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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盈余管理作为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会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很多，本文将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国内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并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与评述。
关键词：盈余管理 动机 资本市场
一、引言
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后，盈余管理成为西方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盈余管理可以表述为：公司经营者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或发生真实的交易活动来改变财务报表中的财务数据，从而误导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使其无法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
盈余管理有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应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不同的会计估计方法，从而改变应计项目盈余，这种方法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交易活动，所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是指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活动来改变相关财务数据，这种方法会对公司当前和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甚至阻碍公司的长远发展。
到目前为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全面，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在实证研究中，关于盈余管理的大部分研究是以某一特定动机为切入点，且现有的研究结论均显示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动机既有相似的地方，又因各国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现有学者们的相关研究，盈余管理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迎合监管动机和获得政府补贴动机四大类。因此，本文对国内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二、盈余管理动机研究文献综述
（一）资本市场动机
1.IPO（首次公开募股）动机。在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上市公司为了能够达到上市条件或者以较高的价格发行股票，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林舒和魏明海（2000）、陈良华等人（2005）分别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和香港创业板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前后的收益变化情况;张宗益和黄新建（2003）利用改进后的修正Jones模型对中国首次公开募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衡量;陈祥有和万寿义（2009）、陈祥有（2010）分别在不同的样本期间研究了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募股前盈余管理与募股后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均显示：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在募股过程中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且上市公司在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最大，此外还发现，募股前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与募股后公司的市场表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蔡春等人（2013）也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能够成功进行公开募股并获得较高的发行价格存在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实证结果也表明，首次公开募股定价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强，且盈余管理包含应计和真实两种方式;低法律约束、高行业监管和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提价效应更明显且会降低公司的长期收益。祁怀锦和黄有为（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具有盈余管理动机，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首次公开募股当年应计盈余管理较明显;为了避免收益下降且应计操纵空间有限，募股后一年的真实盈余管理较明显。还有学者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如唐运舒和谈毅（2008）、胡志颖等人（2012）研究了風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存在盈余管理，但是风险投资能显著降低盈余管理程度。但是徐浩萍和陈超（2009）利用IPO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并没有发现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2.增发与配股动机。王克敏和刘博（2012）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其他增发公司的竞争问题，上市公司在公开增发股票前会进行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另外，随着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发行总数和金额的不断上升，学者们开始关注定向增发事件与盈余管理动机，均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时存在盈余管理动机。郑琦（2009）研究表明，定向增发的股票，只有大股东认购时，公司在发行股票前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但在发行后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当有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其参与程度与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李增福等人（2012）经研究得出结论，当定向增发股票向机构投资者发行时，在增发股票当年，公司存在向上调节应计盈余的行为;在增发股票前一年和当年，公司存在向上调节真实盈余的行为。田昆儒和王晓亮（2014）研究表明，与无定向增发的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王晓亮等（2016）在处理了定向增发样本自选择的问题后，研究发现，当向大股东增发股票时，上市公司在定价日前会向下调整盈余;当向机构投资者增发股票时，上市公司在定价日前会向上调整盈余。当定向增发审批时，上市公司向上调整真实盈余。聂建平（2016）研究了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与增发新股动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盈利高的公司中，二者显著负相关，在盈利低的公司中，二者显著正相关。
证监会净资产收益率的规定是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配股资格的条件之一。陈小悦等人（2000）研究得出，上市公司为了具有配股资格、顺利融资，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使ROE达到规定条件。陆宇建（2003）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配股政策的反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会因配股政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陆正飞和魏涛（2006）也研究发现，公司在配股前会进行盈余管理。
3.避免亏损及退市动机。根据中国证券管理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如果长时间连续亏损且在规定期限内仍继续亏损、无法盈利的，上市公司有可能被特别处理，甚至终止上市，从而导致公司筹资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企业后续发展。因此，为了避免被特别处理或终止上市，上市公司很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而避免亏损。陈晓等（2004）选择净利润小于0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显示，我国亏损公司更多地选择通过发生真实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企业扭亏为盈。吴联生等人（2007）将样本分为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两组，将两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为了避免亏损，两组上市公司每年都会进行盈余管理，其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均高于非上市公司。陆建桥（1999）以沪市22家亏损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为避免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会向上调整盈余;为避免连续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当年会向下调整盈余。张昕（2008）以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当年可以填补亏损时，会在第四季度向上调整盈余;当公司当年不能填补亏损时，会在第四季度继续增加亏损，为填补下一年度亏损做准备。聂建平（2016）经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动机越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龙怡婷和孙建书（2016）对比分析了避免退市和再融资动机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避免退市动机要比再融资动机更强烈。 4.匹配盈利预测目标动机。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与公布盈利预测目标有关。上市公司如果自愿对外公布财务预测数据，便意味着向投资者承诺了盈利目标，一旦无法达到目标，上市公司将有巨大的压力。因此，上市公司很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完成盈利预测目标的目的。郭娜和祁怀锦（2010）以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背景，研究了上市公司披露盈利预测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明显高于未披露的公司;强制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明显高于自愿披露的公司;规模小、盈利能力低和负债率高的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王克敏和廉鹏（2012）以首次公开募股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利预测制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盈利预测制度为自愿型时，公司明显不倾向于披露盈利预测数据，盈利预测的高估程度也明显下降。
（二）契约动机
1.债务契约动机。为使公司能按时偿还借款，债权人会在债务契約中加入保护性条款来对公司进行限制。因此，上市公司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改变财务数据，减小相关财务指标的波动性，使债权人相信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从而避免和减少上市公司的违约成本。张玲和刘启亮（200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为了能够达到债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其负债率越高，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其中债务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约束能力较弱，上市公司并无调增盈余的动机;而非国有企业违背债务契约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与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李增福等人（2011）经实证研究得出，公司的负债率越高，为了避免违约，管理层进行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烈，其中国有控股公司更偏好比较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则会同时选择应计和真实两种盈余管理方式。
2.薪酬契约动机。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容易受到经营业绩影响，而经营业绩主要体现在各种财务指标上，因此高管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提升业绩，获取高薪酬。李延喜等人（2007）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与其通过应计利润上调盈余的幅度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薪酬会促使高管操纵盈余。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通过LISREL模型对盈余管理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基于盈余的报酬契约，高管为了增加个人报酬会操纵盈余，高管对公司的控制权越强，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增加个人薪酬，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基于股权激励的报酬契约，当高管持股比例过低时，其盈余操纵动机较为强烈。然而刘斌等（2003）采用实证回归与路径分析研究发现，总经理不管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都没有进行盈余操纵，说明提高个人薪酬并不会引起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可能是薪酬外的其他因素。
（三）迎合监管动机
在中国，关于监管动机的研究主要为避税动机。王跃堂等人（2009）考虑到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并以此为背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当公司税率降低时，出于避税动机，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李增福等人（2011）研究了税收改革如何影响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得出结论：当预期税率上升时，公司更偏好于通过真实的交易活动调整盈余;预期税率下降时，公司更偏好于通过调整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姜小白（2017）研究了所得税改革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所得税税率不变时，上市公司不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当所得税税率下降时，上市公司有动机向下调整盈余;当所得税税率上升时，上市公司有动机向上盈余管理;所得税改革后，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与负向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
（四）获得政府补贴动机
王红健等（2014）从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出发，研究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动机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负向盈余管理对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金融危机后，两者的相关性进一步加强。赵璨等（2015）以扣除政府补贴后的ROA衡量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公司分为盈利能力较差和较好两组，结果表明，盈利能力较差组的公司偏好通过负向盈余管理来获得政府补贴。赵玉洁和刘敏丽（2018）研究了公用事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公司存在通过负向盈余管理获取政府补助的动机，负向盈余管理可以显著提高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正向盈余管理则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三、文献评述
本文从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迎合监管动机和获得政府补贴动机四个方面对国内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可以看出，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同一上市公司在同一时期存在多种动机，并表现出不同的盈余管理规律。目前，我国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历史仅十几年，我国学者主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和存在的原因，初步构建了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体系。从研究广度来看，国内学者大多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上特有的问题，研究范围较窄，部分学者将国外研究过的问题套用在我国市场上，并未得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深度来看，研究采用的模型以及计量方法还需进一步创新，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制度规定，研究的深度还需进一步挖掘。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型及计量方法，使用最新的数据，并同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比，看是否出现差异，并试图找出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虑公司可能存在的其他动机，例如政绩动机、推卸责任动机、企业并购动机等。
总之，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仍有很多可以深入发掘的切入点，再由于盈余管理的手段具有隐秘性，对于盈余管理程度，我们只能估计而无法精确计量，这可能会对结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仍然前景广阔，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王克敏，刘博.公开增发业绩门槛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2（08）：187-188.
[2]郑琦.定向增发公司盈余管理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03）：53-58.
[3]王晓亮，俞静.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股票流动性[J].财经问题研究，2016（01）：64-71.
[4]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经济研究，2000（01）：30-36.
[5]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09）：25-35.
[6]姜小白.基于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7（20）：92-94.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关键词：盈余管理 动机 资本市场
一、引言
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后，盈余管理成为西方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盈余管理可以表述为：公司经营者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或发生真实的交易活动来改变财务报表中的财务数据，从而误导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使其无法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
盈余管理有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应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不同的会计估计方法，从而改变应计项目盈余，这种方法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交易活动，所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是指通过安排真实的交易活动来改变相关财务数据，这种方法会对公司当前和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甚至阻碍公司的长远发展。
到目前为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全面，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在实证研究中，关于盈余管理的大部分研究是以某一特定动机为切入点，且现有的研究结论均显示盈余管理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动机既有相似的地方，又因各国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现有学者们的相关研究，盈余管理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迎合监管动机和获得政府补贴动机四大类。因此，本文对国内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二、盈余管理动机研究文献综述
（一）资本市场动机
1.IPO（首次公开募股）动机。在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上市公司为了能够达到上市条件或者以较高的价格发行股票，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林舒和魏明海（2000）、陈良华等人（2005）分别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和香港创业板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前后的收益变化情况;张宗益和黄新建（2003）利用改进后的修正Jones模型对中国首次公开募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衡量;陈祥有和万寿义（2009）、陈祥有（2010）分别在不同的样本期间研究了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募股前盈余管理与募股后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均显示：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在募股过程中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且上市公司在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最大，此外还发现，募股前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与募股后公司的市场表现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蔡春等人（2013）也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能够成功进行公开募股并获得较高的发行价格存在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实证结果也表明，首次公开募股定价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强，且盈余管理包含应计和真实两种方式;低法律约束、高行业监管和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提价效应更明显且会降低公司的长期收益。祁怀锦和黄有为（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具有盈余管理动机，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首次公开募股当年应计盈余管理较明显;为了避免收益下降且应计操纵空间有限，募股后一年的真实盈余管理较明显。还有学者对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如唐运舒和谈毅（2008）、胡志颖等人（2012）研究了風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存在盈余管理，但是风险投资能显著降低盈余管理程度。但是徐浩萍和陈超（2009）利用IPO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并没有发现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
2.增发与配股动机。王克敏和刘博（2012）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其他增发公司的竞争问题，上市公司在公开增发股票前会进行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另外，随着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发行总数和金额的不断上升，学者们开始关注定向增发事件与盈余管理动机，均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时存在盈余管理动机。郑琦（2009）研究表明，定向增发的股票，只有大股东认购时，公司在发行股票前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但在发行后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当有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其参与程度与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李增福等人（2012）经研究得出结论，当定向增发股票向机构投资者发行时，在增发股票当年，公司存在向上调节应计盈余的行为;在增发股票前一年和当年，公司存在向上调节真实盈余的行为。田昆儒和王晓亮（2014）研究表明，与无定向增发的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王晓亮等（2016）在处理了定向增发样本自选择的问题后，研究发现，当向大股东增发股票时，上市公司在定价日前会向下调整盈余;当向机构投资者增发股票时，上市公司在定价日前会向上调整盈余。当定向增发审批时，上市公司向上调整真实盈余。聂建平（2016）研究了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与增发新股动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盈利高的公司中，二者显著负相关，在盈利低的公司中，二者显著正相关。
证监会净资产收益率的规定是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配股资格的条件之一。陈小悦等人（2000）研究得出，上市公司为了具有配股资格、顺利融资，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使ROE达到规定条件。陆宇建（2003）研究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配股政策的反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会因配股政策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陆正飞和魏涛（2006）也研究发现，公司在配股前会进行盈余管理。
3.避免亏损及退市动机。根据中国证券管理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如果长时间连续亏损且在规定期限内仍继续亏损、无法盈利的，上市公司有可能被特别处理，甚至终止上市，从而导致公司筹资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企业后续发展。因此，为了避免被特别处理或终止上市，上市公司很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而避免亏损。陈晓等（2004）选择净利润小于0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显示，我国亏损公司更多地选择通过发生真实交易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企业扭亏为盈。吴联生等人（2007）将样本分为上市和非上市公司两组，将两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为了避免亏损，两组上市公司每年都会进行盈余管理，其中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均高于非上市公司。陆建桥（1999）以沪市22家亏损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为避免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前一年会向上调整盈余;为避免连续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的当年会向下调整盈余。张昕（2008）以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当年可以填补亏损时，会在第四季度向上调整盈余;当公司当年不能填补亏损时，会在第四季度继续增加亏损，为填补下一年度亏损做准备。聂建平（2016）经研究得出，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动机越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龙怡婷和孙建书（2016）对比分析了避免退市和再融资动机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避免退市动机要比再融资动机更强烈。 4.匹配盈利预测目标动机。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与公布盈利预测目标有关。上市公司如果自愿对外公布财务预测数据，便意味着向投资者承诺了盈利目标，一旦无法达到目标，上市公司将有巨大的压力。因此，上市公司很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完成盈利预测目标的目的。郭娜和祁怀锦（2010）以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背景，研究了上市公司披露盈利预测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明显高于未披露的公司;强制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明显高于自愿披露的公司;规模小、盈利能力低和负债率高的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王克敏和廉鹏（2012）以首次公开募股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利预测制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当盈利预测制度为自愿型时，公司明显不倾向于披露盈利预测数据，盈利预测的高估程度也明显下降。
（二）契约动机
1.债务契约动机。为使公司能按时偿还借款，债权人会在债务契約中加入保护性条款来对公司进行限制。因此，上市公司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改变财务数据，减小相关财务指标的波动性，使债权人相信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从而避免和减少上市公司的违约成本。张玲和刘启亮（200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为了能够达到债务契约中的限制性条款，其负债率越高，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其中债务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约束能力较弱，上市公司并无调增盈余的动机;而非国有企业违背债务契约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与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李增福等人（2011）经实证研究得出，公司的负债率越高，为了避免违约，管理层进行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烈，其中国有控股公司更偏好比较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则会同时选择应计和真实两种盈余管理方式。
2.薪酬契约动机。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容易受到经营业绩影响，而经营业绩主要体现在各种财务指标上，因此高管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提升业绩，获取高薪酬。李延喜等人（2007）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与其通过应计利润上调盈余的幅度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薪酬会促使高管操纵盈余。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通过LISREL模型对盈余管理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基于盈余的报酬契约，高管为了增加个人报酬会操纵盈余，高管对公司的控制权越强，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增加个人薪酬，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基于股权激励的报酬契约，当高管持股比例过低时，其盈余操纵动机较为强烈。然而刘斌等（2003）采用实证回归与路径分析研究发现，总经理不管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都没有进行盈余操纵，说明提高个人薪酬并不会引起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可能是薪酬外的其他因素。
（三）迎合监管动机
在中国，关于监管动机的研究主要为避税动机。王跃堂等人（2009）考虑到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并以此为背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当公司税率降低时，出于避税动机，管理层会进行盈余管理。李增福等人（2011）研究了税收改革如何影响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得出结论：当预期税率上升时，公司更偏好于通过真实的交易活动调整盈余;预期税率下降时，公司更偏好于通过调整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姜小白（2017）研究了所得税改革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所得税税率不变时，上市公司不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当所得税税率下降时，上市公司有动机向下调整盈余;当所得税税率上升时，上市公司有动机向上盈余管理;所得税改革后，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与负向盈余管理动机显著正相关。
（四）获得政府补贴动机
王红健等（2014）从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出发，研究了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动机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负向盈余管理对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金融危机后，两者的相关性进一步加强。赵璨等（2015）以扣除政府补贴后的ROA衡量公司的盈利水平，将公司分为盈利能力较差和较好两组，结果表明，盈利能力较差组的公司偏好通过负向盈余管理来获得政府补贴。赵玉洁和刘敏丽（2018）研究了公用事业类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公司存在通过负向盈余管理获取政府补助的动机，负向盈余管理可以显著提高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正向盈余管理则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三、文献评述
本文从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迎合监管动机和获得政府补贴动机四个方面对国内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可以看出，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同一上市公司在同一时期存在多种动机，并表现出不同的盈余管理规律。目前，我国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历史仅十几年，我国学者主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存在和存在的原因，初步构建了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体系。从研究广度来看，国内学者大多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上特有的问题，研究范围较窄，部分学者将国外研究过的问题套用在我国市场上，并未得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深度来看，研究采用的模型以及计量方法还需进一步创新，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制度规定，研究的深度还需进一步挖掘。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型及计量方法，使用最新的数据，并同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比，看是否出现差异，并试图找出导致差异的影响因素;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虑公司可能存在的其他动机，例如政绩动机、推卸责任动机、企业并购动机等。
总之，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仍有很多可以深入发掘的切入点，再由于盈余管理的手段具有隐秘性，对于盈余管理程度，我们只能估计而无法精确计量，这可能会对结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仍然前景广阔，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王克敏，刘博.公开增发业绩门槛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12（08）：187-188.
[2]郑琦.定向增发公司盈余管理研究[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03）：53-58.
[3]王晓亮，俞静.定向增发、盈余管理与股票流动性[J].财经问题研究，2016（01）：64-71.
[4]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经济研究，2000（01）：30-36.
[5]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09）：25-35.
[6]姜小白.基于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7（20）：92-94.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