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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健康教育已达60年。健康教育主要就是告诉普通大众如何预防疾病，加强自我保健，延年益寿。
人类的疾病有许多种，除了先天性遗传病、免疫缺陷性疾病等以外，主要就是两大类：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传染病，又有呼吸道、消化道、虫媒、血液等不同途径，由细菌、病毒入侵引发许多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不良生活方式病，如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
急性传染病来势汹汹，发病快、传染性强烈，这种病一旦发生，对社会生活、对群众心理都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今天，我就来讲讲“文革”以来，我亲历的几次重大传染病在上海发生的情况以及防治对策。
随党报派发的百万份预防“红眼病”传单
流行性急性结膜炎这个病的通俗名称就是“红眼病”，大家都非常熟悉。得了病，结膜充血、怕光、流泪、眼睛刺痛，前后要有1个礼拜的病程。红眼病常常是夏天发生。如游泳池消毒不严，便很容易感染。所以游泳后都要滴眼药水以预防。
这种病一般是散发，但是在1971年7月，上海闸北区铁路东站附近发现了一些红眼病，估计是外地来沪的旅客把这种病带到了上海。此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眼病，在病毒没有变异时，它只是散发，因为人群是有免疫力的，但一旦有变异，人就无法招架。
这一次正是这样，一周左右就迅速传遍全市各区，从来未见到如此厉害的疫情。最高峰时有100万人患病，当时部分工厂、码头停工，浴室、游泳池关闭。
预防红眼病，主要是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勤洗手，不用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是比较容易阻断的。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海市卫生教育馆迅速印制了“预防红眼病”的宣传传单，我负责编写，言简意赅。列出许多预防措施、隔离消毒的方法。
当时，所有印刷品都需要局级单位公章，印刷厂才可承印。我们送到上海市卫生局领导审查，但事关重大，市卫生局又送到当时分管文教卫生的书记徐景贤手里。
徐景贤看了，立即提笔批示：印制100万份。8开大小的传单，随《解放日报》派发，以便张贴传阅。
随党报派发，印数达到如此规模，这可以说是健康教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了。
桑毛虫惹祸上身
“红眼病”发病流行一年后，1972年七八月间，上海又发现了许多人的暴露部位，如脸、手、颈部发生红疹、小水疱，奇痒难熬。发病率高的单位，病人占单位职工50%以上，累计50万人。
须知，皮肤病虽然很难看，但大多数是不会传染的。传染的只有手癣、足癣、头癣（癞痢头）、疥疮等少数。
那么这种皮肤病是哪一种病呢？
据上海市皮肤病防治所老所长、著名皮肤病专家乐嘉豫回忆，最初的判断是丘疹性荨麻疹。那么这就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了，但是那么多过敏源是哪里来的呢？而且有的红疹不是点状，而是像条索状的，似有虫子爬过的痕迹。于是就转到这方面考虑了。
这时，由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华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昆虫研究所等专家组队，由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教授与皮肤病专家杨国亮教授带队，深入田间农村。结果，参与调查的医生也大多发病。最后，找到一种毛毛虫。先在志愿者身上试验证实，又用透明胶带粘在破皮处的毒毛刺送到寄生虫研究所鉴定，证实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桑毛虫毛刺刺入皮肤所致。
原来，当年春夏之交，是毛毛虫的繁殖季節。有桑毛虫、隐翅虫、茶毛虫等。桑毛虫大面积繁殖，在行道树上，在田间低矮的枝头上，大量孳生。一只桑毛虫幼虫有毒毛200万到300万根，其毛刺脱落，随风飘扬，因是夏天，粘在人体皮肤上引起过敏性反应。
乐嘉豫教授回忆，病源找到后立即写了调研报告上呈。于是决定大面积喷洒杀虫剂;在暴露部位搽清凉油或凡士林;口服抗过敏药，如扑尔敏等。这样，就把这次疫情扑灭了！
严格来说，桑毛虫皮炎不是传染病，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不过，这次流行也使得皮肤科医生深入田间、工厂、兵营，后来又陆续开展水稻皮炎（烂手烂脚）、部队士兵手足癣的防治宣传教育，这是后话了。
1988年甲型病毒性肝炎大爆发，
上海应对有方
时光一下子转到1988年。改革开放了，各种商品货物也充足了，人们吃的食物再也不要凭票了。但由于把关不严，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这就是永远要铭记的上海甲型病毒性肝炎爆发。
病毒性肝炎是一组常见的传染病，平时呈散发状态，可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甲型与戊型是经口传染的，预后较好;乙型与丙型是经血液传染的，常易形成慢性迁延性肝炎，最后演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我们提的“肝炎大国”，主要指的是乙肝。
而1988年发生的，是经口传染的甲肝。
1988年1月，上海腹泻病人骤增。开始每天200到300例，后来上升为每天1000到2000例。在严冬发生大量病人腹泻，肯定是一种特定的食物所致。当时，我任《上海大众卫生报》主编，我立即去市卫生防疫站拜访康来仪教授，他原来也是我学校里的授课老师，是流行病学专家。据他的调查研究，认为与毛蚶有关。
毛蚶是长江口启东近海的一种贝壳类食物。每年冬季大量上市，上海市民特别喜欢。买来洗净外壳的泥巴，用开水烫了以后即食。许多人喜欢半生不熟、带血水的毛蚶，味道堪比生蚝。
因为毛蚶是在海水中呼吸生长的，海水在其体内过滤，很有可能把病菌、病毒积聚在毛蚶体内，等于是一个过滤器，病菌越积越多，这就有可能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
这样的腹泻，病程也就一周就痊愈。人们本来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但我在采访康来仪教授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可能一个月以后会引起甲肝的流行，不料一言成谶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腹泻病的潜伏期只有一两天，而甲肝病毒的潜伏期，即从食入到发病，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事情果真与预料的相同，在向坏的方向发展。
1月下旬，本市甲肝病人猛增，从1月30日到2月14日半个月期间，每天有新发甲肝病人1万例，这给社会带来普遍的惊恐。人们不敢上街、不敢上餐馆，甚至不敢握手。医院里病人爆满，急诊室地上都躺着挂水的病人，这对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与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正在沈阳出差，忽然一个紧急长途电话把我召回。一下飞机，我立即赶赴卫生局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坐着卫生局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个个都神色凝重，一改往日轻松随和的心态。
市卫生局迅速作出了部署。我负责全市的防病宣传教育，采取了大密度、广覆盖的宣传模式，迅速向市民告知，甲肝是经口传染，只要把住“病从口入”关，注意洗手，暂时不去饮食店就餐，就可以预防此病。
康来仪教授等一大批公共卫生专家立即制订了切断传播途径的计划。市政府领导及时地作出了指示。
1月19日，谢丽娟副市长指示要抓住宣传，消除紧张心理，宣传社会公德。
1月31日，江泽民市长在召见市卫生局领导时，也反复强调，要让大家注意手的卫生，懂得饮食卫生。
在市府大礼堂召开的全市区县消灭血吸虫病表彰大会上，江市长和黄菊副市长出席大会，江市长在讲话中也反复告诫，要认真对待，但不要害怕。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的报刊、电台、电视台迅速作出反应，安定民心，传播正确的预防知识，特别是传播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上海平均一半居民对甲肝有抵抗力，40岁以上90%有抵抗力。”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许多人在年轻时，都可能受到了少量甲肝病毒的侵袭，不发病但有了免疫力，这对中老年人是一帖安慰剂。
那个时候，民众特别注意饮食卫生，个人卫生。饮食店门可罗雀，人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在那次战斗中，我还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在1月23日，即甲肝发病第5天，谢丽娟副市长要求我们立即组织一支电视摄制队，把这场战斗场景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由于没有电话，我只能一家一家去敲门通知。当天半夜，我分别赶到摄制人员家中。心急时，我还仰天摔了一跤。
1月28日，影视片编成《警报》纪录片，在市政府会议室放映。该片真实记录了医护人员及各行各业人员的战斗场面，留下了宝贵的档案。
这次甲肝大流行，据最后统计有352048人患病，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但庆幸的是，由于我们应对有力，这个病没有形成二次传染，也就是没有形成第二个高峰。因为一般传染病的扑灭，应该有最高峰、次高峰这样波浪形，一步步下来。而我们一次、一步就把它截了。这个案例也说明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被许多城市纳入了典型的案例教育之中。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小插曲。那时，《健康报》召开全国记者会议，我与《文汇报》的叶又红一起去北京，不料受到了特殊“礼遇”。那个时候都是两人一间房，可我们每人一间，吃饭是单独安排的。会议主持再三说对不起，我们也识相，是“疫区”来的嘛，不跟人握手，坐得也远远的。
这次大流行之后，要开始追查原因。卫生部门坚持认为是毛蚶惹的祸，而负责销售的水产部门则坚持要拿出证据。我们开始只有流行病学调查的证据，但最后上海医科大学实验室在毛蚶中检出了甲肝病毒，水产部门这才无话可说。
经过这次甲肝大流行的洗礼，谢丽娟副市长又提出要“警钟长鸣”，就是要每年开展一个“健康教育周”活动。我们遵照这个要求，每年开展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毛蚶也禁止上市，一直到现在。不过在摊贩上，又悄悄开始售卖了。
严阵以待，全线抗击病毒性非典型性肺炎
时光转瞬到了新世纪。2002年12月，一种奇怪的疾病在中国南方发生，主要是肺部的炎症表现。但是，一般的肺炎是没有太大传染性的，而这次的肺炎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传染性。且这次是呼吸道传染， 比消化道传染更可怕了。消化道可以防止“病从口入”，呼吸道传染无法做到防止“病从鼻入”。
很快，这种病從广东传到北京，以至于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广东时，突然走下车来，与市民交谈，并说出了“揪心 ”的话语，表示了上下同心协力战斗的决心。
很快病原找到了，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作祟。
2003年4月2日，上海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人，立即展开了医学观察。上海对此做得十分严密，由于有强力的政府，严密的社会组织，众志成城的决心，我们严阵以待。
上海市卫生系统在市急救中心大楼设立了指挥部，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杨晓渡副市长，每天至指挥部分析疫情，部署方案，指挥作战。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守望相助”。凡是有北京、广东等流行区来的人，邻里一见，就奔走相告，劝其勿外出。似乎与当年甲肝时，我们上海人去北京形成了一样的看法。凡是家中有疑似病人也不外出，有专人送饭送菜，两个星期的观察期一过就“解放”了。
这时我刚从所长位置上退休，但我此时不能退休，必须投入战斗。为了安定民心，传播相应的知识，我每晚在上海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当上了一个月的主持人，大题目就是“防治非典”。每次由我选定一个主题，约请相应的专家进行面对面的答问。一时间，我就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立即组织星夜编绘《非典画册》，由市文明办副主任陈振民挂帅，到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会同专家编绘，很快宣传画册就印发了。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本来有一条健康热线电话52285500。“非典”一来，被打爆了，于是紧急扩容升级。到了5月13日，已来电咨询15万人次，高峰时每小时6000余次。由于接听员人手不够，我与第二军医大学傅政委联系，二军大开车送来一车学生，任志愿者，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接听率达54.2%。上海市多位领导，如陈铁迪、蒋以任等亲自来热线表示慰问。
申城“水陆空”大门，全线阻击非典。出沪列车配卫生员。长途客车逐辆检查，航空公司减少航班，公交系统天天消毒。
5月21日晚，K48次列车71名旅客与一名非典病人有近距离接触。于是市委、市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全面查找这71名旅客。经过7天7夜的战斗，全部找到。居住在上海的37名旅客，实行医学隔离观察。最后一名，则在广东东莞找到。
抗击非典3个多月，上海没有发生本地原发性的非典病人，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民众的自觉性。
为此，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本厚达600多页的史料性书籍《上海人民难忘：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韩正、殷一璀等同志为此书撰写了序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仲伟同志任名誉主编，他亲笔签名一本，送给了我。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一次值得纪念的旅程。
（题图：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期临时病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人类的疾病有许多种，除了先天性遗传病、免疫缺陷性疾病等以外，主要就是两大类：传染病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传染病，又有呼吸道、消化道、虫媒、血液等不同途径，由细菌、病毒入侵引发许多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不良生活方式病，如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
急性传染病来势汹汹，发病快、传染性强烈，这种病一旦发生，对社会生活、对群众心理都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今天，我就来讲讲“文革”以来，我亲历的几次重大传染病在上海发生的情况以及防治对策。
随党报派发的百万份预防“红眼病”传单
流行性急性结膜炎这个病的通俗名称就是“红眼病”，大家都非常熟悉。得了病，结膜充血、怕光、流泪、眼睛刺痛，前后要有1个礼拜的病程。红眼病常常是夏天发生。如游泳池消毒不严，便很容易感染。所以游泳后都要滴眼药水以预防。
这种病一般是散发，但是在1971年7月，上海闸北区铁路东站附近发现了一些红眼病，估计是外地来沪的旅客把这种病带到了上海。此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眼病，在病毒没有变异时，它只是散发，因为人群是有免疫力的，但一旦有变异，人就无法招架。
这一次正是这样，一周左右就迅速传遍全市各区，从来未见到如此厉害的疫情。最高峰时有100万人患病，当时部分工厂、码头停工，浴室、游泳池关闭。
预防红眼病，主要是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勤洗手，不用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是比较容易阻断的。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海市卫生教育馆迅速印制了“预防红眼病”的宣传传单，我负责编写，言简意赅。列出许多预防措施、隔离消毒的方法。
当时，所有印刷品都需要局级单位公章，印刷厂才可承印。我们送到上海市卫生局领导审查，但事关重大，市卫生局又送到当时分管文教卫生的书记徐景贤手里。
徐景贤看了，立即提笔批示：印制100万份。8开大小的传单，随《解放日报》派发，以便张贴传阅。
随党报派发，印数达到如此规模，这可以说是健康教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了。
桑毛虫惹祸上身
“红眼病”发病流行一年后，1972年七八月间，上海又发现了许多人的暴露部位，如脸、手、颈部发生红疹、小水疱，奇痒难熬。发病率高的单位，病人占单位职工50%以上，累计50万人。
须知，皮肤病虽然很难看，但大多数是不会传染的。传染的只有手癣、足癣、头癣（癞痢头）、疥疮等少数。
那么这种皮肤病是哪一种病呢？
据上海市皮肤病防治所老所长、著名皮肤病专家乐嘉豫回忆，最初的判断是丘疹性荨麻疹。那么这就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了，但是那么多过敏源是哪里来的呢？而且有的红疹不是点状，而是像条索状的，似有虫子爬过的痕迹。于是就转到这方面考虑了。
这时，由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华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昆虫研究所等专家组队，由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教授与皮肤病专家杨国亮教授带队，深入田间农村。结果，参与调查的医生也大多发病。最后，找到一种毛毛虫。先在志愿者身上试验证实，又用透明胶带粘在破皮处的毒毛刺送到寄生虫研究所鉴定，证实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桑毛虫毛刺刺入皮肤所致。
原来，当年春夏之交，是毛毛虫的繁殖季節。有桑毛虫、隐翅虫、茶毛虫等。桑毛虫大面积繁殖，在行道树上，在田间低矮的枝头上，大量孳生。一只桑毛虫幼虫有毒毛200万到300万根，其毛刺脱落，随风飘扬，因是夏天，粘在人体皮肤上引起过敏性反应。
乐嘉豫教授回忆，病源找到后立即写了调研报告上呈。于是决定大面积喷洒杀虫剂;在暴露部位搽清凉油或凡士林;口服抗过敏药，如扑尔敏等。这样，就把这次疫情扑灭了！
严格来说，桑毛虫皮炎不是传染病，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不过，这次流行也使得皮肤科医生深入田间、工厂、兵营，后来又陆续开展水稻皮炎（烂手烂脚）、部队士兵手足癣的防治宣传教育，这是后话了。
1988年甲型病毒性肝炎大爆发，
上海应对有方
时光一下子转到1988年。改革开放了，各种商品货物也充足了，人们吃的食物再也不要凭票了。但由于把关不严，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这就是永远要铭记的上海甲型病毒性肝炎爆发。
病毒性肝炎是一组常见的传染病，平时呈散发状态，可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类型。甲型与戊型是经口传染的，预后较好;乙型与丙型是经血液传染的，常易形成慢性迁延性肝炎，最后演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我们提的“肝炎大国”，主要指的是乙肝。
而1988年发生的，是经口传染的甲肝。
1988年1月，上海腹泻病人骤增。开始每天200到300例，后来上升为每天1000到2000例。在严冬发生大量病人腹泻，肯定是一种特定的食物所致。当时，我任《上海大众卫生报》主编，我立即去市卫生防疫站拜访康来仪教授，他原来也是我学校里的授课老师，是流行病学专家。据他的调查研究，认为与毛蚶有关。
毛蚶是长江口启东近海的一种贝壳类食物。每年冬季大量上市，上海市民特别喜欢。买来洗净外壳的泥巴，用开水烫了以后即食。许多人喜欢半生不熟、带血水的毛蚶，味道堪比生蚝。
因为毛蚶是在海水中呼吸生长的，海水在其体内过滤，很有可能把病菌、病毒积聚在毛蚶体内，等于是一个过滤器，病菌越积越多，这就有可能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
这样的腹泻，病程也就一周就痊愈。人们本来以为可以平安无事，但我在采访康来仪教授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可能一个月以后会引起甲肝的流行，不料一言成谶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腹泻病的潜伏期只有一两天，而甲肝病毒的潜伏期，即从食入到发病，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事情果真与预料的相同，在向坏的方向发展。
1月下旬，本市甲肝病人猛增，从1月30日到2月14日半个月期间，每天有新发甲肝病人1万例，这给社会带来普遍的惊恐。人们不敢上街、不敢上餐馆，甚至不敢握手。医院里病人爆满，急诊室地上都躺着挂水的病人，这对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与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正在沈阳出差，忽然一个紧急长途电话把我召回。一下飞机，我立即赶赴卫生局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坐着卫生局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人，个个都神色凝重，一改往日轻松随和的心态。
市卫生局迅速作出了部署。我负责全市的防病宣传教育，采取了大密度、广覆盖的宣传模式，迅速向市民告知，甲肝是经口传染，只要把住“病从口入”关，注意洗手，暂时不去饮食店就餐，就可以预防此病。
康来仪教授等一大批公共卫生专家立即制订了切断传播途径的计划。市政府领导及时地作出了指示。
1月19日，谢丽娟副市长指示要抓住宣传，消除紧张心理，宣传社会公德。
1月31日，江泽民市长在召见市卫生局领导时，也反复强调，要让大家注意手的卫生，懂得饮食卫生。
在市府大礼堂召开的全市区县消灭血吸虫病表彰大会上，江市长和黄菊副市长出席大会，江市长在讲话中也反复告诫，要认真对待，但不要害怕。这对安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的报刊、电台、电视台迅速作出反应，安定民心，传播正确的预防知识，特别是传播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上海平均一半居民对甲肝有抵抗力，40岁以上90%有抵抗力。”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许多人在年轻时，都可能受到了少量甲肝病毒的侵袭，不发病但有了免疫力，这对中老年人是一帖安慰剂。
那个时候，民众特别注意饮食卫生，个人卫生。饮食店门可罗雀，人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在那次战斗中，我还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在1月23日，即甲肝发病第5天，谢丽娟副市长要求我们立即组织一支电视摄制队，把这场战斗场景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由于没有电话，我只能一家一家去敲门通知。当天半夜，我分别赶到摄制人员家中。心急时，我还仰天摔了一跤。
1月28日，影视片编成《警报》纪录片，在市政府会议室放映。该片真实记录了医护人员及各行各业人员的战斗场面，留下了宝贵的档案。
这次甲肝大流行，据最后统计有352048人患病，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但庆幸的是，由于我们应对有力，这个病没有形成二次传染，也就是没有形成第二个高峰。因为一般传染病的扑灭，应该有最高峰、次高峰这样波浪形，一步步下来。而我们一次、一步就把它截了。这个案例也说明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被许多城市纳入了典型的案例教育之中。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小插曲。那时，《健康报》召开全国记者会议，我与《文汇报》的叶又红一起去北京，不料受到了特殊“礼遇”。那个时候都是两人一间房，可我们每人一间，吃饭是单独安排的。会议主持再三说对不起，我们也识相，是“疫区”来的嘛，不跟人握手，坐得也远远的。
这次大流行之后，要开始追查原因。卫生部门坚持认为是毛蚶惹的祸，而负责销售的水产部门则坚持要拿出证据。我们开始只有流行病学调查的证据，但最后上海医科大学实验室在毛蚶中检出了甲肝病毒，水产部门这才无话可说。
经过这次甲肝大流行的洗礼，谢丽娟副市长又提出要“警钟长鸣”，就是要每年开展一个“健康教育周”活动。我们遵照这个要求，每年开展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毛蚶也禁止上市，一直到现在。不过在摊贩上，又悄悄开始售卖了。
严阵以待，全线抗击病毒性非典型性肺炎
时光转瞬到了新世纪。2002年12月，一种奇怪的疾病在中国南方发生，主要是肺部的炎症表现。但是，一般的肺炎是没有太大传染性的，而这次的肺炎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传染性。且这次是呼吸道传染， 比消化道传染更可怕了。消化道可以防止“病从口入”，呼吸道传染无法做到防止“病从鼻入”。
很快，这种病從广东传到北京，以至于当时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广东时，突然走下车来，与市民交谈，并说出了“揪心 ”的话语，表示了上下同心协力战斗的决心。
很快病原找到了，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作祟。
2003年4月2日，上海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人，立即展开了医学观察。上海对此做得十分严密，由于有强力的政府，严密的社会组织，众志成城的决心，我们严阵以待。
上海市卫生系统在市急救中心大楼设立了指挥部，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杨晓渡副市长，每天至指挥部分析疫情，部署方案，指挥作战。
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守望相助”。凡是有北京、广东等流行区来的人，邻里一见，就奔走相告，劝其勿外出。似乎与当年甲肝时，我们上海人去北京形成了一样的看法。凡是家中有疑似病人也不外出，有专人送饭送菜，两个星期的观察期一过就“解放”了。
这时我刚从所长位置上退休，但我此时不能退休，必须投入战斗。为了安定民心，传播相应的知识，我每晚在上海电视台晚上黄金时间，当上了一个月的主持人，大题目就是“防治非典”。每次由我选定一个主题，约请相应的专家进行面对面的答问。一时间，我就成了上海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立即组织星夜编绘《非典画册》，由市文明办副主任陈振民挂帅，到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会同专家编绘，很快宣传画册就印发了。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本来有一条健康热线电话52285500。“非典”一来，被打爆了，于是紧急扩容升级。到了5月13日，已来电咨询15万人次，高峰时每小时6000余次。由于接听员人手不够，我与第二军医大学傅政委联系，二军大开车送来一车学生，任志愿者，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接听率达54.2%。上海市多位领导，如陈铁迪、蒋以任等亲自来热线表示慰问。
申城“水陆空”大门，全线阻击非典。出沪列车配卫生员。长途客车逐辆检查，航空公司减少航班，公交系统天天消毒。
5月21日晚，K48次列车71名旅客与一名非典病人有近距离接触。于是市委、市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全面查找这71名旅客。经过7天7夜的战斗，全部找到。居住在上海的37名旅客，实行医学隔离观察。最后一名，则在广东东莞找到。
抗击非典3个多月，上海没有发生本地原发性的非典病人，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民众的自觉性。
为此，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本厚达600多页的史料性书籍《上海人民难忘：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韩正、殷一璀等同志为此书撰写了序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仲伟同志任名誉主编，他亲笔签名一本，送给了我。
这是我生命历程中一次值得纪念的旅程。
（题图：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期临时病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