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下半年，当时中国的“一线”俄语学校（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受高教部委托，派出各科教师集中于北京俄语学院，讨论编写读本、语法、翻译方面的全国统一教材。我是一名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教师，居然已有三年“教龄”，其中前两年在俄译汉教研组，第三年又调到汉译俄教研组，彼时受派前往编写的居然就是汉译俄的教材。这等事今天听来简直荒诞不经，然而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中期，并不罕闻少见。
　　在工作过程中，东道主北京俄语学院言明在先：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可以向该院的俄裔老师请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早就听说，李立三同志的苏联籍夫人是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位教学顾问，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每周有几天（也许是每天上午，我已记不真切了）来上班。编写汉译俄教材的教师，尤其需要这样的专家指点，才不至于提供给学生的都是“汉式俄语”。记得我第一次带了几个问题向她请教，就有些尴尬。我从教师们的谈论中，总是听到大家称她的俄文人名丽扎（发音相当于Liza），那是俄文教名叶丽扎薇塔（与英文伊丽莎白对当）的非正式简化小名。俄语中最尊敬的称呼应该是正式教名加父名，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列宁）。可我不知道丽扎的父名，直呼其名当然很不礼貌。于是我在初次见面时祭起了从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中学来的一招。
　　“早上好，叶丽扎薇塔……”我尽量把“薇塔”的尾音拖长，目的是请对方自己接上父名，如伊万诺夫娜、彼得罗夫娜或尼古拉耶夫娜。
　　“请叫我丽扎，或丽扎同志，我不介意。”
　　她完全理解我拖长尾音的用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已完全入乡随俗，并不以别人称她丽扎为忤。通过以上高度简短的对白，这位鬓发开始有些斑白的长者与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小青年之间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此后我除了向她请教汉译俄问题外，更多的是谈论19世纪俄国文豪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苏联作家谢尔盖·安东诺夫，他的短篇小说大都被译成中文。大约在此前的1954到1955年吧，我曾应出版社之约译过安东诺夫的一部先有短篇、后来扩展成中篇的小说《绿山谷集体农庄》。出版社到我家来约译此书的编辑是王石安先生，现在也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此书初版就印了七万册。在我的记忆中，“绿山谷”总是与green valley扯在一起。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上海曾放映一部美国黑白电影《翡翠谷》。影片根据一部小说改编摄制，书名和片名的原文How Green Was My Valley可直译为《我家乡的谷地当初一片苍翠》。如此抒情清丽之名却与严峻沉重之实不符，因为作品揭露唯利是图的矿主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居于作品中心地位的一个好端端的矿工家庭因此而遭难。不过安东诺夫小说中的绿山谷仅仅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名称。丽扎同志曾向我详细分析安东诺夫如何继承契诃夫短篇小说写作艺术的精髓。她也常常纠正我用俄语与她交谈中暴露的弊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下面一件事。我从俄文小说中多次读到俄罗斯人交往中常用的一个模式，就是在向人提出请求之前，先给对方戴一顶高帽子，这顶帽子按词面直译成中文就是“我将欠您一个大大的情”，与英语中的You will oblige me greatly完全对当，把请求的内容则放在帽子后面，“如果……”。有一次我在请求丽扎给我讲解一段难懂的文字时就用了这个模式，还暗暗自鸣得意。不料她在讲解完毕后却委婉地批评我那顶“帽子”尺寸不对。她说如此正式的“套话”在公文中或外交场合也许合式，平时使用会给人非常突兀的感觉。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始终牢记类似的教诲。（作者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