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中期，财库充盈，国强文盛。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之君自命，组织学者儒臣校刊“十三经”“二十一史”等经典，“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乾隆皇帝认为皇家经典已 “荟萃略备”，下一步是搜访民间藏书，以补内府不足。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清廷下旨征集收藏在民间的古今著述。此时，乾隆皇帝的本意仅在收集，对编纂大型丛书尚无明确设想。真正促使他萌发编修《四库全书》想法的，是一个叫朱筠的北京籍官员。
　　征书谕旨下达后，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连上两道奏折，分别是《购献遗书折子》和《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奏折先积极响应征书谕诏，后针对搜访校录书籍提出四条建议，分别是：抓紧搜集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公开内府藏书目录;著录与校勘并重;金石、图谱也需收录。在利用皇家藏书的建议中特别提出，可以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
　　朱筠的奏折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他随即命军机重臣详加复议。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激烈争论、意见相左，最终在乾隆皇帝亲自过问下，确定修书事宜，征书和辑校《永乐大典》的工作即刻开始。在商议成书方式的时候，刘统勋等提出各地征收之书及《大典》辑佚之书，应派遣饱学之士详细校定，并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统一编成一部书目。乾隆皇帝予以肯定，指出四部分类法“实古今不易之法”，正式下召以此法编修，取名《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馆，由此，清代规模最大的文化整理工程——《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正式在北京开始。
　　学者荟萃  文化渊薮
　　为全力做好修书工作，乾隆皇帝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编修队伍，总裁官为四库馆的领导者。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辑佚《永乐大典》时，军机大臣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四人被钦定为总裁，二月二十一日，又添派王际华和裘曰修两人。这六人就是最早的总裁官。据统计，四库全书馆前后共有总裁官30人，其中正总裁16人。丛书编修期间，在清廷满汉三品以上大臣中，有接近一半在四库馆担任或兼任过总裁、总阅。让如此多的高品阶官员在四库馆中担任领导职务，可见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编修的重视程度。
　　四库馆开馆后，翰林院内的编修人員不敷使用。除了在京官员文人外，四库馆还吸收了全国各地一大批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学者进京，为此甚至破格录用。如著名考据学家戴震，六次会试不第，四库馆开馆时正在金华讲学，经纪昀、裘曰修举荐而入京;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四库馆开馆时正在广东任职，经刘统勋和朱筠举荐，破格提拔入馆修书;张载的后人，时为安徽霍山县训导的张羲年经皇子永瑢举荐;时为候选知县的著名画家余集经裘曰修举荐等。一大批名儒大家先后进入四库馆参与编修工作。一时间，京城可谓是“鸿才硕学，荟萃一堂”。
　　缮写阶段需将选定书目进行誊录。誊录人员有的来自馆臣举荐，如朱珪之子锡初，王际华之弟锡寿等，有的任用本地科举不中但书法隽秀的士子。起初选派了60人，后因为工作量巨大又增加了400人。每人每天需要缮写誊录1000字，除去30天领书交书的时间，每人每年要缮写33万字;针对书籍中的图画，又另行选派了擅长绘画的贡生监生10人，专门进行临摹。
　　四库馆开馆后，大批学者雅士云集北京。像是上文提到的京籍学者朱筠，本身交游甚广，门生众多，刚入四库馆，即与纪昀作诗唱和;正月又与翁方纲、曹学闵、程晋芳等出郊会饮。他们不论是参与编修工作，还是工作之余的交往唱和，都发挥了引领思潮、塑造学风的作用，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交流，使得北京的文化氛围愈加浓厚起来。可以说，北京的四库全书馆一时间成为当时的学界重地。参与编修《四库全书》不仅为馆臣提供交流思想、讨论学术的契机，也为北京的文化辐射力注入了能量，影响了整个清前期学术领域的发展。
　　书目琳琅  书肆繁荣
　　《四库全书》的编修，几乎动员了全国的重要藏书家，大量珍本一时间聚集京城。四库馆臣与藏书家、书商互动频繁，北京书肆业得到发展，促进了书籍的传播和刊行。
　　《四库全书》从地方征书13500余种，涉及藏书家90余人。扬州马氏丛书楼小玲珑山馆献书776 种，为全国之最;宁波天一阁慨然进呈602种阁藏;许多官员也纷纷呈献，例如《全目》收录纪昀献书105种，程晋芳的藏书183种等。馆臣在检阅、校订如此规模的书籍时需要很多资料，琉璃厂的书商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的琉璃厂是京城书肆的集结地，各地举子进京赶考、外地官员到京也多居住于附近。“四方文人麕集京师，参与编校，而各地书商，亦多辇书到京，设肆供应”。书商群体由于与藏书家多有往来，对版本采撷、鉴别颇有经验，为馆臣所倚重。四库编修翁方纲在《翁氏家事略记》中记载，每日清早去翰林院编书，午后归寓，把当天遇到应考校之处与同僚探讨，列出考证书目，随即去琉璃厂书肆访书。遇到足资考订的好书，价格不贵的就买下，贵的就借阅或雇人誊抄……如此一来，琉璃厂书肆俨然成了开架图书馆。如此背景下，各地书商纷纷前来开店贩书，遍征善本以供馆臣考订，比如江浙书商就十分踊跃，京城的书肆业迎来了发展的高潮。
　　与此同时，“录副”现象也促进了书籍的流传。四库馆通过调取、个人进呈、地方采进等方式征集来大量图书，《永乐大典》又辑佚出138种书。这些书多是稀见的珍本甚至绝本，对于读书人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馆臣本身接触书籍便利，由此私家抄录副本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在四库馆工作，任务量较重，馆臣白天做不完可以携带馆书归家办理，这就为录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馆臣有为自己录副，也有为朋友录副，例如戴震就为段玉裁抄寄过《水经注》《九章算术》等书。除了馆臣自己，许多与馆臣交好之人，也有机会录副，比如著名藏书家鲍廷博，殷富好文，交友广泛，在征书之时进献大量宋元孤本，得到皇帝褒奖。编修开始后，他动用各种关系，从馆中录副。后来，他以书斋名命名的“知不足斋丛书” 中，就包含有大量馆书录副本。 　　四库馆开馆征书，珍本秘籍都呈于内府。馆书录副虽是私人行为，却得以让这些孤本珍本呈现于众，对文化的传播有重要意义。许多录副本最先在琉璃厂书肆传播，北京一时间成为珍本孤本的重要流传源地，如《尚书全解·多方》篇等。此外，录副之人不乏大学问家，他们抄录之后，花费大气力核校，一时间涌现出大量质量高的辑佚校勘之作，如孔继涵借抄的《春秋会义》。还有藏书家将录副馆书进行整理刊行，比如上文提到的知不足齋丛书等。
　　古都文盛  聚珍流传
　　四库馆征集的书目，除去少部来自地方采买，大多为藏书家进献的珍贵原本。乾隆皇帝曾明确表示抄录底本留存，而将原书退回地方藏家。不过实际编纂过程繁杂，皇帝的初衷没有得到完全贯彻。最终仅少数古籍退回地方，大量呈献书籍仍保留在翰林院内。由此，翰林院一度保存了大量最初的抄录底本与地方上呈的古籍原本。为方便在京仕宦学子抄阅《四库全书》，乾隆皇帝曾下旨，但凡希望阅览《四库全书》藏书底本的士人，尽可以到翰林院抄阅。底本对书籍的原貌保存更好，学术价值也更高。在《四库全书》成书后，许多仕宦学子被吸引到北京，抄阅珍贵底本，如在翰林院任职的蒙古族学者法式善，就曾抄书近百种。
　　《四库全书》虽为手抄，却间接促进了北京印刷业的发展。早在乾隆三十八年辑校《永乐大典》时，乾隆皇帝就已决定将其中失传已久的珍贵典籍刊刻出版。不久，珍本秘籍的选取范围扩大到地方进献的书籍中。这样一来，传统的雕版印刷已无法适应大量刊刻的需要。总管大臣金简反复斟酌后，提出枣木活字印刷的建议。乾隆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亲自将这套活字印刷的典籍命名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该丛书共包含珍本138种，版式划一，价格低廉。最初刊印的300部很快被各地士子涌入京城购买一空。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作为《四库全书》编修的副产品，总结了宋明以来活字印刷术的经验。北京作为印书地，将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发展到高峰，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也影响深远。大量馆书的流传为民间坊刻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京师的书坊就有许多兼以印行，比如著名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等。此外，北京对于《四库全书》的保藏也有重要意义。早在《四库全书》开馆编修的次年，乾隆皇帝已经开始考虑书成后的保藏问题。他下令仿效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规制，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分别建造七座藏书阁，用于收藏《四库全书》。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因书籍保存最需防范火灾，故七阁名称第二字多为水字偏旁，取以水灭火之意。
　　不可否认的是，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历代典籍有删改甚至销毁的行为。然而，诸多孤本文献藉《四库全书》得以保存也是事实。
　　嘉庆、道光之后，清朝国势日衰，七部《四库全书》的命运可谓坎坷曲折。圆明园文源阁、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俱毁于战火;杭州文澜阁本在太平天国战火中被抢救出四分之一，后进行多次补抄;甘肃文溯阁本也历经迁移与抄补。故宫文渊阁本得以保存完整，最终运到台湾。另一部文津阁本内容完整，于1914年原函原架运至北京，收藏于京师图书馆，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已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乾隆皇帝举全国之力修《四库全书》，三千文人聚集京师，上万种珍本入馆，“武英殿聚珍版”嘉惠学林，官刻、坊刻蓬勃发展，书与人的互动，塑造着北京城的文化气韵。北京作为明清政治文化中心，为《四库全书》的编修和保藏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也给京师风华添以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孙圆，国家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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