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会议厅里，40位有法人资格的经理，大多来自国营企业，听着讲师给他们讲授如同隔了一个世界的乌拉圭回合、国民待遇和关税壁垒。有些在做笔记，有些静静地听着，也有少数脑袋后仰闭目养神。最后，讲师点出了这个讲座中最关键性的话题：“我们入世后，需要按照国际标准来做生意。”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即将来临的巨变。十年来政府对有关法律不断进行调整，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成千上万的WTO案例需要翻译出来。而经理们尤其需要知道，一旦入世，眼前的这些贸易协议都必须跟着变化，而这将影响经济，影响公司，影响职工们的生活！
　　“我们许诺了大量的义务，”外经贸部的一位官员在会议上说，“现在，是我们不得不贯彻这些义务的时候了。”
　　形势紧迫，使中国异常地进入一种群众性的动员状态。不论是官员还是非官员，逮着就往培训中心里面送，WTO的讲座铺天盖地，书店里充满了有关WTO标题的书籍。虽多半是由于政府的驱动，但一旦这个主题被普及化之后，社会上呈现出对有关信息狼吞虎咽般的需求，人们极想知道入世后，WTO的成员国会如何对中国实施影响。外国政府也予以赞助，为中国官员举办海外的研讨旅行，为大学和政府的贸易部门购置有关的教科书。
　　在这股活动的旋风下，潜伏着国内外对中国是否准备好遵守新的贸易规则的担忧。只有少数官员熟悉WTO。一个粗糙的转变会招致混乱，导致无数的争吵，例如中国的出口商在努力进入海外市场时所遭遇到的种种困扰；而同时，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也遭遇到一些古老却是合法的屏障。这是一种成长中的痛苦，但是北京希望将潜在的麻烦减至最小。
　　民间的各色人等不会放过这个大好的捞钱机会。在中美达成WTO框架协定之前，只有少数中国人知道这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而现在，许多名不符实的“专家”纷纷出书立著，见识浅薄的WTO培训班遍地开花，报纸上各种WTO考察旅行的广告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中国的私营业主对此莫衷一是，压力大增。看来，WTO登场中国的前后，中国还真得忙乱一阵子。□
　　
　　 （胡百川编译自《华尔街杂志》欧洲版，原作者：Peter Wonac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