就弄明白了，他们这样说是为了收钱方便，三斤是三斤的价，八斤是八斤的码。
把棉花称好了，师傅们的第一道工序是摘棉籽。棉籽大约有一粒黄豆那么大—可以榨油的。和蓖麻籽一样，棉花籽的内部蕴藏着上好的工业和军事用油，擦枪或保护机械都用得上。但是，那是一个过于贫穷的年代，芝麻油、花生油都是奢侈品，菜籽油几乎也吃不上。吃不上怎么办？用棉籽油替代。棉籽油对身体的伤害巨大，尤其是男性，农民是知道的。可知道了又怎么样？吃。我大老远的就能闻到正在燎锅的棉籽油味，它的气味怎么也不能和“吃”联系在一起。
剔除了棉籽，弹棉花的，我说的是那个男人，开始准备他的家当了。他首先要在腰间系上一条宽大的皮带，布袋子也行—它的作用是固定一条长长的、弧形的竹片，竹片的一头卡在腰椎（我们叫做“腰眼”）上，另一头则高悬在头顶，弯弯的，用来吊住弹棉花的弓。这样一来弓的所有重量都落在腰上，左手只是扶住弓，任意地挑选方向；右手则握住木锤，咚的一下，皮弦就响了。弹棉花的行头的确有些特别，看上去充满了喜感。
但弹棉花弓到底不是乐器，击打弓弦不是为了制造音响，而是为了提供震颤。在弓弦震颤的时候，它会不停地扯拽。就在这样的扯拽里，棉花的纤维就被它拉开了。所谓“弹棉花”，其实就是让棉花蓬松起来，蓬松起来的棉花隔温效果更好，暖和了。
弹棉花的节奏是这样的：笃、笃、笃、铛—第一声是闷的，是弦在“吃”棉花，弦把棉花“叼”在嘴里了；后面的两声同样很闷，那是真正的“弹”，弦在颤动，纤维越拉越长；第四声却有些悠扬，棉花的纤维被彻底扯开了，有点儿接近于空弦，悠扬是当然的。伴随着这样的节奏，棉花膨胀起来，一下子多出许多棉花，是越来越多的好光景。
无论弹棉花多么接近于演奏，它终究是个脏活儿。这个脏体现在空气里。说到底，棉纺是一件重度污染的事—烟尘斗乱，纤尘在飞扬。用不了一个小时，人们的头发、眉毛和胡子就全白了。
这么脏的空气怎么对付呢？弹棉花的会戴上一只口罩。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保护了。
我要好好说一说弹棉花的那只口罩。
从理论上说，既然是劳动保护，口罩就应该把嘴巴和鼻子都罩在里头，起到一个过滤空气的作用。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爱聊天，还有一个坏习惯，在工作的时候更喜欢聊天。因为口罩，聊天不方便了。怎样才能既戴上口罩又不影响聊天呢？绝大部分弹棉花的是这样做的—让口罩捂在下巴上。我看到过这样无聊的、滑稽的口罩，一次又一次。
还是回到弹棉花上来吧。
纤维被拉开了，一朵一朵的棉花汇成了一个整体，棉花终于变成棉絮了。但棉絮终究是散的，把它“网”起来就特别的重要。“网”棉絮是一道很好看的工序，“弹棉花的”会拿起一根竹竿，它的顶头有一个轱辘，上面缠满了细长的棉线。“弹棉花的”用左手捏住线头，右手一摆，轱辘哗啦一下就到女人的那一头了。女人接过线，一掐，线断了，轻轻地搭在棉絮上。“网”棉絮的线大多选用红色，因为它太细、太软，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方格，在雪白的棉絮上雾蒙蒙的，也很好看。
或许因为新弹的棉絮过于蓬松了，不好折叠，弹棉花最后一道工序反而是压。碾子是木头的，一般是一块整木，像锅盖，也像切菜的墩子，很厚，被刨子刨出了光滑的弧线。每当我看见“弹棉花的”压得那样卖力气，我就要想，何苦呢，好不容易弹得这么松，现在又来压，真是不值当的。
不用说，新被子总是格外的舒服，干爽，暄和。无论取暖设备如何，在寒冬腊月，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拱被窝，那么厚实，那么安全，那么暖和，真的很享受。可我却不能享受，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只要一用新被子我就尿床。嗨，这是怎么说的呢。唉— 锡 匠
我本来想写铜匠的，想过来想过去，还是决定写锡匠。我不知道铜匠和锡匠有没有严格的区别，老实说，我对这一行不是很有把握。我所知道的是，我所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是一个以次充好的世界，童年是这样，少年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铜是黄的，重的，贵的，亮的，无比灿烂。可是，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我所见到的铜器大多暗淡无光—那是含锡量过高的缘故。锡便宜啊。因为这样的比例关系，我还是写锡匠比较靠谱。
锡匠很特殊，有点像吉卜赛人。他们居无定所，通常在船上。有时候，他们在我们村的码头上一停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候，他们一两年都不来一次。他们永远是神秘的客人，除了做生意，他们不上岸。他们是孤独的，为了对付自己的孤独，他们喜欢搭伴，两家，三家，四家，但不会更多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一律都是“锡匠”。
孩子们对器物生产的过程都有浓厚的兴趣，但锡器的生产过程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的船上只有成品。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对锡匠没兴趣，我从来没有上过他们的船。
他们上岸做生意的时候从不叫卖，他们把担子挑在肩膀上，担子上挂满了铲子和勺子。他们的步行动态特别有意思，很慢，一边走，一边扭。为什么要扭呢？是为了保证担子上器物能够相互撞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担子上的器物都是铜的，它们的碰撞将会发出多么悦耳、多么悠扬的声音。事实却不是这样，担子上发出了以次充好的噪音，嘎嘎的，像一个嗓子难听的人在大声叫喊：“我来了。”
也有不扭的。不扭的锡匠手里头会有一根木棍，木棍的一端拴了四五张金属片，每步行十几米，他们的胳膊就要甩动一下，哒哒哒哒哒，既像是统一的“一声”，也像琐碎的“几声”，意思反正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来了。
在我的故乡，人们管嘴巴嗦的人叫做“铜匠担子”—走到哪里他就响到哪里。
和锡匠打交道的一般是持家的中年妇女，家里的铜铲坏了，碗勺坏了，她们就会提着自己的旧物走到锡匠的面前，补上几个钱，以旧换新。
但锡匠们大宗的生意一般来自于行将结婚的年轻人。结婚被叫作“喜事”，“喜事”当然需要“喜气”去衬托，最好的衬托莫过于两种顏色：红，还有黄。它们给人温暖，给人希望，向上、蓬勃，“日照龙鳞万点金”。红色好办，新娘子的嫁衣就是红的，棉被也是红的，讲究的人家连马桶都是红的。黄色从哪里来呢？家具上的配件—铜铰链，铜把手，铜锁扣，铜包角。因为有了这些铜做点缀，“喜事”富丽堂皇了。无论如何，铜的颜色最接近金的颜色，有“金色”在那里撑着，底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是，我在乡下几乎没有见过漂亮的配件。在“合金”这个意义上，铜和锡也许是配的，但是，落实到颜色，它们的组合很难看，甚至有些丑。那里头有一种勉强的气息，很吃力，想显摆，却力所不及。它想证明铜的身份，却永远是锡的出身。在我的眼里，铜与锡的组合最庸俗，有攀龙附凤的迹象，远不如纯锡的锡器来得镇定与稳当。
贫穷的时代只能是这样，在锡的生活里靠铜去充愣，就因为这个，铜匠和锡匠自己也把自己弄混了。我的童年早就过去了，我的少年也早就过去了，我至今依然分不清铜匠和锡匠。在中国，铜匠与锡匠身份的混淆也许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铜匠在大量地使用锡，锡匠则想方设法兑一点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