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官员既是社会关注的对象,也是政治生活新常态的建设者,只有认清新常态的内容,顺应新常态的要求,才能在时代的新坐标中找准位置。
“新常态”在今年5月出现,就流行起来,用来说明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客观发展的规律和新要求。“新常态”是一种认识论,包含着对待中国发展阶段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社会政治领域。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领导人更替、政策调整,官员调动等,都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3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说明,中国的政治运行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发挥出了集中优势办大事的制度特长,尤其是在出现重大灾难和危机时,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认识中国政治新常态的基本前提。漠视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沉迷于既有的成就,对于自身的问题缺乏清醒认识,那不是自信的政治,而是自大的政治,不会激发制度活力,反而会造成制度衰败。
实现中国政治新常态有多种要求,但核心应该是如何使信任回归到政治生活之中,让正在分离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分开而不对立,自主而相互支撑,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制度合力,保持制度优势。尽管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信任度并不低,民众对于政治权威,尤其是最高政治权威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但是,从纵向来看,中国的政治信任度正在受到侵蚀,重建政治信任变得非常迫切。
首先,要稳定和增强社会成员对公共权力的信任。不信任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并在束缚着许多国家政府的作为空间。实践证明,虽然市场和社会不断发展壮大,转移和分担了政府曾经承担的一些职能,但是政府的存在依然有着足够的理由,对于中国这个快速变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在中国,不能放任“仇官”的情绪演变成不信任政府的社会思潮,这就需要各级公共权力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提高回应性和透明度,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出发,主动构建与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不断扩宽和稳固信任的来源。
其次,要解决好官员内部的信任关系。官员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从政环境的建设,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政治的认知。这些年来官员内部的分化,选拔任用中腐败的蔓延,造成了官员相互攻讦、恶性竞争的社会印象。要解决好官员内部的信任关系,除了要不断淬炼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外,还要改进官员管理制度,形成良性竞争局面,既要使能者得到提拔且自重,也要使位置不动者心安而做事。
第三,要构建稳定持续的新型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培育政治信任的土壤。中国传统上是熟人社会,社会信任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是形成信任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需要构建起突破熟人圈、可供陌生人共享的信任关系。这种新型社会信任一方面要有统一规则做基础,另一方面要以个人自律为前提。依规则办事,人人恪尽职守,办事的时候就不用再托关系、找熟人,政治权力也会逐渐失去介入日常事务的社会条件,良好的政治生态、良性的从政环境才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新常态,不仅“新”,还会“常”,是“正常”、“长期”。这种状态,需要全社会每个成员认识和适应。官员首当其冲,他们既是社会关注的对象,也是政治生活新常态的建设者,只有认清新常态的内容,顺应新常态的要求,才能在时代的新坐标中找准位置。
“新常态”在今年5月出现,就流行起来,用来说明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客观发展的规律和新要求。“新常态”是一种认识论,包含着对待中国发展阶段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社会政治领域。
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领导人更替、政策调整,官员调动等,都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3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说明,中国的政治运行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发挥出了集中优势办大事的制度特长,尤其是在出现重大灾难和危机时,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认识中国政治新常态的基本前提。漠视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沉迷于既有的成就,对于自身的问题缺乏清醒认识,那不是自信的政治,而是自大的政治,不会激发制度活力,反而会造成制度衰败。
实现中国政治新常态有多种要求,但核心应该是如何使信任回归到政治生活之中,让正在分离的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分开而不对立,自主而相互支撑,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制度合力,保持制度优势。尽管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信任度并不低,民众对于政治权威,尤其是最高政治权威有着很高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但是,从纵向来看,中国的政治信任度正在受到侵蚀,重建政治信任变得非常迫切。
首先,要稳定和增强社会成员对公共权力的信任。不信任政府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并在束缚着许多国家政府的作为空间。实践证明,虽然市场和社会不断发展壮大,转移和分担了政府曾经承担的一些职能,但是政府的存在依然有着足够的理由,对于中国这个快速变化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在中国,不能放任“仇官”的情绪演变成不信任政府的社会思潮,这就需要各级公共权力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提高回应性和透明度,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出发,主动构建与社会、市场的新型关系,不断扩宽和稳固信任的来源。
其次,要解决好官员内部的信任关系。官员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从政环境的建设,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政治的认知。这些年来官员内部的分化,选拔任用中腐败的蔓延,造成了官员相互攻讦、恶性竞争的社会印象。要解决好官员内部的信任关系,除了要不断淬炼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外,还要改进官员管理制度,形成良性竞争局面,既要使能者得到提拔且自重,也要使位置不动者心安而做事。
第三,要构建稳定持续的新型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培育政治信任的土壤。中国传统上是熟人社会,社会信任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是形成信任的重要条件。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需要构建起突破熟人圈、可供陌生人共享的信任关系。这种新型社会信任一方面要有统一规则做基础,另一方面要以个人自律为前提。依规则办事,人人恪尽职守,办事的时候就不用再托关系、找熟人,政治权力也会逐渐失去介入日常事务的社会条件,良好的政治生态、良性的从政环境才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新常态,不仅“新”,还会“常”,是“正常”、“长期”。这种状态,需要全社会每个成员认识和适应。官员首当其冲,他们既是社会关注的对象,也是政治生活新常态的建设者,只有认清新常态的内容,顺应新常态的要求,才能在时代的新坐标中找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