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是为了使语言表达得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因此不可能具体规定出有多少种手法，只是有的常用，有的不常用。这里我们提出两种不大常用、表现力却很丰富的修辞手法，供大家来参考。
　　
　　一、倒装——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
　　
　　有一个地主早晨起来散步，撞见一个偷着打鱼的农民。那地主说他是为了早餐而出来开胃的，他质问偷着打鱼的农民出来干什么。那农民极有礼貌地回答：“我是为了开胃而出来找早餐的。”
　　在这个爱尔兰民间故事中，农民的回答十分机智而合度。他的机智表现在十分善于使用倒装的修辞手法，把一个句子中两个关键词语的位置颠倒，从而收到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这种手法可以把相反的观点表述得格外鲜明。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证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证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25页）这一句话实际上也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历史唯心主义的变化。巴尔扎克说：“现在的政府，缺点是过分要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想叫社会去适应人。”这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批判已经深入到人性、人权的原则上去了。
　　这种手法可以把一件事情的两种可能的性质表述得水火不相容，从而促使人们去判断。英国诗人拜伦和他嫉妒、多疑的妻子实在合不来，因此而离异。上流社会对他的仇恨和攻击犹如滔滔恶浪，铺天盖地而来。拜伦冷静地思忖道：“假如人们的叽叽咕咕真有道理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否则，英国就不配住我。”他果真远离祖国而去，参加了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直到后来人们把他的遗体运回祖国。
　　这种手法也是一种高明的抒情手段，可以把人们的内心感受表达得回肠荡气。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有这样一段自白：“巴尔扎克携带的手杖上刻着一句名言：‘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可是我的格言却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颓废的心态袒露无遗。闻一多的诗句写道：“我爱祖国的花，我爱如花的祖国。”赤子之心表露得多么深沉。
　　
　　二、变换称谓的修辞效果
　　
　　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常常见到一种手法，那就是对同一对象，作者有意地不断变换着称谓。例如，在夏衍的《包身工》开头，有这样两句：
　　（1）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有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
　　（2）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句中的“懒虫”“猪猡”指的就是包身工。这些侮辱性的称呼是带工老板使用的。作者借过来，加上引号，剔除侮辱性的含义，与她们“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相对照，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包身工们不但在经济上受到了超负荷的压榨，而且在人格上受到了践踏。
　　在这篇作品中，还有第三个称谓。老板娘用刚刚梳过头的油手把冲上冷水残粥、锅巴搅拌一下之后，“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面前”。这个“机器”的称呼准确地揭示了包身工制度的性质：包身工们不过是厂家和带工老板赚钱的机器。机器还有检修的时候，而包身工们只能一直做到死。
　　文章的末尾，作者深情地说：“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一声“小姑娘”的称呼，又寄寓了作者多少怜爱，蕴含着作者多少愤怒啊！
　　不仅叙述性的文章如此，论述性的文章也有这样的例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先后使用过“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位巨人”“（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位创始人”等多种称呼。这不仅使得行文有变化，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赞扬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
　　可以说，没有这种手法，就没有屠格涅夫绝妙的散文诗《乞丐》。开始是“我在街上走着……一个乞丐——一个衰弱的老人档住了我。”看见他的外貌后，称呼改成了“不幸的人”。而文章的结尾，称呼变成了“我的兄弟”。我们看到，“乞丐”的称呼是从头至尾的，这是他的实际状况；但是在“我”心里，他已经从“衰弱的老人”“不幸的人”，最后到“我的兄弟”。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我”感受到人间温情的过程。所以，结尾处“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才这样深深地震撼了我们。要是没有称呼的变化，这篇著名的散文诗还能存在吗？
　　
　　（邓志军，四川新津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