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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揭示了《独立评论》后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和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胡适究竟何如人？就是需重新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从黎昔非个案入手对胡适的为人稍事探究，或许能提供胡适为人处事的某些断面。
关键词：《独立评论》；胡适；黎昔非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2-0063-10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①一书揭示了《独立评论》后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和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胡适究竟何如人？就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大陆胡适曾经是个“妖魔”，如今时来运转又成了“圣人”，从学术到人品几乎都是超凡绝俗的“大成至圣先师”。当年“妖魔”化的胡适并非真实的、全面的胡适，那么今天“圣人”化的胡适是否就是真实的、全面的胡适呢？本文试从黎昔非个案入手对胡适的为人稍事探究，就正于先进贤哲。
一、何物“无为政治”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说：“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②在这里他搬出“无为政治”来自我解嘲。那么，胡适的“无为政治”究竟是什么呢？胡适这里讲的“无为政治”当然不是关于治国的方针，而是其办理“独立评论”和为人处世的做法。
1． 虐用员工
如所周知，《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其发行量从第一期的二千本，一年内飙升到8000本，两年内达到15000本③。其出版、发行任务之艰巨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独立评论》自创刊至停刊的五年半时间里基本上只用了一个黎昔非，另外前三年有工友老宋一人，1935年增加了负责财务的陈晋祺④协助黎昔非的工作。黎昔非虽然名为“经理人”，但实际上是事无巨细，除编辑以外“包办一切”⑤。他工作负担之繁重，胡适除了上文所说之外，还说：“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⑥黎昔非全力以赴也完成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于是不得不动用他的社会资源——同乡、同学、朋友来协助完成任务。目睹黎昔非工作情况的罗尔纲写道：“我于九一八事变前几天回广西。到1934年3月才再来北平。那时《独立评论》已经出版将两年了。社址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经理为黎昔非，广东兴宁人，中国公学同学，同吴晗和我都是熟人。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我每星期天都去看他。他很忙，从来没有功夫去玩。”⑦黎昔非的同乡林钧南从1932年5月到1937年7月在北京求学，恰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双方过从甚密，他说：“他是总其成的，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在内。”⑧黎昔非在谈到《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形时说：“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而且工作条件也是十分简陋的，初期“只数间空房，什么都没有，连喝水都不便。”⑨我们从黎昔非在《独立评论》期间孑遗的三封致胡适书信中除了可以具体看到其工作之繁重、琐碎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他从早到晚全天候待命、工作的情形。⑩显然，胡适之所以能够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实行所谓“无为政治”，是建立在黎昔非的“有为”基础上的。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11}我们不必追究胡适读了《新约》这句话后是否真的曾经“泪流满面”，我们只是要问：当他星期天开着汽车前呼后拥，带着家人、朋友，有时也带着章希吕、罗尔纲等到西山等处游玩时{12}，而这天正是黎昔非“最忙的时候”，他不得不动员“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从来没有功夫去玩”的黎昔非正在超负荷地工作，面对三年来“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如此繁重的工作，他可曾想到过“工作的人太少了”？他可曾因此而“泪流满面”？
在如此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之下，黎昔非所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的工资是“由胡先生酌定”{13}的，据黎昔非夫人说，他们结婚（1933－1934年之际）之前每月30多元，其后增加了10元，每月40多元{14}。这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呢？且看胡适的同乡、当时奉上海亚东图书馆之命来胡家催促书稿的章希吕1934年8月29日的日记：“（胡）适兄和我谈，万孚因要到福建别有高就，基金会里的缺他想请罗尔纲先生去接手。如罗先生愿意往清华读英文，他每月送他一百元。叫我将此情形告知罗先生。至于吾的事，如亚东是不可居，叫我回家后耽搁些时就到他家里帮他做事，每月送我酬劳八十元。适兄美意非常可感，但我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而送如此之厚的报酬，我意总过不去。”章希吕“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却可以得到80元的月薪；罗尔纲帮他做的事情就更少了，他1934年3月从广西入住胡家，他说：“我这一次再回到适之师家，不同从前抄录《铁花先生遗集》和辑录《聊斋全集》时那样，每天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祖望、思杜两弟又上学去了，适之家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自己看书。”后来他请求胡适介绍工作，胡适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有一个文书职位，是在我下面做事的，月薪120元，工作很清闲，有时间自己做学问，你意思怎样？”罗尔纲希望去研究单位，于是胡适让他到北大考古室当助理。1935年1月，罗尔纲把妻儿接到北平，他说：“那时候，我只有60元的月薪，而每月我最低的生活费须用90元左右，还差30元。”{15}章希吕应胡适之邀，于1935年5月再度从南方来住胡家，他5月24日的日记写道：“（胡）适兄送钱来，我因在此帮他做的事不多……故只每月收他四十元。适兄意思很好，以吾负担太重，四十元决不够用，彼此何必客气。结果收了他五十元。”{16}章希吕此时开始任“胡适的秘书”{17}，其中包括协助胡适做《独立评论》的末校。除了吃、住之外，平日的游览、年节回家探亲等费用全由胡家包办，每月40元胡适还认为“决不够用”，还要给他加钱，因为他原先盘算的是给他每月80元，在章希吕推辞后以50元妥协。章希吕“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可以得到如此报酬，而黎昔非超负荷的工作却得到如此菲薄的待遇。黎昔非家境贫寒，远离广东故乡，毫无经济来源，起初是在读研究生，后来结婚有了家庭负担，增至40多元，才达到了章希吕“决不够用”的水平，“需要省吃俭用”{18}才能维持生活。黎昔非的同乡、中国公学同学丁白清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北平与黎昔非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对于他在《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况颇为了解，他说当时黎昔非“薪水只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这样做。”{19}1934年12月2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说：“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20}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105元，不过“勉强可以支持”。那么胡适不会不知道黎昔非这点工资是否可以“支持”。1935年6月12日胡适致陶希圣说：“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如来书说的，‘自责’在学术界是应当的，但在教育上则又不应当‘自责’而应当自吹：这是一个两面标准（ｄｏｕ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我不能认为最妥当的办法。至少我的训练使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两面标准。……因你提出此双重标准，故我诚恳的写此长信。”{21}当他教训别人不可实行“双重标准”的时候，他自己正在实行“双重标准”，从下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双重标准”几乎贯穿于各个方面。
这里需要指出，上述章希吕、罗尔纲是胡适私人的“雇佣”或“宾客”，而黎昔非却是为“公家”做事，胡适不是把自己编辑《独立评论》说是“为公家做工”{22}吗？胡适曾经就对待公家雇员问题发表高论，1935年6月11日他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说：“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一个负有两千万元的财务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或体恤，不应该是失策。……你是一个讲行政效率的人，对于此点之斤斤争论，实是成见，而非公心的判断。”{23}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以双重标准处理上述“公”“私”雇员的时候。1936年4月10日这天章希吕曾经到独立社，“有一家印刷局来兜生意，每期可减省印刷装订费约十四元。”章回来告诉胡适，胡适“不赞成换印刷所，因独立社已不赔本，不犯着刻薄劳工。”章听后不禁感叹“适兄无处不为苦人着想”{24}。当胡适在章希吕面前表现其对外界“劳工”博大的慈悲心肠时，他大概忘记了是否应当先在《独立评论》社内部“不犯着刻薄劳工”？
还需指出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独立评论》解散时的情况。“七七事变”后迅即移居天津的胡适夫人江冬秀接胡适9月6日、11日信后，于9月28日致胡适信报告善后处理情况，说：“我是十二号晚上接到你六号信就写信叫章胡两位来同回家乡……一直到九月十九日他们来津……章胡是我买了两张船票送给他们，另外送他们一百元，他们只到报馆那（拿）了二百元，用去五六十元了，故我替你补报他们点钱……罗尔纲夫妇走，我又给了他一百五十元，吴春晗走又一百元。”{25}这里的“章”即章希吕，“胡”是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吴春晗”即吴晗，“报馆”即《独立评论》社。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胡适曾经向江冬秀指示善后事宜，其中包括对章希吕等人的善后。章希吕并非《独立评论》社正式员工，而是作为胡适的“秘书”兼助胡适做《独立评论》“末校”，他每月的50元工资是由胡适自己付给的，但现在他居然可以去拿《独立评论》社的钱，而胡适的家庭教师胡某与《独立评论》社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居然也可以从社中拿到钱，这《独立评论》社的公款难道已经成了胡适家的私产？此二人拿了二百元江冬秀还觉得亏待了他们，又替胡适“补报”他们每人一百元和船票。而五年半的漫长岁月里为《独立评论》献出了一切的黎昔非得到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胡适对于黎昔非善后的只言片语，但可以知道的是，黎昔非于“七七事变”后与罗尔纲、吴晗结伴南逃，走到半路就“身无分文”了，亏得罗尔纲借给他20元才得以走完后半段路程{26}。这个情况告诉人们，黎昔非虽然为《独立评论》社工作多年，但是没有什么积蓄，其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遣散费”也是没有他的份的，尽管《独立评论》社在解散后还存款“约四千元”{27}。为了筹集逃难的路费，黎昔非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女式自行车，而那辆比较值钱的《独立评论》社的公车他却存入银行交公，没有苟取分文{28}。靠变卖“家产”逃难的黎昔非只能支持半程的回乡之路已足以说明一切。1938年2月3日胡适致江冬秀说：“这半年里，你用的几笔大钱，都很得当，我看了都很高兴。”{29}显然，这些善后工作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由此可见，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社经理人黎昔非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就是最大限度地加以役使和榨取，这与“无为政治”的惠民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2． 舍人为己
那么，胡适“无为政治”的目的和实质又是什么呢？1937年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大概不免‘躬亲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最能用人；付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可惜他早年训练太坏，不能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做点学术著作。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30}这里胡适道出了实行“无为政治”用人之道的目的、效用是“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这是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五周年之后的经验之谈，故他不无得意地向翁文灏传授心法。的确，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多时间里，不仅杂志办得越来越红火，做成了一件“大事业”，而且“研究工作”丝毫未受影响。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多（1932．5－1937．7）中，他发表论文214篇，出版著作1部，而在此之前的五年（1928．1－1932．5）中，他发表论文83篇，出版著作2部{31}。他每星期只要抽出一天时间编辑《独立评论》就可以了{32}。所谓“每周一天”，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个晚上，而且主要是写自己的文章{33}，共计为《独立评论》写了123篇文章。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和文集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他不仅身兼各种教职和社会职务，而且照样进行写作、阅读、出访国内外、会客、讲演、社交、宴集、游览……。无怪乎原来对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性并不高的胡适后来积极性却十分高。1932年4月17日胡适致丁文江信中说：“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怎么好？”{34}他和丁文江“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35}三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办过三次刊物，《每周评论》出到36期被封，《努力》到75期停刊，《独立》居然出到180期，总算长寿了！”{36}“七七事变”后身在南京的胡适1937年7月31日致蒋廷黻的信中还在惦记“‘独立’不知还在出版否？”{37}（而对于当时身处沦陷区坚守岗位的《独立评论》“经理人”却不闻不问）。抗战胜利后当有人提议重新办理《独立评论》时，胡适列举了不可能再办的种种理由时，有一条重要的理由他没有说，那就是他再也找不到而且也不敢再去找像黎昔非这样“合适的”经理人了。
胡适一生坚守的一条底线是任何工作、职务不能影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触及这条底线他是不干的?穴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算是例外?雪。1932年4月4日胡适致蒋梦麟的信说，如果推举他出掌北大，则“自由将变为义务，上台容易，下台就很难了。无论我大病之后，决不能担任，在几年之内我决不能自投罗网。”{38}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推辞职务任命时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而是为了“专心著述”{39}。1947年12月17日致王世杰推辞公职任命时说：“我不能担负此命。……第二，我今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故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所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40}在胡适看来，维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维护自己“独立”“自由”的权利。
那么，他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工作和“独立”“自由”的权利又是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
首先，胡适一再要求黎昔非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表明他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的学业和研究权利。1932年3月20日黎昔非与吴晗一起前往协和医院探望正在那里住院的胡适，胡适即向黎昔非提出希望他能够“帮助”他办理《独立评论》。黎昔非没有答应此事，因为其时他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做二年级的研究生。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胡适的合作者蒋廷黻仍然在为物色不到“合式的经理人”而“发愁”，当他从吴晗口中得知胡适曾经邀请黎昔非担任此职时“很高兴”，叫吴晗“即刻写信”请胡适“决定并征求（黎）昔非同意”{41}。于是胡适派人送信至黎昔非寓所，约见并再次请他担任此职{42}。由此可见黎昔非是因为胡适的一再邀请才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胡适当时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教授，黎昔非是他的学生，他这样一再要求一个在读研究生放弃自己的学业，不能说是对学生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没有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利益。胡适曾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说：“那几年（1931—1934）正是国内几个大学埋头苦干而进步最速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个最好的大学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43}。而北京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黎昔非正是在这个期间考取并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的，1931年6月5日的《北大日刊》的《公告》登载了研究所国学门通告：“本学门本届报名研究生业经考试及格者共21人，计研究……文学者八人：黎昔非……”等{44}。名列前茅的黎昔非正是通过这种“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而就读北京大学的。作为师长的胡适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将当时凤毛麟角的而又是这样优秀的研究生从学习岗位上拉下来，恐怕不能说是恰当的做法。1936年胡适曾高喊自己“从不曾要学生因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面。”{45}他说这话时他的学生黎昔非已经为他牺牲了四年的学业。
其次，胡适以如此繁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加在一个在读研究生身上，直接剥夺了别人的研究权利。黎昔非在《独立评论》中超负荷的工作情形已见上文所述，在这样繁重、琐碎的工作重压之下是难以进行研究工作的。黎昔非说：“这种杂志发行工作，最初我以为很简单，每天不用花几小时尽可对付，后来事实证明，它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妨碍的。”{46}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的黎昔非{47}，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中，只于1937年1月24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从‘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这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显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这时恰恰是在《独立评论》停刊的四个月期间，表明只要有一点喘息时间，他就能够作出应有的研究成果来的{4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评论》繁重的工作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带来多大的影响。胡适在把繁重、琐碎的事务加在黎昔非身上，从而剥夺了他的研究的同时，却对他所喜欢的人百般呵护，唯恐其负担繁重、琐碎的事务而影响了研究。他说：“我当年早看出罗尔纲的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想管住他一点。”{49}他是怎样“管住”罗尔纲的呢？1936年6月29日他致信罗尔纲：“我劝你以后应该减轻编辑《史学》的职务，一个人编两个学术周刊，是很辛苦的。”{50}他生怕罗尔纲太“辛苦”，连学术刊物的编辑也不让他担任太多。而黎昔非担任的《独立评论》职务，不仅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关系，而且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罗尔纲所担任的“两个学术周刊”，他为什么不“劝”他“减轻”呢？如此双重标准、厚此薄彼究竟是为什么呢？新中国建立后胡适跑到美国当了寓公，他说：“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ｂａｂｙ－ｓｉｔｔｅｒ，困难万分。你们当日有许多青年学生帮忙，有四个小姐帮忙，所以你们可以布置一个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清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ａｓｈｔｒａｙ。”{51}胡适的“无为政治”就是把他自己“最怕”的“琐碎麻烦”推给别人，以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种“无为政治”是建立在权势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可以做到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做不到了，不得不“躬亲细务”了。胡适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极力排除自己不愿意担任的行政和事务工作，宣称自己是“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那么他考虑过黎昔非“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吗？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三，胡适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是对别人的“独立”“自由”的侵害。黎昔非的初衷是：“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籍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独立评论》的工作极大地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曾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但是，“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52}所谓“相当接替的人”是什么含义呢？那就是像黎昔非这样既具有研究生高学历和水平而又便于控制，既能够超负荷工作而又廉价的“劳工”。这样的人选自然是“不易找到”的，即使神通广大如胡适也是“不易找到”的。在黎昔非的利益与他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剥夺黎昔非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毕生鼓吹“独立”“自由”的胡适，要的是自己的“独立”“自由”，他的“独立”“自由”是建立在牺牲黎昔非的“独立”“自由”基础上实现的。胡适说：“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53}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却将“拘束压迫”施加于黎昔非身上。黎昔非在中国公学上大学时的同学、同乡，1932年秋至1933年春与黎昔非在北平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的丁白清在谈到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形时说：“我知道他当时很痛苦，又不敢走。”{54}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却很耐人寻味，这里说的“当时”无疑是在1932－1933年之际，可见黎昔非早在这时已经提出辞职的问题了。为什么黎昔非感到“痛苦”呢？这除了待遇菲薄、工作繁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他的研究工作的“极大妨碍”。令黎昔非和他的友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痛苦”那时才刚刚开始，他还要继续再忍受四年之久，四年前就已经“很痛苦”的他，捱到四年后该有多大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显然，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是贯穿于《独立评论》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的。何以“又不敢走”呢？谁都清楚，以胡适当时在学术界的权势，并直接掌管着北京大学的权力，黎昔非是决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的，真正是“自投罗网”了。胡适说：“人生如梦，过去甚快，等闲白了少年头，糊涂断送了一个可以有为之身，乃是最深重的罪孽也！”{55}他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怎么不考虑一下黎昔非“等闲白了少年头”呢？他如此“断送了”黎昔非这样“一个可以有为之身”，难道不是“最深重的罪孽”吗？就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胡适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却有这样的慨叹：“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拟即专心著述，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56}他怎么不想一想难道黎昔非就不担心自己“两鬓已斑白”吗？黎昔非就不希望“趁此精力未衰”之时“专心著述”，以了自己的“学术旧债”？他怎么一再不许黎昔非从“每苦毫不感觉兴趣”的岗位上辞职呢？
1929年6月，胡适作为中国公学校长向毕业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易卜生说：‘你们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57}黎昔非当时作为中国公学三年级的学生，应当也能够亲聆胡适的这次教诲。黎昔非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日后迫使自己“抛弃学问”的，“毁了自己”的不是自己而正是这位言者谆谆的校长和老师！胡适正是按照自己的“预言”把黎昔非逼入这条死胡同的，“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预言”在黎昔非身上应验。
在承担《独立评论》经理人五年之后，黎昔非被胡适彻底抛弃，不得不回到老家担任中学教师以维持生计。1930年他在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时，已经收到“五华县中”的聘书{58}，但他坚决推辞而北上，抱着“满以为专搞一二年，总能搞出一点东西来，便不难跻身于教授、专家之列”{59}的憧憬。但他的打算彻底落空，七年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在这七年中，除了有一年多是他自己可以“独立”“自由”的时期，从而也是他个人发展的辉煌时期，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掌控于胡适之手而为其所用。也可以说黎昔非北上七年实际上只是替胡适做成了一桩“大事业”。
胡适办理《独立评论》而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无为思想的开山祖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60}胡适这种虐用员工、舍人为己的所谓“无为政治”无疑更在此“下德”之下了。
二、缘何“忘记了”这桩历史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还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61}他告诫《独立评论》社员以及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但是事实表明，首先是这位谆谆告诫世人的胡适“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从而世人也跟着“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
1． 如何“忘记”的
欲知胡适缘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先得看看他是如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的？
1956年胡适在台湾出版了《丁文江的传记》{62}，其中有一章题为“独立评论（1932－1935）”，专门叙述他和丁文江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事。胡适写道：“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63}这里不见了黎昔非，而当年在表彰黎昔非时被附带提及的章希吕倒是赫然而在；这里只有“校对”和“写文字的人”，而没有了当年他曾经列举过的“发行”、“印刷”、“杂务”以及由黎昔非“一个人支持”的“发行所”了。对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在20多年后，他写《丁文江的传记》中有关《独立评论》这一章时，提及《独立评论》校对的事，他只提及章希吕一人，而未及昔非先生。这显然是记忆上的错误，不足深怪。”{64}这似非公允之论。
事实上胡适撰写《丁文江的传记》并非在二十多年之后，而是在《独立评论》于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之后的第十八年——1955年秋，胡适说：“1955年秋天我开始写这本传记”{65}。他只提及章希吕而未及黎昔非也决不是“记忆上的错误”。考胡适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广泛搜集了他所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全套《独立评论》。他说：“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66}他不仅借来了全套的《独立评论》，而且将它“细细读一遍”。那么，包含表彰黎昔非内容的《独立评论》三周年、四周年特大号上头版头篇他自己撰写的社评，他恐怕不会不“细细”阅读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胡适晚年记忆不及从前，也不可能记不得黎昔非其人其事的吧？胡适对于自己撰写《丁文江的传记》的严格颇为自得，他说：“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这是材料的限制。……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最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67} 《丁文江的传记》出版之后四年，1960年再版时胡适又对此书做了认真的校勘，他说：“我借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68}他如此认真对待、严格撰写和反复推敲磨勘的《丁文江的传记》，在论述和总结《独立评论》一事时居然完全抹煞黎昔非，绝对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作伪。
有的研究者推测：“当时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已经开始……胡适大概是担心提到黎昔非的名字，而使其受到牵连。”{69}似乎胡适身在台湾仍然念念不忘保护黎昔非，这个猜测也是不能成立的。1955年，当胡适得知大陆“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时，确实曾经说过：“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苦！”{70}但是言犹在耳，1958年胡适在台湾为了庆祝68岁生日，特地自己出资出版了罗尔纲写的《师门五年记》，亲笔改题书名；其后一个多月又重改重印，广为散发，以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71}他怎么不担心连累他一贯偏爱的罗尔纲呢？
显然，胡适在总结《独立评论》历史时只字不提黎昔非，不可能是为了保护黎昔非，只能是为了掩盖这桩历史。
胡适掩盖这桩历史也并非始自撰写《丁文江的传记》之时。翻检胡适的日记，人们不难发现，1931年胡适曾经两次记载黎昔非的来访{72}，但是此后黎昔非就从胡适的日记中彻底消失了。此中缘故何在？1931年时黎昔非刚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拟以《诗经学史》为其研究课题，他这两次造访就是向胡适请教这方面问题。那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故胡适是率性而记的。次年，黎昔非则被胡适请进了《独立评论》社。按照常情，在《独立评论》期间，黎昔非与胡适的接触更多了，除了日常社务之外，值得记载的事情应当是更多了。但是，事实是这五年中在胡适的日记中片言只字均不见。难道在这五年中，黎昔非与胡适的交往中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事情吗？别的不说，就以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让一位在读的北大研究生中断学业，罗致为《独立评论》经理人，解除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使《独立评论》得以顺利出版；五年中黎昔非不止一次向胡适提出辞职，他均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为由而推辞，这对于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是关系着《独立评论》能否继续办下去的大问题；1937年春，忍无可忍的黎昔非向胡适表示“暑期以后决不再干了”，胡适难道不需要盘算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诸如此类的问题何以只字不提呢？显然，这个期间他们之间已经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这个矛盾冲突是与日俱增的。他不能不慎重落笔，如果如实记载下这些事情，他将如何向北大师生作出解释？他将如何向世人交代？无疑，这些事情真相披露出去，将引来世人的注意和疑问，从而将大大损害他的清誉。
胡适比任何人都重视日记，他不仅一直在搜集、整理其父的日记，而且自己也从留美开始即坚持毕生写日记，尽管有停写的时候。他深知日记的史料价值，1935年12月28日他致汤尔和信中说：“先生之日记实使我稍明白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见史料之可贵。”{73}胡适知道他记日记就是在写历史，如同帝王之“起居注”与“实录”，将来都是撰史的资料和依据。抗战期间，他要求江冬秀“把我的稿子、日记，老太爷的日记、稿子，全托人带到美国来。”后又将其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74}，可见他对于日记的重视。他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就曾把自己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
有人可能会说，胡适不是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四周年时表彰了黎昔非吗？然而胡适这两次“表彰”黎昔非是很值得玩味的。首先，胡适之所以要“表彰”黎昔非，根本原因在于黎昔非多年来一再提出辞职，而胡适又找不到“相当接替的人”，因此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胡适不得不“加以安抚，以求稳住他。”{75}其次，胡适在这时才提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按照当时出版物的惯例，一般都会在扉页或别的地方登载经理人或发行人的名字，但是《独立评论》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字提到她的经理人是谁，杂志已经创办了三年，世人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杂志除了胡适为首的编辑部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人参与此事，他们从何“忘记了”呢？事实是胡适自己首先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整整三年才突然“想起”要向世人交代一下。其三，胡适第一次“表彰”黎昔非是在1935年5月，这时黎昔非原来的导师黄节已于当年1月24日去世，加以黎昔非已经脱离北大研究所三年整，一直默默无闻为《独立评论》操劳，没有在学术界显露头角，故北大的师生已经“不了解”{76}黎昔非了。其四，胡适在文章中只提到黎昔非的名字，而对于黎昔非究竟何许人，没有只字的交代。世人根本无从知道黎昔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来自何方？他的背景、学历是什么？他与胡适是什么关系？等等，均一无所知。而同时受到表彰的罗尔纲、章希吕虽然相对简短，但已点明是胡适的“朋友”，在当时能够被胡适认为是自己的朋友，其身价就不同一般；而且他们均已在胡适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出现，有“实录”可稽。黎昔非是全职工作人员，章、罗二人是在主要职务之外兼及《独立评论》部分事务。这种“表彰”对于黎昔非究竟有多少价值，胡适心中是有数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确实证明这种“表彰”不过是胡适送给黎昔非的“空人情”{77}而已，不仅世人不知道，连研究胡适与《独立评论》的学者、专家都搞不清楚黎昔非何许人及其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从而把黎昔非所做的事情张冠李戴到了罗尔纲、章希吕的身上。其五，在第二篇文章中，胡适将章希吕与黎昔非相提并论，已经透露了他的偏颇和不公。在此文中胡适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78}章希吕只参与了上述工作“校对”中的一个环节——“末校”，笼统地说“他们”如何如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自然也有失公允。
胡适重视日记，与重视传记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日记是为传记准备材料的，甚至日记本身就是传记。他有时把日记称为札记，说这些札记“是绝好的自传”{79}。胡适深知传记的史料价值，他说：“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这样就“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80}“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81}因此，他写《丁文江的传记》就绝不是仅仅为了丁文江一人，而是在撰写当代的历史。
如所周知，胡适一贯强调治学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82}为人也要敢讲真话，他说：“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ｆｒｅｅ），这是西洋人常说的话。我也可以说：只有真话可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这是一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说真话乎？不说真话乎？”{83}写传记也要讲真话，“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84}胡适强调“讲真话”比谁都多，那么，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总结创办《独立评论》的那段话是老实话吗？是讲真话吗？不是。不仅他在这里一笔抹煞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作用与贡献、抹煞《独立评论》发行所的存在是在掩盖历史，而且他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这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也是在歪曲历史，因为胡适比谁都清楚在《独立评论》存在的五年中，章希吕究竟参与了几年，就校对这一环节而言章希吕究竟又承担了多少工作，他也比谁都清楚《独立评论》的社务除了“校对”之外还有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是什么，他也比谁都清楚《独立评论》还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发行所”，在章希吕之外还有一个对《独立评论》更为重要的人物——黎昔非。他以章希吕和“校对”一事取代《独立评论》不可或缺的社务和社务部门，就是为了掩盖黎昔非及其所主持的“发行所”的存在。显然，胡适在总结《独立评论》历史的时候是煞费苦心的，我们不难想象，他是不敢以正眼，而是以躲闪的眼神面对黎昔非的，他是“抬不起头来看”黎昔非的。
2． 缘何“忘记了”
胡适说：“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回得出一个‘为什么’”{85}。那么，“为什么”在写《丁文江的传记》的时候他竟公然掩盖这桩历史呢？
首先，他认为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知道黎昔非其人了。黎昔非由于为胡适所累而没有在学术界显露头角，从《独立评论》停刊到他写《丁文江的传记》已历十八个春秋，黎昔非仍然默默无闻，而当年仅见于《独立评论》的那两篇文章中只不过是提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世人陌生、无根无叶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无头案”。加以世事沧桑，两岸阻隔，在台湾更不可能有人知道黎昔非其人了。其次，他以为既然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一直就不为世人所知，乐得“顺水推舟”，“听其自然”。如果把黎昔非这个名字在这时提出来，他要不要作出交代？如何交代？再如果此事引起世人的关注与怀疑，他将如何说明和解释？这些都是令胡适作难的事情，如实写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必然暴露长期以来他不欲人知的一面。素以名誉为先的胡适，为了维护他的盛名，为了维持“既成事实″，他选择了继续瞒下去的做法。第三，他把黎昔非的事情瞒住，就可以继续独占办理《独立评论》的功劳。长期以来世人只知道胡适主办《独立评论》（包括他的合作者蒋廷黻等名人）的功劳，而根本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人也曾经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没有注意到《独立评论》还有一个“发行所”及其作用。这些在以往都已被笼统地囊括于胡适的功劳簿中了。所以，他这次仍然是从吹嘘自己的角度来谈《独立评论》的，且看他的话：“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还有，“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他把“开销很省”的原因归结于一是章希吕是“我家中住的”，大家都知道章希吕是由胡适付工钱的，言下之意就是我替公家省出了钱；二是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大家也都知道《独立评论》刊登胡适的文章是最多的。这与他的合作者蒋廷黻总结《独立评论》的角度就有所不同，蒋廷黻在回忆《独立评论》创办一事时说：“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并承认“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86}。他强调《独立评论》本身的自力更生，承认用这个“小职员”是“开销很省”的原因之一。而他所谓的“小职员”只能是黎昔非，根本没有提及章希吕。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要客观一些。不过，从他把黎昔非说成“小职员”，以及误记“小职员”的月薪为60元，表明他对黎昔非并不了解，对他的工作情况及重要性也不大了解，体会不深，从而贬低了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作用与贡献。这表明胡适一直就把黎昔非掩藏于自己的麾下，并没有很好地把黎昔非其人及其工作情况向《独立评论》成员推介，实际上隔绝他们之间的联系，乃至蒋廷黻连黎昔非的名字也“忘记了”。
胡适掩盖这桩历史，是与他“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的行径一脉相承的。胡适曾经说：“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其中“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87}。这里的一些话正好用来解释胡适的行为，“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正是胡适对待黎昔非的贴切的表述。
胡适在“利用”黎昔非五年之后，眼看黎昔非不可能挽留了，于是不得不准许他离开《独立评论》。知恩图报是一般人都具有的道德，其甚者更是“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么，胡适是怎样对待这位为了他而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学生的呢？且看黎昔非下面的一段回忆：“关于‘独立评论’发行的工作，我曾几次拟辞而未果。到了1937年春，我即向胡适表示暑期以后决不再干了。等到暑期将近时，一天我到他家里，他说：‘北大研究所要一个人去搞金石之类的工作，你愿意去试试否？’且补充地说：‘就先去试一试，如不合兴趣再说。’可是，待我表示愿意时，他却提出了条件：‘那么，你先拿篇论文，最近写的来。不日，研究所就要开会研究下期的工作。添聘人员要在会上讨论通过。他们不了解你，所以要拿篇论文给他们看看。’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花样，因为，那时他在他们一群中，他说一句就算一句，说两句就是一双的。只是他原想做个‘空人情’的，他估计我在那几年中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有吧，不过是些小说之类的东西，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88}胡适虽然也不得不给黎昔非介绍工作，但是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要求他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当年他安排罗尔纲也是去这个单位，做同样工作的时候，也要求他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吗？也是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吗？如果说“他们不了解”黎昔非，胡适难道也不了解吗？当年罗尔纲到这个单位工作之前“他们”不也是“不了解”他吗？黎昔非长年累月为其卖命，怎么能突然要求他“不日”内就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呢？即使一定要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胡适为什么不提早告诉黎昔非，让他有所准备？为什么不能像对待罗尔纲那样周到细致地为他安排研究的时间和条件？这些除了表明其实行双重标准之外，还表明他对于给黎昔非介绍工作是不感兴趣的，是没有诚意的，只是敷衍他一下。黎昔非比一般人更了解胡适，他与胡适的交往，不算他们从1929年开始的一般的师生关系，仅密切的交往就达五年之久；而且他与胡适没有那种过分亲昵的关系，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他可以更为客观地观察胡适，从而洞悉胡适的为人。黎昔非说他这么做只是“想做个‘空人情’”，“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说法，是准确地把握了胡适当时的心态的。对于一个为自己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人，其“利用”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就采取这样的态度，竟然从他那里得到如此的回报，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黎昔非离开《独立评论》之后胡适立即抛弃了他，弃之如敝履。胡适在这次应付了黎昔非之后，认为自己已经补偿了黎昔非的损失，他已经不欠黎昔非的了。因此“七七事变”后他就将黎昔非彻底抛弃，因为在他看来，“七七事变”前一个月已经为黎昔非安排了工作，他对于黎昔非的责任已经划上了句号。后来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胡适的这种心态。抗战后期黎昔非在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期间，他曾先后三次致信胡适，因为当时“教部举办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历审查，昨得教部批示，服务年限及著述二项已予审定，惟饬补北大研究院修业证书。生于是往谒郑秘书长天挺，他意须有相当证件，而生之注册等件，已遗在平，此间又无当年熟识师长可代证明。”因此“敬乞赐示几行，俾持以请发修业证明。”信中还特别申明“此关系于生非常重要”{89}。但是这三封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我们联系1937年他对待黎昔非就已经采取那样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事隔七、八年之后胡适为什么采取如此行径了。至此，人们已经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词语，只能用“过河拆桥”来表达了！难怪连与胡适关系如此亲密的罗尔纲都愤然说：“不是他（引者案：指黎昔非）求人的问题，而是胡先生求了他，欠了他的！”{90}
胡适歪曲、掩盖《独立评论》历史真相，是他实用主义思想在写史上的运用和必然。如所周知，胡适深受实用主义思想的浸染，将其奉为毕生言行的圭臬。他在综述詹姆士的“实在论”时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包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91}我们从他在《独立评论》前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一方面通过他的日记、书信等来掩盖黎昔非在《独立评论》中的存在，更不必说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日记、书信等来宣扬、突出他自己在《独立评论》中的作用；他还通过日记、书信等宣扬他愿意宣扬的一些人，如章希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章希吕不过是上海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曾给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项工作”，1937年之后即赋闲在家至1961年去世{92}。但是由于胡适在日记、书信中累累表彰他，章希吕也通过日记一再赞扬胡适，两者相得益彰。于是章希吕居然成了一位“名人”，有的胡适研究者谈起他来如数家珍。一般来说，日记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看而秘不示人的，讲的都会是真话；如果是为了给别人看，甚至是为了发表的，就有作伪的可能。而胡适写日记、写信都是为了给别人看，是为了发表的。在准备了这些“人造的分子”的基础上，遂有了诸如《丁文江的传记》的问世。胡适说他在写此书时曾“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于是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关于“独立评论”一节顺理成章就突出了胡适，泽及章希吕，而不见了黎昔非。一部被歪曲了的《独立评论》史就这样流行于世。从此以后，史家在论及《独立评论》时，除了突出胡适之外，章希吕就一直成为不可或缺的有功之臣，黎昔非所做的一切，或被完全掩盖，或被张冠李戴到了章希吕身上；出版时间如此之长、发行量如此之大的《独立评论》似乎只是胡适等几个写稿人和一、二个住在他家的朋友帮帮忙就办成了，就坚持下来了，一般报章杂志都不可或缺的社务部门和管理人员似乎在《独立评论》中都是不存在的，办理《独立评论》是那么轻巧和容易，那样的与众不同。历史就被胡适这样“涂抹”“装扮”而成。由于人们对胡适的深信不疑，将他写的文字视为“第一手”资料，因而这个被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了“正史”。胡适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比任何人都知道日记、书信、人物传记的史料价值，而且他比任何人都身体力行于此。他的日记、书信和他所写的人物传记，就是现成的历史。因此，只有胡适才有能力、有办法如此“加工”“改造”历史。
三、余论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诸多言行不一的表现：他谆谆告诫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但是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却把黎昔非忘得一干二净；他告诫别人不要实行双重标准，他却以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别人，对待黎昔非与罗尔纲等人；他处处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但却做出了无视他人“独立”“自由”的行径；他终生维护自己的学术研究权利，但却做出了无视别人学术研究权利的事情；他告诫学生“不要抛弃学问”，却在帮助一些学生做“学问”的同时亲手扼杀一些学生去做“学问”的权利；他在“善待”一些“人子”的同时却又在虐待另外一些“人子”；他无时不在担心自己“白了少年头”、“两鬓已斑白”，却肆意浪费别人的青春，令他人“白了少年头”、“两鬓已斑白”而无动于衷；他把“讲真话”“讲老实话”喊得震天价响，但却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公然不“讲真话”，不“讲老实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胡适一贯好为人师，危言高论充斥于篇什，以“真理”、“道德”化身呈现于世。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93}对于胡适，我们也应取如是态度和方法，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从而“察其心”。看看他哪些地方是言行一致的，哪些地方是言行不一的；言行一致与言行不一又各有几许？程度如何？
胡适的言行不一并非偶然。他在《独立评论》问题上的这些表现，是他一贯行为的集中反映。略举一二，以窥其情。
胡适说：“我是最怕出名的，一生受了暴得大名之累，现在老了，更是处处躲避一切出名的事。”{94}他还曾对别人说：“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95}。那么，事实如何呢？胡适的好名、“爱惜羽毛”乃举世皆知的事实，例如：抗战期间他不厌其烦写信向江冬秀报告他的进帐：“今年春夏秋三季可得八个名誉博士。连以前的三个，共总有十三个名誉学位。”“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到了今年九月底，我总共有了十四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四年苦工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这三个星期，我得了六个名誉博士学位，今年共得了七个了。”“去年得了三个，一总共得了十三个名誉博士学位了。”{96}又如：凡宣扬其名誉的人和事，莫不令其高度兴奋，从而得到他格外的眷顾和礼遇。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于1945年写成以来，胡适毕生都在推销、宣扬此书，认为此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1958年为了庆祝他的68岁生日，他亲笔题改书名，自费连续两次出版此书，广为散发，以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成为罗尔纲一生“流传最广远的一本”书，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哪！”胡适声称“《师门五年记》等于替中国公学作广告”{97}，实际上在替谁作广告，是谁都明白的。1943年10月29日胡适在美国收到胡不归寄来的《胡适之传》，当天就在日记中详加记载，说：“他出这书，为我做‘五十岁生日’，其意可感。”第二天就“写长信”给他，“讨论他的《胡适之传》”{98}。1959年胡适收到何勇仁11月16日的信，并寄来的《胡适的为学与做人》文章、照片、资料，当天就给他回信，其中说到：“先生要精选二十件名画到中央研究院来展览，并招待院中同人，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建议不要到中央研究院所在的南港来展览，因为这里太偏僻，希望“在台北挑一个中心的展览地点”，“那时我一定去看”{9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胡适说：“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从来没有一纸介绍信到任何机关或个人。”{100}当然，胡适为了推托这类麻烦，的确是很不愿意介绍人的。但是也并非从来不介绍人。1928年他曾介绍石原皋到家乡学校任教{101}。1934年胡适家乡绩溪的教育局长换了外地人，乡人“托（胡）适兄拍一电报给杨厅长免于调动。适兄比即发了一电去。”{102}1936年乡人涵澄“辞民众教育馆长职，求（胡）适兄电请皖教厅长饬县慰留。”于是胡适的“秘书”章希吕“为适兄起了一稿给杨四穆厅长，快函寄去。”{103}1947年他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并推荐王岷源，最后说：“以上所记，或足供先生的参考。将来如有（胡）适可以效劳之处，决不敢辞。”{104}1948年他先后致信当时在教育部的学生胡颂平，请他为曾性初、陈景云的事情帮忙{105}。1959年他为许淑珍的事情先后致信中央研究院的郭廷以、日本驻台湾大使井口贞夫{106}。1960年他向陈诚推荐刘登胜出国进修{107}。至于1931年他写信给清华大学的代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请他们为吴晗找工作的事情，更是大家都已经熟知的了。
胡适说：“中国刊物常有请名人题词的习惯。我个人向来不赞成这种题词。”{108}“我向来不赞成出版物请人题词或题字的风气，所以我不能为大作题词，千万请原谅。”{109}但是，只要他感到需要，与他自己的利害有关，他却很主动题词、题字。1958年胡适在台湾为了庆祝自己的68岁生日，把身在大陆的罗尔纲写的《师门辱教记》改名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出版，并亲笔题写书名，已见前述。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积极出版此书？除了前述他一贯的“好名”之外，也因为这个时期大陆进行胡适思想批判，于是利用此书以向世人展示他在学术界的正面形象，以抵消批胡运动可能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1960年6月20日胡适在复周维亮的信中说：“先生提及四十三年十月要我题《鹾海述林》书名的事。使我大愧悚！当时必定是手头没有毛笔，一搁就被压积到我的信札里去了。日子久了，就好像已经写了寄出了！六年前旧约，真使我十分惭愧！请先生即将《鹾海述林》的封面样张寄给我，我一定补写……”{110}。胡适为什么这么积极弥补爽约之事呢？原来周维亮曾经将胡适父亲胡铁花的《台湾日记与禀启》“充分采用作台湾盐务史料”，又写了《胡铁花之台盐治绩》。胡适对于保存、整理及宣传其父之史料非常热衷，因而与对待一般请求题写书名者态度迥异。
我们无意非议或反对胡适好名、不乐意介绍人、不乐意题字，等等世俗之人都有的行为，我们只是要指出，胡适每当有某种需要的时候，往往会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我从来”如何如何，我“一贯”如何如何之类绝对的、自诩的言辞来搪塞、推诿、解释，却往往陷入前后矛盾的境地。联系上文所述他在《独立评论》史上种种言行不一、双重标准的事实，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胡适的时候，不能仅看他的言辞，甚至只看他那些美丽的、高尚的言辞，而应当“观其言，察其行”，这样才能认识真正的胡适。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研究任何历史人物时都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有的研究者在面对不符于胡适“圣人”面目的资料或对胡适提出的异议时，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蚍蜉撼树；或采取“特殊照顾政策”，认为对此应当给予“理解”“同情”。按照这些“理论”，胡适是动不得的，只能继续在“圣人”的框架内添枝加叶；胡适的过错是应当略而不计，或视而不见的，似乎对于“圣人”反倒要降低要求。一桩功罪，一种是非，不论对于“圣人”还是“凡人”，都应一视同仁。对“圣人”的要求或许应当高于“凡人”，而不是低于“凡人”。观察胡适的方式除了仰视之外，还应当俯视，俯仰结合才能比较完整地看清胡适。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对于胡适这样的“圣人”缺少“理解”和“同情”，而是应当把“理解”和“同情”给予被胡适侵害的“凡人”一些吧？
注释:
①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⑥{61}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
③{86}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5､20-27页｡
④⑤⑧⑨⑩{13}{14}{17}{18}{26}{28}{41}{42}{46}{47}{48}{52}{54}{58}{59}{69}{76}{77}{88}{89}{90}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44､526､58､443-444､14-19､71､134､44､134-135､137-138､637､29-30,3-4､443､469､470､147,152､153､444､47-48､441､467､123､471､471､470-471､470-471､138页｡
⑦{15}{97}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37-41､64-70页｡
{11}{20}{21}{22}{23}{29}{30}{34}{36}{37}{38}{39}{40}{43}{45}{49}{50}{51}{56}{66}{70}{73}{74}{80}{82}{83}{94}{96}{99}{100}{104}{105}{106}{107}{108}{109}{110} 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632､642-643､640-641､681､743､727､568､666､729､567､589-590､1124-1125､1259､679､1379､702､1198-1199､589-590､1299-1300､1240､676､782-783,829､1550､1066､643､1374､804,808,818,841､1447､1667､1121-1122､1140-1141､1437,1446､1518-1519､1374､1435､1541-1542页｡
{12} 参见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9-250､255-256页;《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页等｡
{16}{24}{55}{92}{95}{101}{102}{103} 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1､269､219､245､219､217､259､267-268页｡
{19}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蒋廷黻说当年黎昔非是“月薪60元”(《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5页)｡他的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都不同,不过如果黎昔非的工资真的在原有40元基础上增加了20元,作为家庭主妇的黎昔非夫人是不会不知道或回忆不起来的｡
{25}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32页｡
{27}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
{31} 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四)(五)统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32} 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3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3､555页,等｡
{35}{63}{65}{6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502､548､548页｡
{44} 《北大日刊》第2645号｡
{53}{8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6､562页｡
{5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633页｡
{60} 《老子•德经》｡
{62} 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1956年第3辑｡
{64} 耿云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67} 参见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9-1300页｡“最法”一词中的“最”字可能为误排｡
{71}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4-70页;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0-1371页｡
{72}{98}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75} 刘佐泉:《只因‘师恩’误平生——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释》,《江汉论坛》2005年6期｡
{78} 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
{79}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胡适自序》,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81} 胡适:《四十自述•自序》,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6页｡
{84}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
{85}{91}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226页｡
{93} 《论语》卷3《公冶长》｡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独立评论》；胡适；黎昔非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2-0063-10
《黎昔非与独立评论》①一书揭示了《独立评论》后面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从而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和值得探究的问题，其中，胡适究竟何如人？就是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大陆胡适曾经是个“妖魔”，如今时来运转又成了“圣人”，从学术到人品几乎都是超凡绝俗的“大成至圣先师”。当年“妖魔”化的胡适并非真实的、全面的胡适，那么今天“圣人”化的胡适是否就是真实的、全面的胡适呢？本文试从黎昔非个案入手对胡适的为人稍事探究，就正于先进贤哲。
一、何物“无为政治”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说：“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②在这里他搬出“无为政治”来自我解嘲。那么，胡适的“无为政治”究竟是什么呢？胡适这里讲的“无为政治”当然不是关于治国的方针，而是其办理“独立评论”和为人处世的做法。
1． 虐用员工
如所周知，《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其发行量从第一期的二千本，一年内飙升到8000本，两年内达到15000本③。其出版、发行任务之艰巨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独立评论》自创刊至停刊的五年半时间里基本上只用了一个黎昔非，另外前三年有工友老宋一人，1935年增加了负责财务的陈晋祺④协助黎昔非的工作。黎昔非虽然名为“经理人”，但实际上是事无巨细，除编辑以外“包办一切”⑤。他工作负担之繁重，胡适除了上文所说之外，还说：“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⑥黎昔非全力以赴也完成不了这么繁重的工作，于是不得不动用他的社会资源——同乡、同学、朋友来协助完成任务。目睹黎昔非工作情况的罗尔纲写道：“我于九一八事变前几天回广西。到1934年3月才再来北平。那时《独立评论》已经出版将两年了。社址在后门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号。经理为黎昔非，广东兴宁人，中国公学同学，同吴晗和我都是熟人。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我每星期天都去看他。他很忙，从来没有功夫去玩。”⑦黎昔非的同乡林钧南从1932年5月到1937年7月在北京求学，恰与《独立评论》相始终，双方过从甚密，他说：“他是总其成的，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在内。”⑧黎昔非在谈到《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形时说：“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而且工作条件也是十分简陋的，初期“只数间空房，什么都没有，连喝水都不便。”⑨我们从黎昔非在《独立评论》期间孑遗的三封致胡适书信中除了可以具体看到其工作之繁重、琐碎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他从早到晚全天候待命、工作的情形。⑩显然，胡适之所以能够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实行所谓“无为政治”，是建立在黎昔非的“有为”基础上的。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11}我们不必追究胡适读了《新约》这句话后是否真的曾经“泪流满面”，我们只是要问：当他星期天开着汽车前呼后拥，带着家人、朋友，有时也带着章希吕、罗尔纲等到西山等处游玩时{12}，而这天正是黎昔非“最忙的时候”，他不得不动员“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从来没有功夫去玩”的黎昔非正在超负荷地工作，面对三年来“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如此繁重的工作，他可曾想到过“工作的人太少了”？他可曾因此而“泪流满面”？
在如此超负荷的工作重压之下，黎昔非所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的工资是“由胡先生酌定”{13}的，据黎昔非夫人说，他们结婚（1933－1934年之际）之前每月30多元，其后增加了10元，每月40多元{14}。这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呢？且看胡适的同乡、当时奉上海亚东图书馆之命来胡家催促书稿的章希吕1934年8月29日的日记：“（胡）适兄和我谈，万孚因要到福建别有高就，基金会里的缺他想请罗尔纲先生去接手。如罗先生愿意往清华读英文，他每月送他一百元。叫我将此情形告知罗先生。至于吾的事，如亚东是不可居，叫我回家后耽搁些时就到他家里帮他做事，每月送我酬劳八十元。适兄美意非常可感，但我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而送如此之厚的报酬，我意总过不去。”章希吕“能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却可以得到80元的月薪；罗尔纲帮他做的事情就更少了，他1934年3月从广西入住胡家，他说：“我这一次再回到适之师家，不同从前抄录《铁花先生遗集》和辑录《聊斋全集》时那样，每天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祖望、思杜两弟又上学去了，适之家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自己看书。”后来他请求胡适介绍工作，胡适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有一个文书职位，是在我下面做事的，月薪120元，工作很清闲，有时间自己做学问，你意思怎样？”罗尔纲希望去研究单位，于是胡适让他到北大考古室当助理。1935年1月，罗尔纲把妻儿接到北平，他说：“那时候，我只有60元的月薪，而每月我最低的生活费须用90元左右，还差30元。”{15}章希吕应胡适之邀，于1935年5月再度从南方来住胡家，他5月24日的日记写道：“（胡）适兄送钱来，我因在此帮他做的事不多……故只每月收他四十元。适兄意思很好，以吾负担太重，四十元决不够用，彼此何必客气。结果收了他五十元。”{16}章希吕此时开始任“胡适的秘书”{17}，其中包括协助胡适做《独立评论》的末校。除了吃、住之外，平日的游览、年节回家探亲等费用全由胡家包办，每月40元胡适还认为“决不够用”，还要给他加钱，因为他原先盘算的是给他每月80元，在章希吕推辞后以50元妥协。章希吕“帮他做的事并不多”可以得到如此报酬，而黎昔非超负荷的工作却得到如此菲薄的待遇。黎昔非家境贫寒，远离广东故乡，毫无经济来源，起初是在读研究生，后来结婚有了家庭负担，增至40多元，才达到了章希吕“决不够用”的水平，“需要省吃俭用”{18}才能维持生活。黎昔非的同乡、中国公学同学丁白清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北平与黎昔非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对于他在《独立评论》的工作情况颇为了解，他说当时黎昔非“薪水只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这样做。”{19}1934年12月2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说：“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20}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105元，不过“勉强可以支持”。那么胡适不会不知道黎昔非这点工资是否可以“支持”。1935年6月12日胡适致陶希圣说：“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如来书说的，‘自责’在学术界是应当的，但在教育上则又不应当‘自责’而应当自吹：这是一个两面标准（ｄｏｕ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我不能认为最妥当的办法。至少我的训练使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两面标准。……因你提出此双重标准，故我诚恳的写此长信。”{21}当他教训别人不可实行“双重标准”的时候，他自己正在实行“双重标准”，从下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这种“双重标准”几乎贯穿于各个方面。
这里需要指出，上述章希吕、罗尔纲是胡适私人的“雇佣”或“宾客”，而黎昔非却是为“公家”做事，胡适不是把自己编辑《独立评论》说是“为公家做工”{22}吗？胡适曾经就对待公家雇员问题发表高论，1935年6月11日他在致丁文江的信中说：“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一个负有两千万元的财务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或体恤，不应该是失策。……你是一个讲行政效率的人，对于此点之斤斤争论，实是成见，而非公心的判断。”{23}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以双重标准处理上述“公”“私”雇员的时候。1936年4月10日这天章希吕曾经到独立社，“有一家印刷局来兜生意，每期可减省印刷装订费约十四元。”章回来告诉胡适，胡适“不赞成换印刷所，因独立社已不赔本，不犯着刻薄劳工。”章听后不禁感叹“适兄无处不为苦人着想”{24}。当胡适在章希吕面前表现其对外界“劳工”博大的慈悲心肠时，他大概忘记了是否应当先在《独立评论》社内部“不犯着刻薄劳工”？
还需指出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独立评论》解散时的情况。“七七事变”后迅即移居天津的胡适夫人江冬秀接胡适9月6日、11日信后，于9月28日致胡适信报告善后处理情况，说：“我是十二号晚上接到你六号信就写信叫章胡两位来同回家乡……一直到九月十九日他们来津……章胡是我买了两张船票送给他们，另外送他们一百元，他们只到报馆那（拿）了二百元，用去五六十元了，故我替你补报他们点钱……罗尔纲夫妇走，我又给了他一百五十元，吴春晗走又一百元。”{25}这里的“章”即章希吕，“胡”是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吴春晗”即吴晗，“报馆”即《独立评论》社。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胡适曾经向江冬秀指示善后事宜，其中包括对章希吕等人的善后。章希吕并非《独立评论》社正式员工，而是作为胡适的“秘书”兼助胡适做《独立评论》“末校”，他每月的50元工资是由胡适自己付给的，但现在他居然可以去拿《独立评论》社的钱，而胡适的家庭教师胡某与《独立评论》社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居然也可以从社中拿到钱，这《独立评论》社的公款难道已经成了胡适家的私产？此二人拿了二百元江冬秀还觉得亏待了他们，又替胡适“补报”他们每人一百元和船票。而五年半的漫长岁月里为《独立评论》献出了一切的黎昔非得到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胡适对于黎昔非善后的只言片语，但可以知道的是，黎昔非于“七七事变”后与罗尔纲、吴晗结伴南逃，走到半路就“身无分文”了，亏得罗尔纲借给他20元才得以走完后半段路程{26}。这个情况告诉人们，黎昔非虽然为《独立评论》社工作多年，但是没有什么积蓄，其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遣散费”也是没有他的份的，尽管《独立评论》社在解散后还存款“约四千元”{27}。为了筹集逃难的路费，黎昔非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女式自行车，而那辆比较值钱的《独立评论》社的公车他却存入银行交公，没有苟取分文{28}。靠变卖“家产”逃难的黎昔非只能支持半程的回乡之路已足以说明一切。1938年2月3日胡适致江冬秀说：“这半年里，你用的几笔大钱，都很得当，我看了都很高兴。”{29}显然，这些善后工作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由此可见，胡适对于《独立评论》社经理人黎昔非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就是最大限度地加以役使和榨取，这与“无为政治”的惠民精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2． 舍人为己
那么，胡适“无为政治”的目的和实质又是什么呢？1937年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大概不免‘躬亲细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最能用人；付托得人之后，他真能无为而治。可惜他早年训练太坏，不能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做点学术著作。你若能学他的用人，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30}这里胡适道出了实行“无为政治”用人之道的目的、效用是“你无论做何大事业，一样可以有闲暇做你的研究工作。”这是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五周年之后的经验之谈，故他不无得意地向翁文灏传授心法。的确，胡适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多时间里，不仅杂志办得越来越红火，做成了一件“大事业”，而且“研究工作”丝毫未受影响。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多（1932．5－1937．7）中，他发表论文214篇，出版著作1部，而在此之前的五年（1928．1－1932．5）中，他发表论文83篇，出版著作2部{31}。他每星期只要抽出一天时间编辑《独立评论》就可以了{32}。所谓“每周一天”，实际上大部分是一个晚上，而且主要是写自己的文章{33}，共计为《独立评论》写了123篇文章。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和文集中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他不仅身兼各种教职和社会职务，而且照样进行写作、阅读、出访国内外、会客、讲演、社交、宴集、游览……。无怪乎原来对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性并不高的胡适后来积极性却十分高。1932年4月17日胡适致丁文江信中说：“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怎么好？”{34}他和丁文江“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35}三年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办过三次刊物，《每周评论》出到36期被封，《努力》到75期停刊，《独立》居然出到180期，总算长寿了！”{36}“七七事变”后身在南京的胡适1937年7月31日致蒋廷黻的信中还在惦记“‘独立’不知还在出版否？”{37}（而对于当时身处沦陷区坚守岗位的《独立评论》“经理人”却不闻不问）。抗战胜利后当有人提议重新办理《独立评论》时，胡适列举了不可能再办的种种理由时，有一条重要的理由他没有说，那就是他再也找不到而且也不敢再去找像黎昔非这样“合适的”经理人了。
胡适一生坚守的一条底线是任何工作、职务不能影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触及这条底线他是不干的?穴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算是例外?雪。1932年4月4日胡适致蒋梦麟的信说，如果推举他出掌北大，则“自由将变为义务，上台容易，下台就很难了。无论我大病之后，决不能担任，在几年之内我决不能自投罗网。”{38}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推辞职务任命时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而是为了“专心著述”{39}。1947年12月17日致王世杰推辞公职任命时说：“我不能担负此命。……第二，我今年五十七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故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第三，我自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没有留意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所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40}在胡适看来，维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维护自己“独立”“自由”的权利。
那么，他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工作和“独立”“自由”的权利又是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
首先，胡适一再要求黎昔非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表明他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的学业和研究权利。1932年3月20日黎昔非与吴晗一起前往协和医院探望正在那里住院的胡适，胡适即向黎昔非提出希望他能够“帮助”他办理《独立评论》。黎昔非没有答应此事，因为其时他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做二年级的研究生。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胡适的合作者蒋廷黻仍然在为物色不到“合式的经理人”而“发愁”，当他从吴晗口中得知胡适曾经邀请黎昔非担任此职时“很高兴”，叫吴晗“即刻写信”请胡适“决定并征求（黎）昔非同意”{41}。于是胡适派人送信至黎昔非寓所，约见并再次请他担任此职{42}。由此可见黎昔非是因为胡适的一再邀请才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胡适当时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教授，黎昔非是他的学生，他这样一再要求一个在读研究生放弃自己的学业，不能说是对学生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没有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利益。胡适曾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说：“那几年（1931—1934）正是国内几个大学埋头苦干而进步最速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个最好的大学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43}。而北京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黎昔非正是在这个期间考取并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的，1931年6月5日的《北大日刊》的《公告》登载了研究所国学门通告：“本学门本届报名研究生业经考试及格者共21人，计研究……文学者八人：黎昔非……”等{44}。名列前茅的黎昔非正是通过这种“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而就读北京大学的。作为师长的胡适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将当时凤毛麟角的而又是这样优秀的研究生从学习岗位上拉下来，恐怕不能说是恰当的做法。1936年胡适曾高喊自己“从不曾要学生因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面。”{45}他说这话时他的学生黎昔非已经为他牺牲了四年的学业。
其次，胡适以如此繁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加在一个在读研究生身上，直接剥夺了别人的研究权利。黎昔非在《独立评论》中超负荷的工作情形已见上文所述，在这样繁重、琐碎的工作重压之下是难以进行研究工作的。黎昔非说：“这种杂志发行工作，最初我以为很简单，每天不用花几小时尽可对付，后来事实证明，它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妨碍的。”{46}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的黎昔非{47}，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中，只于1937年1月24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从‘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这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显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这时恰恰是在《独立评论》停刊的四个月期间，表明只要有一点喘息时间，他就能够作出应有的研究成果来的{4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评论》繁重的工作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带来多大的影响。胡适在把繁重、琐碎的事务加在黎昔非身上，从而剥夺了他的研究的同时，却对他所喜欢的人百般呵护，唯恐其负担繁重、琐碎的事务而影响了研究。他说：“我当年早看出罗尔纲的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想管住他一点。”{49}他是怎样“管住”罗尔纲的呢？1936年6月29日他致信罗尔纲：“我劝你以后应该减轻编辑《史学》的职务，一个人编两个学术周刊，是很辛苦的。”{50}他生怕罗尔纲太“辛苦”，连学术刊物的编辑也不让他担任太多。而黎昔非担任的《独立评论》职务，不仅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关系，而且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罗尔纲所担任的“两个学术周刊”，他为什么不“劝”他“减轻”呢？如此双重标准、厚此薄彼究竟是为什么呢？新中国建立后胡适跑到美国当了寓公，他说：“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ｂａｂｙ－ｓｉｔｔｅｒ，困难万分。你们当日有许多青年学生帮忙，有四个小姐帮忙，所以你们可以布置一个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清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ａｓｈｔｒａｙ。”{51}胡适的“无为政治”就是把他自己“最怕”的“琐碎麻烦”推给别人，以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种“无为政治”是建立在权势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可以做到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做不到了，不得不“躬亲细务”了。胡适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极力排除自己不愿意担任的行政和事务工作，宣称自己是“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那么他考虑过黎昔非“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吗？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三，胡适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是对别人的“独立”“自由”的侵害。黎昔非的初衷是：“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籍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独立评论》的工作极大地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曾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但是，“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52}所谓“相当接替的人”是什么含义呢？那就是像黎昔非这样既具有研究生高学历和水平而又便于控制，既能够超负荷工作而又廉价的“劳工”。这样的人选自然是“不易找到”的，即使神通广大如胡适也是“不易找到”的。在黎昔非的利益与他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剥夺黎昔非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毕生鼓吹“独立”“自由”的胡适，要的是自己的“独立”“自由”，他的“独立”“自由”是建立在牺牲黎昔非的“独立”“自由”基础上实现的。胡适说：“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53}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却将“拘束压迫”施加于黎昔非身上。黎昔非在中国公学上大学时的同学、同乡，1932年秋至1933年春与黎昔非在北平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的丁白清在谈到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形时说：“我知道他当时很痛苦，又不敢走。”{54}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却很耐人寻味，这里说的“当时”无疑是在1932－1933年之际，可见黎昔非早在这时已经提出辞职的问题了。为什么黎昔非感到“痛苦”呢？这除了待遇菲薄、工作繁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他的研究工作的“极大妨碍”。令黎昔非和他的友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痛苦”那时才刚刚开始，他还要继续再忍受四年之久，四年前就已经“很痛苦”的他，捱到四年后该有多大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显然，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是贯穿于《独立评论》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的。何以“又不敢走”呢？谁都清楚，以胡适当时在学术界的权势，并直接掌管着北京大学的权力，黎昔非是决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的，真正是“自投罗网”了。胡适说：“人生如梦，过去甚快，等闲白了少年头，糊涂断送了一个可以有为之身，乃是最深重的罪孽也！”{55}他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怎么不考虑一下黎昔非“等闲白了少年头”呢？他如此“断送了”黎昔非这样“一个可以有为之身”，难道不是“最深重的罪孽”吗？就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胡适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却有这样的慨叹：“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拟即专心著述，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56}他怎么不想一想难道黎昔非就不担心自己“两鬓已斑白”吗？黎昔非就不希望“趁此精力未衰”之时“专心著述”，以了自己的“学术旧债”？他怎么一再不许黎昔非从“每苦毫不感觉兴趣”的岗位上辞职呢？
1929年6月，胡适作为中国公学校长向毕业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易卜生说：‘你们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57}黎昔非当时作为中国公学三年级的学生，应当也能够亲聆胡适的这次教诲。黎昔非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日后迫使自己“抛弃学问”的，“毁了自己”的不是自己而正是这位言者谆谆的校长和老师！胡适正是按照自己的“预言”把黎昔非逼入这条死胡同的，“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预言”在黎昔非身上应验。
在承担《独立评论》经理人五年之后，黎昔非被胡适彻底抛弃，不得不回到老家担任中学教师以维持生计。1930年他在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时，已经收到“五华县中”的聘书{58}，但他坚决推辞而北上，抱着“满以为专搞一二年，总能搞出一点东西来，便不难跻身于教授、专家之列”{59}的憧憬。但他的打算彻底落空，七年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在这七年中，除了有一年多是他自己可以“独立”“自由”的时期，从而也是他个人发展的辉煌时期，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掌控于胡适之手而为其所用。也可以说黎昔非北上七年实际上只是替胡适做成了一桩“大事业”。
胡适办理《独立评论》而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无为思想的开山祖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60}胡适这种虐用员工、舍人为己的所谓“无为政治”无疑更在此“下德”之下了。
二、缘何“忘记了”这桩历史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还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61}他告诫《独立评论》社员以及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但是事实表明，首先是这位谆谆告诫世人的胡适“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从而世人也跟着“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
1． 如何“忘记”的
欲知胡适缘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先得看看他是如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的？
1956年胡适在台湾出版了《丁文江的传记》{62}，其中有一章题为“独立评论（1932－1935）”，专门叙述他和丁文江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事。胡适写道：“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63}这里不见了黎昔非，而当年在表彰黎昔非时被附带提及的章希吕倒是赫然而在；这里只有“校对”和“写文字的人”，而没有了当年他曾经列举过的“发行”、“印刷”、“杂务”以及由黎昔非“一个人支持”的“发行所”了。对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在20多年后，他写《丁文江的传记》中有关《独立评论》这一章时，提及《独立评论》校对的事，他只提及章希吕一人，而未及昔非先生。这显然是记忆上的错误，不足深怪。”{64}这似非公允之论。
事实上胡适撰写《丁文江的传记》并非在二十多年之后，而是在《独立评论》于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之后的第十八年——1955年秋，胡适说：“1955年秋天我开始写这本传记”{65}。他只提及章希吕而未及黎昔非也决不是“记忆上的错误”。考胡适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广泛搜集了他所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全套《独立评论》。他说：“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66}他不仅借来了全套的《独立评论》，而且将它“细细读一遍”。那么，包含表彰黎昔非内容的《独立评论》三周年、四周年特大号上头版头篇他自己撰写的社评，他恐怕不会不“细细”阅读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胡适晚年记忆不及从前，也不可能记不得黎昔非其人其事的吧？胡适对于自己撰写《丁文江的传记》的严格颇为自得，他说：“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这是材料的限制。……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最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67} 《丁文江的传记》出版之后四年，1960年再版时胡适又对此书做了认真的校勘，他说：“我借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68}他如此认真对待、严格撰写和反复推敲磨勘的《丁文江的传记》，在论述和总结《独立评论》一事时居然完全抹煞黎昔非，绝对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作伪。
有的研究者推测：“当时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已经开始……胡适大概是担心提到黎昔非的名字，而使其受到牵连。”{69}似乎胡适身在台湾仍然念念不忘保护黎昔非，这个猜测也是不能成立的。1955年，当胡适得知大陆“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时，确实曾经说过：“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苦！”{70}但是言犹在耳，1958年胡适在台湾为了庆祝68岁生日，特地自己出资出版了罗尔纲写的《师门五年记》，亲笔改题书名；其后一个多月又重改重印，广为散发，以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71}他怎么不担心连累他一贯偏爱的罗尔纲呢？
显然，胡适在总结《独立评论》历史时只字不提黎昔非，不可能是为了保护黎昔非，只能是为了掩盖这桩历史。
胡适掩盖这桩历史也并非始自撰写《丁文江的传记》之时。翻检胡适的日记，人们不难发现，1931年胡适曾经两次记载黎昔非的来访{72}，但是此后黎昔非就从胡适的日记中彻底消失了。此中缘故何在？1931年时黎昔非刚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拟以《诗经学史》为其研究课题，他这两次造访就是向胡适请教这方面问题。那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故胡适是率性而记的。次年，黎昔非则被胡适请进了《独立评论》社。按照常情，在《独立评论》期间，黎昔非与胡适的接触更多了，除了日常社务之外，值得记载的事情应当是更多了。但是，事实是这五年中在胡适的日记中片言只字均不见。难道在这五年中，黎昔非与胡适的交往中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事情吗？别的不说，就以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让一位在读的北大研究生中断学业，罗致为《独立评论》经理人，解除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使《独立评论》得以顺利出版；五年中黎昔非不止一次向胡适提出辞职，他均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为由而推辞，这对于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伤脑筋的事情，这是关系着《独立评论》能否继续办下去的大问题；1937年春，忍无可忍的黎昔非向胡适表示“暑期以后决不再干了”，胡适难道不需要盘算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诸如此类的问题何以只字不提呢？显然，这个期间他们之间已经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这个矛盾冲突是与日俱增的。他不能不慎重落笔，如果如实记载下这些事情，他将如何向北大师生作出解释？他将如何向世人交代？无疑，这些事情真相披露出去，将引来世人的注意和疑问，从而将大大损害他的清誉。
胡适比任何人都重视日记，他不仅一直在搜集、整理其父的日记，而且自己也从留美开始即坚持毕生写日记，尽管有停写的时候。他深知日记的史料价值，1935年12月28日他致汤尔和信中说：“先生之日记实使我稍明白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见史料之可贵。”{73}胡适知道他记日记就是在写历史，如同帝王之“起居注”与“实录”，将来都是撰史的资料和依据。抗战期间，他要求江冬秀“把我的稿子、日记，老太爷的日记、稿子，全托人带到美国来。”后又将其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74}，可见他对于日记的重视。他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就曾把自己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
有人可能会说，胡适不是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四周年时表彰了黎昔非吗？然而胡适这两次“表彰”黎昔非是很值得玩味的。首先，胡适之所以要“表彰”黎昔非，根本原因在于黎昔非多年来一再提出辞职，而胡适又找不到“相当接替的人”，因此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胡适不得不“加以安抚，以求稳住他。”{75}其次，胡适在这时才提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颇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按照当时出版物的惯例，一般都会在扉页或别的地方登载经理人或发行人的名字，但是《独立评论》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字提到她的经理人是谁，杂志已经创办了三年，世人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杂志除了胡适为首的编辑部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人参与此事，他们从何“忘记了”呢？事实是胡适自己首先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整整三年才突然“想起”要向世人交代一下。其三，胡适第一次“表彰”黎昔非是在1935年5月，这时黎昔非原来的导师黄节已于当年1月24日去世，加以黎昔非已经脱离北大研究所三年整，一直默默无闻为《独立评论》操劳，没有在学术界显露头角，故北大的师生已经“不了解”{76}黎昔非了。其四，胡适在文章中只提到黎昔非的名字，而对于黎昔非究竟何许人，没有只字的交代。世人根本无从知道黎昔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来自何方？他的背景、学历是什么？他与胡适是什么关系？等等，均一无所知。而同时受到表彰的罗尔纲、章希吕虽然相对简短，但已点明是胡适的“朋友”，在当时能够被胡适认为是自己的朋友，其身价就不同一般；而且他们均已在胡适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出现，有“实录”可稽。黎昔非是全职工作人员，章、罗二人是在主要职务之外兼及《独立评论》部分事务。这种“表彰”对于黎昔非究竟有多少价值，胡适心中是有数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确实证明这种“表彰”不过是胡适送给黎昔非的“空人情”{77}而已，不仅世人不知道，连研究胡适与《独立评论》的学者、专家都搞不清楚黎昔非何许人及其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从而把黎昔非所做的事情张冠李戴到了罗尔纲、章希吕的身上。其五，在第二篇文章中，胡适将章希吕与黎昔非相提并论，已经透露了他的偏颇和不公。在此文中胡适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78}章希吕只参与了上述工作“校对”中的一个环节——“末校”，笼统地说“他们”如何如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自然也有失公允。
胡适重视日记，与重视传记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日记是为传记准备材料的，甚至日记本身就是传记。他有时把日记称为札记，说这些札记“是绝好的自传”{79}。胡适深知传记的史料价值，他说：“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这样就“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80}“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81}因此，他写《丁文江的传记》就绝不是仅仅为了丁文江一人，而是在撰写当代的历史。
如所周知，胡适一贯强调治学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82}为人也要敢讲真话，他说：“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ｆｒｅｅ），这是西洋人常说的话。我也可以说：只有真话可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这是一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说真话乎？不说真话乎？”{83}写传记也要讲真话，“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84}胡适强调“讲真话”比谁都多，那么，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总结创办《独立评论》的那段话是老实话吗？是讲真话吗？不是。不仅他在这里一笔抹煞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作用与贡献、抹煞《独立评论》发行所的存在是在掩盖历史，而且他说“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这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也是在歪曲历史，因为胡适比谁都清楚在《独立评论》存在的五年中，章希吕究竟参与了几年，就校对这一环节而言章希吕究竟又承担了多少工作，他也比谁都清楚《独立评论》的社务除了“校对”之外还有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是什么，他也比谁都清楚《独立评论》还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发行所”，在章希吕之外还有一个对《独立评论》更为重要的人物——黎昔非。他以章希吕和“校对”一事取代《独立评论》不可或缺的社务和社务部门，就是为了掩盖黎昔非及其所主持的“发行所”的存在。显然，胡适在总结《独立评论》历史的时候是煞费苦心的，我们不难想象，他是不敢以正眼，而是以躲闪的眼神面对黎昔非的，他是“抬不起头来看”黎昔非的。
2． 缘何“忘记了”
胡适说：“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回得出一个‘为什么’”{85}。那么，“为什么”在写《丁文江的传记》的时候他竟公然掩盖这桩历史呢？
首先，他认为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知道黎昔非其人了。黎昔非由于为胡适所累而没有在学术界显露头角，从《独立评论》停刊到他写《丁文江的传记》已历十八个春秋，黎昔非仍然默默无闻，而当年仅见于《独立评论》的那两篇文章中只不过是提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世人陌生、无根无叶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个“无头案”。加以世事沧桑，两岸阻隔，在台湾更不可能有人知道黎昔非其人了。其次，他以为既然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一直就不为世人所知，乐得“顺水推舟”，“听其自然”。如果把黎昔非这个名字在这时提出来，他要不要作出交代？如何交代？再如果此事引起世人的关注与怀疑，他将如何说明和解释？这些都是令胡适作难的事情，如实写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必然暴露长期以来他不欲人知的一面。素以名誉为先的胡适，为了维护他的盛名，为了维持“既成事实″，他选择了继续瞒下去的做法。第三，他把黎昔非的事情瞒住，就可以继续独占办理《独立评论》的功劳。长期以来世人只知道胡适主办《独立评论》（包括他的合作者蒋廷黻等名人）的功劳，而根本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人也曾经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没有注意到《独立评论》还有一个“发行所”及其作用。这些在以往都已被笼统地囊括于胡适的功劳簿中了。所以，他这次仍然是从吹嘘自己的角度来谈《独立评论》的，且看他的话：“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还有，“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他把“开销很省”的原因归结于一是章希吕是“我家中住的”，大家都知道章希吕是由胡适付工钱的，言下之意就是我替公家省出了钱；二是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大家也都知道《独立评论》刊登胡适的文章是最多的。这与他的合作者蒋廷黻总结《独立评论》的角度就有所不同，蒋廷黻在回忆《独立评论》创办一事时说：“半年后，已经无需继续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终《独立评论》时期，社中只用一个小职员，负责发行事务”，并承认“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86}。他强调《独立评论》本身的自力更生，承认用这个“小职员”是“开销很省”的原因之一。而他所谓的“小职员”只能是黎昔非，根本没有提及章希吕。在这一点上他比胡适要客观一些。不过，从他把黎昔非说成“小职员”，以及误记“小职员”的月薪为60元，表明他对黎昔非并不了解，对他的工作情况及重要性也不大了解，体会不深，从而贬低了黎昔非对《独立评论》的作用与贡献。这表明胡适一直就把黎昔非掩藏于自己的麾下，并没有很好地把黎昔非其人及其工作情况向《独立评论》成员推介，实际上隔绝他们之间的联系，乃至蒋廷黻连黎昔非的名字也“忘记了”。
胡适掩盖这桩历史，是与他“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的行径一脉相承的。胡适曾经说：“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其中“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87}。这里的一些话正好用来解释胡适的行为，“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正是胡适对待黎昔非的贴切的表述。
胡适在“利用”黎昔非五年之后，眼看黎昔非不可能挽留了，于是不得不准许他离开《独立评论》。知恩图报是一般人都具有的道德，其甚者更是“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那么，胡适是怎样对待这位为了他而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学生的呢？且看黎昔非下面的一段回忆：“关于‘独立评论’发行的工作，我曾几次拟辞而未果。到了1937年春，我即向胡适表示暑期以后决不再干了。等到暑期将近时，一天我到他家里，他说：‘北大研究所要一个人去搞金石之类的工作，你愿意去试试否？’且补充地说：‘就先去试一试，如不合兴趣再说。’可是，待我表示愿意时，他却提出了条件：‘那么，你先拿篇论文，最近写的来。不日，研究所就要开会研究下期的工作。添聘人员要在会上讨论通过。他们不了解你，所以要拿篇论文给他们看看。’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花样，因为，那时他在他们一群中，他说一句就算一句，说两句就是一双的。只是他原想做个‘空人情’的，他估计我在那几年中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有吧，不过是些小说之类的东西，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88}胡适虽然也不得不给黎昔非介绍工作，但是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要求他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当年他安排罗尔纲也是去这个单位，做同样工作的时候，也要求他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吗？也是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吗？如果说“他们不了解”黎昔非，胡适难道也不了解吗？当年罗尔纲到这个单位工作之前“他们”不也是“不了解”他吗？黎昔非长年累月为其卖命，怎么能突然要求他“不日”内就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呢？即使一定要拿出最近写的论文来，胡适为什么不提早告诉黎昔非，让他有所准备？为什么不能像对待罗尔纲那样周到细致地为他安排研究的时间和条件？这些除了表明其实行双重标准之外，还表明他对于给黎昔非介绍工作是不感兴趣的，是没有诚意的，只是敷衍他一下。黎昔非比一般人更了解胡适，他与胡适的交往，不算他们从1929年开始的一般的师生关系，仅密切的交往就达五年之久；而且他与胡适没有那种过分亲昵的关系，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他可以更为客观地观察胡适，从而洞悉胡适的为人。黎昔非说他这么做只是“想做个‘空人情’”，“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说法，是准确地把握了胡适当时的心态的。对于一个为自己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人，其“利用”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就采取这样的态度，竟然从他那里得到如此的回报，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黎昔非离开《独立评论》之后胡适立即抛弃了他，弃之如敝履。胡适在这次应付了黎昔非之后，认为自己已经补偿了黎昔非的损失，他已经不欠黎昔非的了。因此“七七事变”后他就将黎昔非彻底抛弃，因为在他看来，“七七事变”前一个月已经为黎昔非安排了工作，他对于黎昔非的责任已经划上了句号。后来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胡适的这种心态。抗战后期黎昔非在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期间，他曾先后三次致信胡适，因为当时“教部举办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历审查，昨得教部批示，服务年限及著述二项已予审定，惟饬补北大研究院修业证书。生于是往谒郑秘书长天挺，他意须有相当证件，而生之注册等件，已遗在平，此间又无当年熟识师长可代证明。”因此“敬乞赐示几行，俾持以请发修业证明。”信中还特别申明“此关系于生非常重要”{89}。但是这三封信却如同石沉大海。我们联系1937年他对待黎昔非就已经采取那样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事隔七、八年之后胡适为什么采取如此行径了。至此，人们已经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词语，只能用“过河拆桥”来表达了！难怪连与胡适关系如此亲密的罗尔纲都愤然说：“不是他（引者案：指黎昔非）求人的问题，而是胡先生求了他，欠了他的！”{90}
胡适歪曲、掩盖《独立评论》历史真相，是他实用主义思想在写史上的运用和必然。如所周知，胡适深受实用主义思想的浸染，将其奉为毕生言行的圭臬。他在综述詹姆士的“实在论”时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包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91}我们从他在《独立评论》前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一方面通过他的日记、书信等来掩盖黎昔非在《独立评论》中的存在，更不必说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日记、书信等来宣扬、突出他自己在《独立评论》中的作用；他还通过日记、书信等宣扬他愿意宣扬的一些人，如章希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章希吕不过是上海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曾给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项工作”，1937年之后即赋闲在家至1961年去世{92}。但是由于胡适在日记、书信中累累表彰他，章希吕也通过日记一再赞扬胡适，两者相得益彰。于是章希吕居然成了一位“名人”，有的胡适研究者谈起他来如数家珍。一般来说，日记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看而秘不示人的，讲的都会是真话；如果是为了给别人看，甚至是为了发表的，就有作伪的可能。而胡适写日记、写信都是为了给别人看，是为了发表的。在准备了这些“人造的分子”的基础上，遂有了诸如《丁文江的传记》的问世。胡适说他在写此书时曾“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于是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关于“独立评论”一节顺理成章就突出了胡适，泽及章希吕，而不见了黎昔非。一部被歪曲了的《独立评论》史就这样流行于世。从此以后，史家在论及《独立评论》时，除了突出胡适之外，章希吕就一直成为不可或缺的有功之臣，黎昔非所做的一切，或被完全掩盖，或被张冠李戴到了章希吕身上；出版时间如此之长、发行量如此之大的《独立评论》似乎只是胡适等几个写稿人和一、二个住在他家的朋友帮帮忙就办成了，就坚持下来了，一般报章杂志都不可或缺的社务部门和管理人员似乎在《独立评论》中都是不存在的，办理《独立评论》是那么轻巧和容易，那样的与众不同。历史就被胡适这样“涂抹”“装扮”而成。由于人们对胡适的深信不疑，将他写的文字视为“第一手”资料，因而这个被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了“正史”。胡适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比任何人都知道日记、书信、人物传记的史料价值，而且他比任何人都身体力行于此。他的日记、书信和他所写的人物传记，就是现成的历史。因此，只有胡适才有能力、有办法如此“加工”“改造”历史。
三、余论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胡适诸多言行不一的表现：他谆谆告诫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但是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却把黎昔非忘得一干二净；他告诫别人不要实行双重标准，他却以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别人，对待黎昔非与罗尔纲等人；他处处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但却做出了无视他人“独立”“自由”的行径；他终生维护自己的学术研究权利，但却做出了无视别人学术研究权利的事情；他告诫学生“不要抛弃学问”，却在帮助一些学生做“学问”的同时亲手扼杀一些学生去做“学问”的权利；他在“善待”一些“人子”的同时却又在虐待另外一些“人子”；他无时不在担心自己“白了少年头”、“两鬓已斑白”，却肆意浪费别人的青春，令他人“白了少年头”、“两鬓已斑白”而无动于衷；他把“讲真话”“讲老实话”喊得震天价响，但却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公然不“讲真话”，不“讲老实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胡适一贯好为人师，危言高论充斥于篇什，以“真理”、“道德”化身呈现于世。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93}对于胡适，我们也应取如是态度和方法，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从而“察其心”。看看他哪些地方是言行一致的，哪些地方是言行不一的；言行一致与言行不一又各有几许？程度如何？
胡适的言行不一并非偶然。他在《独立评论》问题上的这些表现，是他一贯行为的集中反映。略举一二，以窥其情。
胡适说：“我是最怕出名的，一生受了暴得大名之累，现在老了，更是处处躲避一切出名的事。”{94}他还曾对别人说：“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95}。那么，事实如何呢？胡适的好名、“爱惜羽毛”乃举世皆知的事实，例如：抗战期间他不厌其烦写信向江冬秀报告他的进帐：“今年春夏秋三季可得八个名誉博士。连以前的三个，共总有十三个名誉学位。”“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到了今年九月底，我总共有了十四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四年苦工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这三个星期，我得了六个名誉博士学位，今年共得了七个了。”“去年得了三个，一总共得了十三个名誉博士学位了。”{96}又如：凡宣扬其名誉的人和事，莫不令其高度兴奋，从而得到他格外的眷顾和礼遇。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于1945年写成以来，胡适毕生都在推销、宣扬此书，认为此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1958年为了庆祝他的68岁生日，他亲笔题改书名，自费连续两次出版此书，广为散发，以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成为罗尔纲一生“流传最广远的一本”书，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哪！”胡适声称“《师门五年记》等于替中国公学作广告”{97}，实际上在替谁作广告，是谁都明白的。1943年10月29日胡适在美国收到胡不归寄来的《胡适之传》，当天就在日记中详加记载，说：“他出这书，为我做‘五十岁生日’，其意可感。”第二天就“写长信”给他，“讨论他的《胡适之传》”{98}。1959年胡适收到何勇仁11月16日的信，并寄来的《胡适的为学与做人》文章、照片、资料，当天就给他回信，其中说到：“先生要精选二十件名画到中央研究院来展览，并招待院中同人，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建议不要到中央研究院所在的南港来展览，因为这里太偏僻，希望“在台北挑一个中心的展览地点”，“那时我一定去看”{9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胡适说：“我在社会上四十多年，从来没有一纸介绍信到任何机关或个人。”{100}当然，胡适为了推托这类麻烦，的确是很不愿意介绍人的。但是也并非从来不介绍人。1928年他曾介绍石原皋到家乡学校任教{101}。1934年胡适家乡绩溪的教育局长换了外地人，乡人“托（胡）适兄拍一电报给杨厅长免于调动。适兄比即发了一电去。”{102}1936年乡人涵澄“辞民众教育馆长职，求（胡）适兄电请皖教厅长饬县慰留。”于是胡适的“秘书”章希吕“为适兄起了一稿给杨四穆厅长，快函寄去。”{103}1947年他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并推荐王岷源，最后说：“以上所记，或足供先生的参考。将来如有（胡）适可以效劳之处，决不敢辞。”{104}1948年他先后致信当时在教育部的学生胡颂平，请他为曾性初、陈景云的事情帮忙{105}。1959年他为许淑珍的事情先后致信中央研究院的郭廷以、日本驻台湾大使井口贞夫{106}。1960年他向陈诚推荐刘登胜出国进修{107}。至于1931年他写信给清华大学的代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请他们为吴晗找工作的事情，更是大家都已经熟知的了。
胡适说：“中国刊物常有请名人题词的习惯。我个人向来不赞成这种题词。”{108}“我向来不赞成出版物请人题词或题字的风气，所以我不能为大作题词，千万请原谅。”{109}但是，只要他感到需要，与他自己的利害有关，他却很主动题词、题字。1958年胡适在台湾为了庆祝自己的68岁生日，把身在大陆的罗尔纲写的《师门辱教记》改名为《师门五年记》，自费出版，并亲笔题写书名，已见前述。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积极出版此书？除了前述他一贯的“好名”之外，也因为这个时期大陆进行胡适思想批判，于是利用此书以向世人展示他在学术界的正面形象，以抵消批胡运动可能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1960年6月20日胡适在复周维亮的信中说：“先生提及四十三年十月要我题《鹾海述林》书名的事。使我大愧悚！当时必定是手头没有毛笔，一搁就被压积到我的信札里去了。日子久了，就好像已经写了寄出了！六年前旧约，真使我十分惭愧！请先生即将《鹾海述林》的封面样张寄给我，我一定补写……”{110}。胡适为什么这么积极弥补爽约之事呢？原来周维亮曾经将胡适父亲胡铁花的《台湾日记与禀启》“充分采用作台湾盐务史料”，又写了《胡铁花之台盐治绩》。胡适对于保存、整理及宣传其父之史料非常热衷，因而与对待一般请求题写书名者态度迥异。
我们无意非议或反对胡适好名、不乐意介绍人、不乐意题字，等等世俗之人都有的行为，我们只是要指出，胡适每当有某种需要的时候，往往会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我从来”如何如何，我“一贯”如何如何之类绝对的、自诩的言辞来搪塞、推诿、解释，却往往陷入前后矛盾的境地。联系上文所述他在《独立评论》史上种种言行不一、双重标准的事实，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胡适的时候，不能仅看他的言辞，甚至只看他那些美丽的、高尚的言辞，而应当“观其言，察其行”，这样才能认识真正的胡适。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研究任何历史人物时都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有的研究者在面对不符于胡适“圣人”面目的资料或对胡适提出的异议时，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些不过是蚍蜉撼树；或采取“特殊照顾政策”，认为对此应当给予“理解”“同情”。按照这些“理论”，胡适是动不得的，只能继续在“圣人”的框架内添枝加叶；胡适的过错是应当略而不计，或视而不见的，似乎对于“圣人”反倒要降低要求。一桩功罪，一种是非，不论对于“圣人”还是“凡人”，都应一视同仁。对“圣人”的要求或许应当高于“凡人”，而不是低于“凡人”。观察胡适的方式除了仰视之外，还应当俯视，俯仰结合才能比较完整地看清胡适。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对于胡适这样的“圣人”缺少“理解”和“同情”，而是应当把“理解”和“同情”给予被胡适侵害的“凡人”一些吧？
注释:
①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⑥{61}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
③{86}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5､20-27页｡
④⑤⑧⑨⑩{13}{14}{17}{18}{26}{28}{41}{42}{46}{47}{48}{52}{54}{58}{59}{69}{76}{77}{88}{89}{90}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44､526､58､443-444､14-19､71､134､44､134-135､137-138､637､29-30,3-4､443､469､470､147,152､153､444､47-48､441､467､123､471､471､470-471､470-471､138页｡
⑦{15}{97}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37-41､64-70页｡
{11}{20}{21}{22}{23}{29}{30}{34}{36}{37}{38}{39}{40}{43}{45}{49}{50}{51}{56}{66}{70}{73}{74}{80}{82}{83}{94}{96}{99}{100}{104}{105}{106}{107}{108}{109}{110} 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632､642-643､640-641､681､743､727､568､666､729､567､589-590､1124-1125､1259､679､1379､702､1198-1199､589-590､1299-1300､1240､676､782-783,829､1550､1066､643､1374､804,808,818,841､1447､1667､1121-1122､1140-1141､1437,1446､1518-1519､1374､1435､1541-1542页｡
{12} 参见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9-250､255-256页;《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页等｡
{16}{24}{55}{92}{95}{101}{102}{103} 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1､269､219､245､219､217､259､267-268页｡
{19}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蒋廷黻说当年黎昔非是“月薪60元”(《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45页)｡他的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都不同,不过如果黎昔非的工资真的在原有40元基础上增加了20元,作为家庭主妇的黎昔非夫人是不会不知道或回忆不起来的｡
{25}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2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32页｡
{27}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
{31} 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四)(五)统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32} 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1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3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3､555页,等｡
{35}{63}{65}{68}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502､548､548页｡
{44} 《北大日刊》第2645号｡
{53}{8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6､562页｡
{5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633页｡
{60} 《老子•德经》｡
{62} 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1956年第3辑｡
{64} 耿云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67} 参见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9-1300页｡“最法”一词中的“最”字可能为误排｡
{71}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4-70页;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0-1371页｡
{72}{98}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75} 刘佐泉:《只因‘师恩’误平生——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释》,《江汉论坛》2005年6期｡
{78} 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
{79}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胡适自序》,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81} 胡适:《四十自述•自序》,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6页｡
{84}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
{85}{91}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226页｡
{93} 《论语》卷3《公冶长》｡
(责任编辑 张卫东)