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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少有人会将派遣留学生与引进国外智力联系起来。实际上，在引智工作“请进来”和“派出去”两个组成部分中，“派出去”就是从留学生开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派出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张建国说。
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调查报告
这一决定也改变了王迺的人生。“大量派出留学生后，就有个国外留学生的管理问题。”1980年1月，原在中国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工作的王迺被调到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负责英国留学生管理事务。自此，他离开了此前一直从事的石油事业，开始介入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
1983年8月，在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之后5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留学生工作调查小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希望通过调研为国家的留学生工作提供建议。中央办公厅抽调王迺担任调查组的组长。
调查组后来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我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整个的产业体系技术和管理都比较落后，可是派出留学生的绝大部分是研究机构，大概95%都是大学和研究单位，研究人员学成回到科研单位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了很好成绩。然而，派出留学生的只有不到5%是工商企业。而且，即便是企业派出的学员，也只能到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进修。这些人回来后，又从企业转到大学研究所。不但没有加强工商业的力量，反倒削弱了。而工商业是当时我们亟待发展的重点。”
调查组认为，急需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领导全国留学生人员的工作，同时考虑到派遣留学生和引进国外人才是引进国外智力的两个方面，应进行统一部署规划。
报告提交后，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派遣留学人员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要求“国家选派留学人员要紧密结合重点项目的需要，尽可能成组配套，连续派出”，并第一次提出“注意选派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技术与管理人员”。
同时，《通知》也明确，留学人员工作由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归口领导。
1984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引进国外人才和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张劲夫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今后除了继续派遣3000名留学人员外，决定1985年再增派3000人左右，支持现有工商企业到国外对口企业、公司学习技术、管理，争取回来用得上、见效快。
“从这之后，引进国外智力的范围就确定下来了。”王迺说。此后又过了几年，派遣留学生的工作重新归到国家教委管理。
政治因素考虑不多
和引进国外智力一样，出国培训同样需要寻找资源和平台，需要有国外的对口企业接收学员。
当时，日本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涨，于是批准外国向日本派遣研修生。
王迺说：“当时中国到日本的培训人员占比较大的是研修生。”
曾有中国的研修生到日本的皮革作坊，学习皮革鞣制加工技术，即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反复鞣制，使得皮革柔软、透气、不易腐烂。
“研修生总的来说做的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但确实可以学到技术。”王迺说，“当时也有高级的培训项目，比如到富士通学习电子通讯工业。如果有类似的培训条件，我们派出去的学员文化水平都很高，这个是做高层次的技术性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到德国学习钢铁连铸连轧技术。
当时，连铸连轧是钢铁生产的一项先进工艺。在这套工艺方法之前，要先把钢水灌进炼钢炉制成钢锭，然后再重新加热做成钢板、螺纹钢等。连铸连轧技术将这些环节省去，钢水从炼钢炉出来后经过适当冷凝可以直接轧成钢板。
“中国当时提出的条件是中国人要直接参与到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运转等环节。德国和日本竞争这个项目，但是日本比较保守，不愿意让中国人参加制造过程。我们最后跟德国合作。”王迺说，“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只能买设备的情况。以前我们都是购买成套设备，买回来技术人员也不懂，用不好。”
这个改变中国钢铁业的项目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直接管理，培训人员前后累计达1500多人。德国甚至为这些培训人员盖了个小楼当宿舍。
“当时政治因素考虑不多，主要还是看出去之后学什么。”王迺说，“国家的工业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就这样你学一点儿我学一点儿在提高。”
要派“指挥官”出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智工作受到一些影响。
马俊如说：“1991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一段路程。但当时有个特殊情况，一是苏联解体，二是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所以，当时我们跟西方交往处于很艰难的选择当中。引智工作也处于敏感的调整期。”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走上“快车道”。
国家外专局亦更进一步坚定开放的信念，在出国培训工作上，也更进一步加大力度。
“请外国专家进来是点上的突破，只有派各种各样的人出去，才能形成由点到面的改变。”相比王迺侧重于介绍引进外国专家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执掌外专局的马俊如一开始便强调出国培训的重要性。
而相比80年代更多派遣企业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外出培训，马俊如更讲解了90年代派出党政干部的必要性。
“要改变面貌，企业也只是一个点。如果要在面上产生效应，一定要指挥官出去。所以当时我们就组织了公务员培训。选什么人呢？仅仅是搞经济科技的不行，一个地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长、市委书记、管人的人事局局长这些人，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组织这些人出去培训。”马俊如说。 百闻不如一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目的在一些干部中迅速得到实践。
河南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在谈培训感受时主动“作检讨”。“过去对于公务员出国他把控极严，他担心有政治冲击，认为这些干部不在家里好好干活，出去干嘛？因此对于申请出国的干部设置了很多门槛，只有说服了他才能出去。后来他亲自出去看了以后认识到了差距，他说应该组织动员干部出去。”马俊如说。
“后来出去培训的就很多了。最开始去得最多的是香港。后来经过香港企业家资助到美国、日本，去欧洲，去德国培训比较多，因为德国的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德国人也愿意传授经验。”马俊如说。
让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人去看看
香港一直是出去培训的一个主要窗口。
1987年，利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的机会，张劲夫会见了李嘉诚等四位香港委员。谈话中，张劲夫专门提及在港设立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办事机构的事，希望香港各界大力支持与内地的人才交流事业。
年底，经姚依林、姬鹏飞批准，王迺率工作组赴港考察。
“因为政府机构的人出去有个限制，就是要有外派机构，所以当时我们是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形式出去的。”王迺说。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次年7月1日，国务院港澳办正式复函中引办，同意设立京港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在港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为内地聘请技术管理专家，选派技术管理人员到香港实习培训。这成为中国出国（境）培训早期的主要窗口。
京港中心经办的第一个引智项目是“沿海地区领导干部经济研讨班”。张劲夫亲自定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与国际接轨，首先要解决领导干部长期只搞计划经济、不懂市场经济的大问题。
中组部在沿海12个省市选派人员，张劲夫亲自出席开班仪式。为了节省外汇开支，研讨班的第一阶段在深圳贝岭居（港澳工委招待所）举行。
“当时在深圳培训3周，到香港参观1周，让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人去看看。”
不仅是作为培训的窗口，香港的企业家们作为内地出去培训的重要资助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由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郭炳湘等香港名流建立的培华教育基金会培华项目，培训了大量内地“老、少、边、穷”地区的干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巴桑顿珠、甘肃省委书记王迺三运等都曾是培华班的学员。
1998年，经由汪道涵引荐，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与香港新世界集团签署了“中国政府高级公务员培训计划合作协议”，由新世界集团资助中央及地方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到2013年1月，共有189名高级公务员参加了这个项目。
中纪委问话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组织党政干部出国，仍是一件可能有风险的事。
“有关部门的领导曾把我找去问，听说组织党政干部出去是你倡导的，这些人又不是管科技、经济的，让他们出去干吗？”马俊如说，“这个事情我是跟中组部合作的，要中组部同意才行。但是之所以能做这件事，是要有指导思想、有信念才行的。”
最近几年媒体颇为关注的公费出国旅游问题，在当时便已经引发舆论批评。
王迺和马俊如都记得，90年代初，一次干部公款出国旅游被曝光后，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甚至引发国家领导人震怒。这也使得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自从1993年后，出国培训统一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归口管理。
还有因舆论对于公款出国的担忧和愤怒使得一些出国培训项目中途停止的案例。
一次，外专局组织天津一个亏损的国企厂长出去培训。这件事情被职工知道引起强烈反对。尽管经费是由外专局出的，但是员工认为厂子在亏损，厂长却出去公费旅游。这件事从天津市人才智力引进办公室一直闹到天津市，最后培训就没有成行。
“我们怎么有把握让他出去半个月后，就马上让厂里发生变化？出去培训没有把握一定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一定会开阔思路。”马俊如说。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巡视员向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比较快地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否则就适应不了目前的形势发展。中国既要培养高精尖的技术人才也要培养管理人才，特别是在关键岗位的大批干部。这些人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知道山外有山，要知道发达国家是怎么管理的。只有到这个地方学习，实地考察，才能够有第一手的经验。”
培训样本
向东曾于2012年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和他同班的30多名学员大都是司局级干部，都是国家各个部门重要的骨干。
培训班的主题是财政管理。这些官员住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宿舍，在21天的学习中，他们就像学生一样上课。不同的是，授课者中有不少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分别来自英国财政部、汇丰银行、投行研究机构，以及英国地方的财政部长，还有地方议会的议长。
课程内容包括英国的财政运作体系、预算管理、银行的监管体系等，讲课的主题包括如何控制赤字，怎么限制地方发债，如何让预算透明等各国政府运转中均要面对的问题，以及最近两年极为热点的欧债问题等。除了授课，学员们还到议会的现场进行模拟，到银行实地交流。
“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东西平时在书本上看不到，必须专门去了解。”
向东提起学习过程中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苏格兰现任财政首席执行官在给学员授课时，讲了他的前任怎么辞职的。他的前任是当地的老议员，当了几十年部长，很有威望，但是因为违规报销了87英镑而辞职。
“从中可见英国财政管理的精细化、严肃性、高效率。”向东说，“我们也发现英国的很多问题，英国遭遇欧债危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但我们主要是学习别人的长处，收获很大。” 学习归来后，向东写了3篇文章，分别是英国的财政监管及其启示，英国财政运作对我国的启示，还有一篇英国税制改革的文章。他分析了英国财政管理的利弊并与我国比较，这些文章获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
向东的日常工作是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要服务决策、服务领导，你比领导看的东西少，哪能担起这个职责？如今知识更新速度太快，若非有意识地充电很快就会落后。”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与真正尊重知识和人才，把小平的指示落到实处有关系。在人才的投入上，我们多投入一点，就会多收获一点。人才的投入不会花冤枉钱。”向东说。
从扩大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
据马俊如介绍，到他退休的1997年，全国每年出国培训的人数大约为4万人次。
这一规模此后小有增长。国家外专局现任局长张建国说，近几年，我国每年出国（境）培训的规模是约5万人次。
近年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培训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经由媒体报道，已经为大众熟知。事实上，配合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需要而不断设计实施的出国（境）培训项目远不止于此。
从国家外专局认定具有承办培训团组资格的境外机构数量不难看出现在中国“派出去”的规模和构成。目前，这一数字是293家，分布在38个国家。其中合作机构数量达到10家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数量多少先后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英国（日本和英国数量相同）、加拿大、香港、新加坡、法国。其中，美国有76家，占比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
张建国介绍，目前，出国（境）培训包括管理干部的专题培训，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培训，重点行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训，中西部干部培养项目，等等。培训内容也从早先比较单纯的技术、管理发展到各领域。
随着实际需要，非技术类培训正愈发受到重视。
“过去我们就是买技术买设备，但实现价值不是靠技术本身，要把管理、经验等因素结合起来，技术因素要靠非技术因素发挥作用。所以要加强决策管理培训。”马俊如说。
对于未来的出国（境）培训工作规划，张建国说，要坚持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原则，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精心组织实施培训项目。
“同引进外国专家一样，经过30年，出国（境）培训也从扩大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张建国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强调，‘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派出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张建国说。
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调查报告
这一决定也改变了王迺的人生。“大量派出留学生后，就有个国外留学生的管理问题。”1980年1月，原在中国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工作的王迺被调到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负责英国留学生管理事务。自此，他离开了此前一直从事的石油事业，开始介入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
1983年8月，在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定之后5年，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留学生工作调查小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希望通过调研为国家的留学生工作提供建议。中央办公厅抽调王迺担任调查组的组长。
调查组后来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关于我国派遣留学生工作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整个的产业体系技术和管理都比较落后，可是派出留学生的绝大部分是研究机构，大概95%都是大学和研究单位，研究人员学成回到科研单位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了很好成绩。然而，派出留学生的只有不到5%是工商企业。而且，即便是企业派出的学员，也只能到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进修。这些人回来后，又从企业转到大学研究所。不但没有加强工商业的力量，反倒削弱了。而工商业是当时我们亟待发展的重点。”
调查组认为，急需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领导全国留学生人员的工作，同时考虑到派遣留学生和引进国外人才是引进国外智力的两个方面，应进行统一部署规划。
报告提交后，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派遣留学人员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要求“国家选派留学人员要紧密结合重点项目的需要，尽可能成组配套，连续派出”，并第一次提出“注意选派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技术与管理人员”。
同时，《通知》也明确，留学人员工作由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归口领导。
1984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引进国外人才和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张劲夫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今后除了继续派遣3000名留学人员外，决定1985年再增派3000人左右，支持现有工商企业到国外对口企业、公司学习技术、管理，争取回来用得上、见效快。
“从这之后，引进国外智力的范围就确定下来了。”王迺说。此后又过了几年，派遣留学生的工作重新归到国家教委管理。
政治因素考虑不多
和引进国外智力一样，出国培训同样需要寻找资源和平台，需要有国外的对口企业接收学员。
当时，日本由于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上涨，于是批准外国向日本派遣研修生。
王迺说：“当时中国到日本的培训人员占比较大的是研修生。”
曾有中国的研修生到日本的皮革作坊，学习皮革鞣制加工技术，即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反复鞣制，使得皮革柔软、透气、不易腐烂。
“研修生总的来说做的是比较低层次的工作，但确实可以学到技术。”王迺说，“当时也有高级的培训项目，比如到富士通学习电子通讯工业。如果有类似的培训条件，我们派出去的学员文化水平都很高，这个是做高层次的技术性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到德国学习钢铁连铸连轧技术。
当时，连铸连轧是钢铁生产的一项先进工艺。在这套工艺方法之前，要先把钢水灌进炼钢炉制成钢锭，然后再重新加热做成钢板、螺纹钢等。连铸连轧技术将这些环节省去，钢水从炼钢炉出来后经过适当冷凝可以直接轧成钢板。
“中国当时提出的条件是中国人要直接参与到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运转等环节。德国和日本竞争这个项目，但是日本比较保守，不愿意让中国人参加制造过程。我们最后跟德国合作。”王迺说，“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只能买设备的情况。以前我们都是购买成套设备，买回来技术人员也不懂，用不好。”
这个改变中国钢铁业的项目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直接管理，培训人员前后累计达1500多人。德国甚至为这些培训人员盖了个小楼当宿舍。
“当时政治因素考虑不多，主要还是看出去之后学什么。”王迺说，“国家的工业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就这样你学一点儿我学一点儿在提高。”
要派“指挥官”出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智工作受到一些影响。
马俊如说：“1991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一段路程。但当时有个特殊情况，一是苏联解体，二是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所以，当时我们跟西方交往处于很艰难的选择当中。引智工作也处于敏感的调整期。”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走上“快车道”。
国家外专局亦更进一步坚定开放的信念，在出国培训工作上，也更进一步加大力度。
“请外国专家进来是点上的突破，只有派各种各样的人出去，才能形成由点到面的改变。”相比王迺侧重于介绍引进外国专家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执掌外专局的马俊如一开始便强调出国培训的重要性。
而相比80年代更多派遣企业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外出培训，马俊如更讲解了90年代派出党政干部的必要性。
“要改变面貌，企业也只是一个点。如果要在面上产生效应，一定要指挥官出去。所以当时我们就组织了公务员培训。选什么人呢？仅仅是搞经济科技的不行，一个地方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长、市委书记、管人的人事局局长这些人，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组织这些人出去培训。”马俊如说。 百闻不如一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目的在一些干部中迅速得到实践。
河南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在谈培训感受时主动“作检讨”。“过去对于公务员出国他把控极严，他担心有政治冲击，认为这些干部不在家里好好干活，出去干嘛？因此对于申请出国的干部设置了很多门槛，只有说服了他才能出去。后来他亲自出去看了以后认识到了差距，他说应该组织动员干部出去。”马俊如说。
“后来出去培训的就很多了。最开始去得最多的是香港。后来经过香港企业家资助到美国、日本，去欧洲，去德国培训比较多，因为德国的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德国人也愿意传授经验。”马俊如说。
让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人去看看
香港一直是出去培训的一个主要窗口。
1987年，利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的机会，张劲夫会见了李嘉诚等四位香港委员。谈话中，张劲夫专门提及在港设立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办事机构的事，希望香港各界大力支持与内地的人才交流事业。
年底，经姚依林、姬鹏飞批准，王迺率工作组赴港考察。
“因为政府机构的人出去有个限制，就是要有外派机构，所以当时我们是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形式出去的。”王迺说。
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次年7月1日，国务院港澳办正式复函中引办，同意设立京港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在港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为内地聘请技术管理专家，选派技术管理人员到香港实习培训。这成为中国出国（境）培训早期的主要窗口。
京港中心经办的第一个引智项目是“沿海地区领导干部经济研讨班”。张劲夫亲自定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与国际接轨，首先要解决领导干部长期只搞计划经济、不懂市场经济的大问题。
中组部在沿海12个省市选派人员，张劲夫亲自出席开班仪式。为了节省外汇开支，研讨班的第一阶段在深圳贝岭居（港澳工委招待所）举行。
“当时在深圳培训3周，到香港参观1周，让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人去看看。”
不仅是作为培训的窗口，香港的企业家们作为内地出去培训的重要资助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由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郭炳湘等香港名流建立的培华教育基金会培华项目，培训了大量内地“老、少、边、穷”地区的干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巴桑顿珠、甘肃省委书记王迺三运等都曾是培华班的学员。
1998年，经由汪道涵引荐，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与香港新世界集团签署了“中国政府高级公务员培训计划合作协议”，由新世界集团资助中央及地方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到2013年1月，共有189名高级公务员参加了这个项目。
中纪委问话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组织党政干部出国，仍是一件可能有风险的事。
“有关部门的领导曾把我找去问，听说组织党政干部出去是你倡导的，这些人又不是管科技、经济的，让他们出去干吗？”马俊如说，“这个事情我是跟中组部合作的，要中组部同意才行。但是之所以能做这件事，是要有指导思想、有信念才行的。”
最近几年媒体颇为关注的公费出国旅游问题，在当时便已经引发舆论批评。
王迺和马俊如都记得，90年代初，一次干部公款出国旅游被曝光后，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甚至引发国家领导人震怒。这也使得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自从1993年后，出国培训统一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归口管理。
还有因舆论对于公款出国的担忧和愤怒使得一些出国培训项目中途停止的案例。
一次，外专局组织天津一个亏损的国企厂长出去培训。这件事情被职工知道引起强烈反对。尽管经费是由外专局出的，但是员工认为厂子在亏损，厂长却出去公费旅游。这件事从天津市人才智力引进办公室一直闹到天津市，最后培训就没有成行。
“我们怎么有把握让他出去半个月后，就马上让厂里发生变化？出去培训没有把握一定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一定会开阔思路。”马俊如说。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巡视员向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比较快地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否则就适应不了目前的形势发展。中国既要培养高精尖的技术人才也要培养管理人才，特别是在关键岗位的大批干部。这些人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知道山外有山，要知道发达国家是怎么管理的。只有到这个地方学习，实地考察，才能够有第一手的经验。”
培训样本
向东曾于2012年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和他同班的30多名学员大都是司局级干部，都是国家各个部门重要的骨干。
培训班的主题是财政管理。这些官员住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宿舍，在21天的学习中，他们就像学生一样上课。不同的是，授课者中有不少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分别来自英国财政部、汇丰银行、投行研究机构，以及英国地方的财政部长，还有地方议会的议长。
课程内容包括英国的财政运作体系、预算管理、银行的监管体系等，讲课的主题包括如何控制赤字，怎么限制地方发债，如何让预算透明等各国政府运转中均要面对的问题，以及最近两年极为热点的欧债问题等。除了授课，学员们还到议会的现场进行模拟，到银行实地交流。
“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东西平时在书本上看不到，必须专门去了解。”
向东提起学习过程中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苏格兰现任财政首席执行官在给学员授课时，讲了他的前任怎么辞职的。他的前任是当地的老议员，当了几十年部长，很有威望，但是因为违规报销了87英镑而辞职。
“从中可见英国财政管理的精细化、严肃性、高效率。”向东说，“我们也发现英国的很多问题，英国遭遇欧债危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但我们主要是学习别人的长处，收获很大。” 学习归来后，向东写了3篇文章，分别是英国的财政监管及其启示，英国财政运作对我国的启示，还有一篇英国税制改革的文章。他分析了英国财政管理的利弊并与我国比较，这些文章获得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
向东的日常工作是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要服务决策、服务领导，你比领导看的东西少，哪能担起这个职责？如今知识更新速度太快，若非有意识地充电很快就会落后。”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与真正尊重知识和人才，把小平的指示落到实处有关系。在人才的投入上，我们多投入一点，就会多收获一点。人才的投入不会花冤枉钱。”向东说。
从扩大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
据马俊如介绍，到他退休的1997年，全国每年出国培训的人数大约为4万人次。
这一规模此后小有增长。国家外专局现任局长张建国说，近几年，我国每年出国（境）培训的规模是约5万人次。
近年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培训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经由媒体报道，已经为大众熟知。事实上，配合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需要而不断设计实施的出国（境）培训项目远不止于此。
从国家外专局认定具有承办培训团组资格的境外机构数量不难看出现在中国“派出去”的规模和构成。目前，这一数字是293家，分布在38个国家。其中合作机构数量达到10家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数量多少先后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英国（日本和英国数量相同）、加拿大、香港、新加坡、法国。其中，美国有76家，占比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
张建国介绍，目前，出国（境）培训包括管理干部的专题培训，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培训，重点行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训，中西部干部培养项目，等等。培训内容也从早先比较单纯的技术、管理发展到各领域。
随着实际需要，非技术类培训正愈发受到重视。
“过去我们就是买技术买设备，但实现价值不是靠技术本身，要把管理、经验等因素结合起来，技术因素要靠非技术因素发挥作用。所以要加强决策管理培训。”马俊如说。
对于未来的出国（境）培训工作规划，张建国说，要坚持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原则，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精心组织实施培训项目。
“同引进外国专家一样，经过30年，出国（境）培训也从扩大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张建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