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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17日至21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常增书当选为副会长，至今已连任三届。在任职期间，常增书通过参加各种集邮会议、展览、讲座，广泛接触了各地以及香港、澳门、台湾邮友。
香港作为东方大都会，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对邮票市场而言，香港亦是一个极活跃、极特殊的地区，被视为中国邮票的集散中心之一。
在澳门工作的10年中，常增书经常去香港。但他在香港几乎没有增添什么邮品，因为当地邮商对内地邮市行情非常了解，价格已没有多少差别。
90年代，香港的集邮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香港邮学会(会长关卓然、副会长潘鉴良)、中国邮学会(理事长张金炽、副理事长张锦贤、刘剑中)、尖沙咀集邮中心(负责人余禄佑、刘焕民)、香港警察邮学会(会长高浩舜)等成为在香港社会影响较大的集邮团体。虽然几个学会的学术观点及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但常增书与他们均有着友好的接触和往来。熟人多，朋友多，使他在香港集邮界很有人缘。
1989年10月"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北京举行。筹展期间，有人提出林文琰的红印花小壹元四方连票曾到台湾展出过，也应该来北京展出一次，于是请常增书联系动员。常增书给林文琰挂了电话，提出邀请他携小壹元四方连票赴京参展，林回答要考虑一下。几天后林约常去香港面议，见面后他问，去北京展出安全问题怎么办?常说展览会场派有保安守卫，不会发生问题。他又提出，上次去台湾展出时，曾在保险公司投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去北京也应办保险。常连夜给北京挂电话，告知林文琰的意见，当时任邮票发行局局长的宋兴民回答，只要他亲自将邮票带到北京，当面交到展览组，就能确保展览期间的安全。
林文琰又约常增书面谈，说："在飞机上也有安全问题。这样吧，买保险的钱我自己出了，展出一定要去。"林文琰和夫人带着这件举世无双的华邮珍品到了北京，这件珍品终于展现在全国集邮界面前，引起很大轰动。这次参展一切费用均由林文琰自己承担，其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台湾集邮界与内地的联系从8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恢复。很多台湾集邮家喜欢与常增书联系和往来，在他们眼中，常增书是一位非官方的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又是一位藏品与学识出色的集邮家，待人随和诚恳。台湾有名气的集邮家与常增书都很熟。
1990年，台湾集邮家黄蠫到佛山探亲，慕名会见常增书。两人畅谈邮票，十分投机。常增书向他介绍了大陆的集邮活动，并解释为什么1949年以后的台湾邮票不能在大陆展出---这是为了避免两个中国的原则问题。回到台湾后，黄蠫按不住兴奋心情，在当地报纸上发消息，还作讲演报告，宣传他与全国集邮联副会长见面的情况。从那以后，黄蠫每年都回到大陆，每次还带来几位邮友，扩大了海峡两岸集邮界的友好交往。
多年来，常增书以自己的身份和广州有利的地理位置，做了大量对港澳台集邮界的联谊工作，赢得了声誉。
如何把广州与香港、澳门集邮界个人之间的集邮交往，扩展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深层次集邮交流，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常增书脑海中。他与原广州市邮协会会长李清万多次交谈过，两人均有同感。1986年，李清万去香港出差时，由常增书牵头，和香港集邮家关卓然、潘鉴良、张金炽、林文琰见面，一起商谈加强穗港澳三地集邮交流的构想。提出为促进三地集邮研究活动，举办三地集邮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在广州召开，以后在三地轮流召开。返回澳门后，常增书找到几位澳门集邮家商谈此事，得到一致赞同。至此，这项带有开创意义的集邮学术交流活动正式确定下来，各方分头准备学术论文。
1987年11月，"粤、港、澳集邮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过这种地区性的联合组织，联络感情，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两岸三地集邮界的联系和邮谊，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决定成立"粤、港、澳集邮学术基金会"，奖励优秀论文和开展集邮学术活动。第三届研讨会又扩大邀请台湾集邮界同好参加。这届研讨会在澳门举行，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反响，澳门总督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
由广东、香港、澳门集邮界发起的集邮学术研讨会，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越来越大。1992年吸收福建、1993年吸收海南，发展成为"粤闽琼台港澳集邮研讨会"，六地集邮界欢聚一堂，不断发展和加深着同胞间的了解、友谊与合作。研讨会已经形成具有区域性影响的定期集邮学术文化论坛。应邀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全国集邮联、《集邮》、《中国集邮》、《集邮博览》、《上海集邮》、香港《邮票世界》及台湾的有关邮刊等。
每次研讨会都有明确的研讨课题。例如1992年研讨会研讨的课题是：海峡两岸邮政通信历史状况研究；粤、闽、台、港、澳地区邮史研究；对孙中山先生邮票的研究；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集邮名词之异同及统一称谓的研究；提高华邮国际地位的研究等。研讨会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意见，不强求观点一致。
看到研讨会持续顺利发展，作为穿针引钱的策划者，常增书舒心地笑了。他参加了历届研讨会，先后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与港、澳、台集邮家之间已经由相识到相知，由熟悉到信赖，彼此交流合作更加默契，为两岸三地的集邮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香港作为东方大都会，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对邮票市场而言，香港亦是一个极活跃、极特殊的地区，被视为中国邮票的集散中心之一。
在澳门工作的10年中，常增书经常去香港。但他在香港几乎没有增添什么邮品，因为当地邮商对内地邮市行情非常了解，价格已没有多少差别。
90年代，香港的集邮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香港邮学会(会长关卓然、副会长潘鉴良)、中国邮学会(理事长张金炽、副理事长张锦贤、刘剑中)、尖沙咀集邮中心(负责人余禄佑、刘焕民)、香港警察邮学会(会长高浩舜)等成为在香港社会影响较大的集邮团体。虽然几个学会的学术观点及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但常增书与他们均有着友好的接触和往来。熟人多，朋友多，使他在香港集邮界很有人缘。
1989年10月"1989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在北京举行。筹展期间，有人提出林文琰的红印花小壹元四方连票曾到台湾展出过，也应该来北京展出一次，于是请常增书联系动员。常增书给林文琰挂了电话，提出邀请他携小壹元四方连票赴京参展，林回答要考虑一下。几天后林约常去香港面议，见面后他问，去北京展出安全问题怎么办?常说展览会场派有保安守卫，不会发生问题。他又提出，上次去台湾展出时，曾在保险公司投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去北京也应办保险。常连夜给北京挂电话，告知林文琰的意见，当时任邮票发行局局长的宋兴民回答，只要他亲自将邮票带到北京，当面交到展览组，就能确保展览期间的安全。
林文琰又约常增书面谈，说："在飞机上也有安全问题。这样吧，买保险的钱我自己出了，展出一定要去。"林文琰和夫人带着这件举世无双的华邮珍品到了北京，这件珍品终于展现在全国集邮界面前，引起很大轰动。这次参展一切费用均由林文琰自己承担，其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台湾集邮界与内地的联系从80年代中期逐渐开始恢复。很多台湾集邮家喜欢与常增书联系和往来，在他们眼中，常增书是一位非官方的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又是一位藏品与学识出色的集邮家，待人随和诚恳。台湾有名气的集邮家与常增书都很熟。
1990年，台湾集邮家黄蠫到佛山探亲，慕名会见常增书。两人畅谈邮票，十分投机。常增书向他介绍了大陆的集邮活动，并解释为什么1949年以后的台湾邮票不能在大陆展出---这是为了避免两个中国的原则问题。回到台湾后，黄蠫按不住兴奋心情，在当地报纸上发消息，还作讲演报告，宣传他与全国集邮联副会长见面的情况。从那以后，黄蠫每年都回到大陆，每次还带来几位邮友，扩大了海峡两岸集邮界的友好交往。
多年来，常增书以自己的身份和广州有利的地理位置，做了大量对港澳台集邮界的联谊工作，赢得了声誉。
如何把广州与香港、澳门集邮界个人之间的集邮交往，扩展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深层次集邮交流，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常增书脑海中。他与原广州市邮协会会长李清万多次交谈过，两人均有同感。1986年，李清万去香港出差时，由常增书牵头，和香港集邮家关卓然、潘鉴良、张金炽、林文琰见面，一起商谈加强穗港澳三地集邮交流的构想。提出为促进三地集邮研究活动，举办三地集邮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在广州召开，以后在三地轮流召开。返回澳门后，常增书找到几位澳门集邮家商谈此事，得到一致赞同。至此，这项带有开创意义的集邮学术交流活动正式确定下来，各方分头准备学术论文。
1987年11月，"粤、港、澳集邮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过这种地区性的联合组织，联络感情，开展学术交流，增进两岸三地集邮界的联系和邮谊，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决定成立"粤、港、澳集邮学术基金会"，奖励优秀论文和开展集邮学术活动。第三届研讨会又扩大邀请台湾集邮界同好参加。这届研讨会在澳门举行，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反响，澳门总督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
由广东、香港、澳门集邮界发起的集邮学术研讨会，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越来越大。1992年吸收福建、1993年吸收海南，发展成为"粤闽琼台港澳集邮研讨会"，六地集邮界欢聚一堂，不断发展和加深着同胞间的了解、友谊与合作。研讨会已经形成具有区域性影响的定期集邮学术文化论坛。应邀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全国集邮联、《集邮》、《中国集邮》、《集邮博览》、《上海集邮》、香港《邮票世界》及台湾的有关邮刊等。
每次研讨会都有明确的研讨课题。例如1992年研讨会研讨的课题是：海峡两岸邮政通信历史状况研究；粤、闽、台、港、澳地区邮史研究；对孙中山先生邮票的研究；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集邮名词之异同及统一称谓的研究；提高华邮国际地位的研究等。研讨会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意见，不强求观点一致。
看到研讨会持续顺利发展，作为穿针引钱的策划者，常增书舒心地笑了。他参加了历届研讨会，先后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与港、澳、台集邮家之间已经由相识到相知，由熟悉到信赖，彼此交流合作更加默契，为两岸三地的集邮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