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无不让人困惑，其主要原因是监督难，而监督难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监督程序上的空洞性，也有体制设置上的现实性，又有权力上的失衡性等等。甚至有的公诉人在出庭支持公诉时不敢提“监督”二字，在宣读《公诉意见书》时有意把“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进行了省略。我们认为，致使公诉人在审判监督上底气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检察机关弱势地位的影响。在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虽然都称作司法机关，共同享有司法权，但司法权对检、法两家的配置却并不平等，不论实体权力还是程序权利，检察机关都明显处于弱势。许多事都是审判机关说了算，检察机关说了并不算。原因是我国的诉讼程序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流水线”式的过程，检察机关是前一程序，审判机关居于后一程序，审判机关的决定往往成为最终意见。如果检察机关的工作偏失，审判机关能够非常容易地纠正。如：证据上有缺欠他们可以不采纳；程序上的不同见解他可以不支持；在犯罪构成上的分岐也是最后他们说了算，你不撤诉我就判无罪等。反之，审判机关的判决，基本上是一锤定音，即使不尽合理也大多成为最终结论，检察机关大都考虑两家关系，在量刑幅度上差距不是很大一般不予抗诉，即使抗诉要想抗回来难度也非常大。
　　在这种局面下，检察机关只有就办案问题经常与法院主动进行沟通联系，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在犯罪构成上首先要阐述观点说服法官采信，实在达不成一致就不敢起诉，起诉了的也只有撤诉。
　　二是监督制约上的空洞性。虽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但是这种权能的认可必须以审判机关的支持配合为条件，这是一种可以主动提起但必须附着存在的权力。在检、法院关系处理较好，双方经常性进行沟通、交流的状态下，这种审判监督权才有可能得到实施。反之，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关系紧张，审判机关不愿沟通、协商后，法律所赋予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则大多成了空头支票，审判机关我行我素，你提你的意见，我做我的决定，根本不当一回事，检察机关常常无可无奈何。公诉人如果表示些不满，法官一句话：“你们有监督权，请按程序监督就是了。”“你们可以抗诉，我们希望你们抗诉。”这些话常常能把检察机关噎死。
　　虽然不同层次的法律从不同角度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但实践中屡屡被挫伤后这种监督权只能讥为“草拐棍”，看得柱不得。程序上吃亏、实体上被伤害、地位被漠视却是司法实践中的客观现象，那些原则性的法条规定，对此类具体问题的破解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检察机关虽然可以采取监督手段，发出《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文书，但这些文书提出仍然需要审判机关的认可和配合，审判机关拒绝接受，或者表面接受实际不执行，检察机关仍然没有丝毫办法。
　　三是监督权的抽象性。宪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具体有哪些监督权力，刑诉法和其他具体法律都缺乏具体细化的规定，如怎样对庭审活动进行监督、怎样对评议过程监督、怎样对实体结论监督都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的检察监督权在许多情况下是空的，是抽象的概念性的东西，公诉人也无所事从。
　　如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庭审中的违法现象可以提出纠正意见，但审判机关如果拒不纠正则检察机关又能如何，也只有发发牢骚而已。对于一些具有法定减轻情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往往减的无边无际，法定刑在五年以上的也可判处缓刑。对于盗窃犯罪案件，往往都以罚金了事，只要交了罚金就可得到缓刑。如向修渠、杨以才盗窃案，孟凡超、李峰盗窃案，盗窃数额都在一万元以上，最后都处以缓刑。理由是能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公安机关找到后承认了犯罪事实，属自首。其实还是交了足够的罚金才是其结症所在。类似以罚代刑的案例比比皆是。检察机关一是认为案子小，不值得抗诉，二是抗诉本身的繁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扣分），使得检察机关一般都不抗诉。
　　四是检察监督权的矛盾性。在审判监督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主要是通过公诉人实施的，而公诉人在法庭中的位置，是法官指挥下的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位置，公诉人与法官具有明显的上下位关系。让居于下位的公诉人对居于上位的法官指手画脚，到底是法官评判公诉人的证据还是由公诉人指点法官的庭审行为，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现行法律框架内，这一矛盾无法克服，如果双方真正发生冲突，吃亏的只能是公诉人。
　　改进意见：
　　1、抑制审判权。加强对审判权的监督，首要的方式用检察权来制约审判权，在适当的范围内，应该对审判权进行适当的抑制，让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全程监督，赋予一定的制约力，以制约监督其规范行使，防止审判权一家独大出现司法关系不平衡问题。
　　2、扶强检察权。恢复检察机关开始设立时垂直化的领导方式。近年来理论界曾不断呼吁走一体化的路子，但高检至基层的一体化似呼可能性不大，就是省以下的垂直领导也喊了多年仍是纸上谈兵。所以检察权在我国司法权结构中，既没有公安的显赫，也没有法院的强硬，一直是个弱势群体，监督自然就乏力。既然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就必须成为一种强力的制约和控制力量，使监督对象必须接受，要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内容、手段、救济方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核心是要有强力的救济手段，防止被人讥为“草拐棍”。 实现这一效果，必须细化、强化检察权的权能范围，制定一部统一的《监督法》不失为一条好路子。
　　3、理性推进司法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但是屡次改革，大多是一些局部的小修小补，缺乏法律思想的大突破。检察机关要从监督不力的困惑中走出来，不能一味报怨审判机关的不配合和法律规定的绵软无力，而应重新审视自己的法律地位，把工作的重心用在法律监督这一根本上，真正发挥好专门机关的监督职能，检察权被审判权欺凌的尴尬处境才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