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谎言”肯定不是开着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平民脑袋上普及民主，也不可能是强拆队开道、精神病院“善后”式的“维稳”。
　　
　　16岁那年开始黑客生涯时，朱利安·阿桑奇给自己起代号叫“门戴克斯”(Mendax)。19年之后，当他创建那家如今已妇孺皆知的解密网站时，用的名字倒是一个更加简洁的夏威夷土词——Wiki(直译“快”)。
　　Mendax是个拉丁词，取自罗马三诗人之一贺拉斯所著《歌集》第三卷，原文写作Splendide
　　Mendax，意译“高尚的虚假”。贺拉斯熟读亚里士多德，自然晓得亚氏的老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创“高贵的谎言”
　　(Noble Lie)一语；“高尚的虚假”之类，大抵由此而来。而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讲的其实是一则关于等级制的政治寓言——如何借助“欺骗”使理想城邦中的国民安守其与生俱来的禀赋，以便稳固地维持哲人为王、有德者居上的“善政”。
　　门戴克斯先生阿桑奇绕过splendide(高尚)、直趋Mendax(虚假)，显见得和我等大众一样，对这类谎言的“高贵”用心不甚感冒。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现代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和阿桑奇们、我们所持的看法倒是一致的——国家也好，政府也好，是特定阶段不得已而存在之物。
　　《尚书》所谓“善政”，《独立宣言》鼓吹的“人皆生而平等”，因此多半只是矫情。最优的政体，大概应当像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基于对私欲的追求，为个人追逐富贵名利提供足够的空间和保障；至于“陶冶性情”、“提升节操”，多半是教育部门的事，甚至只能是每个人的私事，跟国家无关。
　　因为国家只该是这么个消极存在，阿桑奇才要“解密”。普天之下的民众，自是一片喝彩——“文明社会”了嘛，一国政策的制定、政府的运作，自然应当基于公意和“常识”，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解密出来的种种愚行和丑闻，恰恰说明政府力量的扩张、假“保密”之名的黑幕乃是万恶之源。“匡扶正义，藿香正气”，靠解密就可以了。
　　问题在于，阿桑奇要解的那个“密”，与柏拉图那番“高贵谎言”之后的“真相”，究竟是不是一回事?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这群颇具智性优越感的现代人，究竟在探究一个“密”还是一个“谜”?
　　“谜”者，《说文》命之为“隐语”，无非是一句话换了一个表达，刨根问底、去伪存真，谜底自然就揭出来了。倒是那个“密”字，好像要复杂得多，什么“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倒是和泰西哲人那“高贵的谎言”异曲同工。
　　回到《理想国》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何以那位与现实政治当局若即若离、最后还被“民主力量”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对“高贵的谎言”会如此上心。
　　希腊城邦有些受贵族统治，有些大行其民主，亦有些拥戴暴君，我们今天对国家那种欲弃不能的复杂感情，古代的哲人多少也有体会。但苏格拉底并未因此放弃为正义——理想城邦中三阶层各安本分、不图僭越的“适当”——寻找理性基础的努力。
　　在他看来，恰恰是“高贵的谎言”这种对真理的政治表达，在引导有心的观察者思量实在的真理。因为在个人和城邦中，皆存在着太多低俗的欲望，人们既无从将之杜绝(这倒是现代政治家们很欣赏的目标，不管使用的工具是福音书还是毒气室)，只有以公利之名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节制(Moderation)。热爱真理者将穿越谎言，思考并达到自己应许的高尚阶层席位；愚钝之人将虔诚地相信谎言，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目下的位置上“不逾矩”，因为这也有助于公共利益，自己不会吃亏。
　　如此说来，即使在最理想的城邦中，适度的虚假也属难免。不过，倒也不是哪个政府都可以厚着脸皮说自己“奉天承运”，糊弄舆情是为了践行“高贵的谎言”。阿桑奇指望以维基解密改变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自是奢望，但人们对其一片叫好，多少也是看不过美国政府近些年来四处出手、管东管西的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