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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武汉，除了坐飞机，更好的方式应该是从重庆坐船，顺江而下。在中国，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只是在利用交通工具移动那么简单。尤其在北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似乎并不算太大，它们都长得太像了。但在长江沿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从重庆坐游轮到武汉，从山城出发穿过三峡景区，再翻过三峡大坝，之后的江面便慢慢地豁然开朗。到达武汉后才会发现，原来长江边还有如此平坦的大城市。
不过我和摄影师王锋可没有那么多悠闲的时间去享受漫长的游轮时光，我们从北京起飞后就一直在云里雾里颠簸，以至于降落时快要接近地面才看到武汉的大致模样。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上一次来这里试车已是两年前，而更早时候的记忆就是我在海口认识的一位海航飞行员和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媒体好友——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在这里求学过。从某种角度来说，武汉这座城市也是培育人才的摇篮。
在22年前，湖北人带着轿车梦到了法国，在与PSA谈判了几个回合之后，东风汽车就与标致-雪铁龙达成协议，在武汉建立一家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自“知青”返城之后，武汉又一次迎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才。最早由神龙运作的品牌只有雪铁龙，那些原汁原味的经典车型：ZX、赛纳、毕加索都曾遭遇过水土不服的症状。但后来神龙公司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便开始提出本土开发，世嘉、C4L无一例外都获得了成功。现在，武汉已经与神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事实：曾经备受市场冷落的凯旋扮演起了出租车的角色。
从机场去往酒店的路上天已经黑了，在经过江汉二桥时能看到江边硕大的广告牌群，其中最大的一块就写着：神龙汽车公司。据说这是神龙与多家房地产商博弈之后获得的。无论在汉口江滩还是在长江大桥上看，它都显得十分醒目。
“蛮奇怪的武汉人”
在武汉，我们除了要和当地人打交道，我们还要和一台东风雪铁龙C4L呆上三天，这台车将是我们在这里的代步工具。约定好的取车地点在汉阳区陶家岭“神龙鸿泰”，不过我们住在武昌区临江大道，与汉阳区隔江相望。长江就在几步之遥，透过酒店玻璃窗就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和轮渡码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和王锋决定先坐轮渡到江对岸的汉口，然后再打车前往陶家岭，这样既能节省费用，还能领路当地特色。武汉和重庆相似的一点是也有两条江，汉江从汉阳区穿城而过，与长江一道将武汉城分为了三部分：武昌、汉口、汉阳，并且每个区域都有自己明显的功能划分——武昌偏重文化教育，汉口重经济，而汉阳则是工业加工区。乘坐武汉轮渡的大部分是上班族，一群群满脸严肃骑着电动车的人飞快地通过浮桥涌上渡轮。刚一上船，底层便堵得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在重庆坐渡轮，没法将电动车骑上船，因为河岸与沿江马路的连接都是阶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武汉的江面开阔，距离沿江公路也不远，所以这为骑车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半小时后之后我们坐上了一辆爱丽舍出租车，没几分钟便淹没在沿江大道的车流中，各种电动助力车、人力车穿梭在道路上，这里就是武汉道路的缩影了。在汉正街我们又一次遭遇堵车，司机说这里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你们不知道？”他为此感到惊讶。他接着说：“在武汉开车就是要抢，谁抢得赢谁走，要是在武汉开车没问题，那全国都可以开了。”这样的话我在重庆也曾听到过，很显然武汉的司机更喜欢加塞。在武汉开车真的要格外小心，你得随时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推着自行车的大妈在沿街叫卖，骑电动车的大叔悠闲地逆行，路面井盖起码有十厘米深。后来我终于明白了C4L为什么要调软悬架，在武汉没有比开它更舒服的选择了。
这些普罗大众正是武汉人生活的写照，如何形容他们？如果单从开车来看，这里的民风的确很彪悍，但这还不够幽默。从北京过来的飞机上我倒是听到后排母女的对话，女儿对妈妈说：“你这个人还蛮奇怪的。”
一座正在大整修的“江城”
拿到车之后，我和王锋便开始着手拍摄。但不巧，4S店的工作人员特别嘱咐我们，今天武汉长江大桥是单数限行，这意味着在晚上八点之前我们都不能从这座桥上通过。于是我们索性改变原有行程，提前去汉口江滩和沿江码头采风。即便是在武汉，行人们仍然对C4L充满了好奇，只要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人凑上脸来想要一探究竟。在过去试车时，这样的事情我已遇上过千八百回了，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向这些路人解释。应付他们我倒有足够的自信，因为我自己就是雪铁龙和标致的车主。
从陶家岭出来到汉口江滩，我们足足开了近一个小时，在龙阳大道上堵车是再正常不过的景观了。这里正在修建地铁，宽阔的马路正在做开膛手术，道路破损不堪。在堵车的间隙我想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话：“整个武汉都在修，走到哪里都是尘雾弥漫的样子，修高架、修地铁，没有哪里不修的。”司机还说过：“以前说修地铁、修高架，一条条修要花好多年，所以后来索性就一起修。”这就是武汉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新任领导上台后总是要想着做一些政绩工程，于是整个城市遭遇了不幸。
不过我并不为此感到苦恼，至少C4L就像专门为这里诞生的一样。神龙在做本土化开发时就调软了弹簧刚度，再加上PSA的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C4L厚实的座椅，在烂路上颠簸反倒是一种享受，就像在摇篮里。这辆C4L还是最新推出的1.8升款，搭配6速自动变速器。来武汉前我一朋友还曾问起过这车怎么样，动力会不会差。跑了一下午，堵车时间过半，走走停停油门十分灵活，油耗也就10L/100km，表现还不赖。
事实上，汉口的道路比汉阳要好上百倍，进入汉口江滩后路面变得平直而开阔，这里的景致和上海外滩有些像。从江汉关开始，沿江一字排开的洋行构成了汉口近代建筑群。漂亮的建筑仍旧保留着一个世纪前的浮华，但这些历史遗物却统统记录了中国的荣辱史——从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外国人纷纷开着军舰涌入这座内陆城市，后来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英、德、俄、法、日则纷纷在汉口圈出自己的租界。然而颇为戏剧的一面是：如今武汉与法国波尔多市成为了友好城市，法国汽车公司落户武汉，我们今天开的也是法国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C4L。 精彩都在背街小巷
在武汉呆了两天之后，我们两人便对这座城市有些熟悉了。武汉尽管很大，但由江河划分出来的天然区域却是极为容易辨识，轮渡还是过桥，这两者间并无冲突。在汉口隐藏着一条老街——吉庆街——所有的房子都是上个世纪的状态，每到夜幕降临便人头攒动，这里是最武汉的地方。旅游介绍说：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如果没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确不太好理解。刚到武汉那晚，我和王锋便在户部巷简单吃了晚饭，这里大多都是小吃摊，所有的食物都用串儿展现。而在户部巷的另一头则是一幢仿古建筑，里面云集了武汉精武、混沌大锅还有蔡林记，通通都是大牌。
在武汉，当地人这么向我描述：“热干面就是老蔡林记出来的，你们住武昌，应该在户部巷可以找到。不过你们外地人吃那个不一定习惯，那个要手工磨的芝麻酱，有些还是黑芝麻。我们一般在路边摊吃，蔡林记的肯定要好吃些。”吉庆街是大排档的聚集地，从这里踱步便可去江汉路步行街。武汉作家池莉就曾在吉庆街取材，写出了小说《生活秀》，人物主角来双扬就是“久久鸭脖”的老板。在书中，她就是这条街的风景。不久后，《生活秀》的同名电影便在重庆厚慈街开拍，这部片子是大陆文艺电影的代表作，它描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就如同我们亲眼所见的吉庆街一样真实而又纯朴。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我更喜欢夜晚的武汉，所有的喧嚣都在夜幕中停顿了下来，穿梭在汉口的老街享受着慢时光。然而就在102年前，那场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也发生在夜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当晚起义军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署，次日革命党人便在湖北谘议局成立了“武昌起义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场革命很快在全国展开，12月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议和；12月30日，各大报纸开始登载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新闻；几个月之后清廷无力回天，宣统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
但很快，这一场革命在30多年后又演变成另一场红色浪潮。在19世纪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曾是“永远停滞的民族”。而进入到20世纪后，革命加速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像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描述的那样——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武汉的印象也是这样，一切都在加速，城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新建的大桥和楼房，东风雪铁龙不断引进的新车，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的武汉人。江汉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在上游2.3公里处一座崭新的鹦鹉洲长江大桥即将合拢；而在临江步道，行人们则迈着懒散的步伐，前往芦苇滩的路上我几乎误以为我也是一名武汉人：我们有着近似的口音，近似的饮食习惯，这是一座很快就能融入进去的城市。
离开武汉前那晚，我和王锋开着C4L游车河。这座城市太大，以至于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留下足迹；但这座城市又很小，油箱里300块的汽油到还车时还剩1/3。当然，那些凌乱或漂亮的建筑终将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海天汽配城、东湖、楚河汉街……一如我曾去过的“江城”，武汉已被一连串记忆定格。
不过我和摄影师王锋可没有那么多悠闲的时间去享受漫长的游轮时光，我们从北京起飞后就一直在云里雾里颠簸，以至于降落时快要接近地面才看到武汉的大致模样。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上一次来这里试车已是两年前，而更早时候的记忆就是我在海口认识的一位海航飞行员和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媒体好友——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在这里求学过。从某种角度来说，武汉这座城市也是培育人才的摇篮。
在22年前，湖北人带着轿车梦到了法国，在与PSA谈判了几个回合之后，东风汽车就与标致-雪铁龙达成协议，在武汉建立一家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自“知青”返城之后，武汉又一次迎来了大批的年轻人才。最早由神龙运作的品牌只有雪铁龙，那些原汁原味的经典车型：ZX、赛纳、毕加索都曾遭遇过水土不服的症状。但后来神龙公司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便开始提出本土开发，世嘉、C4L无一例外都获得了成功。现在，武汉已经与神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事实：曾经备受市场冷落的凯旋扮演起了出租车的角色。
从机场去往酒店的路上天已经黑了，在经过江汉二桥时能看到江边硕大的广告牌群，其中最大的一块就写着：神龙汽车公司。据说这是神龙与多家房地产商博弈之后获得的。无论在汉口江滩还是在长江大桥上看，它都显得十分醒目。
“蛮奇怪的武汉人”
在武汉，我们除了要和当地人打交道，我们还要和一台东风雪铁龙C4L呆上三天，这台车将是我们在这里的代步工具。约定好的取车地点在汉阳区陶家岭“神龙鸿泰”，不过我们住在武昌区临江大道，与汉阳区隔江相望。长江就在几步之遥，透过酒店玻璃窗就能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和轮渡码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和王锋决定先坐轮渡到江对岸的汉口，然后再打车前往陶家岭，这样既能节省费用，还能领路当地特色。武汉和重庆相似的一点是也有两条江，汉江从汉阳区穿城而过，与长江一道将武汉城分为了三部分：武昌、汉口、汉阳，并且每个区域都有自己明显的功能划分——武昌偏重文化教育，汉口重经济，而汉阳则是工业加工区。乘坐武汉轮渡的大部分是上班族，一群群满脸严肃骑着电动车的人飞快地通过浮桥涌上渡轮。刚一上船，底层便堵得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在重庆坐渡轮，没法将电动车骑上船，因为河岸与沿江马路的连接都是阶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武汉的江面开阔，距离沿江公路也不远，所以这为骑车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半小时后之后我们坐上了一辆爱丽舍出租车，没几分钟便淹没在沿江大道的车流中，各种电动助力车、人力车穿梭在道路上，这里就是武汉道路的缩影了。在汉正街我们又一次遭遇堵车，司机说这里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你们不知道？”他为此感到惊讶。他接着说：“在武汉开车就是要抢，谁抢得赢谁走，要是在武汉开车没问题，那全国都可以开了。”这样的话我在重庆也曾听到过，很显然武汉的司机更喜欢加塞。在武汉开车真的要格外小心，你得随时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推着自行车的大妈在沿街叫卖，骑电动车的大叔悠闲地逆行，路面井盖起码有十厘米深。后来我终于明白了C4L为什么要调软悬架，在武汉没有比开它更舒服的选择了。
这些普罗大众正是武汉人生活的写照，如何形容他们？如果单从开车来看，这里的民风的确很彪悍，但这还不够幽默。从北京过来的飞机上我倒是听到后排母女的对话，女儿对妈妈说：“你这个人还蛮奇怪的。”
一座正在大整修的“江城”
拿到车之后，我和王锋便开始着手拍摄。但不巧，4S店的工作人员特别嘱咐我们，今天武汉长江大桥是单数限行，这意味着在晚上八点之前我们都不能从这座桥上通过。于是我们索性改变原有行程，提前去汉口江滩和沿江码头采风。即便是在武汉，行人们仍然对C4L充满了好奇，只要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人凑上脸来想要一探究竟。在过去试车时，这样的事情我已遇上过千八百回了，我总是不厌其烦的向这些路人解释。应付他们我倒有足够的自信，因为我自己就是雪铁龙和标致的车主。
从陶家岭出来到汉口江滩，我们足足开了近一个小时，在龙阳大道上堵车是再正常不过的景观了。这里正在修建地铁，宽阔的马路正在做开膛手术，道路破损不堪。在堵车的间隙我想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话：“整个武汉都在修，走到哪里都是尘雾弥漫的样子，修高架、修地铁，没有哪里不修的。”司机还说过：“以前说修地铁、修高架，一条条修要花好多年，所以后来索性就一起修。”这就是武汉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新任领导上台后总是要想着做一些政绩工程，于是整个城市遭遇了不幸。
不过我并不为此感到苦恼，至少C4L就像专门为这里诞生的一样。神龙在做本土化开发时就调软了弹簧刚度，再加上PSA的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C4L厚实的座椅，在烂路上颠簸反倒是一种享受，就像在摇篮里。这辆C4L还是最新推出的1.8升款，搭配6速自动变速器。来武汉前我一朋友还曾问起过这车怎么样，动力会不会差。跑了一下午，堵车时间过半，走走停停油门十分灵活，油耗也就10L/100km，表现还不赖。
事实上，汉口的道路比汉阳要好上百倍，进入汉口江滩后路面变得平直而开阔，这里的景致和上海外滩有些像。从江汉关开始，沿江一字排开的洋行构成了汉口近代建筑群。漂亮的建筑仍旧保留着一个世纪前的浮华，但这些历史遗物却统统记录了中国的荣辱史——从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外国人纷纷开着军舰涌入这座内陆城市，后来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英、德、俄、法、日则纷纷在汉口圈出自己的租界。然而颇为戏剧的一面是：如今武汉与法国波尔多市成为了友好城市，法国汽车公司落户武汉，我们今天开的也是法国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C4L。 精彩都在背街小巷
在武汉呆了两天之后，我们两人便对这座城市有些熟悉了。武汉尽管很大，但由江河划分出来的天然区域却是极为容易辨识，轮渡还是过桥，这两者间并无冲突。在汉口隐藏着一条老街——吉庆街——所有的房子都是上个世纪的状态，每到夜幕降临便人头攒动，这里是最武汉的地方。旅游介绍说：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如果没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确不太好理解。刚到武汉那晚，我和王锋便在户部巷简单吃了晚饭，这里大多都是小吃摊，所有的食物都用串儿展现。而在户部巷的另一头则是一幢仿古建筑，里面云集了武汉精武、混沌大锅还有蔡林记，通通都是大牌。
在武汉，当地人这么向我描述：“热干面就是老蔡林记出来的，你们住武昌，应该在户部巷可以找到。不过你们外地人吃那个不一定习惯，那个要手工磨的芝麻酱，有些还是黑芝麻。我们一般在路边摊吃，蔡林记的肯定要好吃些。”吉庆街是大排档的聚集地，从这里踱步便可去江汉路步行街。武汉作家池莉就曾在吉庆街取材，写出了小说《生活秀》，人物主角来双扬就是“久久鸭脖”的老板。在书中，她就是这条街的风景。不久后，《生活秀》的同名电影便在重庆厚慈街开拍，这部片子是大陆文艺电影的代表作，它描述的是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就如同我们亲眼所见的吉庆街一样真实而又纯朴。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我更喜欢夜晚的武汉，所有的喧嚣都在夜幕中停顿了下来，穿梭在汉口的老街享受着慢时光。然而就在102年前，那场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也发生在夜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当晚起义军用炮火摧毁了湖广总督署，次日革命党人便在湖北谘议局成立了“武昌起义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场革命很快在全国展开，12月18日，南北代表在上海议和；12月30日，各大报纸开始登载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新闻；几个月之后清廷无力回天，宣统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
但很快，这一场革命在30多年后又演变成另一场红色浪潮。在19世纪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曾是“永远停滞的民族”。而进入到20世纪后，革命加速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像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描述的那样——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武汉的印象也是这样，一切都在加速，城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新建的大桥和楼房，东风雪铁龙不断引进的新车，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的武汉人。江汉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在上游2.3公里处一座崭新的鹦鹉洲长江大桥即将合拢；而在临江步道，行人们则迈着懒散的步伐，前往芦苇滩的路上我几乎误以为我也是一名武汉人：我们有着近似的口音，近似的饮食习惯，这是一座很快就能融入进去的城市。
离开武汉前那晚，我和王锋开着C4L游车河。这座城市太大，以至于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留下足迹；但这座城市又很小，油箱里300块的汽油到还车时还剩1/3。当然，那些凌乱或漂亮的建筑终将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海天汽配城、东湖、楚河汉街……一如我曾去过的“江城”，武汉已被一连串记忆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