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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云南楚雄地区矿冶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矿冶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政府政策的推动，政府管控力是该区域内矿冶业兴衰的直接影响因素。该区域矿冶业的发展既未形成有效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文化，也未将所获得的财富用于区域内长期的环境改良，从长期来看，整个区域经济环境从矿冶业发展中受益有限。对于云南楚雄地区和广大类似的山区而言，人力资本的提升，相应产业文化的培育，山区经济环境的优化是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关键词】矿冶业；山区；可持续
一、区域内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分析
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矿冶业，首先要面对的是阶段性的资源枯竭，如很多矿区逐渐趋向于“硐老山空”的境遇，开采成本不断增高，最终使得矿冶业无利可图；其次，随着规模的发展，矿区人工柴米趋于昂贵，进一步压缩了矿冶业的利润，使得区域内的矿冶业趋于衰落。这一方面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予赘述。某一特定的矿区可能因资源枯竭而衰落，也可能因经济结构失衡而受到冲击，但是，一个区域不同行业的矿冶业呈现出类似的轨迹，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该地区矿冶业总体发展轨迹与清代政局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表明矿冶业的兴衰与政府的管控力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逐渐减弱可能是矿冶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先从政府掌控较为严格且占重要地位的铜和井盐生产状况来看，乾嘉以后都逐渐呈下降趋势，特别“咸同滇乱”对这些产业冲击特别大。但是，银、铜的生产持续的衰落，而盐业生产逐渐恢复。对比两者我们就会发现，盐业生产获得财政收入比银、铜的生产的作用更大、更直接，控制起来更为容易。如“考滇省行盐区域向以北杜川私南防土盐为关键”，同时食盐具有较高的需求刚性，只要形成封闭的空间，政府即可获得高昂的财政利益。而清代云南铜矿的生产主要用于铸造货币，大部分卖给“京局”和外省钱局以获得生产和卖价差额；一小部分卖给云南的铸钱局，再额外获得铸币的利润。但是，十八世纪开始，外来的货币已经渗透进传统的中国，维持铜业生产对政府管控力的要求更高。虽然清代的政府对云南的铜业生产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此时清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力已趋于下降，云南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通过对比铁、铜、盐三个产业可以发现三者的市场基础也有所区别。铁产品主要满足矿区附近居民的日常所需和其它产业的生产所需；盐主要行销云南相关行盐区域；铜大部分外运，主要用于铸币。市场基础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个产业的发展状态。建立在本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铁和盐的生产，随着时代变迁，时有波动，也受到战乱冲击，但都可以延续下来；而与本区域日常生产生活联系较弱的铜业生产却很难延续下去。纵观清代二百多年该区域铁和盐两个产业的发展，不断的有铁厂封闭，也不断的有新矿开采，虽然很难估算出具体的产值和波动状况，但一直得以持续；具体的盐井有丰有枯，不同的盐产区的产量也有所波动，但该区域盐的总产量是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建立本地市场的产业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资源逐渐枯竭导致的利润率降低只是的山区矿冶业衰落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某些占重要地位的产业缺乏本地市场的支撑，政府管控力的下降是该区域矿冶业衰落的直接原因。
二、整体区域经济与矿冶业同步下降的原因分析
清代云南楚雄地区随着矿冶业的兴盛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随着矿冶业的衰落其区域地位也逐渐下降。两者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清代楚雄地区矿冶业的趋势主导着整个楚雄地区的经济走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其原因。
一是从经济结构层面方面进行考量。矿冶业的发展，人员的大量聚集，必然会带动附近的相关产业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都是围绕着矿冶业为中心的。该区域矿冶业的发展需要周边地区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撑，附近区域向矿冶业转移价值，这些价值最终以矿冶业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区域矿冶业的大项是盐、铜，其生产销售由政府主导，大量产品外运，且从中获取较大比例的“课额”，却不能对地方形成有效的价值补偿。所以，矿冶业的发展使得相邻区域的物价水平高昂，促进相关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该区域整体物价维持较高水准，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无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如以农业为例，根据李中清先生的研究，1705年-1805年楚雄府的粮价的平均价格均高于全省的平均价格，且指出在“1725年-1750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矿区”。清代云南楚雄地区虽然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粮价上看，该区域的农业与其他区域相比并不具有优势。所以，表面上看，在矿冶业兴盛时期，很多产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其实都是以矿冶业为中心，依赖于矿冶业的发展，整个区域经是单一的结构。
二是从本地产业文化培育的角度进行考量。清代云南楚雄地区的矿冶业中盐、铜两项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且在云南楚雄地区都分布多个产区。从表面上看整个区域经济是多点，多中心的，但其作为中心的矿冶业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共同指向一个影响因素，即政府的管控力。从宏观层面来说该地区的区域经济是以矿冶业为中心，是与政府的管控力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利润，而要获得利润的正常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该区域的矿冶业发展并不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获得持续利润，而是依赖政府主导的特点，主要通过增加工本，增加卖价的方式来维持，矿冶业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并无较为显著的发展。虽然该区域的矿冶业在较长时段里保持了较为繁盛的局面，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只是一种“官场文化”，而非经营性的“产业文化”。且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广大的普通从业人员，很难算的上富裕，甚至生活较为拮据，如煎盐的灶户“按额煎盐，交官领薪，除薪工各费外，勉顾生计”。这种说法虽然有为提高薪本作借口的因素，但也能反应出普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大多数的本地居民是不参与矿冶业的生产或者仅仅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到了清末，楚雄县的普通民众依然是“工，奇淫之技，素所不习。有外来者为之，而不见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该区域内未形成有效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文化。
【关键词】矿冶业；山区；可持续
一、区域内矿冶业衰落的原因分析
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矿冶业，首先要面对的是阶段性的资源枯竭，如很多矿区逐渐趋向于“硐老山空”的境遇，开采成本不断增高，最终使得矿冶业无利可图；其次，随着规模的发展，矿区人工柴米趋于昂贵，进一步压缩了矿冶业的利润，使得区域内的矿冶业趋于衰落。这一方面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予赘述。某一特定的矿区可能因资源枯竭而衰落，也可能因经济结构失衡而受到冲击，但是，一个区域不同行业的矿冶业呈现出类似的轨迹，我们不得不考虑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该地区矿冶业总体发展轨迹与清代政局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表明矿冶业的兴衰与政府的管控力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能力逐渐减弱可能是矿冶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先从政府掌控较为严格且占重要地位的铜和井盐生产状况来看，乾嘉以后都逐渐呈下降趋势，特别“咸同滇乱”对这些产业冲击特别大。但是，银、铜的生产持续的衰落，而盐业生产逐渐恢复。对比两者我们就会发现，盐业生产获得财政收入比银、铜的生产的作用更大、更直接，控制起来更为容易。如“考滇省行盐区域向以北杜川私南防土盐为关键”，同时食盐具有较高的需求刚性，只要形成封闭的空间，政府即可获得高昂的财政利益。而清代云南铜矿的生产主要用于铸造货币，大部分卖给“京局”和外省钱局以获得生产和卖价差额；一小部分卖给云南的铸钱局，再额外获得铸币的利润。但是，十八世纪开始，外来的货币已经渗透进传统的中国，维持铜业生产对政府管控力的要求更高。虽然清代的政府对云南的铜业生产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由于此时清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力已趋于下降，云南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通过对比铁、铜、盐三个产业可以发现三者的市场基础也有所区别。铁产品主要满足矿区附近居民的日常所需和其它产业的生产所需；盐主要行销云南相关行盐区域；铜大部分外运，主要用于铸币。市场基础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个产业的发展状态。建立在本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铁和盐的生产，随着时代变迁，时有波动，也受到战乱冲击，但都可以延续下来；而与本区域日常生产生活联系较弱的铜业生产却很难延续下去。纵观清代二百多年该区域铁和盐两个产业的发展，不断的有铁厂封闭，也不断的有新矿开采，虽然很难估算出具体的产值和波动状况，但一直得以持续；具体的盐井有丰有枯，不同的盐产区的产量也有所波动，但该区域盐的总产量是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建立本地市场的产业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资源逐渐枯竭导致的利润率降低只是的山区矿冶业衰落的表面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某些占重要地位的产业缺乏本地市场的支撑，政府管控力的下降是该区域矿冶业衰落的直接原因。
二、整体区域经济与矿冶业同步下降的原因分析
清代云南楚雄地区随着矿冶业的兴盛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随着矿冶业的衰落其区域地位也逐渐下降。两者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清代楚雄地区矿冶业的趋势主导着整个楚雄地区的经济走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其原因。
一是从经济结构层面方面进行考量。矿冶业的发展，人员的大量聚集，必然会带动附近的相关产业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都是围绕着矿冶业为中心的。该区域矿冶业的发展需要周边地区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撑，附近区域向矿冶业转移价值，这些价值最终以矿冶业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该区域矿冶业的大项是盐、铜，其生产销售由政府主导，大量产品外运，且从中获取较大比例的“课额”，却不能对地方形成有效的价值补偿。所以，矿冶业的发展使得相邻区域的物价水平高昂，促进相关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该区域整体物价维持较高水准，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无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优势。如以农业为例，根据李中清先生的研究，1705年-1805年楚雄府的粮价的平均价格均高于全省的平均价格，且指出在“1725年-1750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矿区”。清代云南楚雄地区虽然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从粮价上看，该区域的农业与其他区域相比并不具有优势。所以，表面上看，在矿冶业兴盛时期，很多产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其实都是以矿冶业为中心，依赖于矿冶业的发展，整个区域经是单一的结构。
二是从本地产业文化培育的角度进行考量。清代云南楚雄地区的矿冶业中盐、铜两项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且在云南楚雄地区都分布多个产区。从表面上看整个区域经济是多点，多中心的，但其作为中心的矿冶业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共同指向一个影响因素，即政府的管控力。从宏观层面来说该地区的区域经济是以矿冶业为中心，是与政府的管控力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利润，而要获得利润的正常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该区域的矿冶业发展并不是通过提高生产力获得持续利润，而是依赖政府主导的特点，主要通过增加工本，增加卖价的方式来维持，矿冶业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并无较为显著的发展。虽然该区域的矿冶业在较长时段里保持了较为繁盛的局面，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只是一种“官场文化”，而非经营性的“产业文化”。且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广大的普通从业人员，很难算的上富裕，甚至生活较为拮据，如煎盐的灶户“按额煎盐，交官领薪，除薪工各费外，勉顾生计”。这种说法虽然有为提高薪本作借口的因素，但也能反应出普通从业者的生计艰难，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大多数的本地居民是不参与矿冶业的生产或者仅仅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到了清末，楚雄县的普通民众依然是“工，奇淫之技，素所不习。有外来者为之，而不见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该区域内未形成有效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