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抑或常态：农地配置探索的世纪之摆
　　
　　我们又不得不重新面对土地规模化问题。新的规模化，显然不是去重蹈土地集体经营的老路，而恰恰是要设法超越由这一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在新的变迁中形成新的土地配置格局。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的核心与实质是要通过流转逐步改变其细碎化状态，重新建立一个有效益、有适度规模的农地配置与经营制度。不过，路径依赖是有惯性的，变迁必须与之共舞才不至生出结构性断裂。为此，人们不得不以巨大的智慧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如以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期，最后直至长久承包，再加上规范化流转，既绕开公私之争的障碍，又赋予土地实质上的民有属性，解决土地重新规模化的问题。尽管这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又必须去面对由此带来的新问题，但历史已经让人们认识到，对于这些与人类农业经济活动始终伴随的问题，如土地继承及交易(或流转)可能带来的弊端，不断改良而不是整体性颠覆，才是最为现实的化解之道。绝对平等的理想状态不可能存在，人们只能在平等与效益之间选择某种平衡的世俗常态。(据吴毅文)
　　
　　劳动者无组织状态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只有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集体协商，才能有效的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
　　群体事件，多数起因于制度性侵权行为，导致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性损害，受损害的群体因不能采用有效方式解决问题，在人多力量大的心理促使下，引发群体事件的发生。自然，要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就要从其根源——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进行解决。
　　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多元化。在多元化社会里，妥协是政治解决阶級矛盾的唯一有效和良性的方式，妥协是民主的象征。多元化社会要求各阶层、利益集团必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各阶层、利益集团就必须妥协，也只能是妥协，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而能否妥协，取决于强势集团的态度，强势集团由于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会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是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弱势群体要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唯一的方式是团结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与强势集团对抗，进行利益表达、争取自己的权利。毫无疑问，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根本不可能与强势集团对抗，这既是劳动者阶级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也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根源。但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错误的认为，劳动者阶级的无组织状态可以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乃至社会的动荡不安。(据康新贵文)
　　
　　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
　　
　　“公共外交(Public diolomacv)”是个外来词，也可译成“公众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的交往，在交往中表达本国文化、国情和本国政策。它与政府外交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如外交部，而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及个人。只要两边的交往至少有一边是民间的，就属于“公共外交”。在这种公共外交中，个体不代表国家主权，但在双边交流中个体间可以有深度的沟通，这种公共外交对增进国家、民众间的相互理解的贡献很大。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在任何场合和外国人交往时，只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就会使交流取得更大的成效。(据赵启正文)
　　
　　中粮入股蒙牛引发热议
　　
　　中粮集团与厚朴投资共同组建一家新的公司，并分别购买蒙牛股份，新公司在分别完成相关收购后将持有蒙牛扩大后股本的20％，成为蒙牛的第一大股东。
　　观点一：双方都有利可图，很可能是双赢，国有的资金+民营的管理，也就是充沛的资金+高效管理=最佳组合。
　　观点二：有点“国进民退”的味道。为了让民营经济在困难时期少“退”，政府应给予民企、起码给予那些知名民企与国企同等的待遇。
　　点评：中国企业大可不必去海外冒险，中粮抄底蒙牛，无疑给很多热衷海外收购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
　　
　　所谓“信仰缺失”，有两层意思：对个人来说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宗教或宗教化了的信仰体系：对国家来说则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民众信仰、凝聚民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所谓“信仰缺失”，应该是指国家、民族与全社会的信仰体系发生了缺失。这不是说国家没有官方信仰，而是国家建立、倡导的官方信仰体系失去了作为个人信仰集合体的整合与代表功能，个人信仰与官方信仰之间失去了共同点。为此，党必须为现阶段的中国提出一个崭新的、得到人民公认的社会发展共识，这个共识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时代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强音、主题词。(据刘澎文)
　　
　　大我的消解与小我的异化
　　
　　当国家从私人领域退了出来，而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完全开放时，人们在私人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产生了个人权利意识，他们开始知道：我要什么，我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相应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反而迟迟未能落实。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被解放了的个人，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为个人的生存能力。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在80年代，个人的解放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解放感和兴奋感，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却蜕变为愈来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唯我式的个人主义的出现，与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消失有关。当各种充当保护者的社群都消解以后，人们只有自我保护。大我崩溃的结果，便是小我的自我异化，小我变质为唯我式的、物欲的个人主义。(据许纪霖文)
　　
　　这一跪的无力与焦虑
　　
　　“没有政府，我们不可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廉租户李先生激动地向发钥匙的市领导下跪感谢。作为北京首个限价房项目，4000多户居民将在近期陆续搬入新居。
　　观点一：这一跪，也正是对高房价的无声抗议，更是对政府官员公仆们的一种鞭挞：不搞官商勾结，房价能让百姓承受得起，要等到何时?
　　观点二：期待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今后政府能够提供更多廉租房，把人们从房奴中解放出来，让人们的劳动收入，能够最大限度用在享受多彩人生上。
　　点评：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应该致力于不断打消这些“权利焦虑”，让所有公民拥有体面与尊严。
　　弄虚作假考生名单为何难公布
　　近日，社会各界非常关注重庆市高考查出的31名虚假少数民族考生到底是哪些?重庆市招办主任邱可声称，市招办将不公布这31名考生的名单，“不对外公布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研究决定的。“
　　观点一：通过作假获得加分，哪怕只有一人成功，也会影响成百上千考生的利益。在公众眼里，高考违规的成本是如此之轻微，甚至根本不用受到惩处——这岂不是对那些通过违规手段骗取高考加分行为的纵容和鼓励吗?
　　观点二：公布造假者名单，从长远看将是明智之举，会有利于遏制高考加分造假现象，而刻意“保护”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必定会损害教育公平。
　　点评：欲盖弥彰的做法必然会引起舆论不满和公众普遍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