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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FDI政策成本虽然很高，但是同样降低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概率。中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确实能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削弱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从而加大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可能
国际投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外直接投资（FDI），主要投资手段包括国际投资者将资金直接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建设厂房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国际间接投资（FII），或者称为国际资产组合投资，主要投资手段包括国际投资者将资金用于购买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青睐FDI，并且积极鼓励引进FDI。相比之下，国际间接投资在中国步履维艰，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资金必须满足QFII条款的各项规定之后才能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
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引导了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方式，使其主要为FDI形式。观察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FII资金流入量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相反，中国的FDI资金流入量则很大，仅仅在2003年的前4个月就已达到1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即使暴发了SARS疫情，中国今年的FDI流入量仍可望突破600亿美元，而去年中国的FDI流入量为530亿美元。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中国的FDI在国外投资资金的所占比重失调，但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以FDI形式出现的国际资金被认为是具有很高稳定性的，相比之下，FII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则很大，而且政府很难控制FII资金的出境与入境。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FDI同样具有不少问题。FDI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过于依赖FDI会导致国内生产性资产逐渐落入国外资本控制之中，并可能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导致社会危机。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与70年代，拉丁美洲诸国国内的很多企业和商业被国外资本拥有，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国际资本运动，这也是导致拉美领导人在90年代逐渐偏好FII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并没有局限于拉丁美洲，事实上，在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和法国，即使在资本市场高度成熟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那些由国际投资者直接投资兴建的工厂有时也会引起动荡，正如日本投资者于80年代在美国广泛投资建厂导致了波及全美的憎恨日本情绪。
中国在历史上同样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在抗日战争之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引入了大量的国际投资资金，其中有60％至80％的资金是以FDI形式引进的。虽然在那个时期，国际投资者在中国拥有的工厂只是占全国经济很小的比重，但十分显眼，尤其是在那些港口城市。在这一段时期内，关于外资企业给中国本地商业带来的风险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群众对外资企业的强烈不满。
FDI的代价
不过，过多依赖于FDI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相比较于FII，FDI的经济成本也是很高的。例如，FDI的资本成本相对较高。那些积极引入FDI的国家主要是看中了FDI资金的稳定性，不过FDI资金之所以较为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性差。在FDI前提下，如果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国际投资者无法将持有的工厂、股份或合作企业迅速有效的变现。因此，所谓的FDI资金稳定性强，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国际投资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对经济条件变动采取反应措施。
此外，对于FDI投资者而言，由于单个的投资金额往往很大，所以也很难执行分散投资策略以降低系统风险。流动性低以及分散投资困难等特性，决定了FDI投资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多的风险。因此，根据风险越大，要求收益率越高的基本准则，FDI投资者通常会要求投资项目的资金回报率比那些股票等资产组合投资的回报率要高。
对于中国而言，FDI的要求较高回报率会带来两个不利后果。第一，FDI投资者通过支付低于FII投资者的资金，就可以获得同样多的资产，因为FDI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率要高，这也是由其风险较高决定的。因此，对于任何数额的FDI和FII，前者给中国在未来带来的成本要高于后者。
第二，会造成不少值得投资的项目不能得到国际资金支持。引进国际投资能够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例如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基础建设，并且有利于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加工工艺和管理水平。然而，通过FDI获得资金的项目基本上是那些能够达到要求回报率的项目，而那些投资回报率稍低的项目就无法得到FDI资金。因为FDI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高于FII投资者，所以他们只能投资相对较少的项目。事实上，那些未能获得FDI投资的项目被迫搁浅往往意味了中国经济的损失。
中国政府青睐FDI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阻碍了那些本可以利用外资高速发展的公司的前进步伐。这些公司包括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的高科技公司，以及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的成千上万的大中型私有企业。其中，一些公司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中国股市和债市的不成熟和小规模又使得这些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如果有更多的途径获得国际投资，这些公司将能够筹集到建设厂房、加强科研、扩大销售渠道以及招收新员工所需的资金，突破发展瓶颈，正如19世纪的美国制造业依靠来自于英国和德国的FII资金迅速崛起。
尽管FDI在一些国家得到了政府重用，不过有很多迹象表明对FDI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市场失效，而不是国家金融体系健康的象征。在3年前，美国发展银行的两位高级经济学家， Ricardo Hausmann和Fernandez-Arias，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指出，FDI的高比重“并不能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某方面是健康的”。相反，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FDI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在这篇论文的结论中，Ricardo Hausmann和Fernandez-Arias建议发展中国家与其依赖于FDI，不如将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改进国内的投资环境和完善国内的资本市场之上，他们声称，“FDI比重的上升暗示了国内资本市场运作失效、金融系统不完善以及投资风险高，本国商人将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国外投资者，说明该国的市场和金融系统限制了这些公司的发展。”
金融市场稳定价值几何？
提倡FDI，限制国际投资者投资于中国股市和债市，虽然可能会损害本国公司的一部分利益，但是如果能够加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话，或许仍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外资引进政策也许会在短期内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能够降低金融危机发生概率的话，那么这种鼓励FDI的经济政策的净效果或许还是正面的。因为金融危机能够迅速使国家经济情况发生逆转，并且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基础，使国民生产总值迅速下降，从而前功尽弃。
保持国内经济稳定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中国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特殊时期。最近席卷了东亚、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金融风暴表明，金融危机能够给国家经济基础造成显著破坏，并且会使原先执行的发展路线被遗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为采取“鼓励FDI，限制FII”外资引进政策而付出的代价，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国际资本流向突然而支付的保险金。
如果中国政府确实怀有这种想法，那么“鼓励FDI，限制FII”政策的受益也许会高于由此产生的损失。中国外资引进政策的受益是否比代价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是否存在成本更低而效果相同的措施。当一个国家具有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时，如果遭受强烈的金融冲击，就会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资产负债表不稳定发生在以下两个条件成立时：1.债务数额巨大；2.存在一个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能够通过投资者的反应行为自动地扩大债务负担，并且使有价资产发生贬值。
例如，这种自我强化机制在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中就出现过。当时，韩国的很多公司借入了大量的美元短期债务用于购置不动产。当韩元在1997年11月发生贬值时，那些负有巨额美元债务的韩国公司发现自己所有的本国资产价值迅速缩水，而与此同时，这些韩国公司的外债价值却在不断攀升，因此，韩国公司开始纷纷出售韩元买入美元，期望能够保护自身价值不至于遭到进一步损失。
显然，韩国公司的做法加大了韩元面临的压力，并且迫使韩元进一步贬值，这又反过来使韩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情况继续恶化。最终后果就是韩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反应措施促使金融危机更加恶化，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很多韩国公司和银行破产时才结束。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每一场主要金融危机之中，虽然在这些金融危机中，有的主要包括货币贬值，有的主要包括短期利率猛涨，有的则主要包括消费者不能按时支付分期付款等等，但却存在着相同的根本现象，即我们发现，最初的金融冲击会促使众多投资者纷纷采取那些会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反应措施，从而使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失控的程度。
设计正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回顾韩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3种方法来保护国民经济。第一，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限制银行和公司采用过高的财务杠杆。金融危机只有在拖欠风险急剧上升到难以接受的水平时才会发生，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会在市场上的投资者普遍认为债务水平过高时才有可能发生。因此，通过限制国内银行和公司的负债率，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自然就会降低不少。
第二，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严格控制国内银行和公司的外汇利用规模。如果韩国公司没有举借大量美元用于购置国内资产，那么，韩元的贬值就不会导致韩国有价资产的价值朝着与债务价值变动相反的方向变化，韩国公司也就不会陷入抛售韩元、抢购美元的恐慌之中，从而避免使韩国经济情况更加恶化。
第三，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阻止国内公司出现巨额资金不匹配现象。由于大量利用短期债务购置不动产，韩国公司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如果此时发生资金流动危机，由于韩国公司纷纷被迫出售不动产用于偿还短期债务，就会导致韩国市场上的资产价值迅速缩水。相反，如果韩国公司借入长期负债的话，那么还款压力就会减小很多，也就不会出现不动产价值迅速缩水的现象。
这3种措施具体展示了构建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3个基本策略——减少负债，匹配资产与债务的价值，以及保证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这些策略帮助借款者能够轻松地应付还款需要。稳定性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公司和投资者在外界金融环境恶化时，避免采取那些会促使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反应行为。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鼓励FDI，限制FII”的外资引进政策，涵盖了以上3种策略。首先，FDI给中国带来的是资产投资，而非外债。其次，FDI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FDI产生的收益会有一部分离开中国，但FDI同样会给中国创造利润，从而匹配了中国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最后，由于FDI的投资周期较差，从而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能够有效地将流动性低的不动产投资和流动性低的投资联系起来。
是否存在更好的政策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侧重FDI的情况，不过可以看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逐渐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因此，注意控制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就尤为重要了。中国的FDI政策成本虽然很高，但是同样降低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概率。中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确实能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削弱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从而加大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可能。
因此，中国在实施开放金融市场政策时，必须构建一些有效的机制来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程度。事实上，可供中国政府选择的方法很多，不过，这些方法都来源于上文中提到的3个基本策略。概括地说，中国政府控制金融危机风险政策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详细的讨论请参考《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ichael Pettis著，沈超、袁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 构建国内债券市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措施就是发展一个流动性高、投资期限长的本国货币债券市场。这种类型的债券能够有效地降低金融冲击引起的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等影响，缓解借款者在此期间的资金压力。从而提高借款者在非常时期的信誉水平。中国政府在发行长期人民币国债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必须加紧解决的问题是繁荣国债的二级市场，并且加速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 发展严格的信用管理制度和评级机制，限制债务水平。如果能够引导投资者控制自己的信用风险，那么这些投资者就会避免过高的财务杠杆。事实上，在那些过去10年中爆发了金融危机的国家中，要么国内外投资者的信用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监控，要么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不合适的信誉担保。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信用评估监管体系，并且有必要使那些借入过多资金而经营困难的公司及时破产。
● 保持低水平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外债数额。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将国债限定于本国货币来使借款成本降至最低。这种观点比较常见，但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府债务过高会侵蚀政府信誉，从而引起投资者的忧虑，造成金融恐慌，这个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 应用税收和资产负债核查等手段处罚那些会显著加大经营风险的借款行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运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限制投资者的风险性借款，同时还避免了损害这些投资者的借款灵活度。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税收和资产负债核查等等。
● 保持充足的资金储备。储备资金在性质上与短期债务类似，是一种强有力的风险管理工具。那些认为储备资金过多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的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或低估了这些资金的稳定金融市场的效益。
● 当对银行系统放宽管制时，必须建立清晰明确的债务管理策略。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对国内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或是放松管制时，往往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降低操作成本，却忽略了银行体系的调整给国家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影响。其实，银行系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在对银行系统进行调整时，十分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债务管理策略来应付随之而来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动。
经济政策分为两大类，一为经济发展政策，另外一种则是经济稳定政策，前者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左边，即资产方，而后者在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右边，即负债方；然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学家却未能弄清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区别。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稳定性很差，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尽管不能肯定是否有意，中国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加强国家债务管理的措施，在这一点上，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采取的包括侧重FDI在内的经济政策，主要作用正是控制国家资产负债表风险。
不过，中国政府还有不少路要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设计出更为有效灵活的抵御未来经济冲击的方法。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国家资产负债风险，并且能够创造出充分的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有效控制，那么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就能获得更大空间；而且，在不增加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空间也会增大很多。此外，还可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为国内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结论
FDI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不过这项外资引进政策的政治成本和经济代价都是很高的，而且存在着其他一些具有相同功效而成本更低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因此，中国政府应当转向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经济政策，而且越快越好。
国际投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外直接投资（FDI），主要投资手段包括国际投资者将资金直接用于购置生产设备，建设厂房等等；另外一种则是国际间接投资（FII），或者称为国际资产组合投资，主要投资手段包括国际投资者将资金用于购买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青睐FDI，并且积极鼓励引进FDI。相比之下，国际间接投资在中国步履维艰，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资金必须满足QFII条款的各项规定之后才能投资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
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引导了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方式，使其主要为FDI形式。观察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FII资金流入量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相反，中国的FDI资金流入量则很大，仅仅在2003年的前4个月就已达到18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即使暴发了SARS疫情，中国今年的FDI流入量仍可望突破600亿美元，而去年中国的FDI流入量为530亿美元。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中国的FDI在国外投资资金的所占比重失调，但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以FDI形式出现的国际资金被认为是具有很高稳定性的，相比之下，FII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则很大，而且政府很难控制FII资金的出境与入境。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FDI同样具有不少问题。FDI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过于依赖FDI会导致国内生产性资产逐渐落入国外资本控制之中，并可能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导致社会危机。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与70年代，拉丁美洲诸国国内的很多企业和商业被国外资本拥有，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国际资本运动，这也是导致拉美领导人在90年代逐渐偏好FII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并没有局限于拉丁美洲，事实上，在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和法国，即使在资本市场高度成熟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那些由国际投资者直接投资兴建的工厂有时也会引起动荡，正如日本投资者于80年代在美国广泛投资建厂导致了波及全美的憎恨日本情绪。
中国在历史上同样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在抗日战争之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引入了大量的国际投资资金，其中有60％至80％的资金是以FDI形式引进的。虽然在那个时期，国际投资者在中国拥有的工厂只是占全国经济很小的比重，但十分显眼，尤其是在那些港口城市。在这一段时期内，关于外资企业给中国本地商业带来的风险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这种情况最终导致广大群众对外资企业的强烈不满。
FDI的代价
不过，过多依赖于FDI所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相比较于FII，FDI的经济成本也是很高的。例如，FDI的资本成本相对较高。那些积极引入FDI的国家主要是看中了FDI资金的稳定性，不过FDI资金之所以较为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这种资金的流动性差。在FDI前提下，如果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国际投资者无法将持有的工厂、股份或合作企业迅速有效的变现。因此，所谓的FDI资金稳定性强，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国际投资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对经济条件变动采取反应措施。
此外，对于FDI投资者而言，由于单个的投资金额往往很大，所以也很难执行分散投资策略以降低系统风险。流动性低以及分散投资困难等特性，决定了FDI投资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多的风险。因此，根据风险越大，要求收益率越高的基本准则，FDI投资者通常会要求投资项目的资金回报率比那些股票等资产组合投资的回报率要高。
对于中国而言，FDI的要求较高回报率会带来两个不利后果。第一，FDI投资者通过支付低于FII投资者的资金，就可以获得同样多的资产，因为FDI的未来现金流折现率要高，这也是由其风险较高决定的。因此，对于任何数额的FDI和FII，前者给中国在未来带来的成本要高于后者。
第二，会造成不少值得投资的项目不能得到国际资金支持。引进国际投资能够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例如提供就业机会、加强基础建设，并且有利于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加工工艺和管理水平。然而，通过FDI获得资金的项目基本上是那些能够达到要求回报率的项目，而那些投资回报率稍低的项目就无法得到FDI资金。因为FDI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高于FII投资者，所以他们只能投资相对较少的项目。事实上，那些未能获得FDI投资的项目被迫搁浅往往意味了中国经济的损失。
中国政府青睐FDI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阻碍了那些本可以利用外资高速发展的公司的前进步伐。这些公司包括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的高科技公司，以及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的成千上万的大中型私有企业。其中，一些公司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而中国股市和债市的不成熟和小规模又使得这些公司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如果有更多的途径获得国际投资，这些公司将能够筹集到建设厂房、加强科研、扩大销售渠道以及招收新员工所需的资金，突破发展瓶颈，正如19世纪的美国制造业依靠来自于英国和德国的FII资金迅速崛起。
尽管FDI在一些国家得到了政府重用，不过有很多迹象表明对FDI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市场失效，而不是国家金融体系健康的象征。在3年前，美国发展银行的两位高级经济学家， Ricardo Hausmann和Fernandez-Arias，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指出，FDI的高比重“并不能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某方面是健康的”。相反，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FDI的不断增加反映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在这篇论文的结论中，Ricardo Hausmann和Fernandez-Arias建议发展中国家与其依赖于FDI，不如将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到改进国内的投资环境和完善国内的资本市场之上，他们声称，“FDI比重的上升暗示了国内资本市场运作失效、金融系统不完善以及投资风险高，本国商人将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国外投资者，说明该国的市场和金融系统限制了这些公司的发展。”
金融市场稳定价值几何？
提倡FDI，限制国际投资者投资于中国股市和债市，虽然可能会损害本国公司的一部分利益，但是如果能够加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话，或许仍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外资引进政策也许会在短期内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能够降低金融危机发生概率的话，那么这种鼓励FDI的经济政策的净效果或许还是正面的。因为金融危机能够迅速使国家经济情况发生逆转，并且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基础，使国民生产总值迅速下降，从而前功尽弃。
保持国内经济稳定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尤其是在目前这个中国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特殊时期。最近席卷了东亚、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金融风暴表明，金融危机能够给国家经济基础造成显著破坏，并且会使原先执行的发展路线被遗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为采取“鼓励FDI，限制FII”外资引进政策而付出的代价，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国际资本流向突然而支付的保险金。
如果中国政府确实怀有这种想法，那么“鼓励FDI，限制FII”政策的受益也许会高于由此产生的损失。中国外资引进政策的受益是否比代价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是否存在成本更低而效果相同的措施。当一个国家具有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时，如果遭受强烈的金融冲击，就会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资产负债表不稳定发生在以下两个条件成立时：1.债务数额巨大；2.存在一个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能够通过投资者的反应行为自动地扩大债务负担，并且使有价资产发生贬值。
例如，这种自我强化机制在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中就出现过。当时，韩国的很多公司借入了大量的美元短期债务用于购置不动产。当韩元在1997年11月发生贬值时，那些负有巨额美元债务的韩国公司发现自己所有的本国资产价值迅速缩水，而与此同时，这些韩国公司的外债价值却在不断攀升，因此，韩国公司开始纷纷出售韩元买入美元，期望能够保护自身价值不至于遭到进一步损失。
显然，韩国公司的做法加大了韩元面临的压力，并且迫使韩元进一步贬值，这又反过来使韩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情况继续恶化。最终后果就是韩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反应措施促使金融危机更加恶化，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很多韩国公司和银行破产时才结束。类似的情况几乎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每一场主要金融危机之中，虽然在这些金融危机中，有的主要包括货币贬值，有的主要包括短期利率猛涨，有的则主要包括消费者不能按时支付分期付款等等，但却存在着相同的根本现象，即我们发现，最初的金融冲击会促使众多投资者纷纷采取那些会使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反应措施，从而使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失控的程度。
设计正确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回顾韩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到韩国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3种方法来保护国民经济。第一，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限制银行和公司采用过高的财务杠杆。金融危机只有在拖欠风险急剧上升到难以接受的水平时才会发生，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会在市场上的投资者普遍认为债务水平过高时才有可能发生。因此，通过限制国内银行和公司的负债率，金融危机的爆发风险自然就会降低不少。
第二，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严格控制国内银行和公司的外汇利用规模。如果韩国公司没有举借大量美元用于购置国内资产，那么，韩元的贬值就不会导致韩国有价资产的价值朝着与债务价值变动相反的方向变化，韩国公司也就不会陷入抛售韩元、抢购美元的恐慌之中，从而避免使韩国经济情况更加恶化。
第三，韩国政府在当时应当阻止国内公司出现巨额资金不匹配现象。由于大量利用短期债务购置不动产，韩国公司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如果此时发生资金流动危机，由于韩国公司纷纷被迫出售不动产用于偿还短期债务，就会导致韩国市场上的资产价值迅速缩水。相反，如果韩国公司借入长期负债的话，那么还款压力就会减小很多，也就不会出现不动产价值迅速缩水的现象。
这3种措施具体展示了构建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3个基本策略——减少负债，匹配资产与债务的价值，以及保证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这些策略帮助借款者能够轻松地应付还款需要。稳定性强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公司和投资者在外界金融环境恶化时，避免采取那些会促使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反应行为。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鼓励FDI，限制FII”的外资引进政策，涵盖了以上3种策略。首先，FDI给中国带来的是资产投资，而非外债。其次，FDI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FDI产生的收益会有一部分离开中国，但FDI同样会给中国创造利润，从而匹配了中国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最后，由于FDI的投资周期较差，从而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能够有效地将流动性低的不动产投资和流动性低的投资联系起来。
是否存在更好的政策选择？
虽然中国政府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侧重FDI的情况，不过可以看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逐渐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因此，注意控制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就尤为重要了。中国的FDI政策成本虽然很高，但是同样降低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概率。中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确实能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还有一个不利后果就是削弱了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从而加大了中国遭受金融风险的可能。
因此，中国在实施开放金融市场政策时，必须构建一些有效的机制来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程度。事实上，可供中国政府选择的方法很多，不过，这些方法都来源于上文中提到的3个基本策略。概括地说，中国政府控制金融危机风险政策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详细的讨论请参考《中国经济存在软肋吗：国家资本结构陷阱与金融危机》，Michael Pettis著，沈超、袁驰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 构建国内债券市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措施就是发展一个流动性高、投资期限长的本国货币债券市场。这种类型的债券能够有效地降低金融冲击引起的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等影响，缓解借款者在此期间的资金压力。从而提高借款者在非常时期的信誉水平。中国政府在发行长期人民币国债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必须加紧解决的问题是繁荣国债的二级市场，并且加速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 发展严格的信用管理制度和评级机制，限制债务水平。如果能够引导投资者控制自己的信用风险，那么这些投资者就会避免过高的财务杠杆。事实上，在那些过去10年中爆发了金融危机的国家中，要么国内外投资者的信用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监控，要么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了不合适的信誉担保。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信用评估监管体系，并且有必要使那些借入过多资金而经营困难的公司及时破产。
● 保持低水平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外债数额。有种观点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将国债限定于本国货币来使借款成本降至最低。这种观点比较常见，但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府债务过高会侵蚀政府信誉，从而引起投资者的忧虑，造成金融恐慌，这个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 应用税收和资产负债核查等手段处罚那些会显著加大经营风险的借款行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运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限制投资者的风险性借款，同时还避免了损害这些投资者的借款灵活度。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税收和资产负债核查等等。
● 保持充足的资金储备。储备资金在性质上与短期债务类似，是一种强有力的风险管理工具。那些认为储备资金过多会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的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或低估了这些资金的稳定金融市场的效益。
● 当对银行系统放宽管制时，必须建立清晰明确的债务管理策略。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对国内银行体系进行私有化或是放松管制时，往往只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降低操作成本，却忽略了银行体系的调整给国家资产负债表造成的影响。其实，银行系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在对银行系统进行调整时，十分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债务管理策略来应付随之而来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动。
经济政策分为两大类，一为经济发展政策，另外一种则是经济稳定政策，前者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左边，即资产方，而后者在关注国家资产负债表右边，即负债方；然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学家却未能弄清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区别。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资产负债表稳定性很差，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对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尽管不能肯定是否有意，中国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加强国家债务管理的措施，在这一点上，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可以看到，中国政府采取的包括侧重FDI在内的经济政策，主要作用正是控制国家资产负债表风险。
不过，中国政府还有不少路要走，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设计出更为有效灵活的抵御未来经济冲击的方法。只要中国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国家资产负债风险，并且能够创造出充分的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有效控制，那么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就能获得更大空间；而且，在不增加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空间也会增大很多。此外，还可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为国内公司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结论
FDI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不过这项外资引进政策的政治成本和经济代价都是很高的，而且存在着其他一些具有相同功效而成本更低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因此，中国政府应当转向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经济政策，而且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