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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辞：
根组织的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实现。我学习，自我教育，在农民自发愿望与基层政府治理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为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出路提供了富于意义的启示。
2001年前后，郑冰等热心人开始尝试通过文体活动、技术培训将农民组织起来。
在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2004年6月7日，“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市民政局顺利注册，目前有3800多名会员。
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带头人郑冰的推动下，致力乡村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现在各地不断有人到永济调研和学习经验，寨子村更是被众多考察者称作“希望的田野”，今年年底他们合作社搞的寨子村生态园项目也开始运作了。在10月15日世界农村妇女日，郑冰还和全球的20名农村妇女获得了由世界妇女高峰基金会颁发的2005年度“农村妇女生活创造奖”。
当今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怀有深深的忧虑，感慨于农民的一盘散沙和村民委员会的官僚化。而永济蒲州镇的农民协会则是一个在有魅力的领导者推动下自发形成的草根民间组织，它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也帮助农民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更可贵的是在一些学者的乡村建设实践普遍被当作“陈义甚高”，遭遇基层政府的抵触而纷纷夭折时，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实现了农民自发愿望和基层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不仅给农会的自身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于探寻中国乡村建设出路的人们这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为他们的成绩感到鼓舞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个农民协会能否坚持下去?这种模式能否推广?农民协会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关系如何处理?特别是担心农会这样发展下去，当地政府的态度会不会改变?牛市长的回答最恰当地回应了大家的疑问。
不管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牛市长你好，永济市农民协会蓬勃发展，会不会有人提出质疑，担心会架空村支部、村委会等基层组织?
牛英杰(以下简称牛)：我认为不会，这恐怕是有些人没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才提出的质疑。在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的时候，往往党支部和村委会包揽村里的一切事务，这其实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们谈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农村党支部的职责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基层组织，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包揽一切事务。
《南》：但是按照村民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那么农会这样自发产生的新型组织，义务承担了很多乡村建设和社区服务的职责，是否会给村委会、村支部带来压力?这会不会使有些人担心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工作将被取代?
牛：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目前的体制，党支部是由党员选出，村委会是由全体村民选出，这在眼下确实容易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现在一些同志虽然不是村干部，但他站出来愿意为大家做好事，有什么不可以?给村干部带来鞭策也是好事，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这能叫架空取代党组织?谁要有这种观念那也太狭隘了，根本就没有理解：党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像郑冰这样愿意为大家服务，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如果她什么时候想当村长，我觉得也完全够格，这和搞农会并不矛盾。
《南》：当前很多学者都提出，村委会原本应当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可实际上在我国村组织却高度行政化，村干部往往反倒成了村民头上的负担。
牛：过去确实很多地方村干部和农民矛盾比较尖锐，也有人提出是不是该精简乡村干部?对此还有不少争议，我们也不想这么早下结论。关心农民就要支持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南》：据说你早在7年前就大力提倡村民自发组织合作社，这种观念应该说在当时还比较超前吧?
牛：在我们这里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拿我来说，搞了十几年农业工作，再加上有机会去一些发达国家考察，逐步悟出一个道理，发达国家合作社非常普遍，这才能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而在我们国家小农经济的模式根本搞不起来。制度、标准、品牌、规模，所有这些农业产业化的要素，不让农民搞合作怎么能行?
《南》：可我看到有些地方也搞合作社，但行政色彩比较重，结果好像搞成了第二套政府班子，效果未必好。
牛：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这个时代，绝对不能光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不和群众心中的想法、要求结合，行政命令很容易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些人一关心农业就命令农民种这个，种那个，甚至不和群众商量，动辄连上几万亩地搞个什么工程，以为这是“有魄力”，这种“抓农业”的方式实践证明是容易出乱子的。重视农业就要激发农民自身的活力，政府只是提供引导和必要的扶持，要相信农民群众的创造力，关键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开动脑筋谋发展，其实农民群众中有的是能人，只要你放手给他们舞台。
抓住这个问题，才牵住了三农问题的牛鼻子，我们觉得组织化程度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光喊重视三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看都是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发展有多快，农村经济发展就有多快；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多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南》：我看到永济市虽然财政收入不是非常高，但市内绿化很好，郊外到处都是农田，和一些大搞开发区、地产项目的城市比，你们的发展思路似乎不太一样?
牛：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吹牛，在山西，永济的农业产业化搞得比较好，这和历届班子在发展观上的统一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市里的干部，当然在发展经济上担子很重，但我们把和谐发展看得更重。总理不是说了么，搞经济学先要搞穷人经济学。在中国尤其中西部地区就要搞农民经济学，把农民消费水平提高，让农民增收，这才是和谐社会。假如我们永济光靠投入，光靠出口，光挖资源，光有一批大富翁，但大多数人民群众很穷，我们总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虽然其他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可能更直接一些，但我们在农业上下的功夫一直很大。
《南》：农民协会的成立是否也和你所说的和谐发展观有关?
牛：对，这个农民协会，不光我一个人支持，我们市委班子对此没有任何争议，认识很统一，一切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幸福的事，都应该鼓励，我现在就是还嫌这样的组织太少。
《南》：有句俗语叫“人走茶凉”，你或者你们这一届班子固然对于农会非常理解支持，但假设你们几个主要干部被调走或者退休了，你觉得永济农会还能一直办下去么?
牛：当然一个组织最初的发展和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它一旦走上轨道，就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事情了。你提到的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农民协会”是合法注册的，有法律来监督它，也就受法律的保护，只要它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坚持它的宗旨，换了哪个领导他也会支持，我更不相信谁有理由来扼杀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光讲大道理没有用，落实到一句话，关键是要让大家在参加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帮助，进一步感受到实惠，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郭宇宽)
根组织的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实现。我学习，自我教育，在农民自发愿望与基层政府治理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为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出路提供了富于意义的启示。
2001年前后，郑冰等热心人开始尝试通过文体活动、技术培训将农民组织起来。
在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2004年6月7日，“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市民政局顺利注册，目前有3800多名会员。
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在带头人郑冰的推动下，致力乡村建设，发展乡村经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现在各地不断有人到永济调研和学习经验，寨子村更是被众多考察者称作“希望的田野”，今年年底他们合作社搞的寨子村生态园项目也开始运作了。在10月15日世界农村妇女日，郑冰还和全球的20名农村妇女获得了由世界妇女高峰基金会颁发的2005年度“农村妇女生活创造奖”。
当今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怀有深深的忧虑，感慨于农民的一盘散沙和村民委员会的官僚化。而永济蒲州镇的农民协会则是一个在有魅力的领导者推动下自发形成的草根民间组织，它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也帮助农民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更可贵的是在一些学者的乡村建设实践普遍被当作“陈义甚高”，遭遇基层政府的抵触而纷纷夭折时，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实现了农民自发愿望和基层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不仅给农会的自身发展带来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于探寻中国乡村建设出路的人们这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为他们的成绩感到鼓舞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个农民协会能否坚持下去?这种模式能否推广?农民协会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关系如何处理?特别是担心农会这样发展下去，当地政府的态度会不会改变?牛市长的回答最恰当地回应了大家的疑问。
不管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牛市长你好，永济市农民协会蓬勃发展，会不会有人提出质疑，担心会架空村支部、村委会等基层组织?
牛英杰(以下简称牛)：我认为不会，这恐怕是有些人没有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才提出的质疑。在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育的时候，往往党支部和村委会包揽村里的一切事务，这其实是不正常的。比如我们谈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农村党支部的职责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基层组织，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不是包揽一切事务。
《南》：但是按照村民组织法，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那么农会这样自发产生的新型组织，义务承担了很多乡村建设和社区服务的职责，是否会给村委会、村支部带来压力?这会不会使有些人担心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工作将被取代?
牛：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目前的体制，党支部是由党员选出，村委会是由全体村民选出，这在眼下确实容易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现在一些同志虽然不是村干部，但他站出来愿意为大家做好事，有什么不可以?给村干部带来鞭策也是好事，谁为大家服务都应该被鼓励，这能叫架空取代党组织?谁要有这种观念那也太狭隘了，根本就没有理解：党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而且像郑冰这样愿意为大家服务，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如果她什么时候想当村长，我觉得也完全够格，这和搞农会并不矛盾。
《南》：当前很多学者都提出，村委会原本应当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可实际上在我国村组织却高度行政化，村干部往往反倒成了村民头上的负担。
牛：过去确实很多地方村干部和农民矛盾比较尖锐，也有人提出是不是该精简乡村干部?对此还有不少争议，我们也不想这么早下结论。关心农民就要支持农民自己组织起来
《南》：据说你早在7年前就大力提倡村民自发组织合作社，这种观念应该说在当时还比较超前吧?
牛：在我们这里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拿我来说，搞了十几年农业工作，再加上有机会去一些发达国家考察，逐步悟出一个道理，发达国家合作社非常普遍，这才能把农业产业化经营，而在我们国家小农经济的模式根本搞不起来。制度、标准、品牌、规模，所有这些农业产业化的要素，不让农民搞合作怎么能行?
《南》：可我看到有些地方也搞合作社，但行政色彩比较重，结果好像搞成了第二套政府班子，效果未必好。
牛：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这个时代，绝对不能光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不和群众心中的想法、要求结合，行政命令很容易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些人一关心农业就命令农民种这个，种那个，甚至不和群众商量，动辄连上几万亩地搞个什么工程，以为这是“有魄力”，这种“抓农业”的方式实践证明是容易出乱子的。重视农业就要激发农民自身的活力，政府只是提供引导和必要的扶持，要相信农民群众的创造力，关键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开动脑筋谋发展，其实农民群众中有的是能人，只要你放手给他们舞台。
抓住这个问题，才牵住了三农问题的牛鼻子，我们觉得组织化程度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光喊重视三农，不在这方面下功夫，我看都是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组织化发展有多快，农村经济发展就有多快；农民组织化程度有多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南》：我看到永济市虽然财政收入不是非常高，但市内绿化很好，郊外到处都是农田，和一些大搞开发区、地产项目的城市比，你们的发展思路似乎不太一样?
牛：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吹牛，在山西，永济的农业产业化搞得比较好，这和历届班子在发展观上的统一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市里的干部，当然在发展经济上担子很重，但我们把和谐发展看得更重。总理不是说了么，搞经济学先要搞穷人经济学。在中国尤其中西部地区就要搞农民经济学，把农民消费水平提高，让农民增收，这才是和谐社会。假如我们永济光靠投入，光靠出口，光挖资源，光有一批大富翁，但大多数人民群众很穷，我们总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虽然其他产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可能更直接一些，但我们在农业上下的功夫一直很大。
《南》：农民协会的成立是否也和你所说的和谐发展观有关?
牛：对，这个农民协会，不光我一个人支持，我们市委班子对此没有任何争议，认识很统一，一切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幸福的事，都应该鼓励，我现在就是还嫌这样的组织太少。
《南》：有句俗语叫“人走茶凉”，你或者你们这一届班子固然对于农会非常理解支持，但假设你们几个主要干部被调走或者退休了，你觉得永济农会还能一直办下去么?
牛：当然一个组织最初的发展和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但它一旦走上轨道，就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操纵的事情了。你提到的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农民协会”是合法注册的，有法律来监督它，也就受法律的保护，只要它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坚持它的宗旨，换了哪个领导他也会支持，我更不相信谁有理由来扼杀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光讲大道理没有用，落实到一句话，关键是要让大家在参加农民协会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帮助，进一步感受到实惠，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郭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