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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南朝时期陈朝的名臣毛喜为研究对象,分析毛喜的家族渊源和政治动态,考述毛喜在梁陈时期的官职迁转和人物关系,进而通过毛喜的个例研究探讨陈朝的政治动态和军事败落。毛喜作为陈朝重要大臣,对陈朝中后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毛喜的个人研究,对认识陈朝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毛喜;陈朝;政治;军事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0-0033-03
一、毛喜家族渊源
毛喜所在家族为阳武毛氏。在毛宝时期,家族以尚武见于东晋,毛宝曾为“温峤平南参军”,也参与了平定苏峻、祖约之乱的战役,并立下了显赫战功,之后在庾亮北伐时战死。此时体现了毛氏尚武的家传学风,对阳武毛氏在南方的立足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毛惠素时期,由武转文,据史料记载毛惠素为萧齐“少府卿,吏才强而治事清刻”,突出了吏治和文采。其家学门风的转变,弥补了毛氏在文化上的不足,也使毛氏后来崇文尚武的家风打下了基础。毛喜是阳武毛氏典型的文武兼备人才,阳武毛氏在陈朝最有名者应数毛喜。毛喜仕途经历了梁陈两代,官职履历遍及文武,辅佐安成王顼上位,并在高宗朝北伐时出谋划策,制定军制。在朝堂上直言极谏,使得毛喜成为高宗的左膀右臂。陈后主时期,因犯颜直谏毫无忌讳,被后主贬谪地方。但毛喜并没有因为突然的失势而自暴自弃,在地方上的施政也极为显眼,“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数百里。”谱写了一篇官民融洽的动人乐章。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毛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阳武毛氏在东晋时期以武起家,使家族在士族林立的东晋打开局面,并且在南朝迅速适应时代发展,由武转文,使得毛氏在诡谲变化的南朝得以延续下去。阳武毛氏这种崇文尚武的家族渊源,也是造就毛喜一代名臣的重要因素。
二、由《毛喜传》看陳朝政治
(一)辅佐宣帝,稳定朝局。毛喜能作为陈朝名臣显著于世并为史家记载,除了士族的出身以及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外,其非凡的人生际遇也是重中之重。在政治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毛喜历经南朝两代,籍没北方再返南朝,人生际遇不可谓不传奇。早年的颠沛流离也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和非凡的智慧。毛喜的仕宦履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朝的兴衰盛亡。
阳武毛氏经过几代经营,已成为屹立于南朝的世家大族,其家族势力也对南朝政治发生影响。而作为毛氏的精英,毛喜一出仕即受到当权者的注意,陈朝建立者陈霸先“素知于喜”。及和高宗陈顼籍没于北方,“喜及高宗(陈顼)俱迁关右。”这段经历,也使毛喜与高宗陈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陈霸先打败与其争权的王僧辩,建立陈朝。及世祖陈倩即位,当时的国际形势诡谲多变,西魏大族宇文氏篡位建立北周,并面对着东方北齐和南方陈朝的威胁;而此时陈朝不仅面对着北方两个强大的王朝,还有国内的叛乱,可谓是内忧外患,而且为了实现江陵之役被俘的陈朝宗室回国的目的,陈文帝采取了交好北周的政策。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并两次出使北周,第一次出使顺利迎陈顼回国,第二次“迎柳皇后及后主还。”毛喜看清了国际形势并充分发挥了外交才能,使他在南朝政权上崭露头角。“高宗时为骠骑将军,仍以喜为府咨议参军,领中记室。”作为高宗的心腹以及毛喜自身的文学才能,毛喜才能做到“府朝文翰,皆喜词也。”张金龙师指出:“废帝陈伯宗即位后,君临无妨,不得不受制于人,陈文帝指望王侯将相‘善相辅翊’自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可以说与虎谋皮。”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幼年皇帝,宗室叔伯必然有人眼热其皇帝宝座;更何况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际局势,一个执政老练的成年君主更符合大家的期望,所以才有“仆射到仲举等知朝望有归”,其朝政大权也落到了安成王顼的手中。到仲举、刘师知等试图对陈顼的权力加以抑制,“乃矫太后令遣高宗还东府”,陈顼毕竟没有到仲举等人政治经验老到,“当时疑惧,无敢措言。”毛喜在这时充分发挥了心腹谋士的作用,毛喜谓陈顼:“陈有天下日浅,海内未夷,兼国祸并钟,万邦危惧。”先指出陈朝根基尚浅,且面临内忧外患,贸然更换朝廷领袖,必将导致朝政混乱,从大势上对陈顼放权进行否定。又谓陈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计,令王入省,方当共康庶绩,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从情理上论证绝非太后主意。最有指出“宗社之重,愿加三思。以喜之愚,须更闻奏,无使奸贼得肆其谋。”得出有奸贼嫉恨陈顼权力,诓骗陈顼的结果。且不论推论对不对,但如此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论证,也显示了毛喜缜密的思维和超强的政治敏感度,使得安成王顼迅速恢复理智,并接受毛喜计策,对待到仲举和韩子高两位政敌,分清形势的轻重缓急和事件的主次矛盾,安抚韩子高,集中力量打击到仲举。针对到仲举同伙刘师知,毛喜先是面见沈皇后和废帝是否参与此事,两人自然极力否认,从而使毛喜达到了断绝出现支持刘师知后台的目的;然后“报高宗,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其夜,于狱中赐死。”可以看到毛喜在打击政敌时,没有优柔寡断,甚至可以说是果断,当夜就在狱中赐死刘师知,显示出其政治措施的果敢和老练。安成王顼掌握政权后,更加看重毛喜,并将毛喜引为可以倚重的心腹大臣。根据《陈书·毛喜传》记载,毛喜在高宗即位后,先后任职以下官职:
给事黄门侍郎,其职责“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
中书舍人,其职责“通事舍人,旧入直合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
御史中丞,其职责“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
散骑常侍,其职责“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 可以看出,以上官职均是文职,且在宫城内任职,侍从皇帝左右,献计献策。毛喜能够长期侍卫在高宗左右,一方面他是高宗心腹,另一方面也有对毛喜能力的肯定。比如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君主进行决策,保证决策正确,防止错误发生。所以这些官职没有高超的吏治能力,且非君主心腹者不能担任。安成王顼通过政变上位,对陈朝来说是一件不小的政治事件,必然会引起政治阵痛,毛喜在高宗朝初期稳定朝局必然出力甚多。另外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怎么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求生存,怎么克服国内叛乱问题,是高宗朝离不开的中心议题。而高宗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开拓创新,有所成绩;毛喜作为高宗的心腹大臣,没有他的辅佐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才有了“高宗委政于喜,喜亦勤心纳忠,多所匡益,数有谏诤,事并见从,由是十余年闲,江东狭小,遂称全盛”的局面。
(二)直言极谏,绵力于地方政治。陈后主即位后, 发生了始兴王叔陵叛乱事件,虽然平定了叛乱,但陈后主被陈叔陵所伤,“及疮愈而自庆,置酒于后殿,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而命喜。”这时宣帝尸骨未寒,“于时山陵初毕,未及踰年,”毛喜心中不喜,明知道诤谏必然会引起后主反感,但在为国家和自己职责负责的态度下,还是决定向后主谏言,反映了毛喜虽然历经三朝政治,多年的宦海沉浮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圆滑的政客,还是有严谨负责的政治操守。但是“欲谏而后主已醉,喜升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不过毛喜还是高估了后主的容人之量。后主欲假借他人之手杀害毛喜,幸好傅縡从中斡旋,被谪为永嘉内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并且在地方执政期间,参与平定了丰州刺史章大宝的叛乱。“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数百里。”显示出毛喜的吏治才能不仅仅优秀在对于朝堂上宏观政治的把控,在地方上的执政能力也异常完美,深受百姓爱戴,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由《毛喜传》看陈朝军事
(一)军谋宏远,陈计安边。从史书上可以看出,在军事上毛喜是被塑造为一个军谋宏远的将帅,而非一个征战沙场将领的形象。从其起家梁中卫西昌侯行参军,记室参军即可得知,主要负责参谋军事,起草文书的职责。高宗即位后,很重视毛喜的军事才能,“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寻迁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毛喜不仅参与军事决策,而且作为高宗的心腹大臣出任护卫皇宫、保卫皇帝的禁卫武官右卫将军。有陈一代,处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统领禁卫军出征是禁卫武官的一个重要职能,但出征者多是左卫将军,而右卫将军在朝廷政治中更为机要,是以负责宫城禁卫为主。丁忧复职,“寻起为明威将军,右卫、舍人如故。改授宣远将军、义兴太守。寻以本号入为御史中丞。服阕,加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参掌选事。”明威将军、宣远将军为杂号将军,加这些武散官阶称号,是对毛喜军事成绩的肯定。而五兵尚书,肯定也以军事职能为主。① 其兵部尚书的职能也在陈朝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高宗掌握朝政后,即着手控制地方军政大权,时湘州在华皎的控制之下,“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蜜脯菜之属,莫不营办。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湘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华皎的经营下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湘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宋以后,湘州尝为重镇。梁、陈之间力争巴、湘,巴、湘属陈,而江南始可固。”能否把握住湘州,对于江南的稳定至关重要。②另有广州刺史欧阳纥割据广州,不为高宗所掌握,并且岭南物产豐富、经济发达、人口众多,高宗也急切地想把此地纳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在平定此两处割据势力中,毛喜应该出力甚多,不管是高宗即位前的咨议参军、中记室,还是高宗即位后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毛喜的主要职能都是为高宗出谋划策,两处的平定,不能抹杀他的功劳。
随着高宗收回对湘州和广州的统治权,内政趋于稳定,高宗希望在开疆扩土方面有所作为,联合北周伐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建五年北伐战争,“高宗将议北伐,敕喜撰军制,凡十三条,诏颁天下,文多不载。”关于北伐军队军制的制定,基本全靠毛喜一人之手,而且此时毛喜任职“五兵尚书,参掌选事。”关于北伐将领的选举,肯定有毛喜的参与。“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喜陈安边之术,高宗纳之,即日施行。”关于北伐占领土地的治理工作,也是毛喜出谋划策,毛喜的安边之策,可以根据《陈书·宣帝纪》载太建六年陈宣帝诏书中得知,赦免十五州赋税,招抚流民、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北伐战争不仅扩展了陈朝的生存空间,但也使陈朝消耗了国力,兵力不足。
(二)陈朝军事没落。太建七年,陈宣帝下诏令,“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防。”可以看出新占地区防守兵力不足;所以在新占领地区强行征调人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陈书·毛喜传》载高宗欲扩大战争成果,问计于毛喜:“我欲进兵彭、汴,于卿意如何?”
毛喜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虽然国内的矛盾在宣帝初年既已解决,但常年中央和地方的战争虚耗了国力,更何况又举国之力进行了北伐战争,虽然拓展了领土,但兵力伤亡严重,甚至驻守的兵员还需要重新占地区征召。另外“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而且常年征战导致“弊卒疲兵,”再加上“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毛喜从国内形势,敌对双方的强弱分析,并不赞同出击北周,并给出了解决方法,“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斯久长之术也。”毛喜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可惜这样的老成谋国之言并没有被宣帝接受,结果导致大败。根据《陈书·宣帝纪》载:“诏江东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税夏调逋在民间者,皆原之……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亿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赋,多致逋余,即此务农,宜弘宽省。可起太建已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七年八年叛义丁、五年讫八年叛军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等,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皆悉原之。”这是陈朝免除农民拖欠赋税的记录,从反面也可以看出当时陈朝的社会状况,经常出现“叛户”“叛义丁”“叛军丁”“逋赀绢”等现象。导致了宣帝时期“频年北伐,内外虚竭,将士劳敝”这种情况的发生。“及高宗崩,叔陵构逆,敕中庶子陆琼宣旨,令南北诸军,皆取喜处分。”尽管后来毛喜平定了始兴王叔陵之乱,一度掌握军政大权,按照毛喜的军事主张,应该是“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这也是陈朝当时最维稳的一个方法。但是却因诤谏后主而被贬谪地方。如此看来,陈宣帝通过连周伐齐,在第一次北伐后达成了建立二元对立军事割据的目的,但是之后宣帝没有听从毛喜的劝谏,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没有巩固新占地区,而是贸然进军徐兖地区,和北周的矛盾激化并遭到重创,不仅原先的北伐成果荡然无存,而且大耗国力,加剧了北强南弱的军事格局,最后不得不被隋朝灭亡。 四、总结
阳武毛氏到了毛喜这一代,已经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家传学风,并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毛喜的一生,有过出将入相的雄心壮志,也经历过籍没他国的无助彷徨,最终铸就了一代名臣的政治品质。救君主于危难,匡社稷于大厦将倾。为了陈朝,做到了一个人臣所能做到的极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历史是由人民所创造,但是在古代缺乏现代机制的条件下,人民對于历史演进的作用并不如现代这么明显。所以一个掌权者对历史的影响力远大于普普通通的个人。由毛喜经历可以看到他对陈朝中后期社会政治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优秀的官员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贡献有很大促进作用。
注释:
①张金龙:《唐前〈兵部〉尚书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125—163页。张金龙师在书中第七章《“兵部”尚书之职能》中将“兵部”尚书职能归纳为五点,即掌“兵要”—军事行政、掌武官选举、参决国政、平叛征讨、临时差遣。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〇《湖广六·长沙府》,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八册,第3746页。张金龙师指出:“湘州地接岭表,为蛮、猺聚居之地,梁末侯景之乱以来多年失去中央王朝或当权者的有效控制,成为动乱的渊薮。”(张金龙:《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661页)。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卷81毛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沈约.宋书:卷48毛修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萧子显.南齐书:卷53李珪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魏征.隋书:卷26百官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姚思廉.陈书:卷29毛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姚思廉.陈书:卷20华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姚思廉.陈书:卷5宣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0湖广六·长沙府[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张金龙.治乱兴亡一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张金龙.唐前《兵部》尚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张晓庆.论东晋南北朝阳武毛氏及其家族文化[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
作者简介:
李方硕,男,汉族,山东济宁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关键词】 毛喜;陈朝;政治;军事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0-0033-03
一、毛喜家族渊源
毛喜所在家族为阳武毛氏。在毛宝时期,家族以尚武见于东晋,毛宝曾为“温峤平南参军”,也参与了平定苏峻、祖约之乱的战役,并立下了显赫战功,之后在庾亮北伐时战死。此时体现了毛氏尚武的家传学风,对阳武毛氏在南方的立足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毛惠素时期,由武转文,据史料记载毛惠素为萧齐“少府卿,吏才强而治事清刻”,突出了吏治和文采。其家学门风的转变,弥补了毛氏在文化上的不足,也使毛氏后来崇文尚武的家风打下了基础。毛喜是阳武毛氏典型的文武兼备人才,阳武毛氏在陈朝最有名者应数毛喜。毛喜仕途经历了梁陈两代,官职履历遍及文武,辅佐安成王顼上位,并在高宗朝北伐时出谋划策,制定军制。在朝堂上直言极谏,使得毛喜成为高宗的左膀右臂。陈后主时期,因犯颜直谏毫无忌讳,被后主贬谪地方。但毛喜并没有因为突然的失势而自暴自弃,在地方上的施政也极为显眼,“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数百里。”谱写了一篇官民融洽的动人乐章。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毛喜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阳武毛氏在东晋时期以武起家,使家族在士族林立的东晋打开局面,并且在南朝迅速适应时代发展,由武转文,使得毛氏在诡谲变化的南朝得以延续下去。阳武毛氏这种崇文尚武的家族渊源,也是造就毛喜一代名臣的重要因素。
二、由《毛喜传》看陳朝政治
(一)辅佐宣帝,稳定朝局。毛喜能作为陈朝名臣显著于世并为史家记载,除了士族的出身以及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外,其非凡的人生际遇也是重中之重。在政治动荡的南北朝时期,毛喜历经南朝两代,籍没北方再返南朝,人生际遇不可谓不传奇。早年的颠沛流离也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和非凡的智慧。毛喜的仕宦履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朝的兴衰盛亡。
阳武毛氏经过几代经营,已成为屹立于南朝的世家大族,其家族势力也对南朝政治发生影响。而作为毛氏的精英,毛喜一出仕即受到当权者的注意,陈朝建立者陈霸先“素知于喜”。及和高宗陈顼籍没于北方,“喜及高宗(陈顼)俱迁关右。”这段经历,也使毛喜与高宗陈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陈霸先打败与其争权的王僧辩,建立陈朝。及世祖陈倩即位,当时的国际形势诡谲多变,西魏大族宇文氏篡位建立北周,并面对着东方北齐和南方陈朝的威胁;而此时陈朝不仅面对着北方两个强大的王朝,还有国内的叛乱,可谓是内忧外患,而且为了实现江陵之役被俘的陈朝宗室回国的目的,陈文帝采取了交好北周的政策。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并两次出使北周,第一次出使顺利迎陈顼回国,第二次“迎柳皇后及后主还。”毛喜看清了国际形势并充分发挥了外交才能,使他在南朝政权上崭露头角。“高宗时为骠骑将军,仍以喜为府咨议参军,领中记室。”作为高宗的心腹以及毛喜自身的文学才能,毛喜才能做到“府朝文翰,皆喜词也。”张金龙师指出:“废帝陈伯宗即位后,君临无妨,不得不受制于人,陈文帝指望王侯将相‘善相辅翊’自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可以说与虎谋皮。”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幼年皇帝,宗室叔伯必然有人眼热其皇帝宝座;更何况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际局势,一个执政老练的成年君主更符合大家的期望,所以才有“仆射到仲举等知朝望有归”,其朝政大权也落到了安成王顼的手中。到仲举、刘师知等试图对陈顼的权力加以抑制,“乃矫太后令遣高宗还东府”,陈顼毕竟没有到仲举等人政治经验老到,“当时疑惧,无敢措言。”毛喜在这时充分发挥了心腹谋士的作用,毛喜谓陈顼:“陈有天下日浅,海内未夷,兼国祸并钟,万邦危惧。”先指出陈朝根基尚浅,且面临内忧外患,贸然更换朝廷领袖,必将导致朝政混乱,从大势上对陈顼放权进行否定。又谓陈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计,令王入省,方当共康庶绩,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从情理上论证绝非太后主意。最有指出“宗社之重,愿加三思。以喜之愚,须更闻奏,无使奸贼得肆其谋。”得出有奸贼嫉恨陈顼权力,诓骗陈顼的结果。且不论推论对不对,但如此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论证,也显示了毛喜缜密的思维和超强的政治敏感度,使得安成王顼迅速恢复理智,并接受毛喜计策,对待到仲举和韩子高两位政敌,分清形势的轻重缓急和事件的主次矛盾,安抚韩子高,集中力量打击到仲举。针对到仲举同伙刘师知,毛喜先是面见沈皇后和废帝是否参与此事,两人自然极力否认,从而使毛喜达到了断绝出现支持刘师知后台的目的;然后“报高宗,高宗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短,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治罪。其夜,于狱中赐死。”可以看到毛喜在打击政敌时,没有优柔寡断,甚至可以说是果断,当夜就在狱中赐死刘师知,显示出其政治措施的果敢和老练。安成王顼掌握政权后,更加看重毛喜,并将毛喜引为可以倚重的心腹大臣。根据《陈书·毛喜传》记载,毛喜在高宗即位后,先后任职以下官职:
给事黄门侍郎,其职责“掌侍从左右,摈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
中书舍人,其职责“通事舍人,旧入直合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
御史中丞,其职责“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
散骑常侍,其职责“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文书。意异者,随事为驳。” 可以看出,以上官职均是文职,且在宫城内任职,侍从皇帝左右,献计献策。毛喜能够长期侍卫在高宗左右,一方面他是高宗心腹,另一方面也有对毛喜能力的肯定。比如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君主进行决策,保证决策正确,防止错误发生。所以这些官职没有高超的吏治能力,且非君主心腹者不能担任。安成王顼通过政变上位,对陈朝来说是一件不小的政治事件,必然会引起政治阵痛,毛喜在高宗朝初期稳定朝局必然出力甚多。另外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怎么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求生存,怎么克服国内叛乱问题,是高宗朝离不开的中心议题。而高宗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开拓创新,有所成绩;毛喜作为高宗的心腹大臣,没有他的辅佐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所以才有了“高宗委政于喜,喜亦勤心纳忠,多所匡益,数有谏诤,事并见从,由是十余年闲,江东狭小,遂称全盛”的局面。
(二)直言极谏,绵力于地方政治。陈后主即位后, 发生了始兴王叔陵叛乱事件,虽然平定了叛乱,但陈后主被陈叔陵所伤,“及疮愈而自庆,置酒于后殿,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而命喜。”这时宣帝尸骨未寒,“于时山陵初毕,未及踰年,”毛喜心中不喜,明知道诤谏必然会引起后主反感,但在为国家和自己职责负责的态度下,还是决定向后主谏言,反映了毛喜虽然历经三朝政治,多年的宦海沉浮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圆滑的政客,还是有严谨负责的政治操守。但是“欲谏而后主已醉,喜升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不过毛喜还是高估了后主的容人之量。后主欲假借他人之手杀害毛喜,幸好傅縡从中斡旋,被谪为永嘉内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静,民吏便之。”并且在地方执政期间,参与平定了丰州刺史章大宝的叛乱。“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数百里。”显示出毛喜的吏治才能不仅仅优秀在对于朝堂上宏观政治的把控,在地方上的执政能力也异常完美,深受百姓爱戴,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由《毛喜传》看陈朝军事
(一)军谋宏远,陈计安边。从史书上可以看出,在军事上毛喜是被塑造为一个军谋宏远的将帅,而非一个征战沙场将领的形象。从其起家梁中卫西昌侯行参军,记室参军即可得知,主要负责参谋军事,起草文书的职责。高宗即位后,很重视毛喜的军事才能,“除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寻迁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毛喜不仅参与军事决策,而且作为高宗的心腹大臣出任护卫皇宫、保卫皇帝的禁卫武官右卫将军。有陈一代,处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统领禁卫军出征是禁卫武官的一个重要职能,但出征者多是左卫将军,而右卫将军在朝廷政治中更为机要,是以负责宫城禁卫为主。丁忧复职,“寻起为明威将军,右卫、舍人如故。改授宣远将军、义兴太守。寻以本号入为御史中丞。服阕,加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参掌选事。”明威将军、宣远将军为杂号将军,加这些武散官阶称号,是对毛喜军事成绩的肯定。而五兵尚书,肯定也以军事职能为主。① 其兵部尚书的职能也在陈朝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高宗掌握朝政后,即着手控制地方军政大权,时湘州在华皎的控制之下,“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蜜脯菜之属,莫不营办。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湘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华皎的经营下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且湘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宋以后,湘州尝为重镇。梁、陈之间力争巴、湘,巴、湘属陈,而江南始可固。”能否把握住湘州,对于江南的稳定至关重要。②另有广州刺史欧阳纥割据广州,不为高宗所掌握,并且岭南物产豐富、经济发达、人口众多,高宗也急切地想把此地纳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在平定此两处割据势力中,毛喜应该出力甚多,不管是高宗即位前的咨议参军、中记室,还是高宗即位后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典军国机密。”毛喜的主要职能都是为高宗出谋划策,两处的平定,不能抹杀他的功劳。
随着高宗收回对湘州和广州的统治权,内政趋于稳定,高宗希望在开疆扩土方面有所作为,联合北周伐齐,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建五年北伐战争,“高宗将议北伐,敕喜撰军制,凡十三条,诏颁天下,文多不载。”关于北伐军队军制的制定,基本全靠毛喜一人之手,而且此时毛喜任职“五兵尚书,参掌选事。”关于北伐将领的选举,肯定有毛喜的参与。“及众军北伐,得淮南地,喜陈安边之术,高宗纳之,即日施行。”关于北伐占领土地的治理工作,也是毛喜出谋划策,毛喜的安边之策,可以根据《陈书·宣帝纪》载太建六年陈宣帝诏书中得知,赦免十五州赋税,招抚流民、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北伐战争不仅扩展了陈朝的生存空间,但也使陈朝消耗了国力,兵力不足。
(二)陈朝军事没落。太建七年,陈宣帝下诏令,“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防。”可以看出新占地区防守兵力不足;所以在新占领地区强行征调人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陈书·毛喜传》载高宗欲扩大战争成果,问计于毛喜:“我欲进兵彭、汴,于卿意如何?”
毛喜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虽然国内的矛盾在宣帝初年既已解决,但常年中央和地方的战争虚耗了国力,更何况又举国之力进行了北伐战争,虽然拓展了领土,但兵力伤亡严重,甚至驻守的兵员还需要重新占地区征召。另外“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而且常年征战导致“弊卒疲兵,”再加上“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毛喜从国内形势,敌对双方的强弱分析,并不赞同出击北周,并给出了解决方法,“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斯久长之术也。”毛喜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可惜这样的老成谋国之言并没有被宣帝接受,结果导致大败。根据《陈书·宣帝纪》载:“诏江东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税夏调逋在民间者,皆原之……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亿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赋,多致逋余,即此务农,宜弘宽省。可起太建已来讫八年流移叛户所带租调,七年八年叛义丁、五年讫八年叛军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调绵绢丝布麦等,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皆悉原之。”这是陈朝免除农民拖欠赋税的记录,从反面也可以看出当时陈朝的社会状况,经常出现“叛户”“叛义丁”“叛军丁”“逋赀绢”等现象。导致了宣帝时期“频年北伐,内外虚竭,将士劳敝”这种情况的发生。“及高宗崩,叔陵构逆,敕中庶子陆琼宣旨,令南北诸军,皆取喜处分。”尽管后来毛喜平定了始兴王叔陵之乱,一度掌握军政大权,按照毛喜的军事主张,应该是“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这也是陈朝当时最维稳的一个方法。但是却因诤谏后主而被贬谪地方。如此看来,陈宣帝通过连周伐齐,在第一次北伐后达成了建立二元对立军事割据的目的,但是之后宣帝没有听从毛喜的劝谏,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没有巩固新占地区,而是贸然进军徐兖地区,和北周的矛盾激化并遭到重创,不仅原先的北伐成果荡然无存,而且大耗国力,加剧了北强南弱的军事格局,最后不得不被隋朝灭亡。 四、总结
阳武毛氏到了毛喜这一代,已经形成了崇文尚武的家传学风,并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毛喜的一生,有过出将入相的雄心壮志,也经历过籍没他国的无助彷徨,最终铸就了一代名臣的政治品质。救君主于危难,匡社稷于大厦将倾。为了陈朝,做到了一个人臣所能做到的极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历史是由人民所创造,但是在古代缺乏现代机制的条件下,人民對于历史演进的作用并不如现代这么明显。所以一个掌权者对历史的影响力远大于普普通通的个人。由毛喜经历可以看到他对陈朝中后期社会政治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优秀的官员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贡献有很大促进作用。
注释:
①张金龙:《唐前〈兵部〉尚书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125—163页。张金龙师在书中第七章《“兵部”尚书之职能》中将“兵部”尚书职能归纳为五点,即掌“兵要”—军事行政、掌武官选举、参决国政、平叛征讨、临时差遣。
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〇《湖广六·长沙府》,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八册,第3746页。张金龙师指出:“湘州地接岭表,为蛮、猺聚居之地,梁末侯景之乱以来多年失去中央王朝或当权者的有效控制,成为动乱的渊薮。”(张金龙:《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第661页)。
参考文献:
[1]房玄龄.晋书:卷81毛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沈约.宋书:卷48毛修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萧子显.南齐书:卷53李珪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魏征.隋书:卷26百官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姚思廉.陈书:卷29毛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姚思廉.陈书:卷20华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姚思廉.陈书:卷5宣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0湖广六·长沙府[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张金龙.治乱兴亡一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张金龙.唐前《兵部》尚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张晓庆.论东晋南北朝阳武毛氏及其家族文化[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
作者简介:
李方硕,男,汉族,山东济宁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