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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研究院根据公开披露信息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共披露天使投资案例199起，总投资金额11.22亿元，投资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水平。由于一些天使投资项目并不对外披露，因此，中国天使投资的案例数量和规模总体上要高于以上统计。
“人们常说2012年是中国天使投资元年，而2014年，天使投资似乎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勇表示。
兴起的逻辑
“国内天使投资兴起就是近两三年的事。”在复星风险投资基金执行总经理许谦看来，促使天使投资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链的完善。
天使投资的主体是高净值个人，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家。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在事业发展中往往更乐于亲历亲为，而不愿把自己的钱投到外人身上；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尚未成型，即使有一些能称得上中产阶级的人士，他们手中的闲钱也不多，无力以天使的身份投资。因此，在整个投资链条中，天使投资这一环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个人天使的资金量有限，而天使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如果没有人接盘，钱就退不出来，所以此前一段时间天使很难活跃起来。”许谦表示，“如今VC/PE投资机构有了较大发展，天使投资投的项目因此就会有人接盘，有更多的退出机会。另一方面，一些创业企业家和家族企业在观念上也有所改善，开始愿意投一些早期项目。”
今年上半年，中概股赴美上市热潮再起，聚美优品、途牛旅游网等赴美上市企业的背后均有知名天使投资人的身影。他们取得可观回报的事实，也在市场中发挥了显著的财富示范效应。
关于如今天使投资日趋火爆的原因，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冯一名从另一角度给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创新在加速。当今时代，大公司拥有的技术、市场等壁垒经常会被市场中的新生事物所颠覆，而且颠覆周期越来越短；第二，随着互联网企业陆续取得成功，这些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独立创业，使得天使投资标的有所增加；第三，创业成本大幅度下降。创业企业估值上升，使得投资人的投入产出比比以往更高，投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A轮融资规模一般在500万到1000万美元，B轮规模一般在1000万到2500万美元。而现在AB轮投资的规模下降了很多，用很少的钱就能验证创业企业是否有市场价值，其失败和成功都比过去来得更快。这让天使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冯一名说。
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童玮亮也认为：“天使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是偏专业的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目前，很多天使投资人是一些大公司的前高管，或是自己创业成功以后愿意去投资一些以前的同事或朋友的企业家。
“这个行业三四年前是全民PE，现在都往天使的堆儿里扎。”在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洪雷看来，近三年以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被动转型的味道，也有主动转型的机会。
从被动转型的角度分析，2013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募资及退出渠道严重萎缩，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以拉长战线作为应对措施，由此对早期项目的挖掘强度有所提升。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中分散投资的约定，单笔投资有一定比例限制，比如不超过20%。换句话说，一只管理规模为1亿元的基金最少需要投5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00万元左右。理想的投资状态就是其中一个项目能成功上市，按照2011年平均收益7倍计算，除了返还LP 1亿元本金之外还有4000万元盈余，扣除管理费和利息，盈利也不成问题。“如果剩下的4个项目能再退出一两个，收益将更为可观。这是当时纯IPO的商业模型。”洪雷介绍说，随着IPO暂停以及机构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私募股权投资的平均收益出现骤降，简单的IPO商业模型也由此走到了尽头。按照1个项目上市能获得两倍回报来计算，“还有6000万元没回来，其他4个项目也没怎么回本，怎么谈年息？钱立马变得非常难赚。”
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创造出的管理费只收3%且只收一次的模式也给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影响。正常情况下，基金的GP会收2个点的管理费，还要分得20%的退出收益分成。“后来很多LP都不想通过GP来管理基金，他们会想，为什么要把这2个点的管理费给你？”洪雷表示，随着众多投资机构加入市场，一级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它们必须转型，必须迎接挑战。
从主动转型的角度分析，近三年的整体环境变化非常快，一个背景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许多热钱涌入；另一个背景是新技术风起云涌，随着带宽及智能手机成本的急速下降，很多业态和产业都已显现出发生巨大变化的苗头，而且这种局面将是全球性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大公司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天使投资的机会也因而越来越多。”洪雷说。
在冯一名看来，在A轮或B轮投资方面，基金可以选择向前端走，但后期管理方面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基金原有的架构面向的是做精品项目，而做天使的话需要有一个数量基础。比如一只规模为5亿美元的基金，是难以大规模投那些单笔投资在五六十万美元的项目的，因为以其现有的人员配备和组织架构很难去同时管理几百个项目。“我倒是觉得，这些基金可以以母基金的形式去布局外面的一些机构天使，这样可能更好。”冯一名表示。
与VC竞合共生
天使投资人（Angel Investor）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指的是为种子期或初创期公司提供资金的投资人。天使投资属于个人行为，是用个人资金进行投资，这是与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VC）投资之间的本质区别。
但如今很多天使投资做得越来越系统，规模越来越大，天使投资与VC之间的区别因而越来越模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天使投资的基金化，比如徐小平的真格天使基金、蔡文胜的“创业园”、周鸿祎设立的“免费软件起飞计划”等。同时，机构天使的表现也日渐活跃：一种是依托发起人浓厚产业背景的项目孵化机构，比如创新工场和联想旗下的联想之星；另一种是专业从事天使投资的创投机构，如泰山天使、险峰华兴等。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中国共募集完成天使投资基金30只，募集基金数量同比增长36.4%；募资总额3.83亿美元，平均每只基金的规模为1278.27万美元。2013年，由天使投资机构参与发起的投资案例有120起，涉及投资金额1.49亿美元，平均每笔投资规模为124.08万美元。
天使与VC顺利对接，对创始人、企业、各方投资人都意义重大。但有观点认为，除了资金规模相对较大之外，创投机构的优势并不明显。随着一些天使基金的投资链延伸至VC阶段，创投机构接盘已非必然选择。随着创投机构向早期投资转移，专业化、规模化的超级天使更是与其形成了直接竞争，之前相对平衡的投资生态也由此面临挑战。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天使投资的强力介入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创业者过分依赖天使投资，会使VC望而却步，因为创业者本应对企业的产品和未来发展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二是天使控股的项目会让VC敬而远之，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还是应当将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三是天使投资在VC接盘的时候退出，会对后续投资人的信心造成影响，这成为VC接盘时面对的一大挑战。此外，问题还包括公司架构、同股同权、股份稀释，等等。
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宁坦承，这两年天使投资跟VC的关系不太好，一些VC会强制性地让天使们退出一些老股，甚至打折退出。“VC一般会嫌天使投资占股占得太多，因为如果其他人有很多股份，VC的话语权就弱了。其他的，还涉及到一些条款，如董事会的席位等。基本上VC机构会认为，完成使命的天使投资人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甚至有些VC机构会利用创始人来对其施压。”
“现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天使投资获得的回报让很多投资A轮的VC基金感到羡慕嫉妒恨，它们就会让天使投资退出。”在冯一名看来，“这种情况有好有坏，因为有的时候，天使投资希望有一定的资金流动性，它们希望在A轮或B轮融资的时候退出一定的老股以换取资金，从而投其他更多的天使项目。这是好的一面，而不好的一面是，有时投资A轮的VC基金会觉得天使投资占的比例过高，或是估值过低，收益过大，就会逼着天使投资打折卖老股。”
VC投资时，往往会附有明显减低或稀释原股东价值的条款。有些VC机构甚至可能坚持针对天使投资的原有投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如果天使投资人拒绝VC，又会严重影响被投企业的发展。
虽然通过对融资轮次进行预期，设定合适的投资者预期能让公司的发展更具弹性，但现实的困难是，并没有完全科学的早期阶段公司估值方法，结果便是风险投资人和天使投资人常常在估值和控制权问题上产生争执。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不是董事会成员不重要，那只是一顶帽子而已。创业者是否会听取你的意见和看法，要看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不在于你投后拥有的那个席位。如果VC不让我当董事，我就会问创业者一句话：你想不想让我当董事会成员？如果想让我当，我愿意跟创业者一起去争那个席位；如果你不想让我当，我也怎么样都行。”杨宁说。
而在许谦看来，天使和VC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合作关系。这两年硅谷出现了一些超级天使，它们的募资能力、投资规模、团队能力等各方面实力比较强，所以把控了很多好的项目，对一些做早期项目的VC造成了冲击。“但我觉得中国还没到那个程度，因为国内天使资金的体量与VC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
天使汇CEO兰宁羽认为，VC和天使投资人有巨大的差别：第一，VC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为LP负责。VC的组织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基金存续的协议安排决定了它必须要按照这种思路行事，这也是VC被称作“秃鹰”的原因；天使投资用的是自己的钱，在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不需要向别的投资人负责。第二，VC团队里面真正有创业背景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金融、法律背景出身；很多天使投资人都曾经是创业者，他们可能会带给创业者一些更好的建议。
“天使投资是成事，VC则是加速。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还在探索一个模式，或是探索获取用户的途径；VC基本是投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是有一定用户规模的产品。这两者间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童玮亮说。
“我们与人为善，跟天使、PE、VC都合作，他们要么是后端的投资人，要么是与我们共同投资的伙伴。有的项目我接触不到，其他天使投资接触到之后，会怀着帮企业做大的愿望把一部分资源送给我们来投资，所以许多项目是我们共投的。”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说。
综上所述，VC与天使投资的合作可分为几类：VC从天使投资手中接盘，这是最常见的合作方式；VC发现好的项目与天使投资一起投资；VC看到好的项目，但由于不适合投A轮，先推荐给天使投资。一方面，获得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是VC追逐的对象，知名天使投资的项目中不乏明星项目；另一方面，天使投资也愿意与VC保持良性互动，所投项目能够有VC接盘，更有甚者，有的天使投资人会在找到接盘VC后再投资。
天使机构化
在美国，天使投资的主体结构呈以天使投资人为主的正金字塔形，最底层的是众多天使投资人，上方主体是VC/PE机构专门募集的天使投资基金、政府主导或参股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等；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主体结构则呈倒金字塔形，天使投资主体以创业投资机构为主。此外，包括硅谷在内的欧美地区，天使投资人99%都是兼职，他们中很多人是用专职工作挣来的钱做天使投资，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大都是专业投资人或创业成功者出身。
天使投资机构化这一中国特色是好是坏？其存在的原因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对此，投资人们的见解不尽相同。“天使投资一般定义为个人，如果变成机构就不一样了。”杨宁说，“美国对VC的集资行为管得很严，基金的投资人一般都是机构。个人如果想成为基金的LP，要填一叠很厚的表格，要面对的风险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钱输光了是你自己的事。”
在一些资深投资人看来，天使投资不能机构化的原因有二： 其一，从起源于硅谷的天使投资这一概念看，其第一个条件就是非机构化。天使投资人是一群有经验、有钱的人，他们管的是自己的钱，投资项目也不需要进行尽职调查。如果机构化了，GP就要对LP的收益回报负责，但早期项目往往非常难讲清楚投资理由，“管别人的钱很容易带来法律纠纷，容易变成项目干成功了我就跟你分账，干亏了我就起诉你。”杨宁表示。
如果LP绝对信任GP，就需要在条款上做出明确，说明出于某种原因而放弃对某些条款的起诉权。除非出现诸如GP携款潜逃或者进行关联交易等特殊情况，LP不能对GP的投资亏损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基金机构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形成合伙人体制。这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单独一个人判断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别人来帮助，这样才有了合伙的需要。但在投资过程中，一个合伙人想说服另外一个合伙人往往非常困难，通常机构都会按照一套固定的投资流程进行决策。
天使投资的大多是早期项目，对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来说，很容易发生一个合伙人看不懂另一个合伙人筛选的项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若在投决会上表示支持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原则的支持，若表示反对又会成为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对。导致最后容易形成一个潜规则：你的项目我不太反对，我的项目你也不要太反对。结果是每个合伙人各自获得一个潜规则形成的投资额度，分别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合伙人之间的制约和掣肘已经无效，实际上这种机构化投资的属性也已经变了味儿。
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个人天使的投资行为往往容易导致项目疏于管理，过于朋友化的投资容易把生意当作帮忙来对待，这使得天使在投资过程中对创业企业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不理想。因此，想做好投资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投资应该有严谨的流程和协议，团队管理起来也应各有分工，靠一个人是做不过来的。
杨宁对以上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天使投资应该机构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团队来系统化地做事。至于在投资期间和未来交成绩单的时候是否会受到LP的限制，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做该自己做的事，做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我不会为了取悦我的投资人而做一些不该做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基金有差异，投委会不同，大家的投资思路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天使基金的投委会做成像VC、PE的投委会那样，这个天使基金我是不看好的。”杨宁说，“PE投资的项目很少会彻底死掉，可能最多就是投完之后退出不了，或是企业市值下降；而天使投资颗粒无收的可能性非常大，投资的公司最后彻底失败是很正常的事。”
在童玮亮看来，与个人天使相比，机构天使有利也有弊。机构至少由两三个人组成，大家对项目的判断各有各的看法，决策的失败几率可能因而会降低一些，但也可能因为必须全票通过而错过一些好的项目。而且机构需要对LP的资金负责，决定投资需要经历一个决策的流程，速度没有个人天使那么快。
国内出现机构天使其实是一种矛盾作用的结果，冯一名认为：“现在很多做机构天使的人，都是因为不甘于在投资机构打工。他们有一颗不羁的心，但自己的江湖地位又不够深，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些人没有办法募集到很大规模的基金，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用很少的资金去投一些很早期的案子。”他介绍说，现在一般机构天使的基金规模在5000万到1.5亿元人民币之间。
“机构天使可以存在，但要满足两个条件。”兰宁羽认为，第一，GP自己要出资30%以上，真正是用自己的钱来投资，而不只是管理别人的钱。GP应该先用自己的100万元去投10个小项目，在一个一两百万元的合投项目中，GP应该投资三五十万，如果GP自己没有实力投资这样的项目，那其承载力就还不足以管理一只规模为1亿元、投资100个天使项目的机构化天使基金。第二，GP要获得30%以上的收益分成，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最后钱都分给了投资人，会导致GP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是个“体力活儿”，资金规模不大，能从基金中收到的管理费也就有限。如果是1亿元的基金，一年可能只有200万元的管理费用，招人、租房子的成本就要压得非常低，管理者自己也得拿很少的薪水。而且早期的项目，起码要看50个项目才能有1个项目觉得可以投，运气不好时就是100个项目中才能出一个可投项目。“这种辛苦程度是蛮高的，我很佩服做机构投资的天使投资人。”童玮亮说。
天使合投或成主流
在美国，天使投资人主要由大公司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以及成功的创业者组成。通常的情形是，几个投资人联合在一起，大家拿出10万～100万美元，换取被投资企业20%～30%的股份。
在英诺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看来，天使投资项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天使投资的三大本质：第一是运气，天使投资也符合大数定律，当样本足够多的时候总能投中一个；第二是能力，包括识别优秀团队的能力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第三是冒险精神，天使投资是在创新的最前沿探险，创业项目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合投似乎是减少投资损失的好办法。
“以前合投在国内并不是主流，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风潮正在逐渐形成。”李竹分析道，原因在于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天使投资人看到了合投的好处，也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创业者开始做天使众筹平台。
李竹认为，合投和众筹在天使阶段是最可行的，“因为很多流程是在网上进行，有些参与合投的投资人并不全面了解这些项目，所以我特别主张在早期，尤其是在A轮之前的融资，采用合投和众筹的方式。”
“天使投资本来就应该促进合投，因为它是高风险的。用200万做天使投资，独投可能只能投两三个项目，风险很高。但现在通过天使汇等渠道，可以投10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万元，只要有一两个投中了就可能回本。早期项目的发展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需要分散风险，投资人多了，众人拾柴就能更多地帮助这些创业者。”兰宁羽说。 种子期项目获得天使合投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不同的天使投资人可以为项目企业提差异化增值服务，推动企业的后续发展。
“有的项目一定要联合投资，大家来集合智慧和资源，而不仅仅是集合资本。如果天使投资人有点儿知名度，有行业背景，可能对项目的A轮、B轮融资都有好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孙琦说。
股权众筹风险高
“不同平台的做法不太一样。我认为现在的平台多少都存在一些弊病，因为这些平台可能对于天使投资的规矩了解得还不够。”李竹说。
以众筹方式进行天使投资的挑战在于：第一，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的法律法规。在50个以内合伙人的框架下还可以运作，但难以运作的是50个股东一起在一张纸上签名，这个周期没有三个月到半年下不来。而早期的投资需要快速决策，因此，在工商登记等方面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第二，众筹一般会设计领投人的机制，这必然会剥夺部分小股东参与决策的机会。“委托管理很容易‘放羊’，他会想，反正我就这么点儿股份。所以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众筹，像连锁类的、消费类的项目适合众筹，这些项目的投资人既是股东也是会员，能刺激市场发展。”孙琦说。
在许谦看来，众筹与天使是一个相互补充的概念，而不是互相取代或替代的关系。“有些项目，比如说2C（to Customer）的，像智能硬件，可能众筹本身就是一个广而告之的过程。但如果是2B（to Business）的业务，做软件或系统的，众筹可能就起不到广告的作用。”
“这种方式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可以想参与就参与；而不利之处在于，从领投人的角度看，他无法向平台上跟投的人收取管理费。”杨宁说，“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两头走路，在做创新型尝试的同时，也走传统的道路。可见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是有其好处的。”
“全民都可以做天使，但我个人不是特别鼓励以众筹的方式做天使投资。”徐勇表示，“因为我觉得，做天使还是要享受做天使的乐趣，就是你要参与判断项目、培养项目，去和创业者互动。如果说只是像买股票、买基金一样，放了一些钱在那儿，然后让别人去投、去管，结果不一定会圆满。一是我本人不太爱参与这种事，二是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诚信体系、市场环境尤其是泛熟人的环境之下，未必能做好。”
正达联合合伙人姜涟认为，规范市场是需要的，但规范市场是为了更有序地发展。合格投资人的资格要有，但也要给那些非专业人士留一个通道。现在的投资人更多地是想短平快，早期很少跟投，如果不鼓励后续的人参与进来，天使投资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不要一味地把他们对立起来，而是要考虑能不能让双方形成合力往前走。“其实这些都是形式，关键是你把钱投给了创业者，这才是最根本的。”他表示。
圈子文化
做投资都有一个圈子。“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至少在现阶段，有更多的圈子和更多的人愿意关注天使投资是件好事。”徐勇说。
在杨宁看来，中国的天使投资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经历了由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提倡合投的转变。他把合投看作是未来天使投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对一些尚没有形成品牌的天使投资人来说，他认为加入组织是吸引项目源的不错方式。
“在每个人自己的圈子里，能结识的创业者毕竟是有限的。”杨宁认为，“圈子文化对改善创业环境是有好处的，起码在我们签约的时候是合作模式，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平常接触不到的项目，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圈子和投资的面以及投资的模式，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而且每一个平台都有一个扛大旗的投资人，等于有一个人给项目或创业者背书，这样的项目或创业者更容易找到投资。”
徐勇认为，天使投资充满风险，而且早期投资人很多时候是很孤独的，尤其是经常失败的投资人。这时候，通过分享项目资源来分享一些投资理念和经验来抱团取暖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也能让一些平时不大有机会在媒体上充分曝光的投资人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这对促进行业交流非常有帮助。
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中国青年天使会相继成立，中关村天使投资组织日趋活跃。2014年，中国青年天使会上海分会、广东分会相继成立，“我们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进行合作和分享，降低风险。因为一个人看项目再全面也是片面的，有更多的脑袋想问题，有更多的眼睛看问题的话，通常会想得更好一些，看得更透彻一些。”徐勇表示。
2014年6月，中国首个公益性天使培训项目——“天使成长营”开营，它旨在以公益的形式对潜在的天使投资人进行系统培训。培训方式包括项目交流研讨、天使理论知识学习、天使投资经验分享、项目合投实践等，目的是帮助愿意接受“诚信、互助、分享、奉献”原则的成功人士成长为合格的天使投资人，增加中国天使投资人的数量，为优化天使投资环境，促进中国天使投资行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天使成长营的联合发起机构包括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国青年天使会、天使投资百人会、联想之星、亚杰商会、创新工场、硅谷银行启迪孵化器、清科集团、投中集团等多家知名机构和组织。其导师队伍更是庞大，50多位成员中不乏罗茁、杨宁、乔迁、童玮亮、陶宁、李竹、李汉生、李嵩波、符星华、冯一名、姜涟、洪雷、兰宁羽、许谦等著名天使投资人。
成长的烦恼
“现在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天使投资，深圳也有一些，但在其他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可能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个概念。所以，从国家创业创新的整体氛围和文化导向看，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徐勇说。对于我国天使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天使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从数量来看，现在国内天使投资人过少，天使投资的资金总量过少。中国每年成立的新创企业数量是美国的10倍，但有天使投资支持的企业却不足新创企业总数的1%。而美国现有超过30万名天使投资人，有大约300家天使俱乐部，每年他们为6万多个项目提供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投资。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讲，天使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优惠鼓励政策还处于缺位状态。以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为例，其对投资者范围的界定中并不包括个体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机构，但这些主体恰恰是天使投资人的主要来源。至于有关天使投资的立法，也仍然是空白。
在优惠鼓励政策方面，问题同样如此。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尚处“婴儿期”，与VC、PE相比，它享受的优惠鼓励政策较为有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从事天使投资业务的创投机构可享受这一优惠政策，但天使投资人暂时还不能享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使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从行业角度来说，行业的自律和互助还不够。从行业研究来讲，一些数据的积累，包括行业新型体系的建设也都非常不够。此外，行业培训也存在一些问题。
“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或者是异样的声音，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很正常。关键是方向要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到规范化，这样的话，若出现错误也能够及时地修正。”姜涟说。
他认为，国外有一些天使投资的模式可以借鉴，但中国特色也不能忽略，毕竟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天使投资有两点非常大的不同：一是市场的成熟度和规范度，二是人的基本心态和诚信度。
“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这缘于中国整体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缺乏一种契约精神。”洪雷说。多数天使投资人为了实现快速投资，会选择一个宽松的方式和简单架构，此时如果创业者不诚信就会存在很大风险。业内也曾出现过创业者打着天使投资的幌子行圈钱之事，或盈利后不与天使投资人分享投资利润，以及被投资公司管理能力差、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在童玮亮看来，现阶段的天使投资确实有一定泡沫，“但泡沫挤出之后，依然会有真正的拾金者留下，相信真正能够把天使投资做得更好的人会越来越多。”
“人们常说2012年是中国天使投资元年，而2014年，天使投资似乎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勇表示。
兴起的逻辑
“国内天使投资兴起就是近两三年的事。”在复星风险投资基金执行总经理许谦看来，促使天使投资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链的完善。
天使投资的主体是高净值个人，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家。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在事业发展中往往更乐于亲历亲为，而不愿把自己的钱投到外人身上；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尚未成型，即使有一些能称得上中产阶级的人士，他们手中的闲钱也不多，无力以天使的身份投资。因此，在整个投资链条中，天使投资这一环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个人天使的资金量有限，而天使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如果没有人接盘，钱就退不出来，所以此前一段时间天使很难活跃起来。”许谦表示，“如今VC/PE投资机构有了较大发展，天使投资投的项目因此就会有人接盘，有更多的退出机会。另一方面，一些创业企业家和家族企业在观念上也有所改善，开始愿意投一些早期项目。”
今年上半年，中概股赴美上市热潮再起，聚美优品、途牛旅游网等赴美上市企业的背后均有知名天使投资人的身影。他们取得可观回报的事实，也在市场中发挥了显著的财富示范效应。
关于如今天使投资日趋火爆的原因，原子创投创始合伙人冯一名从另一角度给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创新在加速。当今时代，大公司拥有的技术、市场等壁垒经常会被市场中的新生事物所颠覆，而且颠覆周期越来越短；第二，随着互联网企业陆续取得成功，这些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独立创业，使得天使投资标的有所增加；第三，创业成本大幅度下降。创业企业估值上升，使得投资人的投入产出比比以往更高，投资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A轮融资规模一般在500万到1000万美元，B轮规模一般在1000万到2500万美元。而现在AB轮投资的规模下降了很多，用很少的钱就能验证创业企业是否有市场价值，其失败和成功都比过去来得更快。这让天使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冯一名说。
梧桐树资本创始合伙人童玮亮也认为：“天使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是偏专业的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目前，很多天使投资人是一些大公司的前高管，或是自己创业成功以后愿意去投资一些以前的同事或朋友的企业家。
“这个行业三四年前是全民PE，现在都往天使的堆儿里扎。”在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洪雷看来，近三年以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被动转型的味道，也有主动转型的机会。
从被动转型的角度分析，2013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募资及退出渠道严重萎缩，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以拉长战线作为应对措施，由此对早期项目的挖掘强度有所提升。
根据基金合伙协议中分散投资的约定，单笔投资有一定比例限制，比如不超过20%。换句话说，一只管理规模为1亿元的基金最少需要投5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00万元左右。理想的投资状态就是其中一个项目能成功上市，按照2011年平均收益7倍计算，除了返还LP 1亿元本金之外还有4000万元盈余，扣除管理费和利息，盈利也不成问题。“如果剩下的4个项目能再退出一两个，收益将更为可观。这是当时纯IPO的商业模型。”洪雷介绍说，随着IPO暂停以及机构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私募股权投资的平均收益出现骤降，简单的IPO商业模型也由此走到了尽头。按照1个项目上市能获得两倍回报来计算，“还有6000万元没回来，其他4个项目也没怎么回本，怎么谈年息？钱立马变得非常难赚。”
另一方面，一些机构创造出的管理费只收3%且只收一次的模式也给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影响。正常情况下，基金的GP会收2个点的管理费，还要分得20%的退出收益分成。“后来很多LP都不想通过GP来管理基金，他们会想，为什么要把这2个点的管理费给你？”洪雷表示，随着众多投资机构加入市场，一级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它们必须转型，必须迎接挑战。
从主动转型的角度分析，近三年的整体环境变化非常快，一个背景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许多热钱涌入；另一个背景是新技术风起云涌，随着带宽及智能手机成本的急速下降，很多业态和产业都已显现出发生巨大变化的苗头，而且这种局面将是全球性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大公司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天使投资的机会也因而越来越多。”洪雷说。
在冯一名看来，在A轮或B轮投资方面，基金可以选择向前端走，但后期管理方面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基金原有的架构面向的是做精品项目，而做天使的话需要有一个数量基础。比如一只规模为5亿美元的基金，是难以大规模投那些单笔投资在五六十万美元的项目的，因为以其现有的人员配备和组织架构很难去同时管理几百个项目。“我倒是觉得，这些基金可以以母基金的形式去布局外面的一些机构天使，这样可能更好。”冯一名表示。
与VC竞合共生
天使投资人（Angel Investor）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指的是为种子期或初创期公司提供资金的投资人。天使投资属于个人行为，是用个人资金进行投资，这是与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VC）投资之间的本质区别。
但如今很多天使投资做得越来越系统，规模越来越大，天使投资与VC之间的区别因而越来越模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天使投资的基金化，比如徐小平的真格天使基金、蔡文胜的“创业园”、周鸿祎设立的“免费软件起飞计划”等。同时，机构天使的表现也日渐活跃：一种是依托发起人浓厚产业背景的项目孵化机构，比如创新工场和联想旗下的联想之星；另一种是专业从事天使投资的创投机构，如泰山天使、险峰华兴等。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中国共募集完成天使投资基金30只，募集基金数量同比增长36.4%；募资总额3.83亿美元，平均每只基金的规模为1278.27万美元。2013年，由天使投资机构参与发起的投资案例有120起，涉及投资金额1.49亿美元，平均每笔投资规模为124.08万美元。
天使与VC顺利对接，对创始人、企业、各方投资人都意义重大。但有观点认为，除了资金规模相对较大之外，创投机构的优势并不明显。随着一些天使基金的投资链延伸至VC阶段，创投机构接盘已非必然选择。随着创投机构向早期投资转移，专业化、规模化的超级天使更是与其形成了直接竞争，之前相对平衡的投资生态也由此面临挑战。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天使投资的强力介入引发了一些问题：一是创业者过分依赖天使投资，会使VC望而却步，因为创业者本应对企业的产品和未来发展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二是天使控股的项目会让VC敬而远之，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还是应当将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三是天使投资在VC接盘的时候退出，会对后续投资人的信心造成影响，这成为VC接盘时面对的一大挑战。此外，问题还包括公司架构、同股同权、股份稀释，等等。
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宁坦承，这两年天使投资跟VC的关系不太好，一些VC会强制性地让天使们退出一些老股，甚至打折退出。“VC一般会嫌天使投资占股占得太多，因为如果其他人有很多股份，VC的话语权就弱了。其他的，还涉及到一些条款，如董事会的席位等。基本上VC机构会认为，完成使命的天使投资人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甚至有些VC机构会利用创始人来对其施压。”
“现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天使投资获得的回报让很多投资A轮的VC基金感到羡慕嫉妒恨，它们就会让天使投资退出。”在冯一名看来，“这种情况有好有坏，因为有的时候，天使投资希望有一定的资金流动性，它们希望在A轮或B轮融资的时候退出一定的老股以换取资金，从而投其他更多的天使项目。这是好的一面，而不好的一面是，有时投资A轮的VC基金会觉得天使投资占的比例过高，或是估值过低，收益过大，就会逼着天使投资打折卖老股。”
VC投资时，往往会附有明显减低或稀释原股东价值的条款。有些VC机构甚至可能坚持针对天使投资的原有投资条款进行重新谈判。如果天使投资人拒绝VC，又会严重影响被投企业的发展。
虽然通过对融资轮次进行预期，设定合适的投资者预期能让公司的发展更具弹性，但现实的困难是，并没有完全科学的早期阶段公司估值方法，结果便是风险投资人和天使投资人常常在估值和控制权问题上产生争执。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是不是董事会成员不重要，那只是一顶帽子而已。创业者是否会听取你的意见和看法，要看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不在于你投后拥有的那个席位。如果VC不让我当董事，我就会问创业者一句话：你想不想让我当董事会成员？如果想让我当，我愿意跟创业者一起去争那个席位；如果你不想让我当，我也怎么样都行。”杨宁说。
而在许谦看来，天使和VC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合作关系。这两年硅谷出现了一些超级天使，它们的募资能力、投资规模、团队能力等各方面实力比较强，所以把控了很多好的项目，对一些做早期项目的VC造成了冲击。“但我觉得中国还没到那个程度，因为国内天使资金的体量与VC比起来还有不小的差距。”
天使汇CEO兰宁羽认为，VC和天使投资人有巨大的差别：第一，VC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为LP负责。VC的组织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基金存续的协议安排决定了它必须要按照这种思路行事，这也是VC被称作“秃鹰”的原因；天使投资用的是自己的钱，在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不需要向别的投资人负责。第二，VC团队里面真正有创业背景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金融、法律背景出身；很多天使投资人都曾经是创业者，他们可能会带给创业者一些更好的建议。
“天使投资是成事，VC则是加速。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还在探索一个模式，或是探索获取用户的途径；VC基本是投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是有一定用户规模的产品。这两者间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童玮亮说。
“我们与人为善，跟天使、PE、VC都合作，他们要么是后端的投资人，要么是与我们共同投资的伙伴。有的项目我接触不到，其他天使投资接触到之后，会怀着帮企业做大的愿望把一部分资源送给我们来投资，所以许多项目是我们共投的。”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说。
综上所述，VC与天使投资的合作可分为几类：VC从天使投资手中接盘，这是最常见的合作方式；VC发现好的项目与天使投资一起投资；VC看到好的项目，但由于不适合投A轮，先推荐给天使投资。一方面，获得天使投资的项目往往是VC追逐的对象，知名天使投资的项目中不乏明星项目；另一方面，天使投资也愿意与VC保持良性互动，所投项目能够有VC接盘，更有甚者，有的天使投资人会在找到接盘VC后再投资。
天使机构化
在美国，天使投资的主体结构呈以天使投资人为主的正金字塔形，最底层的是众多天使投资人，上方主体是VC/PE机构专门募集的天使投资基金、政府主导或参股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等；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主体结构则呈倒金字塔形，天使投资主体以创业投资机构为主。此外，包括硅谷在内的欧美地区，天使投资人99%都是兼职，他们中很多人是用专职工作挣来的钱做天使投资，而中国的天使投资人大都是专业投资人或创业成功者出身。
天使投资机构化这一中国特色是好是坏？其存在的原因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对此，投资人们的见解不尽相同。“天使投资一般定义为个人，如果变成机构就不一样了。”杨宁说，“美国对VC的集资行为管得很严，基金的投资人一般都是机构。个人如果想成为基金的LP，要填一叠很厚的表格，要面对的风险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钱输光了是你自己的事。”
在一些资深投资人看来，天使投资不能机构化的原因有二： 其一，从起源于硅谷的天使投资这一概念看，其第一个条件就是非机构化。天使投资人是一群有经验、有钱的人，他们管的是自己的钱，投资项目也不需要进行尽职调查。如果机构化了，GP就要对LP的收益回报负责，但早期项目往往非常难讲清楚投资理由，“管别人的钱很容易带来法律纠纷，容易变成项目干成功了我就跟你分账，干亏了我就起诉你。”杨宁表示。
如果LP绝对信任GP，就需要在条款上做出明确，说明出于某种原因而放弃对某些条款的起诉权。除非出现诸如GP携款潜逃或者进行关联交易等特殊情况，LP不能对GP的投资亏损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基金机构化最重要的意义是形成合伙人体制。这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单独一个人判断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别人来帮助，这样才有了合伙的需要。但在投资过程中，一个合伙人想说服另外一个合伙人往往非常困难，通常机构都会按照一套固定的投资流程进行决策。
天使投资的大多是早期项目，对于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来说，很容易发生一个合伙人看不懂另一个合伙人筛选的项目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若在投决会上表示支持就会成为一种没有原则的支持，若表示反对又会成为一种没有理由的反对。导致最后容易形成一个潜规则：你的项目我不太反对，我的项目你也不要太反对。结果是每个合伙人各自获得一个潜规则形成的投资额度，分别进行投资。这样一来，合伙人之间的制约和掣肘已经无效，实际上这种机构化投资的属性也已经变了味儿。
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个人天使的投资行为往往容易导致项目疏于管理，过于朋友化的投资容易把生意当作帮忙来对待，这使得天使在投资过程中对创业企业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不理想。因此，想做好投资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做投资应该有严谨的流程和协议，团队管理起来也应各有分工，靠一个人是做不过来的。
杨宁对以上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天使投资应该机构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团队来系统化地做事。至于在投资期间和未来交成绩单的时候是否会受到LP的限制，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做该自己做的事，做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我不会为了取悦我的投资人而做一些不该做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基金有差异，投委会不同，大家的投资思路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天使基金的投委会做成像VC、PE的投委会那样，这个天使基金我是不看好的。”杨宁说，“PE投资的项目很少会彻底死掉，可能最多就是投完之后退出不了，或是企业市值下降；而天使投资颗粒无收的可能性非常大，投资的公司最后彻底失败是很正常的事。”
在童玮亮看来，与个人天使相比，机构天使有利也有弊。机构至少由两三个人组成，大家对项目的判断各有各的看法，决策的失败几率可能因而会降低一些，但也可能因为必须全票通过而错过一些好的项目。而且机构需要对LP的资金负责，决定投资需要经历一个决策的流程，速度没有个人天使那么快。
国内出现机构天使其实是一种矛盾作用的结果，冯一名认为：“现在很多做机构天使的人，都是因为不甘于在投资机构打工。他们有一颗不羁的心，但自己的江湖地位又不够深，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些人没有办法募集到很大规模的基金，所以他们就会找机会用很少的资金去投一些很早期的案子。”他介绍说，现在一般机构天使的基金规模在5000万到1.5亿元人民币之间。
“机构天使可以存在，但要满足两个条件。”兰宁羽认为，第一，GP自己要出资30%以上，真正是用自己的钱来投资，而不只是管理别人的钱。GP应该先用自己的100万元去投10个小项目，在一个一两百万元的合投项目中，GP应该投资三五十万，如果GP自己没有实力投资这样的项目，那其承载力就还不足以管理一只规模为1亿元、投资100个天使项目的机构化天使基金。第二，GP要获得30%以上的收益分成，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最后钱都分给了投资人，会导致GP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机构化的天使投资是个“体力活儿”，资金规模不大，能从基金中收到的管理费也就有限。如果是1亿元的基金，一年可能只有200万元的管理费用，招人、租房子的成本就要压得非常低，管理者自己也得拿很少的薪水。而且早期的项目，起码要看50个项目才能有1个项目觉得可以投，运气不好时就是100个项目中才能出一个可投项目。“这种辛苦程度是蛮高的，我很佩服做机构投资的天使投资人。”童玮亮说。
天使合投或成主流
在美国，天使投资人主要由大公司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以及成功的创业者组成。通常的情形是，几个投资人联合在一起，大家拿出10万～100万美元，换取被投资企业20%～30%的股份。
在英诺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看来，天使投资项目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天使投资的三大本质：第一是运气，天使投资也符合大数定律，当样本足够多的时候总能投中一个；第二是能力，包括识别优秀团队的能力和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第三是冒险精神，天使投资是在创新的最前沿探险，创业项目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合投似乎是减少投资损失的好办法。
“以前合投在国内并不是主流，从去年到现在，这个风潮正在逐渐形成。”李竹分析道，原因在于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天使投资人看到了合投的好处，也有一部分先知先觉的创业者开始做天使众筹平台。
李竹认为，合投和众筹在天使阶段是最可行的，“因为很多流程是在网上进行，有些参与合投的投资人并不全面了解这些项目，所以我特别主张在早期，尤其是在A轮之前的融资，采用合投和众筹的方式。”
“天使投资本来就应该促进合投，因为它是高风险的。用200万做天使投资，独投可能只能投两三个项目，风险很高。但现在通过天使汇等渠道，可以投10个项目，每个项目投20万元，只要有一两个投中了就可能回本。早期项目的发展不确定因素非常多，需要分散风险，投资人多了，众人拾柴就能更多地帮助这些创业者。”兰宁羽说。 种子期项目获得天使合投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不同的天使投资人可以为项目企业提差异化增值服务，推动企业的后续发展。
“有的项目一定要联合投资，大家来集合智慧和资源，而不仅仅是集合资本。如果天使投资人有点儿知名度，有行业背景，可能对项目的A轮、B轮融资都有好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孙琦说。
股权众筹风险高
“不同平台的做法不太一样。我认为现在的平台多少都存在一些弊病，因为这些平台可能对于天使投资的规矩了解得还不够。”李竹说。
以众筹方式进行天使投资的挑战在于：第一，实际操作的难度非常大，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的法律法规。在50个以内合伙人的框架下还可以运作，但难以运作的是50个股东一起在一张纸上签名，这个周期没有三个月到半年下不来。而早期的投资需要快速决策，因此，在工商登记等方面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第二，众筹一般会设计领投人的机制，这必然会剥夺部分小股东参与决策的机会。“委托管理很容易‘放羊’，他会想，反正我就这么点儿股份。所以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众筹，像连锁类的、消费类的项目适合众筹，这些项目的投资人既是股东也是会员，能刺激市场发展。”孙琦说。
在许谦看来，众筹与天使是一个相互补充的概念，而不是互相取代或替代的关系。“有些项目，比如说2C（to Customer）的，像智能硬件，可能众筹本身就是一个广而告之的过程。但如果是2B（to Business）的业务，做软件或系统的，众筹可能就起不到广告的作用。”
“这种方式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可以想参与就参与；而不利之处在于，从领投人的角度看，他无法向平台上跟投的人收取管理费。”杨宁说，“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两头走路，在做创新型尝试的同时，也走传统的道路。可见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是有其好处的。”
“全民都可以做天使，但我个人不是特别鼓励以众筹的方式做天使投资。”徐勇表示，“因为我觉得，做天使还是要享受做天使的乐趣，就是你要参与判断项目、培养项目，去和创业者互动。如果说只是像买股票、买基金一样，放了一些钱在那儿，然后让别人去投、去管，结果不一定会圆满。一是我本人不太爱参与这种事，二是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诚信体系、市场环境尤其是泛熟人的环境之下，未必能做好。”
正达联合合伙人姜涟认为，规范市场是需要的，但规范市场是为了更有序地发展。合格投资人的资格要有，但也要给那些非专业人士留一个通道。现在的投资人更多地是想短平快，早期很少跟投，如果不鼓励后续的人参与进来，天使投资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不要一味地把他们对立起来，而是要考虑能不能让双方形成合力往前走。“其实这些都是形式，关键是你把钱投给了创业者，这才是最根本的。”他表示。
圈子文化
做投资都有一个圈子。“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至少在现阶段，有更多的圈子和更多的人愿意关注天使投资是件好事。”徐勇说。
在杨宁看来，中国的天使投资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经历了由之前的单打独斗到现在提倡合投的转变。他把合投看作是未来天使投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对一些尚没有形成品牌的天使投资人来说，他认为加入组织是吸引项目源的不错方式。
“在每个人自己的圈子里，能结识的创业者毕竟是有限的。”杨宁认为，“圈子文化对改善创业环境是有好处的，起码在我们签约的时候是合作模式，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平常接触不到的项目，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圈子和投资的面以及投资的模式，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而且每一个平台都有一个扛大旗的投资人，等于有一个人给项目或创业者背书，这样的项目或创业者更容易找到投资。”
徐勇认为，天使投资充满风险，而且早期投资人很多时候是很孤独的，尤其是经常失败的投资人。这时候，通过分享项目资源来分享一些投资理念和经验来抱团取暖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通过这些组织和活动也能让一些平时不大有机会在媒体上充分曝光的投资人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这对促进行业交流非常有帮助。
2013年，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关村天使投资百人会、中国青年天使会相继成立，中关村天使投资组织日趋活跃。2014年，中国青年天使会上海分会、广东分会相继成立，“我们就是想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进行合作和分享，降低风险。因为一个人看项目再全面也是片面的，有更多的脑袋想问题，有更多的眼睛看问题的话，通常会想得更好一些，看得更透彻一些。”徐勇表示。
2014年6月，中国首个公益性天使培训项目——“天使成长营”开营，它旨在以公益的形式对潜在的天使投资人进行系统培训。培训方式包括项目交流研讨、天使理论知识学习、天使投资经验分享、项目合投实践等，目的是帮助愿意接受“诚信、互助、分享、奉献”原则的成功人士成长为合格的天使投资人，增加中国天使投资人的数量，为优化天使投资环境，促进中国天使投资行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天使成长营的联合发起机构包括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中国青年天使会、天使投资百人会、联想之星、亚杰商会、创新工场、硅谷银行启迪孵化器、清科集团、投中集团等多家知名机构和组织。其导师队伍更是庞大，50多位成员中不乏罗茁、杨宁、乔迁、童玮亮、陶宁、李竹、李汉生、李嵩波、符星华、冯一名、姜涟、洪雷、兰宁羽、许谦等著名天使投资人。
成长的烦恼
“现在北京和上海有很多天使投资，深圳也有一些，但在其他城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可能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个概念。所以，从国家创业创新的整体氛围和文化导向看，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徐勇说。对于我国天使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天使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从数量来看，现在国内天使投资人过少，天使投资的资金总量过少。中国每年成立的新创企业数量是美国的10倍，但有天使投资支持的企业却不足新创企业总数的1%。而美国现有超过30万名天使投资人，有大约300家天使俱乐部，每年他们为6万多个项目提供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投资。
第二，从国家层面来讲，天使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优惠鼓励政策还处于缺位状态。以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为例，其对投资者范围的界定中并不包括个体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机构，但这些主体恰恰是天使投资人的主要来源。至于有关天使投资的立法，也仍然是空白。
在优惠鼓励政策方面，问题同样如此。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尚处“婴儿期”，与VC、PE相比，它享受的优惠鼓励政策较为有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从事天使投资业务的创投机构可享受这一优惠政策，但天使投资人暂时还不能享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使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从行业角度来说，行业的自律和互助还不够。从行业研究来讲，一些数据的积累，包括行业新型体系的建设也都非常不够。此外，行业培训也存在一些问题。
“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或者是异样的声音，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很正常。关键是方向要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做到规范化，这样的话，若出现错误也能够及时地修正。”姜涟说。
他认为，国外有一些天使投资的模式可以借鉴，但中国特色也不能忽略，毕竟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天使投资有两点非常大的不同：一是市场的成熟度和规范度，二是人的基本心态和诚信度。
“我们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这缘于中国整体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缺乏一种契约精神。”洪雷说。多数天使投资人为了实现快速投资，会选择一个宽松的方式和简单架构，此时如果创业者不诚信就会存在很大风险。业内也曾出现过创业者打着天使投资的幌子行圈钱之事，或盈利后不与天使投资人分享投资利润，以及被投资公司管理能力差、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潜在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在童玮亮看来，现阶段的天使投资确实有一定泡沫，“但泡沫挤出之后，依然会有真正的拾金者留下，相信真正能够把天使投资做得更好的人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