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你的丈夫会活下来。”
　　我闭上眼，有那么一瞬间，几乎要因释然而尖叫。从过去三十九个不眠小时的某一时刻起，不确定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恐惧。在手术大夫告诉我情况“十分危急”时，我几乎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一具新的身体。我猜你不想再听到更多关于他伤情的消息了，但他受损的器官太多，伤势太严重，不太可能进行器官移植或修复。”
　　我点了点头，有点开始喜欢这个艾伦拜先生了。尽管在他介绍自己时，我还对他心怀怨愤。至少，他说话时望着我的眼睛，做出的陈述清晰、直白。从我来到医院后，其他和我说话的人都闪烁其词；一位专家递给我一份“创伤分析专家系统”报告，上面列出了132种手术预后情形，以及可能发生的状况。
　　一具新的身体，这一点也不令我害怕。它听起来那么简单明了。如果要做器官移植，他们就要对克里斯一次又一次的动手术，每一次都可能发生并发症。无论初衷多么有益，每一次，他都要遭受折磨。在刚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我还抱有天真的幻想，希望事故根本没有发生；克里斯已经从火车废墟走开了，毫发无伤；而躺在手术室里的是别人——某个偷了他钱包的贼。然而在强迫自己放弃了这种幻想并接受现实之后，即他身负重伤、身体残疾，就快要死了，一具新身体的想法——原始而完整——听起来似乎是场奇迹。
　　艾伦拜继续说道：“关于这方面，你的保险条款都覆盖了：技师、代孕母亲，还有操作员。”
　　我又点了点头，希望他不要再继续谈论细节了。我知道全部的细节：他们会培育一具克里斯的克隆体，并在他在子宫内时就予以干预，不让其大脑发育出任何维持生命以外的功能。一旦他出生后，克隆体将被强制培育大，他的功能尚不健全，但身体健康。这一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手段实现的，模拟出正常生长的效果，并在亚细胞层面进行活动。是的，我对雇佣一个女人的身体，亦或制造出一个大脑残疾的“儿童”，还心存疑虑；但在将这项昂贵的技术加进我们的保险单时，我们就已经为这个问题痛苦过了。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新的身体要快两年才完成。在这期间，显然，重要的事是让你丈夫的大脑活下来。现在看来，他的意识暂时难以恢复。因此，也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再保留他的其他器官。”
　　起初，我被震惊了。但接着我想，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让克里斯从他残缺的身体里解脱出来，就像他当初被人从火车的残骸下面解救出来一样呢？我在候诊室时，曾见到过电视上回放的事故后续：营救人员用他们洁净的蓝色激光刀切开金属，像做手术一样准确。为什么不彻底将他解放出来呢？克里斯就是他的大脑——不是他残缺的四肢、被碾压的骨头，亦或受伤而流血的器官。如果要等待健康的重塑，有什么能比一场完美的、无梦的睡眠更好呢？不会有伤痛的风险，也不必担心终将舍弃的四肢。
　　“我需要提醒你，根据你的保险条款，在新的身体长成之前，维持生命将使用花费最小的医疗方案。”
　　我几乎就要反驳他，但接着我想起来了：这是我和克里斯能将保险费涵盖进预算内的唯一方式。身体更换的基础费用如此之高，我们不得不在其他费用上做妥协。当时，克里斯开玩笑说：“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人体冷冻法还没有问世。我可不希望你隔着冷冻柜看我，一看就是两年。”
　　“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只保留他的大脑，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方式？”
　　艾伦拜同情地皱了皱眉。“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还想着钱，让人不太好受。但我要说的是，条款中所列出的是医疗允许的操作。我们当然不会强求你进行任何不安全的事。”
　　我几乎要带着怒气脱口而出：你们不会强求我做任何事。但我没有；我没有力气和他们争吵——即使有，也只是虚张声势罢了。理论上说，决定是由我一个人做的。实际操作上，全球保险公司将会为我们埋单。他们不能直接规定医疗方式——但如果我凑不齐器官移植的费用的话，那么我只得同意任何他们愿意资助的医疗方式。
　　我说：“你需要给我一点时间和大夫们谈谈，再考虑考虑。”
　　“好的，当然，没问题。但我想，我应该解释一下，在所有可选的医疗方案中——”
　　我挥挥手，让他不要再说了。“拜托了，真的要现在说这些吗？我说过了，我需要和医生们谈谈。我需要休息。我知道，最后，我还是要面对这些琐碎的事情……不同的生命维持公司，以及他们提供的不同服务、不同机器……好吧。但这些可以再等12个小时，不是吗？拜托了。”
　　我不只是极度疲惫，或许还带着一丝震惊——同时开始怀疑自己陷入了某种并不新鲜的、艾伦拜精细计算过的“套餐”。在我们身旁，还站着一位身穿白色大衣的女子，每隔几秒就朝我们这里望几眼，似乎在等着我们对话结束。我之前没有见过她，也许她也是照看克里斯的小组成员之一；他们已经给我派出六名不同的大夫了。如果她有什么新的消息，我想听听。
　　艾伦拜说道：“很抱歉，但如果你再给我几分钟的话，我真的需要向你解释一些事情。”
　　他语带歉意，但很执着。我丝毫执着不起来了；我感到自己像被一个橡皮锤打倒。我不确信如果自己再和他争论下去，会不会情绪失控。当然了，看起来让他把话说完，似乎是结束对话最快的方式。如果他再和我谈那些我已经知道的细节，那我就结束对话，讓他晚些再和我说。
　　我告诉他：“说吧。”
　　“在所有选项中，花费最小的方式完全不需要用到生命维持机。现在有一种技术，称作生物生命维持技术，最近刚刚在欧洲得到完善。以两年周期计算，它比其他方式要节省百分之二十左右。更重要的是，风险指数非常乐观。”
　　“生物生命维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恩，是的，它比较新。但我向你保证，那简直就是一项艺术。”
　　“好吧，可它又是什么呢？都包含了什么？”
　　“大脑将通过共享他人血液供给的方式维持生命。”
　　我盯着他。“什么？你是说……制造某种双头的……？” 　　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不眠之后，我的现实感已经非常薄弱了。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躺在候诊室的沙发上睡着了，梦里都是好消息。然而现在，我不切实际的幻想正一步步演变成一出充满嘲弄色彩的黑色闹剧，惩罚着我荒唐的乐观。
　　然而艾伦拜没有递出一本质地光滑的手册，上面画着客户与他们的宿主“脸贴着脸”表示满意的照片。他说：“不，不不。当然不是。大脑将从头骨里整个取出来，然后包在保护膜里，放置在充满液体的囊里。它将被放置在体内。”
　　“体内？哪儿？”
　　他犹豫了一下，朝着穿着白衣的女子偷望了一眼，后者在四周不耐烦地踱着步子。她似乎把这当作了某种暗示，开始朝我们走了过来。我意识到艾伦拜并没有想让她这样做，有那么一瞬间，他手脚慌乱起来。但很快，他又镇静下来，然后娴熟地插到我们中间。
　　他说：“贝里尼女士，这位是盖尔·萨姆纳医生。毫无疑问，她是这座医院里最出色的年轻妇产科大夫之一。”
　　萨姆纳医生冲着艾伦拜摆出了一副“这样就可以了，多谢”的微笑。接着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领着我朝别处走去。
　　我搜遍了地球上每一家银行，然而得到的财产估算结果几乎都相同。即使是最划不来的汇率，我所能借到的贷款也不到所需的1/10。和传统的方法相比，生物生命维持实在是要便宜太多了。
　　我的妹妹，黛布拉，说道：“为什么不做个子宫完全切除术呢？开刀、烧掉，嘿！让那些混蛋还想克隆你的子宫。”
　　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快要疯了。“然后呢？克里斯还是会死，而我也身体残疾。这不是我想象中的胜利。”
　　“这样至少可以说明你的立场。”
　　“我不打算说明什么立场。”
　　“但你不想他们强迫你‘带’着他，不是吗？听着：如果你雇对了公关人员——当然这需要你额外开支——并且摆出正确的姿态，那么百分之七八十的公众都会站在你这边。组织一场示威。给这个保险公司足够的颜色看看，让他们损失点银子。那么他们就会为你的任何要求埋单了。”
　　“不。”
　　“你不能只想着你自己，克拉拉。你要想想其他可能被同样对待的女人，如果你不奋起一战的话。”
　　也许她是对的——但我知道，我没法面对这些。我没法把自己变成某位“惹是生非”的人物，在媒体上和他们对抗；我真的没有那个力气，也没有那种精力。而且我想：为什么我必须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必须发动某场全国性的公关战役，只是为了让他们好好地履行合同？
　　我开始寻求法律援助。
　　“他们当然没法强迫你这么做。法律不允许奴役。”
　　“是的，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有其他选择吗？我真的还有什么能做的吗？”
　　“让你的丈夫去死。让他们现在就关掉他身上的生命维持机。这不违法。无论你同意与否，只要没有人再付他们钱，他们能，也会这样去做。”
　　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告诉过我这些了。但我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是谋杀啊，怎么可能不违法呢？这甚至不是安乐死——他完全有机会康复，有机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律师摇了摇头。“这项技术确实可以让任何人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无论他们病得有多重、年龄有多大，伤情有多严重。但它需要花钱。资源是有限的，即使医生和医护人员被迫免费救治病人……有人还是会被漏掉。在现在的政府看来，市场决定这个人是谁。”
　　“好吧，我没有让他死的打算。我想做的无非是让他在生命维持机上待上两年……”
　　“你想这么做，但我恐怕你承担不起相关费用。你想过雇其他人没有？你已经为他的身体雇佣一位代孕母亲了，有没有想过为他的大脑也雇一位？那会很贵——但不会比生命维持技术更贵。你应该能弄明白其中的差别。”
　　“不应该有什么该死的差别！代孕母亲会得到一大笔钱，全球保险公司有什么权利免费用我的身体？”
　　“啊，你的保险条款里写着……”她在她的工作站前敲了几个按键，对着屏幕读到：“……在肯定共同代孕者作为一名照顾者所作出的贡献的前提下，他或她在此宣布放弃所有因其服务所得的薪酬。与此同时，根据第97（b）段得出的计算结果……”
　　“我以为那条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之中有谁得了流感卧病在床，另一个人不会因为照料他/她而获得酬劳。”
　　“恐怕条款的适用范围比那要广。让我再说一遍，他们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的权力——但他们也没有为代孕母亲掏钱的义务。在计算出让你的丈夫存活下来最便宜的方式时，这项条款即是建立在你可以选择为他提供生命维持的基础上的。”
　　“那么归根结底，还是……费用的问题了？”
　　“正是。”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说。我知道我完了，但我似乎再没有能力将事实陈述清楚。
　　接着，我突然想到要去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假设是反过来呢。如果坐在那列火车上的人是我，不是克里斯。他们会为代孕母亲付钱吗？或者，他们会期望他把我的头在他的肚子里放上两年？”
　　律师答道，面无表情地：“我真的不愿去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假设。”
　　克里斯的身上缠满了绷带，但他身上大部分位置还是被无数小型机器覆盖着。它们像寄生虫一样紧紧地附着在他的皮肤上，负责给他食物，为他的血液输送氧气、净化血液，运送药物，甚至或许还携带出手术修复产生的骨骼碎片和坏死的组织，以防止伤势进一步恶化。我能看到他的半张脸，他的眼睛上覆盖着一只眼罩——缝得严严实实的——身上到处都是瘀伤。他的右手上空空的；结婚戒指已经被他们摘走了。两条腿大腿以下的部分已经被截肢。
　　我没法站得太近；他的周围是大约五立方米的消毒塑料帐篷，是房间里又搭出来的一个小房子。一个装着机械义肢的护士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充满警惕——尽管和屋内已有的小型机器人相比，我想象不出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当然，探望他是荒唐的。他现在正在深深的昏迷当中，甚至不是在做梦；我给不了他安慰。不过我还是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仿佛需要经常提醒自己，他的身体已经伤到无法修复了；他确实需要我的帮助，否则他就无法活下去。
　　有时，我对自己的犹豫不决感到如此厌恶，以至于我无法相信，自己到现在都没有在那些表格上签字，开始准备阶段的治疗。他现在面临生命危险！我怎么能如此犹豫呢？我怎么能这么自私？然而就像其他事一樣，这种负罪感也让我感到愤怒和怨恨：算不得强迫的强迫，以及我不能鼓起勇气去面对的性别政治。
　　那拒绝他们，让克里斯去死呢？我想都不敢想。然而……我会携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大脑吗？不可能。让一个陌生人去死，并非下不去手。我会为了某个泛泛之交这么做吗？也不会。亲密的朋友呢？对有些人，或许吧；对另一些则不。
　　那么我到底有多爱他呢？足够吗？
　　当然！
　　为什么是“当然”呢？
　　这是……忠诚的问题吗？不是这个词；它夹带了太多未写明合同式的契约的味道。“责任”呢？不行，这个词就像爱国主义一样有害而愚蠢。好吧，“责任”这个词可以去死了，不是它。
　　好吧，那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这样特殊？是什么让他不同于其他亲密的朋友？
　　我也没有答案，亦或正确的词——只有一连串带有感情的、克里斯的画面。所以我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分析、亦或解构的时候。我不需要一个答案；我清楚自己的感受。
　　我徘徊在鄙视自己竟然幻想让他死去的可能——尽管只是假设，与鄙视自己竟然被逼着去做一件自己的身体不愿做的事之间。但我还能期待什么呢？某个有钱的赞助人从帘子后面走出来，然后问题自然就消失？
　　车祸之前，我曾看过一部纪录片，里面播放着成百上千中非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都在照顾垂死的亲戚，只是因为无法支付治疗艾滋病的药钱。而二十年前，在更富裕的一些国家，这一疾病已经被清除了。如果为了救他们爱的人的生命，他们可以付出最小的“牺牲”，是搬运两年的水……
　　最终，我决定放弃了解决所有冲突的企图。我有权感到愤怒、被欺骗，以及怨恨——然而我想要克里斯活下去的事实没有改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盲目地为我所遭受的对待进行反击并不比懒散的配合更为诚实或明智。
　　我突然想到——虽然有些迟了——全球保险公司也许真的有意激怒我。毕竟，如果我让克里斯去死，他们不仅可以省下生物维持生命的那一小笔费用——由我免费提供子宫，连换掉身体的整笔高昂的费用都可以省掉。漫不经心的算计，一点“逆反心理”……
　　我唯一能保持理智的方式，就是把这一切都看作是狗屎。不把全球保险公司和他们的机器放在眼里；携带着克里斯的大脑，不是因为他们强迫我，而是因为我感到内疚，以及负有责任。不是为了证明他们操纵不了我，而是因为我足够爱他，希望他活下来。
　　他们为我注射了一个经过基因改造的囊胚；一串透过子宫壁进入体内的细胞，让我的身体误以为它怀孕了。
　　误以为吗？我的经期停止了。我开始晨吐，出现贫血症状，免疫系统活动低下，有阵发的饥饿感。“胚胎”在体内以几近疯狂的速度生长，比任何小孩都要快，很快就形成了保护膜和羊膜囊，长出供给血液的胎盘。最终，它将供应一颗需要氧气的大脑。
　　我本打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工作。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办不到。我太虚弱，身体机能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五周的时间，我体内的这个物体就长到一般胎儿五个月才能长到的大小。我每顿饭都要吃掉一把食物强化剂，但我还是浑身无力，无法进行除了坐在地板上以外的任何活动，懒懒洋洋地靠读书和看肥皂剧打发时间。我每天会呕吐一到两次，夜间会排尿四到五次。这些都已经够糟的了——但我肯定，我的感觉远比这些症状加在一起还要糟糕。
　　也许问题一半在于，我找不到原因解释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除去“胚胎”本身的实际构造，我确实是怀孕了——从任何生物以及生理学意义上讲。但我没有办法这么骗自己。即使假装子宫内的大块薄膜物质是个小孩，就已经足够让我精神崩溃的了。但它又能算成什么呢？肿瘤吗？这或许是最接近事实的答案。但这不是我想要在脑中替换的画面。
　　当然，从理性的角度讲，我完全明白我体内的是什么；它将会长成什么样。我没有怀上一个终将从我的子宫里取出的、为我丈夫的脑袋留出位置的孩子；我的身体里没有一个会疯生长直至吸干我的血液，让我无法行走的肿瘤。我携带的是一个良性的生长物，一个为了特殊任务而设计的工具——某个我决定接受的任务。
　　那我又是为什么感到如此困惑和抑郁呢？有时，抑郁会严重到让我幻想自杀、流产、把自己切开，或是从楼梯上跌下去。我感到疲倦，恶心；尽管我以前也没欢快到想跳舞——但为什么我是如此压抑，总是不停地想到死呢？
　　我本可以默念某种咒语：我这么做是为了克里斯，为了克里斯。
　　但我不能。我已经够怨恨他的了；我不想到死还恨他。
　　第六周早些时候，一个超声波扫描表明，羊膜囊已经长到了足够大。多普勒分析也证实，血液流速达到了标准。我住进医院，准备进行替换手术。
　　我可以最后再探望克里斯一次，但我没有。我不想守在机器旁，看着那番景象……
　　萨姆纳医生说道：“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比这复杂得多的妇产手术我们经常做。”
　　我咬着牙答道：“这不是妇产手术。”
　　她答道：“唔……确实不是。”好像才意识到一样。
　　手术后醒来时，我感觉比之前更恶心了。我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伤口很干净，没有什么感觉。手术针线都藏起来了。他们说，甚至不会留下伤疤。
　　我想：他现在在我身体内了。他们不能再伤害他了。至少在这点上，我赢了。
　　我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克里斯的样子——他从前，还有他今后的样子。我转过身，又进入了梦乡，肆意地从记忆中搜索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在此之前，我从未让自己沉溺于感伤；那不是我的风格。我痛恨活在过去。但现在，任何能让我撑下去的伎俩我都愿意尝试。我想象他的声音，想象他的面庞，想象他的触摸…… 　　他的身体，毫无疑问已经死了。无可挽回的死了。我睁开眼，望了望自己隆起的腹部，想象着里面的情景：他尸体的一部分。从他头骨里取出的一块肉。
　　我的手术比预期提前了，我的胃里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可以吐出来的东西。我在那里躺了几个小时，用床单的一角拭去脸上的汗，想克制住身体的颤动。
　　从大小来看，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从重量来看，七个月。
　　两年来都是如此。
　　如果卡夫卡是个女人的话……
　　我并没有适应这种状态，但我学会了如何去应对它。睡觉、就座或是移动，都能找到更轻松的方法。我整天都很疲惫，但有时也有充足的精力，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正常。我会好好利用这种时候。我努力工作，没让自己落后。整个部门正在发动一项新的针对公司逃税的闪击战；我以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热情投入其中。我的热情是撑出来的，但这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前进下去的动力。
　　在好的日子，我感到乐观：尽管疲惫一如往日，但身体机能正常，令人欢欣鼓舞。在坏的日子，我想：你们这些混蛋，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恨他了吗？我恨的人是你们，鄙视的人是你们。在坏的日子，我会为全球保险公司做计划：我之前没有做好和他们打一仗的准备，但现在克里斯安全了，我的力气也恢复了；我会找到以牙还牙的机会的。
　　我同事们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很尊敬我，有些人为我不值，还有些觉得我子宫内有个人类大脑很恶心——为了挑战自己的神经，我每天都和这些人打交道。
　　“来啊，摸摸看，”我说道，“它不咬人。甚至不会踢腿。”
　　我的子宫里有个苍白的人类大脑，不停滚动。那又如何呢？我自己的头骨里不也是有这么一个同样令人不悦的物体吗。事实上，我的整个身体都是由看起来不那么令人愉悦的内脏构成的——在此之前，我不是从未为此感到困惑吗。
　　因此，我克服了自己对这个器官本身的不适反应；但想到克里斯本人，还是一项艰巨的、需要自我调节的任务。
　　我克制住了骗自己说还和他“保持联系”的邪恶幻想——通过某种“心电感应”，血液流动系统，亦或其他方式。也许怀孕的母亲和他们未出生的孩子之间有某种真正的共情；但我从未怀孕，无法判断。的确，子宫里的孩子可以听到母亲的声音——但一个处在昏迷状态、没有感觉器官的大脑，就是另一回事了。最好——也是最坏的情形，是我血液中的某种荷尔蒙能够穿过胎盘，对他的状况产生有限的影响。
　　他的心情吗？
　　他处在昏迷状态，没有心情。
　　事實上，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想他位于我身体里这件事。更不要提去感觉什么了。我携带着他的一部分；他克隆体的代孕母亲携带着他的另一部分。只有当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时，他才真正存在。至于现在，他处在中间态，即不是活着，也没有死去。
　　大多数时候，这种实用主义都有效果。当然，我偶尔也会因为突然意识自己所作所为的诡异本质而惊恐不已。我会从噩梦中惊醒，在那么一两秒里，坚信克里斯已经死了，而他的灵魂占据了我；亦或是，他的大脑向我的身体发送了某种信号，控制了我的四肢。又或者是他完全清醒，因为孤独和感官剥夺而快要发狂。但我没有被占据；我的四肢还听我使唤，而每个月的造影检查和尿液检查都显示，他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毫发未损，但大脑活动停滞。
　　事实上，我最痛恨的梦，是我怀的是一个孩子。我会从这些梦中惊醒，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兴高采烈地假想身体内正在成长新生命——直到我清醒，愤怒地从床上坐起。每天清晨，我的情绪都是最糟的。我会咬着牙尿尿，在早餐桌上用力地摔盘子，一边穿衣服一边对着不知谁咒骂。还好我是一个人住。
　　但我不会责怪我可怜的身体所作出的尝试。我过分的、马拉松一样的孕期绵延无休；难怪它会以某种笨拙的母爱补偿我。可是，身体做出了这么多努力，我却不得不拒绝；它给我带来的那些幻想和感情，我却不得不否定。
　　可以说……我糟蹋了死亡，也糟蹋了为人母亲这个词。好吧，哈利路亚。如果一定要有牺牲，还有什么比这两件最牵动人感情的事，更适合当祭品呢？而且这事很容易办到，真的；道理站在我这边，只是不太好接受。克里斯没有死；我没有理由为他哀悼，无论他的身体最后怎么样了。我子宫内的东西也不是孩子；将一个脱离了躯体的大脑作为母爱的对象，无疑很滑稽。
　　我们将生活视作文化与生物学禁忌下的产物，但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打破它们，似乎总能找到办法。人类能够做出任何事情：折磨、种族屠杀，同类相食、强奸。但至少——或者据我所知——大多数人仍能善待小孩和动物，为音乐所打动，并且在行为举止上基本能表现出正常的情感功能。
　　所以，我有什么理由害怕我轻微的——以及完全无私的——犯禁，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呢？我从未见过新身体的代孕母亲，也从未见过克隆体是个孩子时的样子。但我很好奇——从我知道它已经出生时起——她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她“正常”的怀孕令人沮丧。我和她，到底哪个更好过呢？我很好奇。孕育一个从某个陌生人身上取出的DNA长成的、大脑损伤的孩子似的物体，没有人类的思考能力，亦或携带着你恋人沉睡的大脑？哪个更能阻止你以不恰当地方式去爱他呢？
　　一开始，我还希望我的大脑能模糊所有的细节——我曾希望能够某天醒来，假装克里斯仅仅是生病了，而现在痊愈了。然而，过去几个月来，我慢慢意识到这永远也不可能发生。
　　他们取出大脑的时候，我本应感到——至少有一点点——释然，但我只感到麻木，以及轻微的不可思议。这场折磨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它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结束：没有创伤，或是告别。我曾经做过超现实的梦，梦中辛苦但勇敢地产下了一颗健康的、粉红色的大脑——但即使我想那么做，大脑这样脆弱的器官也无法安全通过阴道。这场剖腹产对我的生理预期是又一项打击；当然，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我的生理预期从未被满足过……但我还是难以抑制地感到自己有些被欺骗了。 　　所以我在恍惚中等待，等待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的证据。
　　大脑无法简单地移植到克隆体内，像心脏或是肾那样。新的身体外部的神经系统和旧的那具并不匹配。相同的基因也不能保证手术成功。而且——即使有药物降低反应，克里斯的部分大脑也因为长期不使用而轻微萎缩。因此，与其将并不完美匹配的大脑和身体的神经拼接在一起——这可能会导致他瘫痪、耳聋，哑巴或者眼盲，不如让他的神经通过经过电脑计算的“界面”进行链接，后者会计算出二者之间的差距。手术后的克里斯还需要复原，但电脑会极大加快这个过程，不断对思想和行动之间、现实和感知之间的差距进行匹配。
　　他们第一次让我见他时，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的脸松松垮垮的，两只眼睛没有对焦；就像一个大号的、神经系统受损的儿童——当然，他不是。我感到一丝轻微的恶心。那个我在火车车祸后见到的、身上装满医疗机器人的男人，看起来要更像个人，也更完整。
　　我说道：“你好，是我。”
　　他望向别处。
　　医疗师说道：“他现在还处在较早阶段。”
　　她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克里斯成长的速度（或者说是电脑的），令人咋舌。他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很快就不再有神经质似的不协调，早先绝望的抽搐也很快变成了协调的动作。尽管还很虚弱、笨拙，但令人振奋。他不能讲话，但可以和我对视，掐我的手。
　　他就在那儿。他回来了，这毫无疑问。
　　我很担心他不说话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他只是在我面前没进行早期学说话的拙劣尝试。
　　在他新生后第五周的一天夜里，我来到他的房间，坐在他的床旁。他转向我，用清楚的语言对我说：“他们告诉了我你做了什么。哦上帝啊，克拉拉，我爱你！”
　　他的眼中含着泪水。我弯下腰，拥抱了他；那看起来像是正确的事。我也哭了——但即使在我哭的时候，我也不禁想：这些没有一样能打动我。它只不过是身体的又一个把戏罢了。而我现在已经对它们免疫。
　　在他回家过夜后的第三天夜里，我们做了爱。我本以为会很艰难，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挑战。但情况完全不是那样的。毕竟，在经历过那么多事以后，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可能是某位走錯路的掌管乱伦禁忌的神灵，被某位无足轻重的十九世纪厌女主义者领过来，在关键时刻从窗口飞入。
　　无论是潜意识层面，还是从内分泌角度，我都不曾受到任何程度的幻觉的困扰，把克里斯当作自己的儿子。无论两年的孕期对我有什么影响，无论什么行为模式“应该”触发它们，我显然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卓识，将它完全消除。
　　的确，他的皮肤柔软而未有伤痕。完全没有十年剃须留下的伤疤。人们也许会把他认作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但我对此不会感到不安。任何足够有钱又足够虚荣的中年男子，看起来都可能是这样的。
　　他将舌头放在我乳房上时，我也没有泌乳。
　　很快，我们就开始拜访朋友。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很圆滑，但克里斯对此却很高兴——尽管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和他们讨论步骤中的任一环节。六个月后，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他之前的工作已经被别人替代了，但又有一家新的公司在招聘（他们想要一张年轻的面孔）。
　　慢慢地，我们的生活在重建。
　　如今见到我们的人，没有谁会觉得生活发生过变化。
　　但他们错了。
　　像爱一个孩子一样去爱一个大脑是荒唐的。刚出生的小鹅也许会笨到将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动物认作是他们的母亲；但人类有理智。理性战胜了本能，而我也战胜了自己不恰当的爱。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什么其他解。
　　但在解构了一种形式的奴役之后，我发现重复这一过程太简单了，随即意识到另一种伪装下的，形式完全相同的奴役。
　　无论过去我对克里斯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如今对我来说都已不复存在。我依然对他抱有真挚的友谊，我依然感觉到对他有欲望。但过去，还有些别的东西在。如果没有，我怀疑他根本不会活到今天。
　　哦，还是会有化学讯号传来；我大脑的某个部分依然会释放出恰当的柔情，但这些信号如今都同样可笑而没有作用，就像某些不入流的赚人眼泪的电影的把戏。我不能再继续骗自己下去了。
　　走起过场来，我完全没有困难；惰性让它变得容易。只要生活还在照常继续——只要他的陪伴令人愉悦，性爱是好的，我找不到让船打翻的理由。我们也许会再在一起很多年，也许，明天早上我就会离开。我真的不知道。
　　当然，我真的很高兴他活下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甚至羡慕那位将他从火车下面救出来的女士的勇气和无私。我知道，我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偶尔会从他的眼中见到我已经失去的激情。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禁不住地可怜自己：因为那段残忍的光阴，我变成了一个废人，彻底完蛋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观点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似乎从未允许自己对此深入思考。新的真相用它冰冷的热忱和力量，用“自由”、“洞见”这样的词，宣告了所有假象的终结。它日复一日地在我体内滋长，终于强大到了不容我有任何后悔。
　　【责任编辑：虞北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