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的头年正月，我接到一封从广西桂林寄来的信。我并没有亲戚朋友在桂林呀，是谁写来的?我赶紧拆开，一看信里还夹了张彩色相片，是位胖胖的老人，仔细看看，不认识。读着字体不算工整但文字还通顺的信，我才恍然大悟，回忆的闸门慢慢打开……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武宁县第七区人民政府工作。1950年冬，区里接到县里下达的扩兵任务，动员农村有志报国的青年参军，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那时农村还没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成分还没有划定，参军的对象以苦大仇深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为主。区委书记在会上布置任务，每个工作队员至少要完成两到三名的扩兵任务，多多益善，特别强调不准强迫命令，要切实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做到参军对象是自觉自愿。笔者时任文书兼财粮助理，要照顾区里的日常工作，只分配一名扩兵任务，在区政府所在地的船滩镇上和附近农村物色对象。
　　当时我们享受的是大包干供给制待遇，每月只发少许津贴，供理发等零用。镇上只有一家剃头铺，我每个月去铺里剃一次头。老师傅手艺一般，但对顾客春风满面，人缘很好。成为老主顾以后，我们彼此无话不谈，考虑像他这样的手工业工人并不是“革命对象”，我就谈了这次扩兵的事情，请他提供一些情况。正在说话间，从店外走进来一位手提剃头匠常用的小木提箱的年轻人，叫声“师父”之后，放下小箱，挑起水桶，到港里挑水去了。我问：“这是你的徒弟?”他点点头，“是的。3年满师了，按照老规矩满师以后要帮师父1年，再有半年他就可以自立门户了。”我又问：“小伙子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我亲戚收养的一个孤儿，姓阮，叫大林，山头上人，人蛮老实本分，手艺学得也快，从不惹是生非。”“今年多大了?”“刚满19岁。”
　　理发之后，我抽空到附近几户农民家里串门，没有发现适合当兵的对象。后来，我找到几个符合条件的对象，一谈起当兵这件事，他们就摇头，任你怎样讲政策、说道理，他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车转屁股就走。这也难怪他们，解放前四川军阀王陵基的部队驻扎在这一带，兵痞子多，纪律坏，经常发生扰民事件，加上散兵游勇的骚扰，群众脑子里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一时半会还没有消除。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土改还没展开，因此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工作难做。眼看限期迫近，其他同志已陆续完成任务，我心里有些发急，就问区长：理发工人可不可以参军，并把剃头铺姓阮小伙子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区长想了一下说，只要他自愿，没问题。
　　得到区长的同意后，我开始做阮大林的工作，他的师傅也帮我做说服工作。我还把他带到区里，与我同床共枕，细细地开导。小阮思想通了，经过区委书记和区长目测、同意，3天后，和其他参军青年一道戴上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县里去了。我站在欢送队伍里。只见小阮提着他的那只小木箱，朝我笑笑，走了……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动员青年参军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永远也忘不了。小阮(应该叫他阮老了)在信上说，那年他被送到县大队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就由部队接收，随军南下，边行军边训练。在十万大山剿灭国民党残余部队战斗中，他不幸负了重伤。经战友紧急抢救活了下来。因身体原因，他后来复员了，本来准备回老家，因在休养期间与房东的女儿相爱，结了婚，成了家，就留在当地干起了老行当。后来他进了城。开了理发店，还学了一些新手艺。现在儿子接了班，儿孙满堂，可以坐下来享清福了。信上最后说，要不是我当年动员他参军，如今他可能还是在大山沟里。假若有机会，他会回来看我们，会到师傅坟上去敬上3炷香……
　　来信字里行间满带感激之情。真想不到，当年做的一件平常的工作，几十年过去，竞还有人记得。纳闷的是，他怎么会知道我离休的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