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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1894年7月14日生于广西梧州，8岁随父母回到故乡旧居——湖南浏阳土桥炭坡陈家大屋，17岁考入湖南省立初级师范。翌年，湖南省立初级师范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第一师范学校”，下同）。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拥有一批思想开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陈昌十分珍惜这里的学习环境，专心致志地学习。
成为毛泽东的挚友
1914年春，毛泽东来到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从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不平凡的才气、胆略，都使陈昌非常敬佩。当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与毛泽东、陈昌成为挚友。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陈昌等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陈昌认真读书、积极锻炼身体，还写了不少诗。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陈昌无时无刻不以洗雪国耻、振兴祖国为念。如1916年4月18日写的怀友诗：“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5月1日写的感怀诗：“唯有强权足自豪，兴邦雪耻属吾曹。称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弁髦。”
1916年上学期，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曰：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结合课文讲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造成的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他在自编的一篇教材中写道：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旅大割，我国失东北第一之军港;香港让，我国失欧亚要冲之商场……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愿与诸生共勉之。
陈昌的行为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陈昌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师友。从仅存的自1915年12月至1916年5月的陈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常寄书刊给他，如《中华杂志》《时事痛言》等。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陈昌始终坚定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与毛泽东的思想十分契合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陈昌成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骨干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了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
毛泽东等十分重视新民学会的建设和会员的发展。为了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因此，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出国勤工俭学，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相继到了法国，还有些会员到了南洋、日本。当时，陈昌亦有东渡日本的计划。毛泽东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不主张陈昌到日本去，希望他留在长沙，以学校为阵地，为学会同时也是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从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也不主张陈昌去日本，希望陈昌留在长沙办学。陈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出国计划。
会员分散到国外与国内各地后，为了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信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信件按内容编印成集发给会员。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来在会员中间用通信方法进行讨论。他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如一面旗幟，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因此，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有步骤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逐渐地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陈昌是其成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昌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根据毛泽东建议回浏阳工作
1920年7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了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完国语注音回来，在第一师范附小教书。他们与另两位教授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的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喊毛秉琴为大姐，陈昌女儿喊毛泽东为舅舅。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散发，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浏阳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毛泽东知道以后，特地送给他们一副梨木刻版。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学生不再穿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有可产数千石谷的田地，辟作了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为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们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竖立了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还亲率学生参加学校建设。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等先后来校执教。由于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学生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一些学生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所提高，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1923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金江高小的学生们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并且积极参加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还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并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委派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被迫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陈昌于1923年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由于赵恒惕政府的通缉，已经离开长沙，其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惕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领导下，奋起重新组建湘江中学，陈昌积极参加筹建工作。毛泽东为名誉校董，李维汉、何叔衡、陈昌等为校董。当时，建校经费极为困难，由校董每人出大洋50元，加上补习学校剩余之款，作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柜书连同书柜一起捐赠给学校。陈昌就住在学校内，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毛泽东赞许他死得很英勇
1926年夏，党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口山矿，重建党的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水口山礦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矿，有3000多名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1922年，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也更加凶残地打击水口山工人运动，派遣一个营的军队进驻水口山，关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1000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迫离开水口山，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昌等来到水口山后，重建了党的组织，并着手进行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1922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矿方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1926年10月1日至13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等，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会议结束后，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大会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12月1日，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在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他号召大家加强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陈昌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固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1927年五一劳动节，召开水口山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大会在矿区四十八间前面大坪上举行，矿区工人和18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参加。陈昌、刘汉之等在会上讲了话。
1927年5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回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被摧毁，党的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中，后来待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躲藏。这期间，他一面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读书。
1929年春，他终于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以在湖南人办的群治大学教书为掩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另一位名叫李季庸的同志，带着党的指示，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他被时任澧县县长的从前的一个学生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在法庭上，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党的秘密，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或义正词严的怒斥。敌人又把他爱人毛秉琴找来，企图用夫妻之情软化他。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他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3个女儿，让她们长大后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
两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1930年2月23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他对陈昌家属也非常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多次写信给陈昌的3个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还从自己的工资中寄过数百元钱给她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
成为毛泽东的挚友
1914年春，毛泽东来到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从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不平凡的才气、胆略，都使陈昌非常敬佩。当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等，也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与毛泽东、陈昌成为挚友。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陈昌等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向前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陈昌认真读书、积极锻炼身体，还写了不少诗。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陈昌无时无刻不以洗雪国耻、振兴祖国为念。如1916年4月18日写的怀友诗：“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5月1日写的感怀诗：“唯有强权足自豪，兴邦雪耻属吾曹。称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弁髦。”
1916年上学期，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曰：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结合课文讲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造成的国家四分五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他在自编的一篇教材中写道：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旅大割，我国失东北第一之军港;香港让，我国失欧亚要冲之商场……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愿与诸生共勉之。
陈昌的行为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陈昌在日记中称毛泽东为师友。从仅存的自1915年12月至1916年5月的陈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常寄书刊给他，如《中华杂志》《时事痛言》等。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陈昌始终坚定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与毛泽东的思想十分契合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陈昌成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骨干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了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
毛泽东等十分重视新民学会的建设和会员的发展。为了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因此，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出国勤工俭学，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相继到了法国，还有些会员到了南洋、日本。当时，陈昌亦有东渡日本的计划。毛泽东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不主张陈昌到日本去，希望他留在长沙，以学校为阵地，为学会同时也是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从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也不主张陈昌去日本，希望陈昌留在长沙办学。陈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出国计划。
会员分散到国外与国内各地后，为了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信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信件按内容编印成集发给会员。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来在会员中间用通信方法进行讨论。他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如一面旗幟，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因此，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有步骤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逐渐地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陈昌是其成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昌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根据毛泽东建议回浏阳工作
1920年7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了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完国语注音回来，在第一师范附小教书。他们与另两位教授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的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喊毛秉琴为大姐，陈昌女儿喊毛泽东为舅舅。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散发，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浏阳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毛泽东知道以后，特地送给他们一副梨木刻版。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学生不再穿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有可产数千石谷的田地，辟作了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为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们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竖立了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还亲率学生参加学校建设。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等先后来校执教。由于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学生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一些学生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所提高，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1923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金江高小的学生们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并且积极参加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还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并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委派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被迫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陈昌于1923年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由于赵恒惕政府的通缉，已经离开长沙，其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惕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领导下，奋起重新组建湘江中学，陈昌积极参加筹建工作。毛泽东为名誉校董，李维汉、何叔衡、陈昌等为校董。当时，建校经费极为困难，由校董每人出大洋50元，加上补习学校剩余之款，作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柜书连同书柜一起捐赠给学校。陈昌就住在学校内，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毛泽东赞许他死得很英勇
1926年夏，党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口山矿，重建党的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水口山礦是我国最大的铅锌矿，有3000多名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1922年，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也更加凶残地打击水口山工人运动，派遣一个营的军队进驻水口山，关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1000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迫离开水口山，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昌等来到水口山后，重建了党的组织，并着手进行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1922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矿方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1926年10月1日至13日，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等，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会议结束后，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大会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12月1日，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在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下，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他号召大家加强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陈昌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固工农革命联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1927年五一劳动节，召开水口山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大会在矿区四十八间前面大坪上举行，矿区工人和18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参加。陈昌、刘汉之等在会上讲了话。
1927年5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回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被摧毁，党的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中，后来待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躲藏。这期间，他一面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读书。
1929年春，他终于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以在湖南人办的群治大学教书为掩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年底，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另一位名叫李季庸的同志，带着党的指示，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他被时任澧县县长的从前的一个学生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在法庭上，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党的秘密，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或义正词严的怒斥。敌人又把他爱人毛秉琴找来，企图用夫妻之情软化他。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他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3个女儿，让她们长大后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
两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1930年2月23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他对陈昌家属也非常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多次写信给陈昌的3个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还从自己的工资中寄过数百元钱给她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