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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3日，在西南财大“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上，西南财大名誉校长刘诗白讲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上，许多深刻的开拓性意见都是由一些倾听时代呼声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是由该校教授袁文平在1979年2月提出的。
1978年初，袁文平从四川财经学院借调到成都市委从事调研工作已有8个年头。
这年春天，他在一家柴油机厂调研时发现，柴油机整机很走俏，要买机器必须先拿到指标，等很久才能买到机器。更麻烦的还在后头，零部件坏了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为啥呢?国家把价格定得太低了，生产零件的企业不肯卖给急需的用户，更乐意拿零部件去换短缺的物资。用户要买零件?对不起，只好请你通过关系，背着当时短缺的猪油、花生米等来交换。
计划经济越管越死，越管越扭曲，居然倒退回以物易物的时代了。
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可是，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原则，人们仍在探索中。
“文革”的阴霾还未散尽，袁文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9年2月16日，春节刚过，在乍暖还寒的气候中，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理论界称为“成都会议”。
为期10天的大讨论，汇聚着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各地市(州)计委和物价委等130多位各界人士和理论工作者。
与会者不乏激情，却又显得有些拘谨，毕竟人们还没彻底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他们仍心有余悸。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们对未来心灰意冷，个人的力量被严重压制，僵化的体制不仅死死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也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已从成都市委回到学校的袁文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会议后期的一天，袁文平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作了近6个小时的大会发言。
他首先讲了前些年我国经济中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经济实物化倾向，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种种弊端……
接着，通过大量事实，袁文平进一步从理论上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好处、必然性，明确提出价格第一，计划第二。
大会发言后，经过进一步仔细推敲，袁文平将大会发言的第一部分写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一文，在《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学习》版发表。大会发言全文则发表在《经济论丛》1979年第2期上。
同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7》为题，详尽报道了这次“成都会议”讨论的内容。
在被称为“成都会议”的这次会上，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坚冰被撕开了缺口。
“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多弊端。片面强调保护城市居民利益，对粮食，油料等重要物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管得很死，结果导致生活必需品越缺越管，越管越缺，最终是政府贴钱还挨骂，城市居民意见大，农民觉得吃了亏，这种僵化体制已经非变不可了。”
——袁文平
多年一线调研掌握的实际经济状况，成为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现实土壤
1934年冬，袁文平出生在四川射洪一个耕读世家。
袁文平自幼读“四书”“五经”，本是为了初通文墨，长大可以经商，走父辈走过的发家之路。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抗美援朝”时入伍，1955年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四川财经学院读书，1959年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做农村调查工作。
十年动乱，学校停办。1970年夏天，袁文平被借调到成都市委办公厅调查研究室工作。
在市委工作期间，袁文平长期参加或组织对大型国有企业、市郊农村经济、全市街道工业的深入调查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四川很多地方不适宜种棉花，但上边非要让农民种植，而且把价格压得相当低。缺乏积极性的农民就搞出一套“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的应付办法，种棉花不过是做做样子，更关心的反而是在棉花地里问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大伙儿毕竟要靠它们填饱肚子。
许多国营企业如一潭死水。当年家喻户晓的“潼川豆豉”一度从老百姓的餐桌上消失，原因是政府规定两角钱一斤的价格十几年不变，而大豆当时的售价已接近豆豉出厂价，企业做得越多越亏损，工厂赚不到钱只好不做了。
计划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让袁文平深感切肤之痛。同时，另一些现象也给他很大启发：许多政府过问不多的街道集体小厂经营得红红火火，其生产出的商品面向市场销售，设备和原材料也来自市场，经营方式灵活，搞得有声有色，而这恰恰是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结果。
1979年1月，袁文平返校后不久，就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撰写了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广播稿，播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当时很多听众来信支持我的观点，不少边远省市的干部还来信来电索要书面稿件，这更让我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和严重性，从而下决心在理论上进行突破。”袁文平对记者说。
“事实胜于雄辩，建国后前30年有两个阶段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较大，前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3年，后一阶段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到文革前。这两个阶段恰恰是政府干预较少，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得到尊重，生产力较为活跃的时期。”
——袁文平
勇于提出新理论，又防别人“打棍子”，不得不背着马列原著参会
在那次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袁文平几天几夜都没怎么睡觉，一方面是忙着整理大会发言稿，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自己这套理论当讲不当讲。
“我亲身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还在反右运动后期将几个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学送去劳动教养。在市场经济几乎可以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年代，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被上纲上线，我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多年以后，袁文平仍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背着马列原著，去参加讨论会。
为什么要背着马列原著去开会?袁文平说，当时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的提法视如洪水猛兽，为了能让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也为了应对可能的质疑，到时指出马列原著中某页某段话，表明有经典理论依据可查。
1980年夏，在四川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上，袁文平再次作了“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的大会发言。鉴于当时有些部门不喜欢理论界用“市场经济”一词，袁文平的发言就只讲“商品生产”、“市场调节”。
“那是打‘擦边球’。得保护好自己，才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事。”袁文平笑着说，当时重点谈的是国家计划指导的方式和手段，其实讲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很像一句笑话，而在当时，袁文平却并不轻松。1979年到1983年期间，参加各种大会小会，袁文平都会感受到不小压力。
1983年夏，在一个小范围的理论讨论会上，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告诉袁文平，要他就1979年春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作检讨。好在不久后，理论界有更多学者肯定袁文平的观点，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相当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心里堵得慌。当时很多人在会上对我的观点不表态，散会后对我私下表示支持。幸运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任校领导对我的全力支持和鼓励，更是让我充满了信心!”袁文平回忆着往事，语气中不乏感激。
“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老党员，提出的观点能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这离不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得益于自己有幸生在了这个不可复制的伟大时代。”
——袁文平
1978年初，袁文平从四川财经学院借调到成都市委从事调研工作已有8个年头。
这年春天，他在一家柴油机厂调研时发现，柴油机整机很走俏，要买机器必须先拿到指标，等很久才能买到机器。更麻烦的还在后头，零部件坏了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为啥呢?国家把价格定得太低了，生产零件的企业不肯卖给急需的用户，更乐意拿零部件去换短缺的物资。用户要买零件?对不起，只好请你通过关系，背着当时短缺的猪油、花生米等来交换。
计划经济越管越死，越管越扭曲，居然倒退回以物易物的时代了。
这一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可是，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原则，人们仍在探索中。
“文革”的阴霾还未散尽，袁文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79年2月16日，春节刚过，在乍暖还寒的气候中，由四川省计委、省物价委、省社科院联合发起的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理论界称为“成都会议”。
为期10天的大讨论，汇聚着省内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各地市(州)计委和物价委等130多位各界人士和理论工作者。
与会者不乏激情，却又显得有些拘谨，毕竟人们还没彻底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他们仍心有余悸。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们对未来心灰意冷，个人的力量被严重压制，僵化的体制不仅死死束缚了人们的手脚，也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已从成都市委回到学校的袁文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会议后期的一天，袁文平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作了近6个小时的大会发言。
他首先讲了前些年我国经济中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导致经济实物化倾向，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种种弊端……
接着，通过大量事实，袁文平进一步从理论上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的好处、必然性，明确提出价格第一，计划第二。
大会发言后，经过进一步仔细推敲，袁文平将大会发言的第一部分写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谈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必然性》一文，在《四川日报》1979年3月13日《学习》版发表。大会发言全文则发表在《经济论丛》1979年第2期上。
同年3月17日，《光明日报》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7》为题，详尽报道了这次“成都会议”讨论的内容。
在被称为“成都会议”的这次会上，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坚冰被撕开了缺口。
“否定商品经济，违背价值规律，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了很多弊端。片面强调保护城市居民利益，对粮食，油料等重要物品的价格压得很低，管得很死，结果导致生活必需品越缺越管，越管越缺，最终是政府贴钱还挨骂，城市居民意见大，农民觉得吃了亏，这种僵化体制已经非变不可了。”
——袁文平
多年一线调研掌握的实际经济状况，成为催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现实土壤
1934年冬，袁文平出生在四川射洪一个耕读世家。
袁文平自幼读“四书”“五经”，本是为了初通文墨，长大可以经商，走父辈走过的发家之路。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抗美援朝”时入伍，1955年参加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进入四川财经学院读书，1959年毕业留校，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做农村调查工作。
十年动乱，学校停办。1970年夏天，袁文平被借调到成都市委办公厅调查研究室工作。
在市委工作期间，袁文平长期参加或组织对大型国有企业、市郊农村经济、全市街道工业的深入调查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四川很多地方不适宜种棉花，但上边非要让农民种植，而且把价格压得相当低。缺乏积极性的农民就搞出一套“棉花站岗、红薯睡觉、花生串联、豇豆放哨”的应付办法，种棉花不过是做做样子，更关心的反而是在棉花地里问种的红薯、豇豆和花生，大伙儿毕竟要靠它们填饱肚子。
许多国营企业如一潭死水。当年家喻户晓的“潼川豆豉”一度从老百姓的餐桌上消失，原因是政府规定两角钱一斤的价格十几年不变，而大豆当时的售价已接近豆豉出厂价，企业做得越多越亏损，工厂赚不到钱只好不做了。
计划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让袁文平深感切肤之痛。同时，另一些现象也给他很大启发：许多政府过问不多的街道集体小厂经营得红红火火，其生产出的商品面向市场销售，设备和原材料也来自市场，经营方式灵活，搞得有声有色，而这恰恰是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结果。
1979年1月，袁文平返校后不久，就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撰写了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广播稿，播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当时很多听众来信支持我的观点，不少边远省市的干部还来信来电索要书面稿件，这更让我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和严重性，从而下决心在理论上进行突破。”袁文平对记者说。
“事实胜于雄辩，建国后前30年有两个阶段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较大，前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3年，后一阶段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到文革前。这两个阶段恰恰是政府干预较少，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得到尊重，生产力较为活跃的时期。”
——袁文平
勇于提出新理论，又防别人“打棍子”，不得不背着马列原著参会
在那次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袁文平几天几夜都没怎么睡觉，一方面是忙着整理大会发言稿，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自己这套理论当讲不当讲。
“我亲身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还在反右运动后期将几个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学送去劳动教养。在市场经济几乎可以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年代，主张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被上纲上线，我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多年以后，袁文平仍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背着马列原著，去参加讨论会。
为什么要背着马列原著去开会?袁文平说，当时很多人把“市场经济”的提法视如洪水猛兽，为了能让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也为了应对可能的质疑，到时指出马列原著中某页某段话，表明有经典理论依据可查。
1980年夏，在四川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上，袁文平再次作了“对市场调节的计划指导问题”的大会发言。鉴于当时有些部门不喜欢理论界用“市场经济”一词，袁文平的发言就只讲“商品生产”、“市场调节”。
“那是打‘擦边球’。得保护好自己，才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事。”袁文平笑着说，当时重点谈的是国家计划指导的方式和手段，其实讲的就是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很像一句笑话，而在当时，袁文平却并不轻松。1979年到1983年期间，参加各种大会小会，袁文平都会感受到不小压力。
1983年夏，在一个小范围的理论讨论会上，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告诉袁文平，要他就1979年春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作检讨。好在不久后，理论界有更多学者肯定袁文平的观点，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相当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心里堵得慌。当时很多人在会上对我的观点不表态，散会后对我私下表示支持。幸运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几任校领导对我的全力支持和鼓励，更是让我充满了信心!”袁文平回忆着往事，语气中不乏感激。
“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老党员，提出的观点能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这离不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得益于自己有幸生在了这个不可复制的伟大时代。”
——袁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