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见贪必惩，遇贪必治。贪，大可危及国家政权，小能败坏社会风气。历朝历代的“明君”“圣主”都是对此深恶痛绝，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
　　周公在《周礼》中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也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庄子》：“小人殉财，君子殉名。”《论语》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说，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
　　汉代官吏贪赃犯罪，一律处死，并陈尸示众。汉朝大司农田延年因贪污受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北魏法律规定，枉法十匹，罪之死刑，仅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被身首异处的贪官就有
　　到了唐代，科罚趋严。《唐律疏议·职制律》篇规定，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在古代，杖刑也是最严酷的刑罚，有的一百板子没挨完就呜呼哀哉了。唐太宗更是苦口婆心，劝部下“终日孜孜”，“小心奉法”。千万不要“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纲”，更不能为贪污受贿“不惜性命”，到那时害了自己身家性命不说，还使“子孙每怀愧耻耶”？真是“规小得而大失者也”。
　　宋朝年间，赵匡胤“肃贪”更加严厉。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到開宝六年（公元973年），十一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级的贪官十多个，且暴尸街井，以儆效尤。铁面无私的包公，更是道出了“贪者，民之贼也”的千古名言。后来，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的“六贼之首”蔡京也没逃脱遭劾被贬的厄运，死于途中。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肃贪”，制定了鞭笞、苦工、抄家、挑筋、剥皮、灭族等酷刑，并明令“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明律》规定，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而且罢其官职，永不再用。仅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发配凤阳的贪官就有一万多名。有个州官因贪污皇粮，被割皮示众。朱元璋的三女婿就是因为贩茶偷税漏税，被判了死刑。魏忠贤受贿被黜，畏罪自杀;纪纲贪污被揭，分尸于市;严嵩因贪遭削为民，其子被抄斩;赵文华死后30余年，其子孙还在为其偿还贪污的赃款……
　　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提出了“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的政治主张，短短三天时间内，他就连发四道圣旨，并当场对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士国宝革职严查。以后又规定，对地方官每三年进行一次甄别考核，考核第一次就有近一千名大小官员被革职查办或者降级使用。明珠贪婪，为康熙所斩;“和坤跌倒，嘉庆吃饱”更是家喻户晓;还有主管盐政的高恒因贪赃被处死后，他的儿子高仆前赴后继，重蹈父辙，也因贪污被处死。也算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了。
　　不仅如此，在古代，从来“不赦贪官”，换句话说就是“不让贪官有复出之日”。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这些都说明，古代的“明君”“圣主”对贪官是深恶痛绝，从不姑息迁就的。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