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说,“语言是最敏感的容器,能折射文化的变迁”。当今天的我们熟练、自然、理所当然地写下阴性代词“她”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字诞生只有短短九十余年的时间,而其背后有一段色彩斑斓的历史故事。
　　《“她”字的文化史》一书绍了这个代词的发明、论争和传播,还认为这个字不仅仅关系到语法、音标等语言变革,也涉及到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并成为了新的现代性别观念的载体。此外,还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主题的书写。“她”字的传播和早期社会化不仅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激发了国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乃至国家性质新的想象和认知,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情感动力。
　　如同翻译佛教典籍引发了汉语的变革一样,清末的西学东渐再次掀起了汉语革新的浪潮,而其中英语的“She”在汉语中的相对应词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早在1917年左右,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周作人在1918年的文章中提到,刘半农最早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建议。“她”古代原有有这个字,是“姐”字的异体。
　　正式发表于1923年的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非常有名,但却不是最早以她字入诗的诗歌,自觉书写“她”字最早期的代表是新文学运动的健将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田汉等人。虽然刘半农是“她”字的最早创意者,但是就形、音、义三者统一完整意义上的“她”字而言,发明权也并不是刘半农,他认为“她”不应该读“ta”,而可以读“tuo”、“yi”或者“te”。
　　周作人认为考虑到印刷不便,决定在“他”字下注一个“女”来代替。1919年语言学家钱玄同另造了一个“女它”字,除了这两种“他字的分化”方案之外,“她”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伊”。1920年之前,除了《新青年》之外,《晨报》、《东方杂志》、《新潮》等很多报刊上,都出现了“伊”字,矛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是使用伊字的著名探索者,到了30年代,“伊”字就更流行了,甚至风头一度还超过了“她”字。
　　不过30年代中期之后,“她”字的地位开始巩固下来,得到了更多认同。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她”字社会化的时期恰恰正是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大众文艺和大众语运动蓬勃兴起,并左右了社会语言文化走向的时期,造成了一种更加有利于 “她”而不是“伊”的语言文化环境。“伊”和“伊们”最终被淘汰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事了。
　　“她”字的创用很容易让人想到男女平等观念的潜在作用,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平等观到成了当时人反对“她”的有力的思想依据。当时有人拿“她”和“他”字的偏旁说事,以此拥护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使用也是人字旁的“伊”。有些女权运动的实践者长期公开拒绝“她”字。1922年《现代妇女》上有篇文章说“某报上有位先生,做了篇文章,中间用了许多‘(男也)’字,累铸字房的工人忙得汗如雨下……据说是替‘她’字复仇的。”不过“她”字的诞生和实践,无疑给女性性别创造了更多的文学空间,女性的“她”可以被赋予各种美好的寄托,比如用“她”来代称祖国,改变了中国古代所说的“父母之邦”的形象。
　　
　　《“她”字的文化史》作者:黄兴涛出版社:福建教育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