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企业参与,垃圾分类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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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广州五羊新城小区楼道垃圾桶“存在”的最后一天。吃完晚饭,金佳佳穿着拖鞋、披着睡衣、拎着外卖盒走到楼道里。房间里还冲着综艺节目乐的室友,突然听到了一声隙叫,“垃圾桶怎么没了?!”
  桶没了,是因为“撤桶”。今年9月,广州召开新一轮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大会,提出将加快楼道撤桶、推进定时定点投放。随后,撤桶工作在广州新老小区中如火如荼地展开。
  “早聽说要撤,真撤了还是感觉太突然。”遭遇撤桶后的3天,家住7楼的金佳佳没有下楼丢过垃圾,装牛肉粿条和饺子的外卖盒堆放在家门口。
  广州撤桶终于按下了“快进键”,10月31目的一份网络投票中,超过85%的网友都表示自家小区楼道已经撤桶,而撤桶效果、物业费用等问题也被大量讨论着。
  有人觉得“太突然”,也有人觉得“习惯了”。其中就包括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10年来,杨静山先后在越秀区、荔湾区推动垃圾分类,带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一波又一波的“垃圾分类广州试点”当中,分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对他来说,这并非源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激情,而是因为他觉得。垃圾分类是个有“利”可图的产业。杨静山关心的,是广州这一轮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能走多远?

“又”开始分类了


  有心人或许早已发现,最近几个月,广州垃圾分类的步伐,“又”紧起来了。不少地铁站里的宣传标牌,都换成了“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小区或是装上了崭新的四色分类垃圾桶,或是撤掉了脏黑的楼道垃圾桶。
  但“垃圾分类”这个词,对于许多广州人来说,确实又显得“有乜特别”。因为听了好多年,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分就分咯,又不是没分过。”广州市越秀区都府社区的梁惠霞,在社区里经营一家小百货商店,工作日的下午,和小区的老人坐在店门口闲聊,感觉十分清闲。但她也有不清闲的时候,那是在2010年前后。
  这一年1月,广州正式启动了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伴随着“简单分类、先干起来、末端减量”的口号,梁惠霞居住的都府社区被选为试点,成为广州最早一批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之
  “感觉很新奇。”作为被选中的8个志愿者之一,梁惠霞要给居民介绍垃圾分类的方法,要给每家每户分发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还要每晚上门检查。小区里设置了分类垃圾桶,更多居民知道了何为分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桶越用越旧,分类也渐渐蒙上灰尘。对于街坊来说,前端的分类投放,可能遭遇后端的混收混运,分类缺乏长久坚持的动力。对于收运的工人来说,许多时候不得不进行二次分类。劳动量和工作压力大增。粱惠霞告诉记者,“差不多过了三四年吧,就不太有人提这个了。”
  而在2017年,《广州市机关生活垃圾分类绩效考核方案》印发,垃圾分类纳入了机关单位绩效考核体系;也是这一年,广州市城管部门公布了“首批100个开展生活垃圾强制精准分类的样板小区”,制定了《广州市创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居住样板小区工作标准》。都府社区,正是这100个样板小区之一。
  社区里,垃圾分类再一次如火如荼地展开。除了原有的垃圾分类四色收集箱,又新增了旧衣物循环利用箱、旧书籍回收箱。“都府社区”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垃圾分类的报道和学习资料中。

  “再后来?再后来又没人提了,没人看着就会松懈。”梁惠霞笑言,这次分类热情,也没能一直维持下去。
  分类管理松松紧紧,分类呼声高高低低。2010至2019年,是梁惠霞反复尝试垃圾分类的10年,也是广州反复试点垃圾分类的10年。这10年,广州尝试过专袋投放、定时定点、直收直运等分类操作,也开拓了干湿分类街道执行的广卫模式,和引入企业合作的西村模式等特色分类模式。
  进入2019年,广州垃圾分类步伐加快。不久前,都府社区装上了“越秀区第一台误时智能分类垃圾桶”,每晚7点,定时投放再一次开始。但这一次,分类能不能走得更远?

废物还是资源?


  9月18日,在广州召开的“垃圾分类后端资源化处理高峰论坛”中,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秘书长郑建雄,向论坛现场的嘉宾们隆重介绍了分类得总经理杨静山。“他们是广州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企业,推荐在座的朋友,都去看一看。”
  分类得成立于2008年,那时候对于不少广州人而言,垃圾分类还是个新概念。10多年来,杨静山先后在越秀区、荔湾区推动垃圾分类,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一波又一波的“试点”。现如今,杨静山的微信头像,还是他早年接受《焦点访谈》关于垃圾分类问题采访时的视频截图。
  进入2019年,杨静山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研讨会中,宣讲他10余年来参与垃圾分类的心得体会。但在他眼中,以往的垃圾分类广州试点都是“难言成功”的。
  “我们没必要谈过去,你们调研过垃圾么?”谈话时,杨静山喜欢瞪圆眼睛抛出问题,很多人都会被他的气势震住,而目前流行的四色垃圾桶就是他批评的头号“靶子”。
  “推广垃圾分类时,先把垃圾桶统一换成大小一样、颜色不同的四个,是拍脑袋决策的体现。”在杨静山看来,每个社区产生的可回收、厨余、其他和有害垃圾的数量比例存在差异,所以首先要调查社区中各类垃圾的产生数量,形成数据库,并据此安排各类垃圾桶的安置比例,他管这叫做“科学管理”。
  有了数据作为支撑,杨静山进一步提出,垃圾分类的关键在于“资源的分流”。要抽丝剥茧,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各种各样的“可回收物质”分流出来,提高垃圾桶中“厨余垃圾”的含量,为处理做准备。
  随后,可回收物质卖给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其他垃圾运到焚烧厂发电,有害垃圾在专门场所无害化处理,厨余垃圾进行生化处理。   而以上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盈利”。
  “垃圾不是城市的累赘,而应成为资本逐利的方向;废弃物处理工厂,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杨静山告诉记者,仅通过促进分类和收卖各类垃圾,分类得近年来就能在维持运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盈利。现如今,分类得还投资建设了下游的垃圾处理设备和厂房,计划将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长、更远。

谁来担当主体?


  与都府社区相隔不到10公里的荔湾华业里小区,是分类得的办公所在地。经过华业里小区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正好赶上工人将各种垃圾用车运走。“这没什么好看的。”杨静山示意记者赶紧走开。
  不让人看的原因很明显,这干湿混杂的垃圾,正隐隐散发着臭味,也与我们想象中,垃圾分类后的整洁、卫生存在差别。
  但杨静山的想法十分现实,“垃圾分类本来就不是你想象中的干净、整洁。”
  在杨静山看来,总有人会乱投放垃圾,政府很难时时刻刻监管,这也是以往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总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的原因。“监管一旦放松。一切回到原位。”
  而在分类得位于荔湾区的“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两位“收买佬”,正用三轮摩托运来一车木板。分类促进中心的墙壁上清楚写着:废木材0.05元/斤,玻璃瓶0.1元/斤,平面玻璃0.1元/斤,实际价格则按照当天市场价格执行。

  对杨静山来说,垃圾分类并非源于环境保护的道激情,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产业。

  “收买佬”为赚钱而来,不是为环保而来,但在收卖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垃圾的分流。杨静山认为,以经济效益为驱动,吸引企业和各类主体参与其中,才是垃圾分类良性运转的根本。
  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委员、“宜居广州”创始人“巴索风云”也曾在采访中提到类似的观点,“没有企业的参与,所有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都是空谈。”
  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了商机、进入这个行业。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11月5日,共有3183家今年新成立的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登记注册,其中,仅广东省就有259家。
  中国环境投资联盟理事长王世汶提到,政策指向往往会为环保产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当前,以上海及各地推动垃圾分类为契机,固废尤其是城市生活固废处理产业异军突起,垃圾分类相关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广州准备好了么?


  2009年,广州市政府就“番禺建垃圾焚烧厂”一事通过网络广泛征求实施意见,也引发了垃圾是应当填埋还是焚烧处理的讨论。常向阳告诉记者,虽然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再就填埋还是焚烧争论不休,但由番禺事件开始,通过分类减量垃圾,进入了更多市民的关心和讨论范围中。
  广州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湛江认为,广州垃圾分类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2010年之前的“筹备阶段”,广州作为全国少数几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发布过不少推进政策,但尚未形成明确、有效的实践成果。
  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到2019年的“反复试点阶段”。这是2009年番禺事件引发关注后,垃圾焚烧矛盾凸显,政府重启垃圾分类,先后开展了不少试点示范。
  从越秀到荔湾。从东山街道到广卫模式……一波又一波的试点当中,有人埋怨过、有人参与过、有人遗忘过。“但不可否认的是,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和物质准备。”李湛江说。
  反复试点的过程中,广州人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提升了,资源回收和处理的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完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广州政府就已投资建成了资源热力电厂共7座,分布在萝岗、南沙、花都等区域。目前,7个资源焚烧厂、5个填埋场和两座生物质处理场,每天焚烧1.55万吨垃圾,2040吨垃圾通过生物质处理,剩下的才用于填埋。
  李湛江认为。垃圾分类要真正进入“全面推广”的第三阶段,正是当前的2019年。不论是舆论环境、政策准备还是技术水平,相比10年前都有了提升,也将真正开始广州市垃圾全面强制分类。
  横幅拉起来了、撤桶正全面铺开。已经历了不少轮垃圾分类的百货店主梁惠霞很坦然,分類对她来说,早就没有什么难度。
  虽然杨静山认为现在还远远不够,后端资源化处理还有好多短板要补,垃圾分类的意识仍有待提升,而他管理的分类得还应当发挥更大作用。
  但在李湛江眼中,没必要过于消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先分起来。”
  (文中金佳佳、梁惠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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