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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上世纪末高校通识教育思想引入我国以来，我国高校纷纷开展教学改革，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进行通识教育探索。但是通识教育不仅仅是课程的开设，更是一种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创新。通识教育不仅要传授相应知识，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而且要培养学生通达识事理的自觉。作为通识课程，《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更应在传授学生文化史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研究文化的方法，更好地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 财经类高校 通识教育 《中国文化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在19世纪以前，通识教育一般指中小学教育的总称。19世纪初，受德国大学教学、科研的影响，出于开发西部的需要，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学院开始了自由开课和选课，这对大学统一的课程要求形成了挑战。在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common elements）”的争论中，美国博德因学院的帕卡德（A.S Packard）教授撰文写道：“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学生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有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美国高等院校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agues and Universities）给通识教育下的定义是：“一种促进个人发展，开发智力，培养社会责任心的教育哲学，这种以接受重要问题的挑战、视学习方法高于具体学习内容为特点的教育可以在所有类型的大学或学院里发生。”可见，通识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培养个人全面发展，富有社会责任心、公德心的合格公民理念。将这种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全力贯彻，高校就需要对原有的学生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做全面修订。
一、财经类高校通识教育现状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校受到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高校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港澳台等地区高校通识教育实践的启发，纷纷提出通识教育教学改革设想。这与我国教育改革提出的“素质教育”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通识教育侧重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公德心的合格公民；素质教育更多的是侧重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发展，强调个人能力。为促进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各高校纷纷采取新的教学改革措施，从培养目标的制定，培养方案的修正，以及培养方式的革新等方面对原有的专业划分较细的专业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一些高校开设并拓展了实践课程的内容和学时，意图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一些高校打破专业之间原有的藩篱，全面开放选课和跨专业选修；一些高校采取“2 2”或者“3 2”的培养方式，拓宽学生知识面，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在这些教学改革中，高校普遍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特别是原有的理工科和财经类特色较为鲜明的高校，纷纷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清华大学开设国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于21世纪初开办人文学院；安徽财经大学于2001年创办计算机系、英语系，2003年创办中文系，2005年创办新闻系、美术系，等等，由此使得安徽财经大学成为一所以专业财经类院部为主，横跨文学、理学、管理学等八大门类的综合性高校；上海财经大学于2000年9月在原有教学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了人文学院，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经过改革，设有商学院、经济学院、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旅游系、体训部等12个教学系部，学科则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法学、工学、教育学等7个学科门类；中央财经大学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成为一所多科性的研究型大学。其他财经大学也纷纷设立或者提出建设多科性大学的目标。可见，通识教育在学校教学改革层面上已经达成共识。
除了在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以外，各财经类高校纷纷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原有专业化教育的藩篱，综合培育学生的能力、素养。如各财经高校纷纷打破专业限制，以学分制改革为契机，打破专业隔阂，放开专业选课限制，学生们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身学业规划跨专业选修相应课程。
在培养模式上，各财经类高校也借鉴通识教育理念，对原有培養模式进一步革新，如“2 2”、“3 2”等培养模式即在不少财经类高校中得到施行。本科学生在学习的前两（三）年里只修读大的学科分类课程，并不细分至各个专业门类。在大的学科门类里修读两（三）年以后，即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学习、兴趣爱好、学习规划选择相应专业门类进行专业的深入修读。一些还没有施行“2 2”、“3 2”培养模式的高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如安徽财经大学于2011年开设“龙湖英才”实验班，采取“2 2”培养模式，并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在培养方案制订和课程设置上进行相应调整。
另外，从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具备一定处理事务能力的要求出发，以及结合本科生就业形势，各财经类高校普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纷纷设立实践学分，在教学中对实践课时也提出相应要求，强化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不仅是各财经高校教学改革的选择，而且是教育部的明确要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明确要求：“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一般不应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农医类专业一般不应少于总学分（学时）的25%。”安徽财经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即规定实践课时平均必须达到总课时的17.5%。
二、《中国文化史》应贯彻通识教育理念
为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加强综合素质的培育，各高校普遍开始了文学、文化类课程。《中国文化史》是其中开设面较广，也较受大学生欢迎的人文修养类课程。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获得中国文化起源、发展的知识，而且可以提升对于我国悠久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对建设文化强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在《中国文化史》的开设与教学中，还存在这一些与通识教育不相适应的地方。各财经高校往往将《中国文化史》类人文修养类课程设为公共选修课，而且作为公共选修课或者任选课程，《中国文化史》课时普遍较少。受我国专业教育思想的影响，通识教育虽然在各财经类高校中普遍开展，但是在教学设计上，专业课程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学校也更为重视。公共选修课则由于多不为学校重视，课时安排不足，课程质量体系建设也普遍落后于专业课程。
教学中，《中国文化史》由于课时限制，往往仅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知识的灌输讲解，既难以引起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对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又作用有限。所以，《中国文化史》在新的通识教育改革背景下，应在教学理念、教学目标设定，教学方案制订，以及教学效果考核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尽快增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
我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实践，认为要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提升《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需要高校及教师从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重视《中国文化史》在通识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将之建设为通识教育的核心类课程。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积淀深厚，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与西方文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而面临种种困惑不同，中国文化的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好德重义等核心内容越来越为世界重视，成为帮助解决西方文明困惑的一把钥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高校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化史》的教学。高校开展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就不应仅仅重视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教育，更应该注重提升大学生的人文修养、道德水平，增强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当今一些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分低能、高学历低素质现象可以说都是文化修养不足所致。所以，开展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文化史》应占据其中的核心位置。如西南财经大学为实施通识教育，从2006年秋季学期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纳入全校重点建设的十二门核心通识课之列，在本科培养方案中规定向全校低年级本科生以必修课形式开出，而且加大了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使得《中国傳统文化概论》成为2009年省级精品课程，教学效果卓著。
（二）教师应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始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教学重心从注重知识宣讲向注重文化传承转变。
文化史的教学目的是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人文素养的提升不仅是将中国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知识灌输给学生，而且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强化文化归属感，培养他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义轻利的文化品格，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创新求实、胸怀天下的人生追求。教师也应与时俱进，合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课堂讨论、课后参观、文化景点观摩等，提升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鼓励思考，注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在比较中强化文化归属。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批评理解能力，让学生们学会分析当今文化现象，构建自我的合理的文化观。
（三）财经类高校应合理评估《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效果，重视教学质量建设。
文化史及其他一些人文修养类课程的教学与应用性、专业性的课程教学不同，不能简单地以学生会不会作为教学效果考核的标准。对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考核也不能简单地以及格或不及格作为判定标准，单纯的分数在文化知识宣扬、文化情感认同和归属中不适合作为评判的依据。所以，高校在评估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时，应创新思路，尊重教师的教学实践，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手段，进行全面考核，强化教学质量建设，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总之，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已经得到高校的普遍认同。高校纷纷以通识教育为指向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其中，作为通识教育核心内容的人文修养类课程也由原来的边缘课程逐渐为高校改革者所重视，成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史》由于对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作用，成为人文素养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长期的专业教育影响和高校改革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在《中国文化史》的课程设置和实际教学中还有一些不太符合通识教育改革要求的地方，这有待于高校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来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2］浦家齐.求索通达之道——论通识教育的深度层面［J］.复旦大学论坛，2010，（8）.
［3］汪青松.科学人文艺术融合与高校通识教育的创新［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6）.
［4］安徽财经大学教务处.《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方案》（校政字〔2010〕72号）.
［5］西南财经大学精品课程目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DB/OL］，http://211.151.89.150/2009/xj/zgctwhgl/kcms-1.htm.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项目［ACJYYB201193］。
关键词： 财经类高校 通识教育 《中国文化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在19世纪以前，通识教育一般指中小学教育的总称。19世纪初，受德国大学教学、科研的影响，出于开发西部的需要，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学院开始了自由开课和选课，这对大学统一的课程要求形成了挑战。在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common elements）”的争论中，美国博德因学院的帕卡德（A.S Packard）教授撰文写道：“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学生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有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美国高等院校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agues and Universities）给通识教育下的定义是：“一种促进个人发展，开发智力，培养社会责任心的教育哲学，这种以接受重要问题的挑战、视学习方法高于具体学习内容为特点的教育可以在所有类型的大学或学院里发生。”可见，通识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培养个人全面发展，富有社会责任心、公德心的合格公民理念。将这种理念转化为教学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全力贯彻，高校就需要对原有的学生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做全面修订。
一、财经类高校通识教育现状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高校受到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高校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港澳台等地区高校通识教育实践的启发，纷纷提出通识教育教学改革设想。这与我国教育改革提出的“素质教育”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通识教育侧重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公德心的合格公民；素质教育更多的是侧重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发展，强调个人能力。为促进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各高校纷纷采取新的教学改革措施，从培养目标的制定，培养方案的修正，以及培养方式的革新等方面对原有的专业划分较细的专业教育模式进行改革。一些高校开设并拓展了实践课程的内容和学时，意图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一些高校打破专业之间原有的藩篱，全面开放选课和跨专业选修；一些高校采取“2 2”或者“3 2”的培养方式，拓宽学生知识面，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
在这些教学改革中，高校普遍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特别是原有的理工科和财经类特色较为鲜明的高校，纷纷在学科设置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清华大学开设国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于21世纪初开办人文学院；安徽财经大学于2001年创办计算机系、英语系，2003年创办中文系，2005年创办新闻系、美术系，等等，由此使得安徽财经大学成为一所以专业财经类院部为主，横跨文学、理学、管理学等八大门类的综合性高校；上海财经大学于2000年9月在原有教学单位的基础上组建了人文学院，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经过改革，设有商学院、经济学院、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旅游系、体训部等12个教学系部，学科则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法学、工学、教育学等7个学科门类；中央财经大学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成为一所多科性的研究型大学。其他财经大学也纷纷设立或者提出建设多科性大学的目标。可见，通识教育在学校教学改革层面上已经达成共识。
除了在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以外，各财经类高校纷纷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原有专业化教育的藩篱，综合培育学生的能力、素养。如各财经高校纷纷打破专业限制，以学分制改革为契机，打破专业隔阂，放开专业选课限制，学生们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自身学业规划跨专业选修相应课程。
在培养模式上，各财经类高校也借鉴通识教育理念，对原有培養模式进一步革新，如“2 2”、“3 2”等培养模式即在不少财经类高校中得到施行。本科学生在学习的前两（三）年里只修读大的学科分类课程，并不细分至各个专业门类。在大的学科门类里修读两（三）年以后，即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学习、兴趣爱好、学习规划选择相应专业门类进行专业的深入修读。一些还没有施行“2 2”、“3 2”培养模式的高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如安徽财经大学于2011年开设“龙湖英才”实验班，采取“2 2”培养模式，并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在培养方案制订和课程设置上进行相应调整。
另外，从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具备一定处理事务能力的要求出发，以及结合本科生就业形势，各财经类高校普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纷纷设立实践学分，在教学中对实践课时也提出相应要求，强化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这不仅是各财经高校教学改革的选择，而且是教育部的明确要求。《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明确要求：“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一般不应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农医类专业一般不应少于总学分（学时）的25%。”安徽财经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即规定实践课时平均必须达到总课时的17.5%。
二、《中国文化史》应贯彻通识教育理念
为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加强综合素质的培育，各高校普遍开始了文学、文化类课程。《中国文化史》是其中开设面较广，也较受大学生欢迎的人文修养类课程。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获得中国文化起源、发展的知识，而且可以提升对于我国悠久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对建设文化强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在《中国文化史》的开设与教学中，还存在这一些与通识教育不相适应的地方。各财经高校往往将《中国文化史》类人文修养类课程设为公共选修课，而且作为公共选修课或者任选课程，《中国文化史》课时普遍较少。受我国专业教育思想的影响，通识教育虽然在各财经类高校中普遍开展，但是在教学设计上，专业课程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学校也更为重视。公共选修课则由于多不为学校重视，课时安排不足，课程质量体系建设也普遍落后于专业课程。
教学中，《中国文化史》由于课时限制，往往仅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知识的灌输讲解，既难以引起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对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又作用有限。所以，《中国文化史》在新的通识教育改革背景下，应在教学理念、教学目标设定，教学方案制订，以及教学效果考核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尽快增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
我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实践，认为要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提升《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需要高校及教师从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重视《中国文化史》在通识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将之建设为通识教育的核心类课程。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积淀深厚，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与西方文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而面临种种困惑不同，中国文化的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好德重义等核心内容越来越为世界重视，成为帮助解决西方文明困惑的一把钥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高校更应该重视《中国文化史》的教学。高校开展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就不应仅仅重视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教育，更应该注重提升大学生的人文修养、道德水平，增强心理的自我调节能力。当今一些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分低能、高学历低素质现象可以说都是文化修养不足所致。所以，开展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文化史》应占据其中的核心位置。如西南财经大学为实施通识教育，从2006年秋季学期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纳入全校重点建设的十二门核心通识课之列，在本科培养方案中规定向全校低年级本科生以必修课形式开出，而且加大了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使得《中国傳统文化概论》成为2009年省级精品课程，教学效果卓著。
（二）教师应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始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教学重心从注重知识宣讲向注重文化传承转变。
文化史的教学目的是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人文素养的提升不仅是将中国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知识灌输给学生，而且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解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强化文化归属感，培养他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义轻利的文化品格，培养他们诚实守信、创新求实、胸怀天下的人生追求。教师也应与时俱进，合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课堂讨论、课后参观、文化景点观摩等，提升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鼓励思考，注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在比较中强化文化归属。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批评理解能力，让学生们学会分析当今文化现象，构建自我的合理的文化观。
（三）财经类高校应合理评估《中国文化史》的教学效果，重视教学质量建设。
文化史及其他一些人文修养类课程的教学与应用性、专业性的课程教学不同，不能简单地以学生会不会作为教学效果考核的标准。对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考核也不能简单地以及格或不及格作为判定标准，单纯的分数在文化知识宣扬、文化情感认同和归属中不适合作为评判的依据。所以，高校在评估这类课程的教学效果时，应创新思路，尊重教师的教学实践，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手段，进行全面考核，强化教学质量建设，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总之，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已经得到高校的普遍认同。高校纷纷以通识教育为指向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其中，作为通识教育核心内容的人文修养类课程也由原来的边缘课程逐渐为高校改革者所重视，成为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史》由于对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作用，成为人文素养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长期的专业教育影响和高校改革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在《中国文化史》的课程设置和实际教学中还有一些不太符合通识教育改革要求的地方，这有待于高校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来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2］浦家齐.求索通达之道——论通识教育的深度层面［J］.复旦大学论坛，2010，（8）.
［3］汪青松.科学人文艺术融合与高校通识教育的创新［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8，（6）.
［4］安徽财经大学教务处.《安徽财经大学本科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方案》（校政字〔2010〕72号）.
［5］西南财经大学精品课程目录.中国传统文化概论［DB/OL］，http://211.151.89.150/2009/xj/zgctwhgl/kcms-1.htm.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2011年教学研究项目［ACJYYB20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