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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缺乏，源于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效益低下，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只能是现实地提高职业教育的个人效益，而不是抽象地改造文化传统。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大政府投入，降低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合理调整分配结构，维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公民公平就业。
关键词：传统文化；职业教育吸引力；职业教育效益；收入分配改革
近年来，随着“技工荒”的不断出现，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引起了职业教育学界的关注和回应。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这种解释，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图对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和对策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有益于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传统文化归因论：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是不同社会主体参与、认可、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程度，包括政府部门举办职业教育的意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热情，职业教育管理者和职业学校的教师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其中，学生、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的集中体现，也是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基础。今天，职业学校正在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无奈选择”，职业教育正在沦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为何对公众失去了吸引力？
有人认为，传统职业观念和知识观念形成的文化惯性是时下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没有达到理想的应然状态，“首先是与我国伦理性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官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也有人认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是农民不喜欢职业教育的根本原因，“从学术史上来讲，几乎没有任何研究会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人们鄙视职业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断言，要在长期内促使农民形成一个稳定的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偏好，需要利用正规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还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对人们选择学校类型和职业类型构成了极强的思维定势，影响教育吸引力的提升。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原因的分析”上，应当“深入到文化层面，培养合乎时代精神的职业教育新理念以及合乎国情的职业教育文化。”上述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或者“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视为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原因。这种研究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视角，笔者称之为传统文化归因论。在传统文化归因论看来，传统文化是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成因、首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根本原因；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最根本的是进行观念的转变，文化的改造。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就这样成为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二、传统文化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吗
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对于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传统文化归因论找准原因了吗？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依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或者决定因素，甚至根本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直接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归因论不能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曾经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下滑、稳步发展”的曲折过程，职业教育曾经是有吸引力的。在笔者参加工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能上中专和技校还是很大的光荣。据统计，1990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即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所谓“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文化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去决定当年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其次，传统文化归因论已被连年高烧不退的“艺考热”所否定。本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美人迟暮，魅力不在，而同期的艺术教育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仅以2007年南京艺术学院招生为例，据南京晨报2007年12月27日报道，该校电影影视学院四个专业招生，报名人数达到7000多人，其中播音主持专业招生30人，有2000多人报名。考生人数如此急剧增加，甚至招办主任都始料未及。在传统中国社会演员地位低贱，有所谓“下九流”等说法。然而，近乎疯狂的“艺考热”背后，哪里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归因论不符合我国教育的发展史。
可见，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上，传统文化决定论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社会变迁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情感与意愿、认可与接受，不应由所谓的文化意识、哲学观念所决定，只能由物质性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上的传统文化归因论，套用朱学勤的说法，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三、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经济学透视
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指出，人们用有限的积蓄，甚至不惜举债筹款来支付教育费用，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将来获得金钱和非金钱的回报。公众对受教育水平的追逐和教育类型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不言而喻，教育在现阶段还不是纯粹的消费型商品。教育是需要国家和个人投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投入是有回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包括经济的收益，也包括非经济的收益。教育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就是教育的效益。就个体而言，教育能够带来收益，受教育程度与其收益成正相关关系，这已被国内外诸多实证研究所证明。研究发现，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每一年正规教育使人的平均工资增加10%左右。在中国，农民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所得工资收入也就越高。在影响居民收入的十个因素中，教育的权重变化仅次于地区和职业因素，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上升。社会经验观察也可以发现，接受教育是中国的低收入居民实现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最主要依赖方式。教育是抛开家庭背景实现人们就业理想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被相对平等利用的途径。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文凭，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然而，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效益现实，使人们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方面，中职学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中，高职院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没有个人成本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职业教育收益偏低，体现在：
（1）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工资收入低。教育部的抽样调查显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起薪有1/4不足1000元，有45%的学生处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24%的学生达到1500元至2000元，2000元以上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上海，80%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2009年初次就业工资也只是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徘徊，与上海市同期1120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相差无几。不仅如此，接受职高、中专教育的群体平均收入是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群体平均收入的79.76%，大大低于同层次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群体的平均收入。
（2）就业质量低，权益得不到保障。技术工人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健康安全、人格尊严、休假、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政治参与、民主选举、话语等方面的权利和待遇，都和“干部”、“白领”存在明显差距，一旦成为技术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下难以体面劳动、尊严生活。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到本田、现代等相关企业的“加薪门”，彰显出“权益荒”的“技工荒”实质。
（3）发展空间受限，未来收益低。一方面，目前沟通普职教育的立交桥以及衔接中高职教育的直通车并不通畅，职业教育极易成为终结性教育，满足不了学生追求更高文凭获取更高收益的愿望。另一方面，眼下歧视性的就业制度安排导致职业不平等，技术工人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尽管蓝领工人有机会、有可能转变为白领职业，但是，他们只占小部分，初职为蓝领职业的调查对象流向白领职业的比例仍然比较低。目前，我国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最大的不平等，许多政策和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蓝领群体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劣势。技术工人收入低的状况，从根本上讲，源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由于分配调整过程中非劳动要素剥削劳动要素的存在，以及政府部门片面追求“发展”效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逐步向资本、企业和政府倾斜，形成了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且降幅近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增加到29.6%。劳动和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被稀释，造成了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局面。这样，投入高回报低，直接导致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个人效益低下。由此，便不难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职教育之所以门庭若市，就在于能够满足毕业生高工资就业的需要，“艺考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就在于演艺界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已然成为新社会阶层。当下，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就在于其个人效益低下，公众通过职业教育所获取的收益有限。远离职业教育，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理性选择。
四、提高职业教育投资收益率，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症结在其个人效益。因此，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实现职业教育的稳定、健康、科学发展，应当以职业教育个人效益的提升为突破口，在采取措施努力降低职业教育个人成本的同时，合理调整分配结构，维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公民公平就业，提高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
1.加大政府投入，大幅降低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
（1）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引导学生接受职业教育。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奖贷学金等措施，建立职业院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改变目前职业学校学费高于同类普通教育的现象，以降低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
（2）加大政府投入，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切实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扭转目前职业院校生均办学水平连年下降的局面。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建立职业教育保障机制，保障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
2.增加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提高职业教育的个人效益
（1）畅通普职沟通的“立交桥”和中高职衔接的“直通车”，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加强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与沟通，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创造更多的升学机会。构建“中高职衔接”、“专升本贯通”、“本硕相连”的课程体系与相关学制，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上升渠道。
（2）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国现在已经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发展阶段进入以实现全面小康和富足为目标的发展型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特征，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破“低收入→低消费、低教育投入→低素质、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尽快进入“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较高教育投入→素质和技能较快提高→高收入”的良性循环。既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奠定制度基础。
（3）增加一线劳动者工资，提高劳动者收入。建立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形成企业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的正常机制，让技术工人分享改革成果；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劳动群众体面就业，有尊严地生活；探索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严格执行工资支付规定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形成有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的体制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4）提高就业质量，维护劳动者权益。切实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改善劳动条件，不断提高就业质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注重公平，让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享有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角度，对劳动者进行赋权，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5）逐步消除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拓宽技术工人的发展空间。打破不同职业之间仍存在的人为的制度鸿沟，给不同的职业以平等的制度待遇，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在公务员用人制度方面，打破学历门槛条件，体现素质能力为本的择优准则。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根源在于社会，尤其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因此，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升，就不是职业教育界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教育部门、职业学校乃至社会联动的大合唱，这其中，政府的积极作为，对后发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来说，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职业教育吸引力；职业教育效益；收入分配改革
近年来，随着“技工荒”的不断出现，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引起了职业教育学界的关注和回应。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这种解释，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图对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和对策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有益于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一、传统文化归因论：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是不同社会主体参与、认可、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程度，包括政府部门举办职业教育的意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和热情，职业教育管理者和职业学校的教师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其中，学生、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和选择意愿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的集中体现，也是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基础。今天，职业学校正在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无奈选择”，职业教育正在沦为“二流教育”。职业教育为何对公众失去了吸引力？
有人认为，传统职业观念和知识观念形成的文化惯性是时下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因素。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没有达到理想的应然状态，“首先是与我国伦理性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官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密切相关”。也有人认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是农民不喜欢职业教育的根本原因，“从学术史上来讲，几乎没有任何研究会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人们鄙视职业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断言，要在长期内促使农民形成一个稳定的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偏好，需要利用正规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环境。还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对人们选择学校类型和职业类型构成了极强的思维定势，影响教育吸引力的提升。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原因的分析”上，应当“深入到文化层面，培养合乎时代精神的职业教育新理念以及合乎国情的职业教育文化。”上述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倾向于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或者“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视为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原因。这种研究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的视角，笔者称之为传统文化归因论。在传统文化归因论看来，传统文化是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成因、首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根本原因；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最根本的是进行观念的转变，文化的改造。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就这样成为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二、传统文化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吗
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对于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传统文化归因论找准原因了吗？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依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或者决定因素，甚至根本不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直接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归因论不能说明我国职业教育曾经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下滑、稳步发展”的曲折过程，职业教育曾经是有吸引力的。在笔者参加工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能上中专和技校还是很大的光荣。据统计，1990年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即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所谓“贱视职业教育”、“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文化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去决定当年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选择。
其次，传统文化归因论已被连年高烧不退的“艺考热”所否定。本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美人迟暮，魅力不在，而同期的艺术教育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仅以2007年南京艺术学院招生为例，据南京晨报2007年12月27日报道，该校电影影视学院四个专业招生，报名人数达到7000多人，其中播音主持专业招生30人，有2000多人报名。考生人数如此急剧增加，甚至招办主任都始料未及。在传统中国社会演员地位低贱，有所谓“下九流”等说法。然而，近乎疯狂的“艺考热”背后，哪里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归因论不符合我国教育的发展史。
可见，在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上，传统文化决定论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社会变迁的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情感与意愿、认可与接受，不应由所谓的文化意识、哲学观念所决定，只能由物质性的社会存在所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上的传统文化归因论，套用朱学勤的说法，不过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三、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经济学透视
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指出，人们用有限的积蓄，甚至不惜举债筹款来支付教育费用，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将来获得金钱和非金钱的回报。公众对受教育水平的追逐和教育类型的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
不言而喻，教育在现阶段还不是纯粹的消费型商品。教育是需要国家和个人投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投入是有回报的，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包括经济的收益，也包括非经济的收益。教育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就是教育的效益。就个体而言，教育能够带来收益，受教育程度与其收益成正相关关系，这已被国内外诸多实证研究所证明。研究发现，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每一年正规教育使人的平均工资增加10%左右。在中国，农民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所得工资收入也就越高。在影响居民收入的十个因素中，教育的权重变化仅次于地区和职业因素，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上升。社会经验观察也可以发现，接受教育是中国的低收入居民实现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的最主要依赖方式。教育是抛开家庭背景实现人们就业理想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被相对平等利用的途径。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获得更高的文凭，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然而，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效益现实，使人们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方面，中职学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中，高职院校的收费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没有个人成本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职业教育收益偏低，体现在：
（1）接受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工资收入低。教育部的抽样调查显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起薪有1/4不足1000元，有45%的学生处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24%的学生达到1500元至2000元，2000元以上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上海，80%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2009年初次就业工资也只是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徘徊，与上海市同期1120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相差无几。不仅如此，接受职高、中专教育的群体平均收入是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群体平均收入的79.76%，大大低于同层次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群体的平均收入。
（2）就业质量低，权益得不到保障。技术工人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健康安全、人格尊严、休假、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政治参与、民主选举、话语等方面的权利和待遇，都和“干部”、“白领”存在明显差距，一旦成为技术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下难以体面劳动、尊严生活。从富士康跳楼事件，到本田、现代等相关企业的“加薪门”，彰显出“权益荒”的“技工荒”实质。
（3）发展空间受限，未来收益低。一方面，目前沟通普职教育的立交桥以及衔接中高职教育的直通车并不通畅，职业教育极易成为终结性教育，满足不了学生追求更高文凭获取更高收益的愿望。另一方面，眼下歧视性的就业制度安排导致职业不平等，技术工人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由于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平等，尽管蓝领工人有机会、有可能转变为白领职业，但是，他们只占小部分，初职为蓝领职业的调查对象流向白领职业的比例仍然比较低。目前，我国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最大的不平等，许多政策和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蓝领群体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劣势。技术工人收入低的状况，从根本上讲，源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由于分配调整过程中非劳动要素剥削劳动要素的存在，以及政府部门片面追求“发展”效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逐步向资本、企业和政府倾斜，形成了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且降幅近2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增加到29.6%。劳动和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被稀释，造成了劳动力价格过低的局面。这样，投入高回报低，直接导致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个人效益低下。由此，便不难理解，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职教育之所以门庭若市，就在于能够满足毕业生高工资就业的需要，“艺考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就在于演艺界的收入早已今非昔比，已然成为新社会阶层。当下，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就在于其个人效益低下，公众通过职业教育所获取的收益有限。远离职业教育，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理性选择。
四、提高职业教育投资收益率，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症结在其个人效益。因此，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实现职业教育的稳定、健康、科学发展，应当以职业教育个人效益的提升为突破口，在采取措施努力降低职业教育个人成本的同时，合理调整分配结构，维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公民公平就业，提高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
1.加大政府投入，大幅降低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
（1）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引导学生接受职业教育。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奖贷学金等措施，建立职业院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改变目前职业学校学费高于同类普通教育的现象，以降低职业教育的个人成本。
（2）加大政府投入，改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切实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扭转目前职业院校生均办学水平连年下降的局面。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建立职业教育保障机制，保障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
2.增加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提高职业教育的个人效益
（1）畅通普职沟通的“立交桥”和中高职衔接的“直通车”，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加强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与沟通，为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创造更多的升学机会。构建“中高职衔接”、“专升本贯通”、“本硕相连”的课程体系与相关学制，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上升渠道。
（2）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国现在已经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生存型发展阶段进入以实现全面小康和富足为目标的发展型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特征，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破“低收入→低消费、低教育投入→低素质、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尽快进入“较高收入→较高消费、较高教育投入→素质和技能较快提高→高收入”的良性循环。既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奠定制度基础。
（3）增加一线劳动者工资，提高劳动者收入。建立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形成企业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的正常机制，让技术工人分享改革成果；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劳动群众体面就业，有尊严地生活；探索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严格执行工资支付规定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形成有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的体制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4）提高就业质量，维护劳动者权益。切实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改善劳动条件，不断提高就业质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注重公平，让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享有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角度，对劳动者进行赋权，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5）逐步消除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拓宽技术工人的发展空间。打破不同职业之间仍存在的人为的制度鸿沟，给不同的职业以平等的制度待遇，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在公务员用人制度方面，打破学历门槛条件，体现素质能力为本的择优准则。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吸引力缺乏的根源在于社会，尤其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因此，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升，就不是职业教育界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教育部门、职业学校乃至社会联动的大合唱，这其中，政府的积极作为，对后发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来说，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