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美说，一个人说起自己时，便会得意忘形。我说起自己时是不安的，写创作谈，谈论自己的诗歌，无疑是尴尬和犯难的，不知道从哪里起笔，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诗歌自身难以定义，作为一个写诗人，他的内心更多时候是疑惑、困顿和空茫。
　　我写诗较早，初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后来诸多原由，后来因故中断写作，一断就是十数年。几年前重又回来写诗，结识了一些朋友，也得到他们的激励。诗是什么样的概念，本质，属性，她该是什么样貌，我该如何描摹，我不知道，但是追问自己，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恒久地驻在我心里，在血液里，这就足够，这也是我未曾放弃的主因。
　　我记得早几年，参与过一个朋友的诗问答，她是以巴丘什科夫的“像生活一样写作，像写作一样生活”做主题。巴丘什科夫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出了生活与写作的互合关系，他那种境界，我恐怕达不到。我是一个对生活和写作都倾注热爱的人，我知道这两者也并不悖离，但是具体到我本身的工作（也算是写作，不过是公文写作），由于长期置身一个压迫性的环境，我对写作感到厌倦，公文对诗歌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当你的生活中有不得不承受与面对、需要担当的东西，会迫使你放下诗歌，为生而计，因而十几年里，诗歌仅仅架设、束存于我心灵的高空里面。而今境况有所改观，我又一次触碰诗歌，用诗歌对抗生活的庸常，于是去观察、体悟生活的本貌、经验和幻象。我深知，眼睛是前台，内心是后端，是诗歌让两者之间有了迷人的链接。
　　至今我从未视自己为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写诗之人，一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羞怯，二是这样有助于自己时刻保持警觉。我经常怀疑我写下的诗行，在生活及其周边，我几乎从不跟人说及诗歌。诗歌于我而言，就是一个不断放逐、拾捡、认知的过程，是告别、回归、蜕变的经历。或许某一天，我又不再写诗了，所以我跟写诗的朋友说得最多的是，写哪算哪：能写诗，即是一件幸福无比的事情。
　　在我不断扩充的，愈加驳杂的阅读视野里，我发现有些诗人是天生的，也找到了自己的偏爱，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有自己的密钥，充分展露自己的才情，他们有着特别的用词习惯，语言句式，节奏气息，以及写作上的谋略、格局和境界，他们迥然各异，精彩纷呈，他們有三样是俱在的，比如内心纯粹，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吉尔伯托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不为谋生或出名而写诗，我为自己写诗”，这句话既是表态，也是训条。
　　回到这些诗上，其中有怀忆和自况，也有梦境与生活的穿插，诗歌的记录功能被我一次次借用，内心的紧张、焦虑、抑郁，生活与诗歌的交缠，都投射在诗稿里面。这些年，我看到过多同质化的诗作，而陌异化、差别性，归根结底是我们在技术层面的追求，我们更高远的目标，理应在于思想上的有所欲与有所求，语言与想象上求变求别求新，不管我们从什么门径到达。不同的心理，情绪和表现方式，给予我们不同的时间空间，或许可以在本雅明的说法“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它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里寻获答案，它是另一种可能性的注解，是无限的交融。
　　我注意到，近些年自己写作的变化，诗歌中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和游戏的意味，减了些认为没必要在诗歌里出现的东西。在字词的空隙，在句子与句子的间隔和分行，我似乎找到希求的色彩和语境，生活里一些可写可不写的诗歌，我一般不会写。我也为我写下的句子而后悔，有些诗稿好像等不及天明就删除撕毁：有时完全写不下去，满脑子是苦闷的意识，这样的时刻非常多，它在我的内心形成揪扯、折磨，虽然佩索阿说“写下即是永恒”具有很强的煽动力。
　　十几年的时光里，我和家人远隔两地，我变得孤独和安静，慢慢专注于诗歌，写诗使得我成为整个的我，另一个我，分裂的我。诗歌成为夜间精神现象，她仿佛替我打开另一通道，我希望我坚持写下去，走到底。现在几乎每天傍晚，我都会出去走一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到孤独？波拉尼奥说，是在人群中。
　　作为观察、思考者，当你看见夕照落叶，水面波纹，贪于河边秋风：当你遇见安分温顺而又轻盈的猫，辨出它的叫声;当你体察到别人的苦难，偶遇一个迷人的女子，或先后碰到不认识的两个人，察觉他们存在的联系：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自弹自唱的吉他手，你驻足聆听，此刻内心还能掀起风暴，燃起火焰，有一些想法，仍然可以将现实，梦境，人性及其指意纳入诗里，则证明着你率直简单的性格，证明着生命本身充满欲望和力量。
　　写作至今，我的诗作较少，也没有出过诗集，很惭愧。扎加耶夫斯基在一首诗中说道：我写得很慢，仿佛我可以活两百年。当我从复数的人中抽身而回，独自坐在晚灯下，泡上一壶茶，不停地抽烟，长时间地发呆，或者静静看一会书，胡乱写一些句子，身心是愉快的，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涌上心头。就像我现在完成了这个创作谈，随意说话，然后用力吐出几个烟团，盯着它们消散，我的身心的确感到愉悦，与以往同样的，长久滞留的愉悦。
　　2019年4月8日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