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

来源 :博览群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Raistlin_M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延津剑合”的故事说的是,晋时有个大臣叫张华,善识天文,能辨古物。一天,看见天上斗牛分野之问,宝气烛天,他明白豫章丰城县中当有奇物出现。张华有个朋友雷焕,也是博物之人,于是张华选他做了丰城县令,托他到那个地方寻访发光动天的宝物,并吩咐他说:“光中带有杀气,此必宝剑无疑。”雷焕到了县问,看那宝气是在县狱中,寻到尽头,果然掘出一对宝剑来,雄同“纯钩”,雌曰“湛卢”。雷焕自佩其一,其一献与张华,各自保藏。后来,张华带了此剑行到延平津口,那剑忽在剑鞘中跃出,到了水边,化成一龙。水中也钻出一条龙来,凑成一对,飞舞升天而去。张华一时惊异,明晓宝剑通神,只是水中出来与自己的宝剑凑成一对的不知何物,于是遣人到雷焕处问。雷焕回说:“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水中。”方知两剑分而复合,以此变化而去。南此可见因缘是天定。
  
  这个故事,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亦有演义,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是章开篇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没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得到,淖底双龙袅。”至今人们说因缘凑巧、因缘会合,多用“延律剑合”。
  家藏的爱新觉罗·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多个版本,就有“延津剑合”的经历。
  敝斋现存《我的前半生》各版本,按照年份分别是:
  《我的前半生》油印本,上中下三册(1958年);《我的前半生》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上中下三册(1959年);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一版)“灰皮本”(被作者修改、剪贴了的);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中被溥仪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改本。
  
  以上各个时期的《我的前半生》版本,是我历经十多年,分四次从几个书贩手中收集来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离潘家同旧货市场往东的一个叫“双龙”旧货市场的地摊上,首次得到《我的前半生》溥仪亲笔修正本的上编和下编,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亲笔手迹。遗憾的是缺少了中编。此次还得到溥仪亲笔修改并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订本。
  第二次,是我在购买一个刚刚离世不久的收藏家老许旧藏的书籍杂稿中,发现了溥仪亲笔修正本的中编和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凑齐了《我的前半生》溥仪亲笔修正本。这和我第一次的收藏桐差了8年。遗憾的是最为珍贵的《我的前半生》的母本——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缺少了第三册。
  一年以后,我又有了第三次发现。这次在琉璃厂老陈的店里意外发现了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第三册和一册被作者修改、剪贴了的1960年《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以及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亲笔书写的一册素材资料。这次是我花钱最少的一次。能够没花多少钱就买回了1958年《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第三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老陈认为这么一个油印的零本,本来就不值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压根儿就没跟他说我已经有了前两册。那个被剪贴在修改稿上的“灰皮本”和“素材本”也花钱不多。
  第四次,我在前两年买回的一批吕振羽先生的旧书籍中发现了1959年秋,根据1958年《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印制的大字号、十六开本,“未定稿”形式的《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册。这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此前,中国书店刚刚拍出一套同样的版本,我举牌到7000元人民币都没有竟拍到。而我购买的这一批吕振羽先生旧藏书籍,总共花的钱还不到那一套书的三分之一。
  
  前前后后,经历了差不多十三四年,终于凑齐了流散的《我的前半生》的几种珍贵版本(确切说是稿本)。尤其是1958年的油印本,据有关资料说,一共才印了60册;1959年的十六开大字本总共印了400册。而溥仪亲自修正的自存本无疑是世间仅有的“孤本”了。由此来说,“延津剑合”的这一组《我的前半生》稿本,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
  为了弄明白《我的前半生》出炉的前前后后所经历的故事,我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我以自己所存的几种稿本,进行一下梳理。据《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简介,这本书是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作者从自己的家庭背景写起,回顾了他在入宫做了皇帝、遭遇辛亥革命、满清皇帝退位、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混战、出宫、客寓天津、做伪满洲皇帝、逃亡,直至解放后接受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历史。他的写作既是个人的历史书写,也由于他的特殊历史地位,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册页上,他是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他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和脱胎换骨的新生。因此,其作品世所瞩目,畅销不衰。”(引自《我的前半生》简介)
  
  200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的再版说明说:“爱新觉罗·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即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
  按照有關资料包括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的说法,《我的前半生》是南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整理的认罪书而来。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责。特级战犯杜聿明最先给自己的反省材料起了个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很贴切很实用,便纷纷效仿。从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自传体认罪书《我的前半生》初稿写成。
  
  据溥杰的回忆:“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溥杰:《我与(我的前半生)》,人民日报1984年12月15日)1958年春,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机关。次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迅速引起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长徐冰当即批示:“印四雨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高层对《我的前半生》的阅读意见,很快传下来:毛泽东通读了此书,他对溥仪能够彻底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同时提出,“不能把溥 仪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得太高”。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毛泽东还把这部“未定稿”《我的前半生》送给了他们,并说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因为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溥仪及其家人,他对溥仪说:“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
  毛泽东、周恩来及各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公安部。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拍板决定:《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是由公安部上报中央、全国政协并分送统战部等各部委办的,该书的正式出版也交由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办理。这样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7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
  
  經过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再三考量,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的肩上。公安部认为,国家把一个皇帝、战犯改造成新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溥仪特赦之后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是证明。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把史实搞准,把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介绍得详实和准确一些,是很有出版价值也很有政治意义的。但把溥仪的“认罪书”改写成一本书,靠溥仪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必须另想办法。于是,指定李文达以“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为蓝本进行修改,或者增写删除。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其工作方式是,由李文达根据修改需要提出问题,溥仪作答,李做记录。
  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3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在送审名单中有:康生、陈毅、陆定一、罗瑞卿、周扬、郭沫若、老舍、刘大年、申伯纯、文化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1962年11月27日,在全国政协礼堂,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面,邀请各方名流专家对修改本《我的前半生》提修改意见,到会的大都是著名历史学家和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翦伯赞、杨东莼、黎澍、刘大年、翁独健、侯外庐、何干之、李侃、申伯纯,以及李文达、溥仪等。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历经整整4年寒暑,终于在1964年3月,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我的前半生》。不久,该书的英、德、口译本也由外文出版社对外发行。
  梳理下来,《我的前半生》有如下几个稿本:
  1、1958年春,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领导机构。
  2、1959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统战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3、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7000套,规定“内部发行”,俗称“灰皮本”。
  4、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3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
  5、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李文达与溥仪历经4年寒暑、三易其稿、九改九校的《我的前半生》在1964年3月先后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
  
  我把家藏的《我的前半生》所有版本(稿本)摆在案头,一一对照。1958年油印本《我的前半生》(三册)和1959年的大字号、十六开本《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上、中、下三册)都在;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的“灰皮本”被作者剪贴修改本也在。
  除了以上三种版本,家中尚有溥仪亲笔修正的、1962年3月群众出版社印制的《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和1963年9月2口,溥仪保存和修改过的《我的前半生》上下册(清样)。
  按照200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的说法,他们还有1962年6月“另起炉灶”的“一稿本”和1962年10月印出的“二稿本”。那么1962年3月的大字本应前于“一稿本”;1963年9月2日的修改本应是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中的一种。
  “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说:“2004年,群众出版社在整理《我的前半生》档案材料时,意外的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为了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决定编辑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
  
  按照此说法,他们“意外的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正是我缺少的。那么,“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所云“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是否含有敝斋所藏这几个版本呢?假若不包括,仅凭1964年3月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之前,《我的前半生》的一稿本和二稿本,就说“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显然有些武断了。如果我有的版本,他们那里也都有,那么也就解开了窝在我心中十几年的一个猜想:我的这些个“稿本”,没准儿真的是溥仪先生的旧藏呢!
其他文献
户外运动,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个舶来品。因为这项运动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爬山、露营。最早一批玩户外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部分是传教士,为了把主的光明送给更多人,虔诚的他们不得不穿山越岭,还有一部分是科学家,他们则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开展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剩下的大多数,也就是玩户外的主力军,则是因为工业革命而富裕起来的实业家、企业家等社会新阶层,他们有钱有时间
白璧德,即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年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1889年和1893年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古典学专业与研究生院,自1894年开始直至1933年去世,他一直都在哈佛大学法语系讲授比较文学方向的课程。白璧德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不仅讲课充满智慧,而且著述颇为丰厚,其代表性的著作有《文学与美国大学》(1908)、《新拉奥孔》(1910)、《现代法国文学批评大师》(1
中国近代考古学教育起步较晚,在高等教育领域,自民国以来,北大、清华等少数学校开始开设考古学课程,但是在师资和教学力量上显得较为薄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人才培养多集中于考古工地,以至于有“安阳队”和“龙骨山毕了业”的戏谑之词。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田野发掘工作趋于停顿,仅有的几所开设考古学的高校也因为学校内迁而停止开课,这一阶段,除了在西南、西北有一些零星的发掘
漫画:无题
期刊
“川”越风云三世纪,“大”容天下两甲子。2016年9月29日,是四川大学120周年华诞,站在这个重要时点上,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去,从作为古代巴蜀高等教育滥觞的汉代文翁石室,到风雨读书灯辉映下的锦江书院,从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的尊经书院、开启四川近代高等教育的四川中西学堂,到中西结合、文理兼备的近代综合性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大学堂,从“三大学”并立到“五大学”教育文化盛况,从“五洋学堂”到华西
王彬先生《红楼梦叙事》新版的面世,满足了很多欲购此书而不得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心愿。对于后辈学人来说,该书对如何从文本细读角度看《红楼梦》,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视点和学术方法。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红楼梦叙事》的书评,如今重读王彬先生的书,那种扎实严谨的研究态度,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依然让人敬佩不已,显出王彬先生思辨不怠的治学风格和深厚渊博的学问修养。  王彬先生著述颇丰,每每见面之际,都会拿出
上世纪30年代末成立的西北联合大学,是国民政府战时高等教育资源转移和调整的一部分。北师大(时称北平师范大学)作为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一方,不仅举全校之力做抗战救国的努力,自觉投身于西北文化教育的开发和社会建设,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维系了学脉和传统的承续,成为国难时期国立大学艰难求存、教育抗战的一个代表。  日军全面侵华对北平师范大学的破坏  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源,历经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
钱穆先生是近代的国学大师。国学,指钱先生遍涉传统旧学,难以现代学术项目归类。大师,指钱先生的学问在博精与贯通等方面皆能得兼。国学大师,是一种极难获致的荣誉。不过,钱先生的学术重点,还是在史学方面。我有幸忝列门墙,做过他正式的史学博士研究生。  我跟钱先生读书,是他指导学生的最后阶段——90岁到92岁。当时,我刚刚自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找一个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本是理所当然(其他与我同班的同学,
诗学发展,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诗社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宋代、明清、近代乃至20世纪的80年代,诗社一度对当时文学的发展进程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文人群体性诗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基于诗社而生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问题,是我们深化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应该充分重视的。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文学史乃至一些重要的宏观性学术论著,对于诗社在诗学乃至文学发展的地位,依旧重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地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  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个名词确实是我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