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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上有一条红旗渠，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这几年，去红旗渠参观学习和看风景的人越来越多了。当潮水般的拜谒者在那峰峦与沟壑之间寻寻觅觅、追踪探源的时候，蓦然间发现在红旗渠的旁边，竟然还盘卧着另外一条被称为“红旗渠姊妹”的大渠——跃进渠。
跃进渠默默地静卧在太行山中快50年了。將她称为红旗渠的姊妹渠并不算攀亲道故。因为她与红旗渠生于同一个年代，源于同一条漳河，有着同样的基因秉赋，甚至有着更加壮丽的容颜。可以毫不谦逊地说，它是新中国另一块巍峨的时代丰碑。
幽静的山谷中，十几座大型渡槽踏山过涧，凌空飞跃。闲云薄雾为其披上了一袭轻纱，令探寻者疑为仙阁蜃楼。百余条隧道，钻山越岭，如神龙潜游，不见首尾，诱发着人们寻幽探秘的欲望。撩开其面纱走近了看，渠中天光云影，流月飞花;岸上草木葱茏，姹紫嫣红。一槽碧水吞吐着云雾，延展出无数条筋脉，将村庄、田园、库塘连同那些掩映在青藤绿树间的古寺，穿缀成串串珍珠宝链。山的雄壮与水的秀美将阳刚和柔美的气韵糅进了江山画卷。
在跃进渠展馆的门壁上，人们可以看到用花岗岩镌刻的《跃进渠简介》：
跃进渠，开源于林州古城西崭下的浊漳河，是安阳县10万民工苦干10年建成的。人们凿穿了320座山峰，跨越400多条沟涧，打通了149条隧洞，建造桥、闸、涵、渡槽572座，连接库塘807座，干渠长147公里，全长近千公里，总工程量1008万立方米，投工3818万个，蓄水能力4600余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0余万亩，被命名为全国大型灌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市廉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一串惊人的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山与水的代际之恋
太行山，八百里，起于幽燕，伏于黄河，横亘中原大地，被称为“天下脊骨”。是的，这架中国龙的脊梁上，压着长城和那么多雄关险隘，承载了太多的家国之重。安阳县西部数千户山民的家园便散落在这大山东麓的皱褶之中。土薄石厚，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便是上苍对数十万山民的馈赠。千百年来，人们看着天的脸色吃饭。平常年景，村民们要翻山过岭徒步几里、十几里去挑水，为了吃水活命每天需要耗费半天的辛苦。“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人死”，单就用水，便掂量了人们生活的质量。遇上旱年，井塘干涸，田禾枯死，倾村举家外出逃荒要饭，走不动的老弱残病只能等死。
北齐村，一个700人的小村庄，一次旱灾饿死300余人;池坡村155人，灾后仅剩95口人。民国三十二年，国统区的马家乡，卖一亩地只能抵10斤小米，吃一顿饱饭需卖一座房;在日军占领下的水冶镇，甚至惊现了卖人肉包子的饭庄。民谣说：“山丘地，最怕旱，十年就有九年歉;收了吃顿柿糠面，灾了逃命去要饭。庄户越住人越少，年年增添光棍汉。”“民众流离”“饿殍满道”“十室九空”“人相为食”，这些骇人听闻的字眼常常跳动在府县志史和寺庙的碑刻里。
漳河水，源于太行山深处，回旋于晋冀豫之间。漳河与太行山肌肤相触，却无缘交融相济。山峰摩云，仰天长啸，漳水空流，日夜悲吟，山上大旱，山下泛滥。狂躁的漳河水动辄决堤裂岸，民庐漂没，良田汪洋，沿岸民众徒叹奈何！
太行山东麓的村子里有两大奇观：村名人名带水字的多，村子不大庙宇多。龙王庙是所有村庄最重要、最堂皇的建筑;春社乞雨，是村里最隆重、最神圣的文化观瞻;花季少女甚至也成了河神供案上的祭品。从神案前坑坑凹凹的地砖上、寺庙上空缭绕的香烟里，你会感知到人们对神祉怀着怎样一种虔诚和敬畏。无奈的叹息，泣血的呼喊，无法感动上苍，却成了麻木人心的丹药。千百年来，太行与漳河的“联姻”成了人们最美好的梦想，漳河里的水成了山里人心中的图腾。
战国初期，西门豹曾经第一次与漳河对话。他惩巫婆、儆河伯、开河渠，也只能惠及十里八村，而对于太行山区的大面积干旱也无可奈何。况且，像西门大夫那样的清官，怎可累世而出？一盘散沙的民众，怎可撼动险山、力挽狂澜？山与水的苦恋，在悠悠岁月里煎熬。水与土何时才能相济？人们究竟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机缘？
历史的际遇
时光老人终于将日历翻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的那一页，新中国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民大办水利”，这个深谋远虑的治国良策，让山与水的这场“代际之恋”看到了终成眷属的曙光。山里的老百姓知道，好日子就要来了，脚下的这块红色土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过那么大的贡献，新生的政权决不会亏待自己。
1954年6月，一个来自西部山村的普通农民，风尘仆仆、从容自信地走进了安阳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堂，将“引漳河水，灌安阳田”的提案捧到了大会的桌案上，整个会场为之震动。一个胼手胝足的庄稼汉，登临庙堂之高，一声呼唤，与会者云集响应，这是哪来的底气？千百年来未曾有人见过！他的举动昭告了新中国新的尊卑秩序：人民说了算！人民的呼声就是党和政府的使命。纲纪所系，不能含糊，不得轻慢。县委县政府应声而动，立即将这个惊人的构想列入了议事日程。消息传到乡下，大山里沸腾了！
宏图需要精心描绘，力量犹待渐次积蓄。1958年，县委县政府郑重决定引漳入安，跃进渠工程正式开工。其后，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工程于1960年8月被迫“下马”。
1966年秋，县委县政府决定第二次启动跃进渠工程，因“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工程再度被搁置。这一次，仅仅修了一条进山的通道。
工程两次启动，两次“下马”，安阳县百万人民的雄心壮志却丝毫未减。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半个月之后，决定第三次启动跃进渠工程。1969年1月19日，开工誓师大会在河北省太仓公社召开。安阳地革委和河北省邯郸地革委的领导一起出席了大会，标志着渠线占地和水源共享已经达成了共识，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为工程启动铺平了道路。民工代表在大会上说：“只有三上两下，没有第三次下马，不建成跃进渠誓不回家！”铿锵的誓言与奠基的炮声震荡着山谷，红旗在15公里的渠线上猎猎飘扬。一场人与山水、人与命运的抗争拉开了序幕。 艰难孕育辉煌
在大山与长河面前，人显得渺小，但也见证着伟大。艰难困苦，让人望而却步，但也砺人心志，孕育辉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物质力量的短板只能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而安阳人民恰恰不缺乏精神的坚毅。
首先是人力的聚合，这是决定工程成败的要素。10万民工，来自全县24个公社，但一半以上的东部公社压根就不能从渠水中受益。难以想象，那些明知渠水流不到自家门前的东乡民众是秉持着怎样一种精神，心甘情愿到西山无私奉献的。因为他们未曾忘却，当东乡洪水泛滥之时，是西山的兄弟一次次赶着牲口，扛着犁耧，带着种子和义捐的救灾物资帮自己播种的。这种生死交情比太行山都重，无须多费口舌去动员，只需打声招呼，他们便毅然决然扛上铺盖、粮食、工具和锅碗瓢勺上了西山。
到渠上干活，成了一种最体面的事，人们争着抢着上渠，就连那些姑娘也不甘示弱。她们说：毛主席还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呢！男人能干的活儿，我们照样能干！于是，工地上便有了许多巾帼英雄。10万人，拆散为单一的个体，也许微不足道，如果结成了一个整体，便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工地上的劳动报酬是微薄的。民工们拿不到一分钱的现金工资。一个精壮劳力，每天高强度劳作十几个小时，也只由生产队记上一个日工（10分），其平均工值也超不过5毛钱。即使那些在悬崖上荡来荡去的除险队员，那些不避生死去填药放炮的爆破手也毫不例外。没有人计较钱多钱少、活重活轻，直至今日他们也从没后悔过。
有所追求，便会有所舍却。壯劳力上山了，农业生产和家务的重担自然落到了老人和妇女的肩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自然也会耽误，影响收成。然而这些小的盘算，大家都割舍了。新中国的农民眼界宽了，心也大了，他们心里装的，再也不仅仅是自家的柴米油盐，更有全县、全国和整个天下。
工地上的生活是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末，生产队分的粮食虽然够吃，但一半仍然是粗粮，还不能随便吃。山上的民工要吃稠的，家里人自然要多喝点儿稀的。回望渠岸边，当年民工们住过的草棚子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至今还留着一些窑洞，狭小、潮湿、阴暗、闷气。严格地说，那不叫窑洞，顶多就是些地窝子。为了节省上下班时间，他们放弃了远处村庄中较为好些的居住条件，就近在工地的岸头上掏些土洞住下。工地上的劳动就是在山岩上打眼、填药、放炮、出渣、挖洞、架槽、运石料、砌渠墙，单调且重复，但也时而荡漾着欢声笑语。
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钢材、木材、水泥、石灰、石料、炸药、雷管、箩筐、手推车……样样短缺，甚至没有垫肩和手套之类最简单的劳保用品，他们凭仗的仅仅是一双双粗糙的手和一些近乎原始的工具。最让人焦心的是缺乏施工用水，工地上的每一桶水都是民工们从几里、十几里外挑来的。民工们体谅国家的艰难，毕竟国家要崛起，也是白手起家。民工们陆续办起了水泥厂、石料厂、火攻器材厂、条编厂、工具修理厂、煤矿，从无到有，全靠自身的力量。物资短缺就得省着点用。一颗铁钉、一铲水泥，一两炸药、一块木板都不能抛撒浪费，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修渠动用了5300万元资金，这些线到头来却没有被贪污挪用一分。
所谓修渠，说白了就是10万民工以血肉之躯在与太行山岩撞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愿苦干，不再苦熬，就是用手抠，也要修出一条渠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跃进渠就是10万民工纯手工打造的一条“人工天河”。民工们摽着劲儿，没有叫苦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些叮当作响的话语可不光是挂在嘴上，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励。收工的号声响了，民工们依旧低着头干活。带工的干部催促收工，大家却想赶着干个节点，拽都拽不下山。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劳累？什么是愉悦？在民工们心里已然发生了一种辩证的转换。共产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人人便有了自觉奋斗的主体意识。跃进渠犹如一座冶铁淬钢的革命熔炉，让人心得以坚强，让人生境界得以升华，这个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力量任何困难也挡不住！
危难之际见真章
最能考验人的还不是劳动量强度大或生活的清苦，而是险山恶水对生命的威胁。死神每时每刻都在身边游荡，说不定哪一天会降临到谁的头上。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安阳人民拼上了性命。说是修渠，毋宁说是一场战争，一场人民战争。
驼园山，绝壁千仞，就像刀斧劈出来的，鸟兽罕至，自古无人敢攀。要在半山腰上打出一条1400多米长的隧洞，真可谓难于上青天。民工们登上山顶，吊着绳索先在山腰上凿出8个“旁窗”和8条“天梯”，算是有了上工下工的通道。“天梯”几乎是垂直的，最长的几条有240个台阶。站在“旁窗”口向上看，绝壁200多米，云雾缭绕;向下看，断崖300多米，漳水滔滔。每天上工地，要先爬过500米的山脊到达山顶，再一手扶石壁，一手握钢索，沿阶下行抵达“旁窗”。不要说背负工具和施工物品，就是空着手向下望一眼都心惊胆战，两腿发软，更别说在冰天雪地中行走了。而民工们手提肩扛了26万公斤施工物资，在这8架天梯上攀爬了近两个春秋。“为革命修渠，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当年在那面绝壁上写下的这13个大字，也许最能准确地描述民工们的那股英雄气概。洞通之时，这条隧洞被命名为“英雄洞”，也实在是英雄见识。跃进渠三分之一的渠程是隧洞与渡槽直接衔接，别说小隧洞，像英雄洞这样的大隧道也不止十条八条。
开挖渠槽需要爆破，千百年风雨侵蚀和爆破的震动在山崖石崭上留下的松动岩石要排除，便催生了除险队、爆破队这两支“劲旅”。一个要飞岩走壁，在刀尖上舞蹈;一个要拎着炸药冲锋陷阵，那都是与死神搏命的行当啊。所以说，凡是能加入这两支队伍的，个个都是在阎王爷那里挂了号的勇士。
牛漳来，原名牛张来。这个23岁的农民青年为了参加除险队，将名字改为了牛漳来，发誓要把漳河水牵到家乡来。他拜红旗渠除险名将崔栓只为师，学了一身腾挪闪跃、凌空除险的绝技，在跃进渠工地上屡建奇功。要说牛漳来九死一生，并非虚言。马鞍绝崖上，他差点儿随着撬下的一块巨石跌落深渊，只是侥幸抓住了岩缝中的一棵蒿草才免于一难;“南天门”双尖垴上，他登上一块摇摇欲坠、比5间两层楼还要高的巨石上，解下安全绳，摘掉安全帽，缩身钻进石缝中装药点炮，他又一次体验了生死之间的惊魂飞魄;摩天岭上，他顺绳下滑到一块准备炸掉的险石上，装好药，点燃了导火索，准备抽身登顶之际，吊绳被一根手臂粗的树橛子缠住而不得脱身。待他猛力拉断树橛子飞身登上崖顶的同时，一声巨响，山崩地裂，巨石滚落深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有一次，他身临东峭崖蘑菇垴上，直见通体溜滑的百丈崖腰部有块一丈多长、酷似颚头的巨石横空突出，颚下险石密布，却无脚踩之处。他飞身直下，猛力向进深十多米的颚下荡去，整个身子撞到了崖壁上，又被弹回了颚檐外，顿时天旋地转，昏迷了过去。待他从麻木中清醒过来，顿感浑身如刀剜锥刺。他没有退缩，而稳住心神，咬紧牙关，他又一次荡进了颚下，奋战2个小时，终于排除了险情。“活着干，死了算，死了很正常，活着算是幸运！”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张玉生，爆破能手。他在工地上放过数百眼大炮，炮井的最大装药量竟达十几吨，一炮下去能削平半个山头，炸出的最大石块达150多立方。按他的爆破法，一次能炸出30米长的渠槽，而且渣土全部翻到槽外，被民工誉为“神炮”。一个冬日的凌晨，他与队友们干了一整夜，炮井里即将装完600公斤炸药。一个传递炸药的民工不小心撞翻了一盏照明的马灯，溢出的煤油飞溅着火花，烘燃了地上散落的炸药，眼看就要蔓延到不远处的一盒雷管上。张玉生毫不犹豫，纵身跃起，用身体压灭了火苗，手、脸和胸膛被严重灼伤，井内外的80多位民工幸免于难。
1970年秋，东方红隧道为抢在月底完工，张玉生琢磨着直接向洞中西侧一个大石缝中倾倒渣土，能省去从天井出渣的烦琐，可提高两倍的工效。而这个大裂缝深不见底，缝壁上石瘤密布，像个阴森可怖的地穴。在这个地穴的咽喉部位突出一块巨石，可能会挡住渣土下泻的通道，张玉生决心炸掉它。10月5日下午，张玉生带着张琦和几个队友来到地穴旁，第一个下洞，登上了那块巨石。接踵而至的张琦还未站稳，便被轰然坍塌的巨石撬到了渠槽上，而张玉生却被巨石的另一端卡在穴壁上。英勇的神炮手就这样牺牲了。
像牛漳来、张玉生这样的勇士，工地上何止万千。跃进渠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108位英雄的名字，还有500多位伤残民工，何姓何名，鄉关何处，人们已难以记得清楚。每位烈士的抚恤金仅有300多元，伤残民工的待遇也不过在生产队记上一个劳动力的工分。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家人没一个找过政府的麻烦。哥哥姐姐死伤了，弟弟妹妹顶上;父亲死伤了，儿子女儿接着干。从古至今谁曾见过这种前仆后继的悲壮、坚韧与决绝？跃进渠见证了一个个平凡的人被锤炼成英雄的全过程。这类传奇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新中国的年轮里，一定有个共同的信念支撑在人们心里。
众人积聚大智慧
“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敢想敢干”，绝不意味着要蛮干，而这恰恰是跃进渠修建成功的秘诀。单说渠线的设计与规划，就做过多次修改。当今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容许改动如此宏大工程的既定设计与规划吧！但跃进渠工程却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跃进渠开工伊始，指挥部便成立了由干部、技术员、民工组成的“三结合选线小组”，专门搜集和研讨渠线校正的建议。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创举了。有人说，跃进渠要完全照着红旗渠的结构样式来修：先绕山开出路一样的渠底，在边上垒上渠墙便可以通水了。但又有人主张，在渠道平面上再向下挖一米多深的槽沟，然后垒砌较矮的渠墙，让渠槽与山岩结为一体，则更坚固更抗山洪的冲击。指挥部采纳了第二种方案。又有民工提议：渠线无须绕那么多山头，有些地方可以钻山打洞取直渠线，既缩短渠长，少占土地和山林，避免洪水冲刷或风雨侵蚀，又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指挥部欣然接受。东方红渡槽那段渠线，按选线小组的建议东移后，不但缩短了渠程，而且增多受益面积几千亩。博采众议，察纳雅言，众人的智慧转化成了巨大的财富。
敢于任用青年技术人员，是跃进渠工程中的一个亮点。渠上没有一个工程师，更没有专家学者，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朱现生学历最高，也只是个刚出校门的28岁毛头小伙儿。其余几个只有专科或中专学历，年龄最大的也仅三十几岁。他们都没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没有可参照的工程样本和图纸，甚至缺少必要的测量、计算、绘图的工具，能给他们提供的仅仅是一座漏雨透风的席棚、一把计算尺、几挂算盘、几盏煤油灯、几块用石头支起来的案板和一些铅笔和纸张，但还有领导班子一腔真诚的信任。在领导眼里，他们就是鲁班，就是工程师。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真心实意，成就了许多让鲁班也惊叹不已的奇迹。“东方红渡槽”“红旗渡槽”“群英渡槽”“飞云渡槽”等17座大型渡槽和数百座建筑物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在那千山万壑间透射着大国工匠的风采，不但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被赋予了非凡的审美视觉和艺术气质，成了今日众多游览者的打卡圣地。
红旗渡槽和东方红渡槽都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前沿的设计理念建造出来的混凝土双曲拱U型薄壳渡槽，槽高均在45米以上。要将八九吨重的一节节预制构件吊到高空拼装，起码需有50米高的吊车才行。这样的大型吊装设备不但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又如何能弄进这山沟沟里呢？天大的困难没有压倒修渠人，县电业局工人张金瑞挺身站了出来。他在技术员校同临和朱现生的配合下，从传统吊装土设备“老杆”和石磨转动的原理中找到了灵感。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构思，现场制作安装，终于让一台50多米高的“灵机扒杆”耸立在了工地上。张金瑞又亲临现场指挥吊装，将一个个八九吨重的水泥构件稳稳当当放到了槽墩上，山谷中顿时响起了一片喝彩声，经久不息。土设备吊起了那么重的“洋构件”，创造了土与洋的完美结合。
曾任法国大使的黄镇来到跃进渠参观时站在红旗渡槽上竖着大拇指说过的一番话，让修渠人至今感到自豪：“这样宏伟的建筑，一无大型机械设备，二无工程师队伍和资质完备的建筑队伍，就是经济发达的法国也建不出来！”他这句由衷的赞叹，让安阳人在洋人面前长了志气，脸上放出光彩，也为他们日后走南闯北垫足了底气。若干年后，跃进渠设计与施工荣获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跃进渠再次见证了一个真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非凡的智慧，一旦迸发出来，便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捏沙成团的聚合力
修建跃进渠，须用千军万马之力，一盘散沙难以克定。要将一盘散沙聚合为磐石，只有共产党有这个能耐。共产党捏沙成团的力量，除了来源于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和制度的优越，还在于每个党员的表率作用。当年工地上有句口头禅：“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党员党员，吃苦在前。”朴素的语言通俗地表达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干部参加劳动是党和政府的刚性规矩，从县里到生产队，所有的干部都上工地参加过劳动。工地上分不出谁是党员、干部，谁是民工。哪里有危险，哪里最苦累，哪里就有党员和干部。党员、干部带头冲锋，群众随即一拥而上，那叫身教重于言教。与群众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产生的聚合力，能将散沙也捏成磐石，无坚可摧。 总干渠通水后，万宝山南天门下的“鸡毛上天二号隧洞”出现大面积塌方，洞中积水顺山而下，排除险情刻不容缓。正值春节前夕，愁云忧雾笼罩在县委领导和修渠民工们心头，透不出丁点儿过节的喜庆气氛。离事发地最近的东水村接受了抢险任务。党支部成员和大小队干部齐集大队办公室，凝重的气氛压抑得人人神情严肃。支部书记介绍险情，陈明利害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所有党员、团员和大小队干部都上渠过年，险情不除不回家！”会后，支部书记带着180人的抢险突击队上了工地。除夕之夜，山下灯火闪烁、鞭炮连天，父老乡亲们为山上人祈祷平安，而雕塑般的180位壮士正蹲在雪地上吃着年夜饭。就在附近的山坳里，用茅草盖着的几口备用棺材，解读了这次事件的严峻与悲壮，也成了东水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李用明，共产党员，总干渠通水后的1972年被安排到群英渡槽管理所守渠护渠。妻子的娘家就在管理所旁边的上寺坪村。妻子婚后患上了骨结核，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还好，李用明离家不远，方便照顾。然而，在人事调整的1980年，李用明被调到了18公里之外的渠首管理所，因为整条渠最重要的管理部位需要这位优秀的所长。听到消息，家里便立时起了火。岳母不乐意，妻子心疼他。李用明说服家人的一个最硬的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咱不干谁干？几天后，李用明拉着行李，让人用担架抬着妻子上了渠首，孩子则留给了岳母。
重要的岗位一定有重要的难处。渠首每天开闸闭闸不知要反复多少回。15吨重的闸门升降1分米，摇臂需转动500圈，停了电便只能靠手摇。而家务全压在了他的肩上：妻子看一次病，需先将她背上百米高的公路，再用平板车拉着走几十公里山路。孩子在18公里之外，癌症卧床的老父亲还在100公里之外的老家，亲人们整年都难以团聚。家里的承包地让给他人耕种，4口人的吃粮也要从400来元的工资里开销。人们从他憔悴的身影中读懂了那份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重量。
1996年8月，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朝渠首奔涌而来。云暗天低，雷电撕裂天幕，浪涛挟着狂风暴雨掀山裂岸，在山谷间轰鸣，洪流似乎要吞没整个渠首。李用明第一个冲向启动闸门的工作台，合上了电闸。洪水的冲力和杂草的淤塞压迫着闸门，升降机难以开启。他与两个同事合力手摇升降机半个小时，泄洪闸只上升了2分米。洪峰涌到了脚下，工作台也在洪涛中晃动。危急时刻，李用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再次去合电闸，随着机器的轰鸣，泄洪闸终于提升到了规定的1.5米。“快撤！”李用明大吼一声。在洪流中摇晃着的三个护渠人手牵着手，拽着岸边的荆藤，逃上了河岸。通讯设备被洪水冲断，局里的营救人员又被洪水困在10公里之外的任村镇，与跃进渠管理局失去了联系的渠首成了浪涛里的一叶孤舟。清晨5点，又到了与管理局通讯联络的规定时间，心焦火燎的李用明带着两位工友赶往附近的古城村借电话向局里通报洪讯。瓢泼大雨仍在不停地倾泻，荡起的水雾让人看不清路面，三个人拽着山脚的藤蔓和杂草艰难地前行。突然间，山体崩裂，百余方泥石流将李用明三人行走的路面拥入了漳河，掀起了滔天巨浪。事后，在泥堆里只找到了李用明穿着的一件雨衣。那个在渠上默默奉献了24个年头的李用明竟以如此壮烈的方式结束了47岁的生命，以血肉之躯在太行山崖上镌刻下共产党人的光荣精神。
牛漳来、张玉生、李用明，都是共产党员，还有牺牲和伤残民工中以及成千上万个深藏功与名的共产党人，个个都是冲锋阻绝、率先垂范的英雄好汉。如果说10万修渠人是一支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那么共产党人便是这支队伍中间的脊梁。至于党员干部为什么能够表率群众，凝聚人心，这倒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永恒的丰碑
1977年，跃进渠终于全线通水了。漳河里的水一旦涌进了渠槽，就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河水了。没有了狂野，没有了散漫，倒像有了灵性，有了使命和纪律。一波接一波的渠水拥挤着，流向了村庄、田园、工厂、库塘，依照着江南水乡的模样，将灰蒙蒙的山川大地染了个漫野碧透，在太行山雄浑豪放的气质里注入了一种柔和婉约的风韵。不过，这只是跃进渠功用的一个表层，更深层的价值则深藏在人们的心底，潜移默化着人格与风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像一缕精魂弥漫在安阳大地，也像一座丰碑竖立在了太行山上。这座丰碑还是一个千年不朽的证据，能证明许多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年工地上的硝烟业已散尽，十万工匠也已隐没在了茫茫人海中。如今，这条曾经被淡忘多年的大渠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了一座精神殿堂。朝拜者蜂拥而至：修渠人的子孙后代们走进跃进渠展览馆，走进了红色教育基地的课堂，辩认着渠墙界桩上自己家乡的名记，追寻着父辈的足迹，感念着父辈的初心;一撥拨文人雅士登上了渠岸，记录着当年的铁马冰河，吟咏着今日的杏花春雨，用诗意的文字洗涤着亿万心灵;一个个学者也从书斋中走来，思索着一个“太行之问”：为什么愚公没有办到的事，那些民工却干成了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那些躲避市井喧闹的旅游者们也来了，久久地徘徊在渠岸上，感受着山河的壮美与宁静，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新的感悟。
就在大渠的岸边，一片片花椒林透出了勃勃生机;一块块谷子地里，沉甸甸的谷穗子泼洒出一片片金黄。牧羊人说：那都是党支部引导农民合作社种下的当地特产，为的是让大伙儿共同富裕。看来，那条大渠遗留下来的精神气度，从来都未曾远去。
（责任编辑：孙燕丽）
跃进渠默默地静卧在太行山中快50年了。將她称为红旗渠的姊妹渠并不算攀亲道故。因为她与红旗渠生于同一个年代，源于同一条漳河，有着同样的基因秉赋，甚至有着更加壮丽的容颜。可以毫不谦逊地说，它是新中国另一块巍峨的时代丰碑。
幽静的山谷中，十几座大型渡槽踏山过涧，凌空飞跃。闲云薄雾为其披上了一袭轻纱，令探寻者疑为仙阁蜃楼。百余条隧道，钻山越岭，如神龙潜游，不见首尾，诱发着人们寻幽探秘的欲望。撩开其面纱走近了看，渠中天光云影，流月飞花;岸上草木葱茏，姹紫嫣红。一槽碧水吞吐着云雾，延展出无数条筋脉，将村庄、田园、库塘连同那些掩映在青藤绿树间的古寺，穿缀成串串珍珠宝链。山的雄壮与水的秀美将阳刚和柔美的气韵糅进了江山画卷。
在跃进渠展馆的门壁上，人们可以看到用花岗岩镌刻的《跃进渠简介》：
跃进渠，开源于林州古城西崭下的浊漳河，是安阳县10万民工苦干10年建成的。人们凿穿了320座山峰，跨越400多条沟涧，打通了149条隧洞，建造桥、闸、涵、渡槽572座，连接库塘807座，干渠长147公里，全长近千公里，总工程量1008万立方米，投工3818万个，蓄水能力4600余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0余万亩，被命名为全国大型灌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市廉政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一串惊人的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山与水的代际之恋
太行山，八百里，起于幽燕，伏于黄河，横亘中原大地，被称为“天下脊骨”。是的，这架中国龙的脊梁上，压着长城和那么多雄关险隘，承载了太多的家国之重。安阳县西部数千户山民的家园便散落在这大山东麓的皱褶之中。土薄石厚，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便是上苍对数十万山民的馈赠。千百年来，人们看着天的脸色吃饭。平常年景，村民们要翻山过岭徒步几里、十几里去挑水，为了吃水活命每天需要耗费半天的辛苦。“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人死”，单就用水，便掂量了人们生活的质量。遇上旱年，井塘干涸，田禾枯死，倾村举家外出逃荒要饭，走不动的老弱残病只能等死。
北齐村，一个700人的小村庄，一次旱灾饿死300余人;池坡村155人，灾后仅剩95口人。民国三十二年，国统区的马家乡，卖一亩地只能抵10斤小米，吃一顿饱饭需卖一座房;在日军占领下的水冶镇，甚至惊现了卖人肉包子的饭庄。民谣说：“山丘地，最怕旱，十年就有九年歉;收了吃顿柿糠面，灾了逃命去要饭。庄户越住人越少，年年增添光棍汉。”“民众流离”“饿殍满道”“十室九空”“人相为食”，这些骇人听闻的字眼常常跳动在府县志史和寺庙的碑刻里。
漳河水，源于太行山深处，回旋于晋冀豫之间。漳河与太行山肌肤相触，却无缘交融相济。山峰摩云，仰天长啸，漳水空流，日夜悲吟，山上大旱，山下泛滥。狂躁的漳河水动辄决堤裂岸，民庐漂没，良田汪洋，沿岸民众徒叹奈何！
太行山东麓的村子里有两大奇观：村名人名带水字的多，村子不大庙宇多。龙王庙是所有村庄最重要、最堂皇的建筑;春社乞雨，是村里最隆重、最神圣的文化观瞻;花季少女甚至也成了河神供案上的祭品。从神案前坑坑凹凹的地砖上、寺庙上空缭绕的香烟里，你会感知到人们对神祉怀着怎样一种虔诚和敬畏。无奈的叹息，泣血的呼喊，无法感动上苍，却成了麻木人心的丹药。千百年来，太行与漳河的“联姻”成了人们最美好的梦想，漳河里的水成了山里人心中的图腾。
战国初期，西门豹曾经第一次与漳河对话。他惩巫婆、儆河伯、开河渠，也只能惠及十里八村，而对于太行山区的大面积干旱也无可奈何。况且，像西门大夫那样的清官，怎可累世而出？一盘散沙的民众，怎可撼动险山、力挽狂澜？山与水的苦恋，在悠悠岁月里煎熬。水与土何时才能相济？人们究竟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机缘？
历史的际遇
时光老人终于将日历翻到了公元1949年10月的那一页，新中国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民大办水利”，这个深谋远虑的治国良策，让山与水的这场“代际之恋”看到了终成眷属的曙光。山里的老百姓知道，好日子就要来了，脚下的这块红色土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过那么大的贡献，新生的政权决不会亏待自己。
1954年6月，一个来自西部山村的普通农民，风尘仆仆、从容自信地走进了安阳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堂，将“引漳河水，灌安阳田”的提案捧到了大会的桌案上，整个会场为之震动。一个胼手胝足的庄稼汉，登临庙堂之高，一声呼唤，与会者云集响应，这是哪来的底气？千百年来未曾有人见过！他的举动昭告了新中国新的尊卑秩序：人民说了算！人民的呼声就是党和政府的使命。纲纪所系，不能含糊，不得轻慢。县委县政府应声而动，立即将这个惊人的构想列入了议事日程。消息传到乡下，大山里沸腾了！
宏图需要精心描绘，力量犹待渐次积蓄。1958年，县委县政府郑重决定引漳入安，跃进渠工程正式开工。其后，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工程于1960年8月被迫“下马”。
1966年秋，县委县政府决定第二次启动跃进渠工程，因“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工程再度被搁置。这一次，仅仅修了一条进山的通道。
工程两次启动，两次“下马”，安阳县百万人民的雄心壮志却丝毫未减。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半个月之后，决定第三次启动跃进渠工程。1969年1月19日，开工誓师大会在河北省太仓公社召开。安阳地革委和河北省邯郸地革委的领导一起出席了大会，标志着渠线占地和水源共享已经达成了共识，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为工程启动铺平了道路。民工代表在大会上说：“只有三上两下，没有第三次下马，不建成跃进渠誓不回家！”铿锵的誓言与奠基的炮声震荡着山谷，红旗在15公里的渠线上猎猎飘扬。一场人与山水、人与命运的抗争拉开了序幕。 艰难孕育辉煌
在大山与长河面前，人显得渺小，但也见证着伟大。艰难困苦，让人望而却步，但也砺人心志，孕育辉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物质力量的短板只能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而安阳人民恰恰不缺乏精神的坚毅。
首先是人力的聚合，这是决定工程成败的要素。10万民工，来自全县24个公社，但一半以上的东部公社压根就不能从渠水中受益。难以想象，那些明知渠水流不到自家门前的东乡民众是秉持着怎样一种精神，心甘情愿到西山无私奉献的。因为他们未曾忘却，当东乡洪水泛滥之时，是西山的兄弟一次次赶着牲口，扛着犁耧，带着种子和义捐的救灾物资帮自己播种的。这种生死交情比太行山都重，无须多费口舌去动员，只需打声招呼，他们便毅然决然扛上铺盖、粮食、工具和锅碗瓢勺上了西山。
到渠上干活，成了一种最体面的事，人们争着抢着上渠，就连那些姑娘也不甘示弱。她们说：毛主席还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呢！男人能干的活儿，我们照样能干！于是，工地上便有了许多巾帼英雄。10万人，拆散为单一的个体，也许微不足道，如果结成了一个整体，便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工地上的劳动报酬是微薄的。民工们拿不到一分钱的现金工资。一个精壮劳力，每天高强度劳作十几个小时，也只由生产队记上一个日工（10分），其平均工值也超不过5毛钱。即使那些在悬崖上荡来荡去的除险队员，那些不避生死去填药放炮的爆破手也毫不例外。没有人计较钱多钱少、活重活轻，直至今日他们也从没后悔过。
有所追求，便会有所舍却。壯劳力上山了，农业生产和家务的重担自然落到了老人和妇女的肩头。各家各户的自留地自然也会耽误，影响收成。然而这些小的盘算，大家都割舍了。新中国的农民眼界宽了，心也大了，他们心里装的，再也不仅仅是自家的柴米油盐，更有全县、全国和整个天下。
工地上的生活是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末，生产队分的粮食虽然够吃，但一半仍然是粗粮，还不能随便吃。山上的民工要吃稠的，家里人自然要多喝点儿稀的。回望渠岸边，当年民工们住过的草棚子早已不见了踪影，但至今还留着一些窑洞，狭小、潮湿、阴暗、闷气。严格地说，那不叫窑洞，顶多就是些地窝子。为了节省上下班时间，他们放弃了远处村庄中较为好些的居住条件，就近在工地的岸头上掏些土洞住下。工地上的劳动就是在山岩上打眼、填药、放炮、出渣、挖洞、架槽、运石料、砌渠墙，单调且重复，但也时而荡漾着欢声笑语。
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钢材、木材、水泥、石灰、石料、炸药、雷管、箩筐、手推车……样样短缺，甚至没有垫肩和手套之类最简单的劳保用品，他们凭仗的仅仅是一双双粗糙的手和一些近乎原始的工具。最让人焦心的是缺乏施工用水，工地上的每一桶水都是民工们从几里、十几里外挑来的。民工们体谅国家的艰难，毕竟国家要崛起，也是白手起家。民工们陆续办起了水泥厂、石料厂、火攻器材厂、条编厂、工具修理厂、煤矿，从无到有，全靠自身的力量。物资短缺就得省着点用。一颗铁钉、一铲水泥，一两炸药、一块木板都不能抛撒浪费，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修渠动用了5300万元资金，这些线到头来却没有被贪污挪用一分。
所谓修渠，说白了就是10万民工以血肉之躯在与太行山岩撞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愿苦干，不再苦熬，就是用手抠，也要修出一条渠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跃进渠就是10万民工纯手工打造的一条“人工天河”。民工们摽着劲儿，没有叫苦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些叮当作响的话语可不光是挂在嘴上，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励。收工的号声响了，民工们依旧低着头干活。带工的干部催促收工，大家却想赶着干个节点，拽都拽不下山。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劳累？什么是愉悦？在民工们心里已然发生了一种辩证的转换。共产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人人便有了自觉奋斗的主体意识。跃进渠犹如一座冶铁淬钢的革命熔炉，让人心得以坚强，让人生境界得以升华，这个过程中迸发出来的力量任何困难也挡不住！
危难之际见真章
最能考验人的还不是劳动量强度大或生活的清苦，而是险山恶水对生命的威胁。死神每时每刻都在身边游荡，说不定哪一天会降临到谁的头上。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安阳人民拼上了性命。说是修渠，毋宁说是一场战争，一场人民战争。
驼园山，绝壁千仞，就像刀斧劈出来的，鸟兽罕至，自古无人敢攀。要在半山腰上打出一条1400多米长的隧洞，真可谓难于上青天。民工们登上山顶，吊着绳索先在山腰上凿出8个“旁窗”和8条“天梯”，算是有了上工下工的通道。“天梯”几乎是垂直的，最长的几条有240个台阶。站在“旁窗”口向上看，绝壁200多米，云雾缭绕;向下看，断崖300多米，漳水滔滔。每天上工地，要先爬过500米的山脊到达山顶，再一手扶石壁，一手握钢索，沿阶下行抵达“旁窗”。不要说背负工具和施工物品，就是空着手向下望一眼都心惊胆战，两腿发软，更别说在冰天雪地中行走了。而民工们手提肩扛了26万公斤施工物资，在这8架天梯上攀爬了近两个春秋。“为革命修渠，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当年在那面绝壁上写下的这13个大字，也许最能准确地描述民工们的那股英雄气概。洞通之时，这条隧洞被命名为“英雄洞”，也实在是英雄见识。跃进渠三分之一的渠程是隧洞与渡槽直接衔接，别说小隧洞，像英雄洞这样的大隧道也不止十条八条。
开挖渠槽需要爆破，千百年风雨侵蚀和爆破的震动在山崖石崭上留下的松动岩石要排除，便催生了除险队、爆破队这两支“劲旅”。一个要飞岩走壁，在刀尖上舞蹈;一个要拎着炸药冲锋陷阵，那都是与死神搏命的行当啊。所以说，凡是能加入这两支队伍的，个个都是在阎王爷那里挂了号的勇士。
牛漳来，原名牛张来。这个23岁的农民青年为了参加除险队，将名字改为了牛漳来，发誓要把漳河水牵到家乡来。他拜红旗渠除险名将崔栓只为师，学了一身腾挪闪跃、凌空除险的绝技，在跃进渠工地上屡建奇功。要说牛漳来九死一生，并非虚言。马鞍绝崖上，他差点儿随着撬下的一块巨石跌落深渊，只是侥幸抓住了岩缝中的一棵蒿草才免于一难;“南天门”双尖垴上，他登上一块摇摇欲坠、比5间两层楼还要高的巨石上，解下安全绳，摘掉安全帽，缩身钻进石缝中装药点炮，他又一次体验了生死之间的惊魂飞魄;摩天岭上，他顺绳下滑到一块准备炸掉的险石上，装好药，点燃了导火索，准备抽身登顶之际，吊绳被一根手臂粗的树橛子缠住而不得脱身。待他猛力拉断树橛子飞身登上崖顶的同时，一声巨响，山崩地裂，巨石滚落深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更有一次，他身临东峭崖蘑菇垴上，直见通体溜滑的百丈崖腰部有块一丈多长、酷似颚头的巨石横空突出，颚下险石密布，却无脚踩之处。他飞身直下，猛力向进深十多米的颚下荡去，整个身子撞到了崖壁上，又被弹回了颚檐外，顿时天旋地转，昏迷了过去。待他从麻木中清醒过来，顿感浑身如刀剜锥刺。他没有退缩，而稳住心神，咬紧牙关，他又一次荡进了颚下，奋战2个小时，终于排除了险情。“活着干，死了算，死了很正常，活着算是幸运！”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张玉生，爆破能手。他在工地上放过数百眼大炮，炮井的最大装药量竟达十几吨，一炮下去能削平半个山头，炸出的最大石块达150多立方。按他的爆破法，一次能炸出30米长的渠槽，而且渣土全部翻到槽外，被民工誉为“神炮”。一个冬日的凌晨，他与队友们干了一整夜，炮井里即将装完600公斤炸药。一个传递炸药的民工不小心撞翻了一盏照明的马灯，溢出的煤油飞溅着火花，烘燃了地上散落的炸药，眼看就要蔓延到不远处的一盒雷管上。张玉生毫不犹豫，纵身跃起，用身体压灭了火苗，手、脸和胸膛被严重灼伤，井内外的80多位民工幸免于难。
1970年秋，东方红隧道为抢在月底完工，张玉生琢磨着直接向洞中西侧一个大石缝中倾倒渣土，能省去从天井出渣的烦琐，可提高两倍的工效。而这个大裂缝深不见底，缝壁上石瘤密布，像个阴森可怖的地穴。在这个地穴的咽喉部位突出一块巨石，可能会挡住渣土下泻的通道，张玉生决心炸掉它。10月5日下午，张玉生带着张琦和几个队友来到地穴旁，第一个下洞，登上了那块巨石。接踵而至的张琦还未站稳，便被轰然坍塌的巨石撬到了渠槽上，而张玉生却被巨石的另一端卡在穴壁上。英勇的神炮手就这样牺牲了。
像牛漳来、张玉生这样的勇士，工地上何止万千。跃进渠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108位英雄的名字，还有500多位伤残民工，何姓何名，鄉关何处，人们已难以记得清楚。每位烈士的抚恤金仅有300多元，伤残民工的待遇也不过在生产队记上一个劳动力的工分。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家人没一个找过政府的麻烦。哥哥姐姐死伤了，弟弟妹妹顶上;父亲死伤了，儿子女儿接着干。从古至今谁曾见过这种前仆后继的悲壮、坚韧与决绝？跃进渠见证了一个个平凡的人被锤炼成英雄的全过程。这类传奇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新中国的年轮里，一定有个共同的信念支撑在人们心里。
众人积聚大智慧
“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敢想敢干”，绝不意味着要蛮干，而这恰恰是跃进渠修建成功的秘诀。单说渠线的设计与规划，就做过多次修改。当今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容许改动如此宏大工程的既定设计与规划吧！但跃进渠工程却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跃进渠开工伊始，指挥部便成立了由干部、技术员、民工组成的“三结合选线小组”，专门搜集和研讨渠线校正的建议。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创举了。有人说，跃进渠要完全照着红旗渠的结构样式来修：先绕山开出路一样的渠底，在边上垒上渠墙便可以通水了。但又有人主张，在渠道平面上再向下挖一米多深的槽沟，然后垒砌较矮的渠墙，让渠槽与山岩结为一体，则更坚固更抗山洪的冲击。指挥部采纳了第二种方案。又有民工提议：渠线无须绕那么多山头，有些地方可以钻山打洞取直渠线，既缩短渠长，少占土地和山林，避免洪水冲刷或风雨侵蚀，又可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指挥部欣然接受。东方红渡槽那段渠线，按选线小组的建议东移后，不但缩短了渠程，而且增多受益面积几千亩。博采众议，察纳雅言，众人的智慧转化成了巨大的财富。
敢于任用青年技术人员，是跃进渠工程中的一个亮点。渠上没有一个工程师，更没有专家学者，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朱现生学历最高，也只是个刚出校门的28岁毛头小伙儿。其余几个只有专科或中专学历，年龄最大的也仅三十几岁。他们都没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没有可参照的工程样本和图纸，甚至缺少必要的测量、计算、绘图的工具，能给他们提供的仅仅是一座漏雨透风的席棚、一把计算尺、几挂算盘、几盏煤油灯、几块用石头支起来的案板和一些铅笔和纸张，但还有领导班子一腔真诚的信任。在领导眼里，他们就是鲁班，就是工程师。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真心实意，成就了许多让鲁班也惊叹不已的奇迹。“东方红渡槽”“红旗渡槽”“群英渡槽”“飞云渡槽”等17座大型渡槽和数百座建筑物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在那千山万壑间透射着大国工匠的风采，不但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被赋予了非凡的审美视觉和艺术气质，成了今日众多游览者的打卡圣地。
红旗渡槽和东方红渡槽都是采用了当时世界上前沿的设计理念建造出来的混凝土双曲拱U型薄壳渡槽，槽高均在45米以上。要将八九吨重的一节节预制构件吊到高空拼装，起码需有50米高的吊车才行。这样的大型吊装设备不但找不到，即使找到了又如何能弄进这山沟沟里呢？天大的困难没有压倒修渠人，县电业局工人张金瑞挺身站了出来。他在技术员校同临和朱现生的配合下，从传统吊装土设备“老杆”和石磨转动的原理中找到了灵感。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构思，现场制作安装，终于让一台50多米高的“灵机扒杆”耸立在了工地上。张金瑞又亲临现场指挥吊装，将一个个八九吨重的水泥构件稳稳当当放到了槽墩上，山谷中顿时响起了一片喝彩声，经久不息。土设备吊起了那么重的“洋构件”，创造了土与洋的完美结合。
曾任法国大使的黄镇来到跃进渠参观时站在红旗渡槽上竖着大拇指说过的一番话，让修渠人至今感到自豪：“这样宏伟的建筑，一无大型机械设备，二无工程师队伍和资质完备的建筑队伍，就是经济发达的法国也建不出来！”他这句由衷的赞叹，让安阳人在洋人面前长了志气，脸上放出光彩，也为他们日后走南闯北垫足了底气。若干年后，跃进渠设计与施工荣获河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跃进渠再次见证了一个真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非凡的智慧，一旦迸发出来，便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捏沙成团的聚合力
修建跃进渠，须用千军万马之力，一盘散沙难以克定。要将一盘散沙聚合为磐石，只有共产党有这个能耐。共产党捏沙成团的力量，除了来源于毛泽东思想的引领和制度的优越，还在于每个党员的表率作用。当年工地上有句口头禅：“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党员党员，吃苦在前。”朴素的语言通俗地表达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干部参加劳动是党和政府的刚性规矩，从县里到生产队，所有的干部都上工地参加过劳动。工地上分不出谁是党员、干部，谁是民工。哪里有危险，哪里最苦累，哪里就有党员和干部。党员、干部带头冲锋，群众随即一拥而上，那叫身教重于言教。与群众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产生的聚合力，能将散沙也捏成磐石，无坚可摧。 总干渠通水后，万宝山南天门下的“鸡毛上天二号隧洞”出现大面积塌方，洞中积水顺山而下，排除险情刻不容缓。正值春节前夕，愁云忧雾笼罩在县委领导和修渠民工们心头，透不出丁点儿过节的喜庆气氛。离事发地最近的东水村接受了抢险任务。党支部成员和大小队干部齐集大队办公室，凝重的气氛压抑得人人神情严肃。支部书记介绍险情，陈明利害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所有党员、团员和大小队干部都上渠过年，险情不除不回家！”会后，支部书记带着180人的抢险突击队上了工地。除夕之夜，山下灯火闪烁、鞭炮连天，父老乡亲们为山上人祈祷平安，而雕塑般的180位壮士正蹲在雪地上吃着年夜饭。就在附近的山坳里，用茅草盖着的几口备用棺材，解读了这次事件的严峻与悲壮，也成了东水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李用明，共产党员，总干渠通水后的1972年被安排到群英渡槽管理所守渠护渠。妻子的娘家就在管理所旁边的上寺坪村。妻子婚后患上了骨结核，大小便失禁不能自理。还好，李用明离家不远，方便照顾。然而，在人事调整的1980年，李用明被调到了18公里之外的渠首管理所，因为整条渠最重要的管理部位需要这位优秀的所长。听到消息，家里便立时起了火。岳母不乐意，妻子心疼他。李用明说服家人的一个最硬的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咱不干谁干？几天后，李用明拉着行李，让人用担架抬着妻子上了渠首，孩子则留给了岳母。
重要的岗位一定有重要的难处。渠首每天开闸闭闸不知要反复多少回。15吨重的闸门升降1分米，摇臂需转动500圈，停了电便只能靠手摇。而家务全压在了他的肩上：妻子看一次病，需先将她背上百米高的公路，再用平板车拉着走几十公里山路。孩子在18公里之外，癌症卧床的老父亲还在100公里之外的老家，亲人们整年都难以团聚。家里的承包地让给他人耕种，4口人的吃粮也要从400来元的工资里开销。人们从他憔悴的身影中读懂了那份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重量。
1996年8月，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朝渠首奔涌而来。云暗天低，雷电撕裂天幕，浪涛挟着狂风暴雨掀山裂岸，在山谷间轰鸣，洪流似乎要吞没整个渠首。李用明第一个冲向启动闸门的工作台，合上了电闸。洪水的冲力和杂草的淤塞压迫着闸门，升降机难以开启。他与两个同事合力手摇升降机半个小时，泄洪闸只上升了2分米。洪峰涌到了脚下，工作台也在洪涛中晃动。危急时刻，李用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再次去合电闸，随着机器的轰鸣，泄洪闸终于提升到了规定的1.5米。“快撤！”李用明大吼一声。在洪流中摇晃着的三个护渠人手牵着手，拽着岸边的荆藤，逃上了河岸。通讯设备被洪水冲断，局里的营救人员又被洪水困在10公里之外的任村镇，与跃进渠管理局失去了联系的渠首成了浪涛里的一叶孤舟。清晨5点，又到了与管理局通讯联络的规定时间，心焦火燎的李用明带着两位工友赶往附近的古城村借电话向局里通报洪讯。瓢泼大雨仍在不停地倾泻，荡起的水雾让人看不清路面，三个人拽着山脚的藤蔓和杂草艰难地前行。突然间，山体崩裂，百余方泥石流将李用明三人行走的路面拥入了漳河，掀起了滔天巨浪。事后，在泥堆里只找到了李用明穿着的一件雨衣。那个在渠上默默奉献了24个年头的李用明竟以如此壮烈的方式结束了47岁的生命，以血肉之躯在太行山崖上镌刻下共产党人的光荣精神。
牛漳来、张玉生、李用明，都是共产党员，还有牺牲和伤残民工中以及成千上万个深藏功与名的共产党人，个个都是冲锋阻绝、率先垂范的英雄好汉。如果说10万修渠人是一支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那么共产党人便是这支队伍中间的脊梁。至于党员干部为什么能够表率群众，凝聚人心，这倒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永恒的丰碑
1977年，跃进渠终于全线通水了。漳河里的水一旦涌进了渠槽，就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河水了。没有了狂野，没有了散漫，倒像有了灵性，有了使命和纪律。一波接一波的渠水拥挤着，流向了村庄、田园、工厂、库塘，依照着江南水乡的模样，将灰蒙蒙的山川大地染了个漫野碧透，在太行山雄浑豪放的气质里注入了一种柔和婉约的风韵。不过，这只是跃进渠功用的一个表层，更深层的价值则深藏在人们的心底，潜移默化着人格与风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像一缕精魂弥漫在安阳大地，也像一座丰碑竖立在了太行山上。这座丰碑还是一个千年不朽的证据，能证明许多对人类有意义的东西。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年工地上的硝烟业已散尽，十万工匠也已隐没在了茫茫人海中。如今，这条曾经被淡忘多年的大渠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了一座精神殿堂。朝拜者蜂拥而至：修渠人的子孙后代们走进跃进渠展览馆，走进了红色教育基地的课堂，辩认着渠墙界桩上自己家乡的名记，追寻着父辈的足迹，感念着父辈的初心;一撥拨文人雅士登上了渠岸，记录着当年的铁马冰河，吟咏着今日的杏花春雨，用诗意的文字洗涤着亿万心灵;一个个学者也从书斋中走来，思索着一个“太行之问”：为什么愚公没有办到的事，那些民工却干成了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那些躲避市井喧闹的旅游者们也来了，久久地徘徊在渠岸上，感受着山河的壮美与宁静，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新的感悟。
就在大渠的岸边，一片片花椒林透出了勃勃生机;一块块谷子地里，沉甸甸的谷穗子泼洒出一片片金黄。牧羊人说：那都是党支部引导农民合作社种下的当地特产，为的是让大伙儿共同富裕。看来，那条大渠遗留下来的精神气度，从来都未曾远去。
（责任编辑：孙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